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运历史人物传略
2012-1
工人出版社
李思慎
223
伍修权同志在回忆李立三时曾经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过一位十分重要却又并非显要的人物，人们久闻其名，可又大都不知道其详。他长期以来被人们当做‘错误路线代表’，甚至‘反面教员’，其实却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就是我们党早期的著名的活动家和我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的李立三同志。”“这位称得上一代英杰，仅仅由于一时失误，却经受了一生坎坷的革命老战士。”“由于过去党的政治生活不正常，极少介绍立三同志的经历，特别是功绩。”人们过去一提到李立三，往往只知道他是“左”倾路线的制定者和代表，而不知道他曾经为党和人民还作出过巨大贡献。 李立三生于1899年，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7年在“文革”运动中遭受迫害，离开了人世，终年六十八岁。 综观李立三的一生，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1年至1930年)可以称之为“辉煌的十年”。 这一阶段包括：在法国初露锋芒；1921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动和领导了安源大罢工；“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任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在武汉继续开展工作；1924．年任上海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共“四大”中央委员会九名委员之一，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五卅运动总指挥；1926年10月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带领群众收回汉口英租界；1927年中共“五大”，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临时常委会委员，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在广州坚持开展工作；1928年中共“六大”后，任中央委员、宣传部部长、秘书长，实际主持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使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形势很快得到转机。 李立三一生中，党组织曾经为他召开过四次追悼会，有三次是在1922年至1927年这短短六年中举行的，其中两次，由周恩来同志主持。枪林弹雨中，他毫发末伤，白色恐怖里，他总能够逃脱厄运，从未被关进敌人的监狱。1939年10月26日，李立三在苏联莫斯科的监狱中写道：“我自从1921年入党后直至1927年年底的七年内，在中央和地方先后担任党和工会领导职务期间，从未犯过右倾或‘左’倾错误，一直坚持正确的立场，同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1923年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时，我与张国焘组成的‘左’倾‘小党派’进行斗争(当时张国焘反对国共合作，犯了‘左’倾错误)，1925年我领导了上海五十万工人参加的总罢工，这是中国大革命的开端。当时我和蔡和森等同志一起反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特别在1927年5月中共‘五大’期间和他进行了尖锐斗争。1928年8月，我作为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和周恩来同志(现为政治局委员)一起反对谭平山(南昌起义主要领导入)和张国焘(当时张已变为右倾)的机会主义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建党后的十年中有三个艰苦时期，每逢这样时期，中共中央就委我以重任，派我到最关键的地方去。第一艰苦时期指的是京汉铁路工人总罢工失败后，军阀吴佩孚在汉口枪杀工人和共产党员，汉口党组织完全涣散，此时党中央派我去汉口担任汉口市委书记，通过一年多的艰苦细致的工作，恢复和发展了党和工会组织。第二时期指的是广州公社失败后，国民党军阀把广州淹没在血海之中，屠杀了五千多名工人和共产党员，此时党中央派我去广东担任省委书记。这里，一方面是镇压共产党和工人组织的白色恐怖在猖獗；另一方面是党内干部中产生恐慌、气馁、动摇、开小差等现象。通过八个月的工作，不仅恢复和发展了党和工农组织，而且在广东创建了苏区。第三时期指的是‘六大’以后。当时中国革命以失败告终，白色恐怖十分猖獗；所有工农革命组织均遭破坏，党组织被迫完全转入地下，逃跑、叛变、出卖等事屡见不鲜，中央的盲动主义错误更是火上加油，使局势更加严重。