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与中国40年代农村小说研究
2011-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力
141
168000
无
本书将赵树理与20世纪40年代农村小说视作密切相关的文学事件,互为镜像,目的在于借助典型个案透视现代文学秩序的形成与演变,借群体写作和阅读效应反思现代文学生产的风潮起落。赵树理在小说中反复叙述“农民中国”的渴望和焦虑,他无法将自己超越于农民之上,其执著与局限同在,热情与困境同在,审美价值与历史遗憾亦同在。40年代众多农村小说叙事旨在建构“现代中国”的美妙图景,从不同角度呈现出超越“农民中国”的叙述激情,最终导致了此后更长时期更广范围对农村现实和农民心灵的漠视。
王力,(1968),江苏徐州人,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主持并完成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2项,江苏省社科联基金课题1项,在《文艺报》、《当代外国文学》、《江苏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合著3部。
前言
第一章 独特场域中的农民叙事
第一节 赵树理“农民叙事”的独特内涵
第二节 赵树理在40年代的被接受情况
第三节 赵树理与40年代农村小说的特殊互动关系
第二章 赵树理的农民情感与40年代农村小说的精神资源
第一节 农村景物:“一种认识性的装置”
第二节 赵树理农民情感的矛盾性
第三节 赵树理小说对“新的美学观点”的疏离
第三章 赵树理的问题意识与40年代农村小说的叙事主旨
第一节 “问题”叙事的农民经验主义内核
第二节 迫切的时代问题意识对历史纵深感的消解
第三节 农民苦难的主题化表达与生活化还原
第四章 赵树理的农民语言与40年代农村小说的叙事张力
第一节 “熟悉化”策略建构的语言共同体
第二节 故事空间变动与国家观念的变化
第三节 情节模仿与小说叙述模式的变迁
第五章 赵树理与40年代农村小说的文化隐喻
第一节 乡村社会隐喻系统与评书体小说叙事
第二节 现代政治象征系统的“民间化”叙事
四种知识谱系的对话(代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即使他们会投入起义、暴动或者革命,那也是为了重新实现稳定的现实生存,这就是其农民理性的精神渊源。这是一种经验思维方式,建立在日常生活直观和主体自身感受基础上,它缺乏逻辑实证分析精神,实际上是一种满足于日常应用的实用思维。由于这种思维方式立足于(或者说是拘泥于)农民对于世界秩序和自我生活理想的想象中,其思考的参照系统和思维定势都隐隐指向与“国家”既相吻合又明显有异的内涵,所以才常被冠以“小农”之类的称谓。 40年代农村小说叙述农民革命故事的一个重要思路是,农民必须有政权体制的保障才能有物质的满足,所以农民应该支持这种能保障生存的政权体制,而新的政权体制也必须能充分体现其保障农民生存的立法者、执法者的公正职能。知识分子关注农民是因为只有发动农民支持新政权,“现代中国”才有一个真实而巨大的历史主体,他们与现代政治话语的言说者一起在为“现代新中国”的建立而努力;而赵树理想象的“现代中国”则更具农民色彩,是一种“农民中国”图景,其间的差异值得思考。赵树理总是让党的工作人员迅速出现并解决问题,然后让农民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体现了某种“乡村自治”的意味。他的小说中即使出现了以现代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农民,也仍然遵循农民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这也就是《邪不压正》、《三里湾》中农村党员显得形象苍白、行动乏力的原因。如果再联系他在大连短篇小说创作会议上“农村不需要共产主义”的发言,就应该知道这种观念并不是突发的,源于对农民生存状态长期一贯的深刻理解,这是他创作的基本价值参照。这种站在农民文化立场上写作的特殊姿态,确立了他在现代文学话语场中独树一帜的地位。解放区政治话语的中心目标是“国家”,同时因为叙述“国家”的作家主要是五四新文学的后继者,知识分子在接受政治话语引力的同时还保留着相对独立的话语权,这使赵树理的创作一开始就处于吁求权威话语认可支持的弱势地位。 ……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