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远去·贰
2011-12
中国工人
岳南
288
无
民国时期是一个王纲解纽、诸侯蜂起、异族入侵、整个中国历史中少有的乱世；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动荡、大辉煌的时代，是科学与民主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的历史转折关头。从文明进步意义上说，它已超越了任何一个朝代的乱世与所谓的“盛世”。在这样一个纷乱中暗含着文明与进步的特定的历史氛围中，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产生了一批特立独行的大师级人物，而这批人物的家庭背景、气质、爱好、学行、处世方式等等诸方面各不相同，中西交汇，文化碰撞，数十位文化大师在短暂的民国时代巨星云集，造就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壮丽奇观，从而构成了20纪上半页中国历史星河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在这个风景的正面和背面，映照出的是清华研究院五位大师的身影；是霸气横生的“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傅斯年那冲天的怒吼；是“三百年仅此一人”的“教授的教授”陈寅恪那孤独的回望；是一代佳人林徽因与冰心的恩怨是非；是吴宓与毛彦文的“柏拉图之恋”，是一代狂人刘文典力踢蒋介石的奇闻轶事，是著名学者闻一多在死神面前从容镇静的面容……
本书讲述了民国大师们的飞扬与落寞，崇高与卑微……还原了他们极具人性的恩怨是非、爱恨情仇。文中融入了作者深重的生命体验，其叙述生动，史料丰富，见解独特，在此类作品中风格独树一帜，深受读者喜爱。
岳南，东诸城人，1962年生，先后毕业于诸城五中、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文艺学研究生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台湾清华大学驻校作家。著有《复活的军团》《日暮东陵》《天赐王国》《风雪定陵》（合著）等考古纪实文学作品十二部。另著有以自由知识分子学术精神与情感命运为主体脉络的《陈寅恪与傅斯年》《从蔡元培到胡适》《李庄往事》《梁思成、林徽因和他们那一代文化名人》《南渡北归》（三部曲）等十余部，其中《风雪定陵》《复活的军团》《遭遇兵圣》《千古学案》《万世法门》（合著）等十余部作品被翻译为英、法、德、意、日、韩等文字在海外出版，全球销量已达数百万册，为中国最具全球影响的当代著名作家之一。
一、谁是五四运动学生游行总指挥
二、傅斯年为何要杀丁文江
三、陈独秀与五四运动
四、女师大风潮与“闲话”事件
五、傅斯年、顾颉刚与胡适的友谊
六、北大校园中的“浙江村”
七、鲁迅与顾颉刚缘何交恶
八、鲁迅离开中山大学的内幕
九、钱穆与胡适、傅斯年的恩怨
十、钱穆之死
十一、赵元任与胡适留洋时的榜上名次
十二、胡适与女“同志”陈衡哲
十三、胡适的博士帽子到底有多少
十四、王国维的生前身后事
十五、陈寅恪进清华的背后隐秘
十六、梁启超“白丢腰子”的前因后果
十七、吴宓被迫离开清华国学院的经过
十八、吴宓与毛彦文的“柏拉图之恋”
十九、吴宓与钱锺书的恩怨是非
二十、教授的薪水与文稿的酬金
二十一、西南联大校歌悬案今解
二十二、傅斯年怒抓蒋介石“老二”
二十三、诗人穆旦的“远征军噩梦”
二十四、张道藩与蔡威廉、蒋碧微
二十五、金岳霖教训吴宓的悔悟
二十六、金岳霖与三位弟子的师生情
二十七、情张伯苓的南开悲情
一、 谁是五四运动学生游运总指挥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宣告结束，为了处置战败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权益，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以战胜国之一的身份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在大战期间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收回被德国夺占的山东权益等正义要求。