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文稿
2002-01
中国青年出版社
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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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文稿》包括三部分内容：“经济学文稿”、“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希腊城邦制度”。其中有八篇文章是首次发表（“经济学文稿”中除“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以外的八篇）。在版本上，有原稿者，一律根据原稿排校；没有原稿者则根据打印稿或已出版著作排校。编者对原稿和已出版的著作作了认真的整理、校订工作；对有些篇目的顺序作了调整；对有疑问或需加说明的地方，给予简注，用仿宋体，加［ ］。
一、经济学文稿1 学习毛泽东同志“调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报告中经济部分的几点体会2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及价值规律的问题3 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1 关于基督教的笔记2 僭主政治与民主——《希腊的僭主政治》跋3 关于海上文明4 统一的专制帝国、奴隶制、亚细亚生产方式及战争……三、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代序 多中心的希腊史第一章 什么是城邦第二章 远古希腊存在过神授王权第三章 海外殖民城市是城邦制度的发源之地第四章 希腊本土的城邦化与集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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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经济的先驱，中共为数不多的智者，以他的理性和知识分子应有的使命感为20世纪大陆的知识分子挽回一点颜面。民主的倡导者。该书收入了顾准最经典的文章，不论是经济论文还是文集《从理性主义到经验主义》以及《希腊城邦制度》都显露出作者无与伦比的才情和睿智，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属书。
领略老一辈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
评价太晚了，不好意思！
与《顾准文集》的结缘，也是懵懵懂懂之中。大约在去年三四月间，突然一段时间里网上频繁见到一些文章提顾准和他这本书，也不知是受什么纪念性事件的触发。6月里，本科的L同学，一位通信研专业的究生，毕业后连续做了数年的工程师，从成都来杭州。聊天时听他说起，我说了解不多，只看到过说他是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人之一。L同学回到成都后，就给我寄了一本过来。拿到书后从头翻起，发现这位预期中的经济学家，却在讲《希腊城邦制度》。一片错愕之中，我浑然不知，已经开启了一座知识大宝库的大门。
为什么这位经济学家会去研究历史？在这本书最后附录的顾准传记中提到，（顾准）“认为研究经济的目的是推动历史前进。经济总是特定历史范畴、特定社会形态下的经济，不可能是简单地用一个数学公式就可以表达的东西，因此，研究经济就一定要研究历史。”
在这本《顾准文集》中，顾准当年读希腊史的笔记——《希腊城邦制度》，占去了最前面的超过1/4的篇幅。仅有的两篇经济文稿则占去了最后面的不到1/4的篇幅。剩下的中间约一半的内容包含了20篇短文，被编者陈敏之合在一起，命名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但这其中，前面10篇又是在讲历史，中间4篇有关政治，最后6篇则上升到哲学。换言之，也是本文一开头所说的，这本文集超过一半在讲历史。
为什么又是城邦时代的古希腊史？这就又对上了前面提到的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中倍受质疑的“地理决定论”。顾准向我们展示了，在古希腊当时的地理条件下——希腊半岛与小亚细亚地区环绕着爱琴海，大陆被海洋切割得支离破碎，几乎找不到大片连绵的陆地，海洋中却是众多小岛林立——无法借助大陆展开连片的农业生产，人口发展后只有不断向外分裂繁殖，一方面在越来越多的殖民城邦中不易形成单一的中心国家，另一方面随着频繁的跨海迁移在打破了血族关系的同时也孕育了近乎契约关系的“战友关系”。自此，西方世界几千年的海洋性格、重商主义、民主传统、分权倾向、城邦本位主义，等等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埋下了伏笔。
与之相对比，即使不举中国为例，在那一时期形成的巴比伦、埃及、波斯等文明古国，都是一种依靠大陆而生的形态，因此就产生了集权的东方专制主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世界不同地区形成不同的制度之果，其实在三四千年前便种下了因。而这因又确实离不开当时各自的先天地理条件，以及在此基础上主导的生产生活方式。只有正本清源，才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同制度产生、发展所依赖的基础条件，而不是浮于表面地或追捧或排斥。
上述内容，从讨论历史到讨论政治，都还显得自然过渡。为什么到了书的中段，又引出了哲学问题？而且，编者陈敏之还特意把中间这部分内容，冠以《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样哲学概念式的标题？这些都是需要结合顾准具体讨论的内容，讨论的目的，这些文章的写作背景来看。