还有一个十分可悲的情况，即党内各种小宗派纷纷抬头，并且联合起来反对中央。这时，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成员(实际成为中央主要的政治领导)。在两年的时间内，中央执行了正确的路线，开展了革命斗争，在国内建立了苏区根据地和中国红军。由此可见，在这三次艰苦时期，我一分钟也没有动摇过，一直为完成党交给我的重要任务而努力。” 第二阶段(1930年年底至1945年)是不允许他回国参加革命的十五年。 李立三在实际主持中共中央领导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犯下了“左”倾冒险错误，给党和人民造成了严重损失。当共产国际指出其错误后，李立三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作了深刻检讨，很快就停止了错误，并接受共产国际的指令，于1930年10月初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进一步检讨错误。他的检讨，得到共产国际领导成员的普遍称赞。虽然他多次要求回国参加国内的革命斗争，但就是得不到批准。留在莫斯科的日子里，李立三兢兢业业，努力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他的各项任务。当时，陈云同志在苏联见到李立三的实际表现，给他冠以“坦克车”的称号，主要是说他坚强有力，不怕艰苦，勇往直前。在莫斯科，李立三在王明、康生的领导下，长期过着“小媳妇”的生活，进而遭到陷害，被投入苏联的监狱，经抗争，二十二个月后才被无罪释放。 1939年11月，李立三出狱后，共产国际某些人仍然揪住他不放，在没有征求中共中央意见的情况下，就单方面停止了他中共党员的党籍，又不允许他回国，李立三沦为在苏联的一个普通中国侨民。共产国际不给他安排工作，李立三没有生活来源，他只能靠每月从国际红十字会领取两百卢布救济金来维持家庭生计。他与党、与祖国失去了联系，像一个远离双亲的孤儿，在异国飘零。 1940年，李立三再次向共产国际写出检讨，他说：“当时，我很幼稚，巴不得革命早日成功。在中央工作的时候，下达了许多错误的指示，给革命带来严重的损失。”“想起这些(牺牲的)同志、想起给党造成的不可补救的损失，我简直不能用语言来表达自己对犯错误的痛恨。我只能表示一点：我要用我毕生的精力努力向党、向人民赎罪补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第三阶段(1946年至1951年)是李立三最受党中央、毛主席信任、重用的六年，也是他一生中心情最愉快、工作最有成效的黄金时期。 1945年除夕，李立三受到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帕纽什金的接见。帕纽什金称，接中共中央通知，李立三已经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并问他愿不愿意回国。李立三听罢欣喜若狂，当即表示愿意。帕纽什金把机密文件，即毛主席的《论持久战》送给李立三看。李立三在国外待了十六个年头，是“半个外国人”，对国内的情况不甚了解，他决心在毛主席、刘少奇等同志的领导下，加倍地工作，以弥补过去所犯错误给党造成的损失。1946年，李立三回到祖国，他抱着饱满的热情，开足“坦克车”的马力，奋力拼搏，以图将功补过。他在东北局做争取和瓦解国民党敌军的工作，为保护丰满电站立下了汗马功劳；1948年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李立三重新回到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岗位。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给他委以重任，参加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享受副总理级待遇。在当时的新闻媒体上，时常可以见到李立三的身影。在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工作中，李立三开拓创新，成绩卓著，即使在50年后的今天，仍令人仰慕。 第四阶段(1952年以后)李立三以强烈的报国之心，任劳任怨，尽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在1951年12月全国总工会第一次党组扩大会议上，李立三遭到错误批判，并被罢去了在全国总工会的职务，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他又被免去了劳动部部长之职。从此，李立三在新闻媒体上消失了。特别是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后，他被划为“里通外国”的嫌疑分子。虽然名义上，他还是华北局书记处分管工业的书记，但很快就被新调来的池必卿取而代之，李立三实际上等于是被“靠边站”了。 