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
1992-11-01
中国社会科学
牟复礼（编）,崔瑞德（编）
945
无
本书是《剑桥中国史》第7卷的中译本。由国外研究明代历史的专家执笔，吸取了中国、日本和西方的研究成果，也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主要论述明代的政治史，结合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进行分析。《剑桥中国史》的第8卷则对明代的制度、国际关系，以及社会和经济史、思想史、思想和宗教史进行详细的论述。 20多年前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当然计划从中国历史最早的时期开始。但是，出版这套丛书是在多年以前提出的，在此期间，由于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并从70年代早期以来不断增强势头的大量考古发现，我们关于中国史前史和公元前一千年间的大部分年代的知识都已发生变化。这种源源不断的新资料一再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历史的看法，而且还没有对这种新证据和传统书面记载得出任何普遍认可的综合。尽管一再试图筹划并出版概括叙述我们对早期中国的认识现状的一卷或几卷，但到目前为止已经证明不可能这样做。对所有这些新发现从事有希望具有持久价值的综合，很可能还要10年才能证明是切实可行的。因此，我们勉强从最早的两个帝国政权，即秦和汉的政权的建立开始《剑桥中国史》的叙述。我们知道，这留下至少一千年有记载的历史要在别处、别的时间予以处理。我们同样知道这样的事实，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事件和发展为我们将要叙述的中国社会及其思想和制度奠定了基础。秦和汉的制度、文学和艺术的发展状况、社会形态以及思想和信仰的体系牢牢扎根于过去，对更早的历史没有相当认识，是不能通晓的。既然现代的世界越来越相互地联系在一起，历史地认识它已经变得更加必要，历史学家的工作也已变得更加复杂。在原始资料激增和知识增加时，论据和理论也相互影响。尽管单单总结已知的东西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但认识的事实基础对于历史的思考却越来越重要。 近来，西方学者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丰富的有关历史的传统学术，不但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了解，而且还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性的认识。此外，当前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正在迅速发展的欧洲、日本和中国的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有关历史的学术的新观点、新方法以及社会科学新近的研究成果。新近的有关历史的事件，在使许多较旧的看法成为疑问的同时，又突出了一些新问题。在这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剧烈变革正在不断增强势头。 1966年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规范的有价值的著作：由于当时的知识状况，定为6卷。从那时起，公认的研究成果的涌现、新方法的应用以及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展，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为以下的事实所表明：《剑桥中国史》现在已经变为计划出15卷，但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和工艺的许多方面以及地方史的所有丰富材料。 近10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认识的显著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西方历史学家对这一重要而复杂的学科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们自己的人民需要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国。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人类，不但由于正当而且必要，还由于它是一门使人发生兴趣的学科。
总编辑序明代度量衡制明王朝诸帝明皇室世系导言第一章 明王朝的兴起，1330-1367年 引言 日益恶化的中国情况，1330-1350年 中央权力的瓦解 朱元墇的生平，1328-1367年第二章 明代的军事起源 引言 妥懽贴睦尔时代的叛乱 明-汉之战，1360-1363年 明军在全中国的胜利，1364-1368年 军队与边疆，1368-1372年第三章 洪武之治，1368-1398年 引言 1371-1380年：帝国的巩固和稳定 1380年：过渡和改组之年 1383-1392年：监视和恐怖加剧的年代第四章 建文、永乐、洪熙和宣德之治，1399-1435年 引言 建文统治时期 永乐统治时期 洪熙统治时期 宣德统治时期第五章 正统、景泰和天顺统治时期，1436-1464年 英宗第一次统治时期，1435-1449 北京的防御和新帝的即位 英宗的第二次统治：天顺时期，1457-1464年第六章 成化和弘治统治时期，1465-1505年 两位皇帝 成化和弘治时期文官政府中的问题 军事问题第七章 正德时期，1506-1521年第八章 嘉靖时期，1522-1566第九章 隆庆和成历时期，1567-1620年第十章 泰昌、天启、崇祯三朝，1620-1644年第十一章 南明，1644-1662年第十二章 时代的历史著述参考文献介绍参考书目