在中间这部分几篇有关哲学的文章中，顾准向古追问了老子、孔子、韩非，向今则对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哲学观点展开讨论。综合这几篇里频繁出现的一些概念，我试着这样来概括——理想主义对应于绝对真理、一元主义，而经验主义对应于相对真理、多元主义。在顾准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认为存在绝对真理，体现在具体实践中，就是为我们设定了一个理想主义的、一元的终极目标——共产主义社会；而相应地，通往这个终极目标的路线似乎也是一元的，容不得其他路线、主义的争执。而在顾准看来，真理应该是相对的，体现在具体实践中，也不可能存在一个绝对完美的终极目标，我们总是在通过不断的经验归纳，更新自己的认知，去追寻一个不断改进、不断提高，但又永远不可能彻底达到的越来越好的状态；而在这一过程中，因为经验归纳总是在不同方面以不同的节奏进行的，因此我们应该接纳多元的路线与主义，它们各自都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发挥着自身的作用。
由上观之，陈敏之先生把中间这20篇短文，合装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帽子下，算是在最高层次上把握、也倡导了顾准的思想。因为那不仅是一种顾准此前历史研究的成果在哲学意义上的归纳，更是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下，直面我们的路线与主义探讨，启发着我们下一步的选择。其意义，正如陈敏之先生在序言中结尾一句写下的：“我瞩目于未来……”
让人敬佩的是，在从历史研究、哲学辩论中获得智慧的同时，在那个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年代，身处一个在我们今天看来充满漏洞的理论与实践框架之中，顾准还能够保持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非常耐心地在这个框架内部，通过严密的理论分析，抽丝剥茧地发现其内在的矛盾。
这最后两篇文稿《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及价值规律的问题——一个读书札记》以及《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写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那时，苏联老大哥引领着社会主义阵营的战后复兴，中国则正处于如火如荼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顾准所剖析的也是计划经济理论的两部圣经《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实践的发展，还未像若干年后展现出很大的困境，但顾准仍然通过理论分析，就发现了斯大林计划经济观点中的不能自洽。
《试论》一文后来发表在《经济研究》1957年第三期，没错，就是那本我们所谓的“顶级期刊”。但可惜，这样的思考显然没有在当时引起充分的探讨，直到接下来几十年整个国家为之付出沉重代价。这一切，就像是在一条黑暗的隧道中，我们跌跌撞撞头破血流了几十年，终于摸着石头走到了光亮之处，才突然意识到，其实早在几十年前的隧道深处，已经有人点起了一盏小灯。
在这里，让我们再一次向那位点灯人，致敬！
没有欧洲史背景的人看起希腊史来，还真是会被那些绕口的人名地名搞的有些蒙，但所幸顾准不是来复述历史过程，而是竭力从千头万绪的历史过程里摸索民主经验，从中发现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分歧源头，名为学术研究，实为为我们自己寻找出路，这实在比现在网上盛行单纯的弥漫着谴责与怒火的吐槽文章要真诚很多，“娜拉走后会怎样”是文中作者不停的追问，在建立新政权后，该往何处去？
希腊文明的城邦政治是民主的滥觞，其政治结构让初次接触的人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奇观，没有职业化的官僚与军队，警察甚至由奴隶充当。市民阶层组成公民大会，对重大事项进行表决，实现直接民主。这些都是地域辽阔的中国无法达到的条件，在某种意义上折射出地理条件决定论，正是在选择民主还是选择专制这个问题上，海上文明与大陆文明走上殊途。
希腊政治经历了王权、贵族政治、僭主政治、民主政治四个阶段，而富含其中的政治、经济、文明就像互相倾轧的齿轮，最终导致时针停留在西方民主这个刻度之上。
远古时期的希腊也曾存在过神授王权，如顾准在文中提及了迈锡尼王国，然而好景不长，野蛮且善战的多里安人入侵希腊斩断了王朝的命脉，从此希腊本土就形成城邦林立的时代，类似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只不过希腊此后没有形成如中国的大一统，进入长达两千年的专制主义时期，而是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希腊本土的王权旁落，使得没落的希腊贵族出于野心不甘被征服者的地位，转而逃难海外，由于希腊人文明程度的早熟，他们很快征服当地土著，而在文明程度较高的小亚细亚内陆，古老帝国衰弱，没有强有力的统一王权，这种历史的偶然性铺平了希腊人海外殖民点林立的局面，而在第一批殖民点渐渐安顿下来的希腊人，由于出现了贵族的人口过剩，加之民族中盛行的冒险家气质，使得贵族子弟趋于自立门户，形成分裂殖民的扩张路线，正是各个分散的殖民点上，形成了希腊特有的城邦制度。
