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的发生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2008-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荣
329
本书是作者多年来读书和学习的一个结晶。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是作者的硕士毕业论文，写作是1994年的事。该部分的内容主要是阐述以牛顿经典物理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是如何产生的。它不是物理学思想史的简单回顾，而是用文化发生学的方法考察近代科学如何从西方的社会历史文化土壤中“生长”发展起来的；它强调古希腊哲学思维方式、犹太基督教文化和东方文明等因素历史合力的作用，展示科学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以便在更为深入的层面上理解科学及其思维方式。中篇是在上篇的基础上，阐述近代科学产生所引发的科学的认识论问题，属于科学认识论领域，是作者多年来在该领域学习和探索的积累。下篇是中篇的延伸研究成果，主要涉及科学及其精神与人文和社会科学发展关系等一些现实的热点问题。
王荣江，男，江苏宿迁人，1963年9月出生，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科学思想史和科学哲学研究，先后在《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科学技术与辩证法》、《哲学动态》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篇，出版学术专著1部（《未来科学知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上篇 近代科学的发生导言 第一章 对自然事物(认识对象)的数学化和近代科学的产生 第一节 希腊智慧中的数学思想 第二节 对自然事物(认识对象)的数学化 第三节 近代科学的产生 第二章 近代科学发生的思想渊源 第一节 希腊哲学的知识论及其后果 第二节 中世纪哲学思想的转换 第三节 唯名论的复兴和新的思想方法的产生 第三章 基督教与近代科学的发生 第一节 基督教与西方文化 第二节 基督教与近代科学的发生 第三节 科学与信仰 第四章 东方文明与近代科学的发生 第一节 希腊思想的东方溯源和作为西方文明源泉之一的犹太文明 第二节 伊斯兰文明与中世纪文化繁荣及其近代后果 第三节 东方和西方 结束语中篇 近代科学的认识论问题研究 第一章 知识论思维方式的希腊源头 第一节 思维能力的隐现 第二节 “逻各斯”与本质存在的对等 第三节 巴门尼德给思维“立法” 第二章 基督教哲学与近代科学思维方式的确立 第一节 希腊哲学的思维方式及其后果 第二节 基督教哲学解决希腊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 第三节 近代科学思维方式的确立 第三章 牛顿科学的“推理规则”与科学发现的逻辑 第一节 牛顿“哲学的推理规则”及其作用 第二节 牛顿之后“科学发现的逻辑”的历史命运 第三节 复活“科学发现的逻辑”——回到牛顿的“推理规则” 第四章 归纳问题与科学研究范式 第一节 归纳问题的由来 第二节 为归纳辩护 第三节 反归纳辩护 第四节 科学研究范式与归纳的合理性 第五章 培根、伽利略、笛卡儿方法论之比较研究 第一节 作为哲学家的培根和笛卡儿 第二节 作为物理学家的伽利略 第三节 方法之不同 第六章 近代哲学对科学知识确定性的辩护及其后果 第一节 经验论及其知识辩护 第二节 唯理论及其知识辩护 第三节 二者辩护的不同 第四节 康德的辩护及其出路 第七章 科学假说的信念成分及其对科学知识确定性的影响 第一节 科学假说的信念成分 第二节 作为信念的科学假设的不确定性 第三节 科学假设与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 第八章 追求确定性知识的思维方式及其现代性后果 第一节 追求确定性知识的思维方式 第二节 现代性后果 第三节 启示 第九章 罗素对知识确定性的论断及其启示 第一节 罗素的知识追求 第二节 罗素对知识的分析和论证 第三节 结论及其启示 第十章 波普尔证伪主义方法论批判 第一节 证伪主义方法论的确立 第二节 证伪主义方法论的根本 第三节 证伪主义方法论评价 第十一章 知识的不确定性及其增长——波普尔对知识论寻求确定性的批判 第一节 波普尔对知识的划分 第二节 波普尔对知识的分析和论断 第三节 知识与逻辑推理 第四节 知识的猜测性论断下篇 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及其精神 第一章 “现代性”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兴衰 第一节 古希腊的智识学问及其人文目的 第二节 “现代性”及其社会科学的发展 第三节 人文学科失落的历史必然性 第二章 知识不确定性的凸现与社会科学的发展 第一节 追求确定性知识的思维方式与知识不确定性的凸现 第二节 传统社会科学的发展及其特点 第三节 社会科学发展定位 第三章 科学的人文传统及其精神 第一节 科学作为实现人性理想的“人文”传统 第二节 科学与人文的现代分裂及其后果 第三节 弘扬作为实现人性理想的科学精神 第四章 西方科学与人文精神发展的历史关系及其启示 第一节 古希腊的“人文”教育观念与科学内容 第二节 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和传播与人文精神的高扬 第三节 科学怎样培养人文精神 第五章 科学与人文融合何以可能——高等教育改革观念转换的一个视角 第六章 在世界观的层面上理解后现代主义对科学基础的挑战参考文献后记
上篇 近代科学的发生 第一章 对自然事物（认识对象）的数学化和近代科学的产生 第二节 对自然事物（认识对象）的数学化 对自然事物的数学化既是希腊毕达格拉斯一柏拉图主义的西方传统，也是研究自然现象的必要。因为自然现象的研究不可能追随现象的复杂多样，只能将问题一再理想化、简单化，这样才能将决定性的、固定不变的东西找出来。因此，从这方面看，近代科学之所以成为一种有效的认识方式，恰恰就在于它定量的数学分析——这正是问题的根本。 但是，希腊科学是依附于哲学的，并且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哲学。希腊哲学除了开始时的自然哲学问题外，其中心问题是知识论问题——我们如何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获得本质的必然知识。也就是柏拉图的“拯救现象”问题。然而，希腊人的智慧却不能最终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这种理性发现了自己的能力，却不承认自己能力的限度。不论是建立在柏拉图的数学还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之上的普遍知识都是不完备的。“由于他们的奢望的过分以及他们的矛盾的困难，思想终于到了使理性让位给信仰，或使理性谨慎的服从经验的地步。”①这样，希腊哲学不可避免地走向怀疑主义，在历史的动荡时期，人们关心的不再是自然哲学问题或获得可靠的知识，而是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做到处事不惊，应对自如。随着基督教的传入，在人们的思想和实际生活中，开始寻求一种宗教的生活，于是，希腊智慧被淹没在希腊化时期和中世纪的宗教信仰之中②。 经过中世纪哲学中信仰与理性的持续争论和在阿拉伯文化影响下伴随着的唯名论的复兴，迎来了近代科学的曙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