由于美、英、法和日本相互勾结，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又奉行对外妥协的卖国政策，帝国主义根本不把中国人的正当要求当盘菜儿，反而无理地在和约中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特别是青岛转让给日本。青岛原是由中国租借给德国的海港，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取青岛。当时的中国已对德宣战，战后这块租地自然毫无疑问地应该由被打败的德国手中归还中国。至于日本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二十一条”，又借口不在会议的讨论范围而置之不理。消息从巴黎传到国内，引起了中国人的愤怒，1919年5月4日，爆发了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学潮，学生们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和丧权辱国的各种条件，要求“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权益。其间，愤怒的学生叫喊着“打倒卖国贼”等口号，痛打了卖国媚日分子。此次行动很快波及社会各阶层，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狂涛巨澜。此次行动，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当运动爆发之时，整个北京高校校园和街头闾巷，风卷浪滚，泥沙俱下，豪杰并起，猛士如云。北平学生纷纷拥向街头示威游行，只见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有一位威武的山东大汉高举大旗走在大家的最前面，他不时地带领大家一起振臂高呼，又偶尔暂缓脚步，与身边的几位同学低声交谈。他，就是这次游行队伍的总指挥、北京大学国学门学生、素有'大炮'雅号的傅斯年。”[1]学生们在天安门前游行示威后，又赶赴赵家楼痛殴了卖国汉奸曹汝霖，一把火烧了赵家楼，从而引发了社会各阶层的大震动，号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爱国运动由此拉开了序幕。关于傅斯年在“五四运动”特别是学生游行示威中的具体身份和地位，傅氏本人一生都对其讳莫如深，没有明确提及，虽在1944年，也就是“五四运动”二十五周年的时候，他写过一篇回忆性文章，但对此细节仍未触及。这顶“总指挥”的纸糊高帽，当是后生们强行给他戴了上去，以示崇拜景仰之情。从“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张国焘、许德珩、罗家伦、段锡朋等学生领袖的回忆看，关于傅任“总指挥”的问题尚有探讨的空间。据这股大潮中另一位兴风作浪的学生领袖罗家伦说：在火烧赵家楼，痛打了卖国者之后，游行的学生们在北大院内开会，“大家本来要推傅斯年做临时主席，忽然有一个浙江籍的学生姓陶的，打了傅斯年一拳，这一拳就把傅斯年打得不干了。自此以后，五四运动和傅斯年便不发生关系了。”[2]另一个说法是打傅斯年者叫胡霹雳，陕西人。胡先是一拳把傅的眼镜捣飞，傅大怒，晃动高大身躯只一脚便把胡霹雳踢于台下，接着又跃下台阶像武松打虎一样，骑在胡的身上照准头部狠狠地抡了几个“霹雳拳”，胡当场被击昏。后有人问傅斯年打架之招数，傅说主要是靠自己的体积乘速度，如此便爆发出一股所向无敌的力量，可一举将对方击溃云云。到底是姓陶的还是胡霹雳，或者什么人打了傅斯年，傅斯年打了什么人已显得不重要，重要的是傅斯年被打后为何嘠然而止，和正如日中天，波急浪涌的伟大行动决绝，当然不是仅一个“万念俱灰”可以简单概括和解释的。就当时的情形论，傅氏一定有更多、更复杂的考虑或顾虑，只是这许多的想法在刹那间突然爆发而已。许多年后，曾做过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回忆说：“我认识孟真远在1919年，他是五四运动领袖之一，当时有人要毁掉他，造了一个谣言，说他受某烟草公司的津贴。某烟草公司，有日本股份，当时全国反日，所以奸人造这个谣言。我在上海看见报上载这个消息，我就写信去安慰他。”[3]蒋梦麟之说假如是事实，那也是五四之后的事情，似与当天傅被打了一拳后立即下台并放弃继续参加运动无关，更与他是否是总指挥无涉。在几年前出版的《傅斯年全集》第一卷插页中，有“五四运动”北京学生高举两面红黄蓝白黑的五色大国旗游行照片一幅，说明文字云“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示威游行队伍向天安门进发，傅斯年为总指挥，手举大旗者为傅斯年”。