李立三虽然受到不公正对待，但仍然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一如既往，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地工作，满腔热情地向党献计献策，用各种可能的方式，积极参加和支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如周恩来所说：“李立三在全国总工会受到批评后，不气馁、不消极，，继续积极工作，表现了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在当时不正常的政治空气下，李立三的职务一再变动，尽管他本人长期受冷遇，积极性屡受压制，但是他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凡是党分配给他的任务，他总是竭尽全力地去完成，他的劳动成果，至今还在我国的建设事业中发挥作用，他的许多意见，一再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在李立三身边工作期间，尽管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虽然有强烈的报国心，却无报国之门”，但在与他朝夕相处的岁月里，我深深感受到，无论是在革命的高潮还是低潮，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他对革命事业始终充满着必胜的信念。 李立三在工作中不但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实干家，而且是一个多谋善断、才华横溢的多面手。他总是朝气蓬勃、孜孜不倦、夜以继日不停顿地工作，我从来没听他说过苦和累。他对干部要求严格，自己更是以身作则，一丝不苟。重要文件，他常常亲自起草，特别是向中央的报告，绝少假手他人。他向干部作报告，只需自己拟个提纲，便能出口成章，他的语言生动，有条理，深入浅出。他往往一讲就是半天，有时长达六七个小时，而且一直是站着讲话，越讲越有劲。大家无不为他的渊博学识所折服，常用赞赏的口气，亲切地把他称作“滔滔不绝的李立三”。他早年在安源，在武汉，在上海、广州等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中，就是一个久负盛名的演说家和鼓动家。李立三口才好，文才也好。他写文章，从题目开始，到最后结尾，往往是一气呵成，洋洋洒洒，清清楚楚，干干净净，基本没有涂改，凡是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无不佩服之至。 李立三对党、对毛主席、对共产主义事业忠心不二；对工作兢兢业业，讲究效率，不拖泥带水；对同志满腔热情，和蔼乐观，从不盛气凌人；对自己则是严格要求，总是夹着尾巴做人。李立三同志对我言传身教，他的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贵品质，我始终铭刻在心。 李立三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有绩不居功，受挫不气馁，既敢于坚持真理，又勇于修正错误，从不讳疾忌医，不顾个人体面地展开自我批评；他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光明磊落，襟怀坦白，心直口快，淡泊名利，无私无畏，全心全意为革命，披肝沥胆为人民。 伍修权同志在回忆李立三时，曾经写道：“立三同志的名誉虽然恢复了，但是，他一生的经历和遭遇却常常引起我们的深思。他早年一度犯过‘左’错误，不料却受到一些比他更‘左’的人长期打击迫害，致使他这样一位对党早已有过贡献，而且可以作出更大贡献的老革命家，因为自己不到四个月的错误，就受了将近四十年的排斥打击，最后还丧失了宝贵的生命。这种教育太沉重了！但愿人们通过李立三这样一个惨痛事实，进一步认识‘左’毒之害，不让历史重演。”
李立三(1899—1967)，湖南醴陵人，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作为中国工人运动史的标志性人物之一，李立三的事迹感人至深。革命战争年代，他勇于当先，安源工人罢工，五卅运动，收回汉口英租界，参加领导南昌起义，收拾广州起义残局……工人运动多次危急时刻，他都一马当先，力挽狂澜。和平年代，他则在深刻的自我批评的基础上，为新中国建设呕心沥血。
本书作者曾任李立三秘书多年，对李立三的思想、工作和生活，有着第一手的感性认识。在他的笔下，李立三的形象是那么的鲜活、生动、有血有肉……
前言
引子 从李立三更名看其一生
第一章 青年时代的辉煌
少年时代
在法国初露锋芒
发动和领导安源大罢工
安源工人运动中的廉政建设
第一次在武汉
五卅运动总指挥
从广州到上海
带领群众收回汉口英租界
参加领导南昌起义
走上党中央领导岗位
一起政治路线错误
第二章 落难莫斯科十五年
中共的无线电通讯
主编《救国时报》
患难夫妻
继续当选中央委员
要求立即回国
第三章 忘我工作立新功
重逢与补课
在保护丰满电站中的特殊贡献
回到工运领导岗位
参与创建人民政权
新中国的拓荒者
在理论问题上的一个贡献
遭到错误批判
第四章 以德报怨表忠心
甘居副职努力工作
“八大”会上再检讨
总结出“鞍钢宪法”
参加“工业七十条”起草
和孙：台方共研国企改革
“文化大革命”走上绝路
第五章 盖棺论定英名存
李立三工运大事年表
主要考文献
后记