在殖民点安居的城邦中，小国寡民，分裂殖民式的扩张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政权对殖民地进行军事、经济上的钳制，殖民地不是某个宗主国的附属国，而是一个独立实体。贵族们只是在匆忙的建立一个又一个新的殖民点，它在政治上没有纵深的内陆与发达的官僚机构去管理大大小小的行政事务，各城邦之间也并非隶属某一集权下统一有步骤的扩张，彼此竞争，经济上谋求自给自足，形成了以农业、手工业并行发展的局面，而有利运输的沿海地理条件、同为希腊种族的暧昧联系，使得商业随之兴起。而另一方面，商业本身需要大量原料与广大市场，反过来又推动了原来与商业无干的海外殖民，自此，希腊本土还处于多里安的黑暗统治时代时，海外殖民地已经形成了以小亚细亚中心殖民版图。
在这种长期的分裂中，由于海上迁移，希腊人落脚的殖民地逐渐摆脱了血脉基础，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契约基础。殖民权建立之处，希腊人依旧效仿希腊本土模式，实现王权统治，但由于王权作为一种神圣化的权力必然需要森严的礼制、恢宏的琼宇，通过隔绝而生出的神秘感来使世俗居民臣服，这在地域狭窄的殖民点已经不可能实现，最初的王只是人们熟悉的贵族中的一人，而同样由于上述原因，个人无法形成父传子、家天下的专制王权，王逐渐退居有名无实的地位，所谓“政由宁氏，祭则寡人”，于是个人领导逐渐让渡给贵族集体领导（元老院），元老院作为集体领导，自然需要发展出一套类似与民主的议事规则，可谓法治高于人治的雏形。而这就来到希腊政治的第二个阶段。
贵族政治之下的诸殖民城邦正是商业方兴未艾之际，以交换为本质的商业孕育出了平等精神，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推动了个人竞争，使个人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有机会凭借胆识获得财富，于是逐渐形成了权力层之外的富裕阶级。经济上的强大必然导致对政治权力的要求，而控制土地的贵族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加剧对人民的剥削，矛盾加剧的社会，变革一触即发。其中野心勃勃的某一个人利用这种形式做了僭主，而这种僭主篡权的政治氛围绝非偶然，这种黄袍加身权倾天下的欲望属于人类共有，在各个殖民点中相继出现僭主，原有的贵族集体统治为之取代，从而来到希腊政治的第三个阶段。
看起来历史似乎退步了。而其实专制所需要的愚民、贫民的土壤已经在前期逐渐瓦解，僭主夺权指向贵族，所以只能依赖平民，夺权后只能实施有利于平民的政策，从来削弱了贵族，强化了平民，平民阶级的悄然成长，政治上逐渐成熟，使得僭主政治不过是贵族政治与民主政治的过度。成熟的平民阶级，却是中国专制社会所没有的。
在僭主四起的政治气氛中，偶尔也有如梭伦一般投向人民一边的民主斗士，恰如以后的华盛顿、蒋经国，拱手交出天下，使历史走入不同轨道，这说明迷恋权力虽为人之本性，却非唯一，投身信念也在人本性之中，历史的走向有时全赖精英分子本身的品格，恰如国家的民主自由程度也有赖于国民品格。而雅典的梭伦改革、克里斯提尼改革，通过参政议政培养了适合于民主的国民品格。因为民主如小火熬药，一步急不得，火候到了，才能药到病除。“主权在民”、“轮番为治”标志着希腊城邦制度最终确立。
历史可不就是一个偶然套着另一个偶然吗。它没有那么多神秘之处，它是按部就班的发生着，有时候战争变成一种转机，为新制度的形成开辟着道路，而新制度反过来孕育了新的文化，文化塑造了新思想的人着手下一步的变革，政治也不外乎扎根人本心中折射于政治上的外在表现，不要小瞧任何一种文明，它都可能引起颠覆人类观念的蝴蝶效应。因为民主只是一种方法，科学的精神、思想的自由才是民主得以运行的根基。而我们人类所需要追求的，永远不是一劳永逸的政治体制，而是这种文明与自由的精神。
顾准说，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顾准的这句话是对他所处的那个疯狂年代的反思。“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憧憬背后实际是类似于天国向往的宗教狂热。
自古以来，无数的人构想过美好的未来社会，也无数次尝试构建人间天国。古犹太人创建了基督教，他们的后代创建了共产主义思想。它们不过都是天国论的不同版本而已。甚至在东方，还产生一个叫“太平天国”的怪胎。这些尝试以天国的名义进行杀戮和迫害，给人类留下的是惨痛的教训。
以理想的名义干下的坏事并不比以天国的名义干下的坏事少。
所以，作为牺牲者之一的顾准说，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很遗憾，也很残酷，无数人为之奋斗的，是一个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是一个荒谬的梦想。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很感动。这也许就是中国式的理想主义。这或许也是很多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的牺牲情结由来。
可是，“万世的太平”也许是根本不存在。值得追求和信仰，只有进步本身。那些自负者蛊惑者注定没有未来。
我们应该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持有怎么样的态度？回答这样的问题，首先必须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其次必须了解除了我们之外的其他存在的文明，最后比较各自带给人类进步的贡献度。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对于我们的存在有个比较清醒的认识，才有可能有真正的进步，尤其今天国学热本身让我们这早断了老祖先一贯气质和被操控的一代晕头转向。顾准先生博览群书，并且在希腊文明的探索中回答了这样的问题，是从“根”理解西方与东方的异同，所以至今仍然有益于我们这些在“叶”上乱了阵脚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