[4]另有许多有关“五四运动”的著述，同样称傅为“总指挥”，但这一名称的来源无一例外地未见确切出处，更不见罗家伦、许德衍、张国焘等当年参加这一运动的学生领袖们公开提及。著名“五四运动”史专家、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方语言学教授、美籍华人周策纵，曾对《傅斯年全集》第一卷这副照片进行过详细研究，但仍没有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只是含糊其辞地说：“也有人说不是学生而是校役的，从服装方面看来好像不是学生，但也不一定。”[5]那么在“五四”爆发学潮的当日，到底谁是总指挥，或相当于总指挥式的人物呢？既然傅斯年不肯吐露真情，就请看一看其他几个当事人的回忆吧。据罗家伦回忆：“在4月里，日本要求中国撤换两个专使的消息纷纷传来，北大学生开了一个会，并且捐了几百块钱打电报，一方面打电报给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要求他们坚持，一方面通电全国，反对因为外国压迫而撤换本国专使的事。这两个电报打出以后，所捐的电报费还存300元左右，于是用四个干事的姓名，共同负责，存在学生银行里面。到5月1、2日的时候，外交消息，一天恶似一天，傅孟真、许德珩、周炳琳、周长宪和我等几个人，商量要在北京取一种积极反抗的举动，但是我们当时一方面想对于国事有所主张，一方面对于北大又要保存，所以当时我们有一种非正式的成议，要在5月7日国耻纪念日，由北大学生在天安门外率领一班群众暴动，因为这样一来，北大的责任可以减轻。5月3日那一天，清华大学举行纪念典礼，许多北大的人，都到清华去参观，那天我也去了。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回来，不料3日那一天，邵飘萍到北大来报告说是山东问题已经失败，在校的一班同学，于是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召集临时会议，最初由邵飘萍报告，以后由许德珩等一班人慷慨激昂的演说，还有一个刘仁静，当时还不过18岁，带了一把小刀，要在大会场上自杀。还有一位，要断指写血书的，于是当场主持的几个人，不能维持我们以前决定的五七发难的成议，当场议决在第二天(即5月4日)联合各学校发动，并且当场在北大学生中推出20个委员负责召集，我也是其中一个，由他们到各学校联络进行。我们9点钟由清华回来，看见他们会也要开完了，什么决议都已经定好了，当时我们还在埋怨许德珩，说是我们说好在5月7日发动，而现在改了期，不是要把北大断送了吗？可是埋怨尽管埋怨，大家的决议还是大家决议，是不能更改的。于是他们叫我连带签了字，把前存学生银行的300元拿出来买竹布，费了一夜功夫请北大的书法研究会及画法研究会的同学来帮忙，做了3000多面旗子，除了北大学生个个有旗子外，其余还可以送给旁的学校。所以当时大家疑心五四运动以为有金钱作背景，不然为什么以北大穷学生临时有这许多钱去做旗子呢？其实这个钱是打电报省下来的。各代表当夜分途至各学校接洽，约定了在第二天下午1点钟在天安门会齐。当夜11点钟的时候，各代表在北大开了一个预备会议，当场举出了三个总代表，一个是我，一个是江绍原，一个是张廷济，并且当时推我写了一个五四运动宣言，由狄君武送到北京大学印刷所去印了5万份。第二天的早上，我们还预备了一个英文的备忘录，送给各国使馆。到下午1点钟，大家便齐集在天安门了。我们三个所谓总代表，因为预备各种文件，一直到1点10分才到天安门，当时步军统领李长泰、警察总监吴炳湘，都已经先我们而到，对大家讲了一番话，劝大家解散。当时众怒难犯，哪一个肯听？于是大家从天安门出发，一直走到东交民巷口，便被警察挡住了……于是大家便高呼口号'我们去除国贼吧！'于是掉转大旗向曹汝霖家前进(曹家在赵家楼——南按：此宅原为满清一姓赵官员私产，故谓赵家楼)。曹汝霖的房子，是一座很大的满洲王府式的平房，我们到他家门前，大门已经关了，门口站着一大队荷枪实弹的警察，大家到门口了便大骂国贼，最初拿旗子向屋顶丢去，后来打破了一个短墙的窗子，大家便爬进去。首先进去的人，据我眼睛所看见的，乃是北大的蔡镇瀛，一个预理科的学生，和高等工业学校一个姓水的。大家看他们进去了，于是接上爬进去的几十个人，把大门打开，而曹宅的院子里还站着许多警察，因为学生向他们极力宣传，所以他们已没有什么抵抗。适巧那一天曹汝霖同章宗祥、陆宗舆和一个日本资本家在那里商议事情，他们以为有着警察保护是不要紧的，我们打进去的时候，曹汝霖便换了警察的衣服混在警察堆里，从后墙跳出去。陆宗舆怎样逃走，我们却不知道，听说他也来喊口号，喊打倒卖国贼，混在群众里面逃走的，是否确实，却不知道了。