第一章 青年时代的辉煌 少年时代 1899年11月18日，李立三出生于湖南醴陵县城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父李昌圭是一个晚清秀才，以教书为业。在父亲的影响下，李立三自幼勤奋好学，聪明活泼，争强好胜。先是跟着父亲读孔夫子的书，1909年开始在其叔父开办的私塾读四书五经。李立三记忆力很强，老师指定的课文，他很快就能背诵出来，背完后他就开始读《聊斋志异》《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杂书。在父亲的严厉管教下，李立三学会了各种格律的诗赋词曲，后来，李立三把他写的诗、词汇辑成《芋园诗草》。 在李立三孩童时代，1906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萍乡、浏阳、醴陵一带发动了起义，虽然失败，但却在群众中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李立三就读的私塾中，有一个比李立三长九岁的“坐间学生”孙小山，经常跟李立三等几个小朋友讲革命故事，在李立三的幼小心灵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记。李立三一直认为孙小山是他后来参加革命的启蒙老师。 少年时代的李立三还跟毛泽东有过结交。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他1936年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毛泽东对当年李立三与他的交往是这样描述的：在湖南第一师范期间，“因为感觉到要向外发展和需要一些亲密的伴侣，有一天我就在长沙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对爱国工作感兴趣的青年和我联络。我特别提出艰苦有决心而能为祖国牺牲的青年们。对于这个广告，我收到了三件半的回信。一件是罗章龙的回答，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又叛变了。两件是从两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得到的。半件回答，这是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所说的一切话，可是他随即走开了，他自己并没有任何具体的建议。我们的友谊永远没有发展起来”。 对于这件事，李立三谈过几次，但都同《西行漫记》里的记述有出入。李立三说：“1915年，湖南省把12个县的中学生集中起来，在长沙成立了长郡中学，实际上是一所省立中学。我也随着醴陵的渌江中学合并到长沙的长郡中学念书。1917年转到广益中学念书。这件事发生在长郡中学，应该是1916年。那时，我们听说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有一个叫毛泽东的‘怪人’，他为了锻炼自己的意志，常到闹市区去看书，一年四季坚持早晨天蒙蒙亮就到井边用吊桶扯上井水从头上往下淋，即使寒冬腊月仍坚持不懈；冬天寒风凛冽，穿着单薄的衣服，爬山绕城，任凤劲吹或迎风大唤，谓之风浴；数九寒冬，到江河里游泳；夏天烈日当空，光着上身站在操场上或游泳后躺在沙滩上让阳光暴晒，谓之日光浴；大雨如注时，站在操场上让倾盆大雨淋个痛快，或独自一人，顶风冒雨登上岳麓山顶，然后跑下山来，说是雨浴；甚至以几天不吃饭来锻炼肠胃。他为了集中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和同学们约定‘三不谈’：不谈金钱，不谈男女间的事，不谈家务琐事。否则，就不能做朋友。他曾写过一副对联，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苟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 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 那时，都传说毛泽东是个‘怪人’。我们看到那个‘征友启事’，经过猜测分析，‘毛泽东’(毛浑柬)三个字，正好是‘二十八画’。出于好奇心，我们就去了。”李立三把他去与毛泽东见面的情形又重说了一遍。他坚持说，他在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时，只见到毛泽东起身向他走过来，他就立即走开了，彼此都没有说过话。 1917年，李立三从长沙广益中学毕业后，为谋生活出路，在其父的坚持下，回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员。其父为了把他留在身边，还强行为他包办了婚姻。回乡执教当然不是李立三的志向所在，几个月的教员生活，他如坐针毡，终于，他下定决心，投笔从戎。李立三说，当时人们心中护国军的程潜是最了不起的一名革命者，又是醴陵县同乡。为了走向革命道路，李立三跑到衡山，在程潜部下当了一名士兵。由于他有文化，办事能力强，很快就在湖南护国军三营七连当上了连队文书。1918年秋，连长派他去给护国军司令部送信，巧遇护国军司令程潜在庭院中与人下棋，李立三不便打扰，站在一旁观战。他见程潜下了一着棋很不理想，又不能多嘴，只是“唉”了一声，叹了一口气。