日益恶化的中国情况，1330—1350年 元朝的宫廷 派系斗争是政治上的通病，整个元王朝也有此特点，它早在14世纪就是元政府的破坏性因素。在忽必烈汗的长期统治（1260—1294年）之后，代表他的孙子和这些孙子的后人们的利益互相冲突的朝臣小集团经常互相残杀，争夺皇位。某些学者在不断的派系斗争的重大问题中看到了两种对抗的政策。其中一种是以蒙古为基础的政策（和派系），它以亚洲内陆草原的蒙古利益为依归，而以察合台汗国的传统为代表。这一政策的根子可以直接上溯到忽必烈汗的对手们，特别是可以上溯到窝阔台系的海都：他在他的整个统治时期都是和忽必烈汗作战的。另一个派系被认为是以中国为基础的皇帝对通常称之为“儒家化”方式治理国家的关心，这就是想用官僚治理的方式来达到它在中央集权下实行经济统治的目的。这就在蒙古的政治领导阶层中在治理中国的方法和目的问题上引起了根本的和不可调和的分裂。后一个集团在1328年发动一次政变，其目的是想“复辟”海山（1308—1321年在位，庙号武宗）的一系。他的两个儿子——和世和后来的图帖木儿——都在1328年被拥立为帝。前者被后者（即元文宗，在位至1332年）的党羽所杀害。王位被他的两个年轻的儿子所继承。第一个登极的是弟弟，名亦璘真班，死时为六岁幼儿，仅在位两个月。也许是在可疑的情况下他死后不久，他的13岁的哥哥妥懽贴睦尔于1333年即位。作为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位蒙古君主，他在1368年被明军赶出大都（北京），在1370年死于大草原。妥懽贴睦尔在中国史书中用明太祖所赠的封号称为元顺帝，也叫惠帝（宗），后一个封号却是在蒙古的他的逃难的朝廷所追赠给他的。他到1368年才结束的35年的统治大大超过了从忽必烈死后到1333年间七位君主平均在位只有五年半的时间。这七位君主统治时期的特点是无休止的阴谋、政变和篡弑。可是，他的漫长的在位期并不表示元朝的统治重新取得了稳定。相反的，派系的混战从以控制傀儡皇帝为目的的政变转变为蒙古地方掌兵大员之间通过争夺左、右知院这两个主要官职来控制朝廷的斗争。这种情况本身就说明了政府在质量方面毫无改进。 元顺帝在位的年代与明王朝兴起的时期大致相合。这位元朝的末代皇帝在当时的许多中文史料中和明初历史学家的笔下被形容为一个放荡淫逸的怪物，这种说法当然是夸大其词，但是很难断定其夸大的程度。有几位当时的作者赞誉他。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他在使元王朝足以夸耀一时的权力瓦解和消逝的那些事件中没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成吉思汗是一位军事天才和具有雄才大略、超人毅力的领袖，但是，人们发现他的这个第七代孙子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庸才而已。只要看看在他统治时期的历史得写一些更大的人物，得写主要由别人制造和遇到的问题，就足以说明一切了。 ……
作者说：自1966年费正清（1907-1991）和本人开始为《剑桥中国史》拟订计划以来，已经过了30年。前面的总编辑序是在20年前写的，不久，第一批的几卷在1978年和1979年问世。随着本卷的出版，现在有11卷印成。我们在《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年)》(上卷)提到的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史学家，不论是他还是她，是华人还是西方人，不管他用何种文字写作，都是这一新的国际化体系的一部分，这个体系是由信息技术、互相联系和互相依存建立起来的。在许多方式方法方面，在我们发现的至关重要的课题方面，在我们对过去事件社会背景的总的观念方面，从过去寻求教训方面，我们仍持不同意见。但我们都了解，不管我们对待过去的态度变化有多快，也不管我们对过去的解释会发生多大变化，过去是我们自我的一个永恒部分。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各种灾难源自一种被误导和徒劳的信念，即人可以完全被塑造一新，可以断绝他们过去的文化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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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历史著作
非常不错的中国历史书籍
了解不同角度的中国史，可以好好读读
剑桥中国晚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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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独特，印刷精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