章宗祥比较老实，他和那个日本人一道躲在一个小房间里，群众跑进去的时候，日本人还掩护着他，于是大家知道他是一个要人。群众便把他们围起来了。不久一个北大的校工进来，他说自己是认识章宗祥的，并且说这就是章宗祥，于是大家便动手打起来。打了一顿，忽然有人说'打错了'。大家便一哄而散，于是这个日本人和曹家的佣人，便把章宗祥抬出去，停在一间杂货店里面，这个日本人也去了。于是群众中忽然有人叫'刚才并没有打错'，大家便去找章宗祥，在他后门杂货店中找着了。当时这个日本人还掩护着他，群众们便用杂货店中鸡蛋来丢这个日本人，重新把章宗祥拖进曹宅来，拆散了一张铁床，拿铁床的棍子来打，所以当时章宗祥确是遍体鳞伤，大家以为他已经死过去了。曹家的装饰品、古玩……简直是打得干干净净，他的姨太太和他女儿的房子里许多香水，都一捶一捶的打碎在地上，当时香气四溢，不可响迩。我还亲眼看见江绍原拿了一床红绸的被子，拖在地上，撕了一块红绸拿在手里，乱晃几下，说是'胜利了！胜利了！'至于放火的举动，乃是高等师范的学生开始的，我看见有两个学生，自身上掏出许多自来火来，如果他们事前没有这个意思，为什么要在身上带来这许多自来火呢？结果，曹宅烧起来了，徐世昌（南按：北洋政府大总统）便下了紧急命令，叫军警捉人。那时候，傅孟真把他一本日记簿，上面写着许多代表名字的，往火里一丢，马上烧掉了。我们还是从前门出来的，当时街上救火队和水夫，已经拥挤不堪，很难通行。在曹宅里面还没有出来的，还有几十个人，于是便当场被捕。我从赵家楼出来以后，便向北大东斋(即第一宿舍)去，当时自己实在疲倦极了，从5点钟睡到6点钟，6点钟以后，重新振作精神开始活动。当时派定了多少代表，向各学校联络，预备在第二天，全北京的高等以上学校，自大清早起，一律罢课。”[6]罗家伦所说的曹汝霖（1877-1966），上海人，字润田。早年留学日本东京早稻田专门学校、私立东京法学院攻读法律。1902年返国，任商部行走，兼任京师大学堂附设之进士馆法律助教。清末出任外务部左侍郎。辛亥革命以后，任袁世凯秘书。不久即离开袁府在北京执律师业，一时为社会所重。据说曹是一个头脑灵活，办事干练而善于沽名钓誉的人，其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有一次，上海有两个富家女婆，被控告强奸了一个男性少年，而且这个少年在两个女人实施强奸过程中，因心力交瘁而猝死于床下。法院接案后，以 “强奸罪”把两个女人送进了监狱。曹闻讯，认为法院判决不当，遂自愿前往搭救两富婆。他以名律师的身份和才学与法官辩论，认为鉴于女人在生理上的局限性，只有男人强奸女人，不可能反过来女人强奸男人，就像天上下雨落到地下，而地下的喷泉再高也达不到天宫一样。即使两个女人用其它辅助技术与这少年发生了性关系，法律上也没有明文规定女方是在实施“犯罪活动”，两个女人并没有什么罪。法院最后采纳了曹的辩护，两个女人走出监狱，与曹热乎起来。新闻界借机添油加醋地宣染，曹在社会各界一下爆得了大名。[7]1913年8月，曹出任袁世凯政府外交次长。1915年和陆徵祥一起奉袁命同日本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6年后任北洋军阀政府交通总长、财政总长，趁机卖国求荣，大发国难之财。据1919年5月16日中美通讯社报导，曹侵吞占有的各项财产总数在2000万元以上，按当时的比价，其数目已超过了清朝巨贪和坤之数。1919年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一致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三人，结果是一把火把赵家楼几乎烧了个精光，章宗祥还差点送了小命。6月10日北京政府被迫下令将曹氏等三人免职。抗日战争时期，曹出任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1949年逃往台湾，后至日本、美国。死于底特律。按罗家伦的说法，五四运动他才是真正的总指挥而不是傅斯年，傅斯年的影子只是其文中偶尔出现过几次，与罗的“烈烈功勋”相比，实在微不足道。但据后来成为中共高官的许德衍回忆，傅不但不是五四运动的总指挥，还是一个阴险狡猾、投机钻营的跳梁小丑和叛徒、内奸与卖国贼式的人物。至于总指挥一角，许氏似乎当仁不让。许德衍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8年11月)，协约国胜利了，德国失败了，中国因为参加了协约国，有些人竟然把自己也看成是什么'胜利国'，一时'公理战胜强权'的口号高唱入云。