结果，程潜把这盘棋输掉了。这时，李立三把信件呈送给程潜告辞转身要走，程潜一下把他拉住，非要与他下盘棋。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李立三铆足了劲，硬是把素称高手的程潜给赢了。程潜对李立三刮目相看，短聊过后，程潜发现李立三不仅是他的醴陵同乡，他的父亲李昌圭与他还是“同年”(同一考场中的秀才)，是老相识。有了这层关系，程潜对李立三更加器重和赏识。不久，程潜就表示愿意出钱让李立三去北京上大学深造。李立三拿着程潜给他的纸钞，回家乡艰难地说服_了父亲，1919年春，他怀揣宏图大志，一路北上。可没承想，路费开支，加上纸币贬值，李立三手中的钱款所剩无几，根本不足以缴纳学费。走投无路之际，经朋友介绍，李立三选择了留法勤工俭学这条路。他进了设在北京西郊酒醋局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进修法语。很快，五四运动爆发，给了李立三很大触动，为寻求革命的道路，他回到家乡，说服父亲卖掉了十六亩祖业好地，筹得两百银元作路费，撇下妻儿，转往上海。1919年9月29日上午10时，李立三同徐特立等其他四十七名赴法学生，登上了“博多斯”号轮船，从上海起航，踏上了异国他乡勤工俭学的途程，从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解放战争时期，程潜任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1949年8月在长沙起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程潜应邀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此时，李立三被大会选为主席团常委，并负责组织开国大典的工作。他曾到六国饭店拜会程潜先生，诚恳地向当年赞助他上大学的恩人致谢。 P6-8
1919年“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1921年，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诞生。同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挂牌办公。从那时起，中国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了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历经艰难与风雨，已经走过了90多年的征程。在波澜壮阔的中国工运征程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工运领袖、工运活动家。他们为推翻三座大山、建设新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了重大贡献。 为缅怀先入，传承光荣，中国工人出版社策划出版了《中国工运历史人物传略》丛书。本丛书通过权威通俗的文字描述以及生动丰富的历史图片，展示了中国工运历史人物为中国工运事业英勇奋斗的不朽业绩和伟大精神。他们是中国工运历史上永远的丰碑，激励我们一代一代坚定理想和信念，牢记历史使命，弘扬光荣传统，继往开来，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推进中国工运事业而努力奋斗。 本丛书的出版得到了王永玺、谢春涛、唐玉良等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王永玺同志审读了全部书稿，在此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并感谢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湖北省总工会、福建省总工会、上海陈云纪念馆、武汉二七纪念馆、福州市林祥谦烈士陵园管理所、安庆陈独秀纪念馆、武汉市江夏区总工会、武汉市江夏区党史办、武汉市江夏区民政局等单位给予的帮助与支持。 由于本丛书从策划到成书的时限紧迫，因此在文稿内容、图片组织上难免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们欢迎各界读者进行批评指正，并希望能够在修订再版时加以完善。
《中国工运历史人物传略》丛书通过权威通俗的文字描述以及生动丰富的历史图片，展示了中国工运历史人物为中国工运事业英勇奋斗的不朽业绩和伟大精神。他们是中国工运历史上永远的丰碑，激励我们一代一代坚定理想和信念，牢记历史使命，弘扬光荣传统，继往开来，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推进中国工运事业而努力奋斗。 李思慎所著的《中国工运历史人物传略：李立三》记述了李立三在工人运动中的杰出贡献。作为中国工人运动史的标志性人物之一，李立三的事迹感人至深。
这是一本好书，对于了解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共历史非常重要，不看这本书，对于那段历史的细节无从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