受美英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如胡适等人，大肆宣扬美国的'民主'，美国总统威尔逊骗人的'和平十四条'，被宣扬成'民主的象征'。留美归国的杜威的学生蒋梦麟曾把它翻译出来。北大学生傅斯年为讨好胡适，自夸说可以把'和平十四条'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在胡适影响之下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俞平伯、徐彦之、毛子水等，办了一个《新潮》杂志，后来参加的还有汪敬熙等。《新潮》杂志在出版时自吹自擂，刊登广告自称是'北京大学之新潮'。由于胡适的关系，北京大学每月出大洋400元作为《新潮》的津贴费用。这个刊物主张白话作文，偏重于文字改革运动，虽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之下，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对于反侵略、反卖国的运动却起了不少的反作用。”又说：早在五四运动之前的“1918年5月，留日学生因抗议中日军事秘密协定举行集会，遭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残酷镇压，全体留日学生反抗这种暴行，罢课回国。这件事立即引起北京学生的积极响应。5月中旬，归国学生代表李达、龚德柏等到了北京，与我们见面。经过几天的奔走酝酿，北京学生于5月21日发动了向统治当局示威请愿运动。这是一次空前未有的运动，参加这次运动的有北大、高师、高工等学校2000多人。当时推出向公府(即总统府)请愿的代表8人，其中北大3人：许德珩、易克嶷、段锡朋。这是中国学生第一次的游行请愿运动，为五四运动的前奏。但是，这次运动出于仓促，准备不够，又因学生从来不问政治，因而没有发生所希望达到的影响。同时，北京大学思想不一致，内部有一帮学生如傅斯年、范恺、吴澄、杨济华、曾劭勋等人破坏此次学生爱国运动。他们事前跑到公府告密，说我们'要纠众造反，向政府请愿示威'，'这运动只是少数人的运动，不能代表全体学生'，云云。傅斯年等人这种卑劣无耻行为，受到了蔡校长的斥责，也受到了许多学生的鄙视，同时也给了我们以教训，使我们深感有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必要。”如果许的说法属实，傅斯年确实属于卑劣无耻的坏分子，只是孤证难立，目前还没有发现傅氏在北大如此卑劣的材料，许氏的一家之言只好暂是置之高搁，留待日后研究者来研究真伪，评判是非了。在谈到“五四运动”具体经过时，许说：“1919年春，北大学生会成立，北大的学生救国会全体成员都参加了这个组织。新潮社的成员以前是不参加学生救国会的，五四后，在李大钊的促进说服下，他们参加了运动，并派罗家伦、康白情为代表，参加了北大学生会。无所属的陈公博、狄膺(福鼎)也参加了北大学生会。”又说：“队伍到达赵家楼时，已是下午两点多钟。数百名军警早把胡同口封住了，队伍不得进去。我们于是变计，向军警和和气气的讲明来意说：'我们是爱国学生，来这里是找曹总长谈谈国事，交换意见，要他爱中国。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也是中国人，难道你们不爱中国吗？'我们做了很多说服教育工作，果然有效，军警让我们进了胡同。可是曹汝霖的住宅朱门紧闭，怎么办呢？我们还是用说服军警的办法，包围他们。我们进一步用三四个人包围一个军警的方式，向他们说服，几乎等于缴械。学生之中有两个身材很高的同学，其中一个是高师的学生名叫匡日休，他的个子高，站在曹宅向外的两个窗户底下。我们趁军警不备之际，踩上匡日休的肩膀，登上窗台把临街的窗户打开跳进去，接着打开了两扇大门，众多的学生蜂拥而入。原来曹汝霖正在同另两个卖国贼章宗祥(驻日公使)、陆宗舆(币制局总裁)以及日本新闻记者中江丑吉在开会。他们以为有重兵把守，学生不会进来。一见学生拥入，曹、陆二贼从后门溜走，只剩下章宗祥、丁士源和中江丑吉三人在客厅里被包围起来，不得脱身。大家见到章宗祥，以为是曹汝霖，就都上去打，把他打得头脸出血，倒在地上装死。有细心的同学，先切断了电话线，取下客厅里挂的曹汝霖的照片来一对，原来被打的不是曹汝霖，人就散开了。中江丑吉因掩护章宗祥，也被群众痛打一顿。丁士源则乘混乱之际逃出。随后我们来到曹汝霖的卧室，卧室里还有日本女人，由大家保护出去未挨打。有一个同学抽烟，身上带有火柴，看到卧室太华丽，又有日本女人，十分气愤，就用火柴把绿色的罗纱帐点燃了。顿时室内燃起大火，房子也就烧起来了。”[8]许德衍这一说法公示于众后，未见有撰文响应或认可者。曾一度成为中共一大代表，红军总政委，中途转向蒋政权的张国涛，在五四运动时为北大哲学系学生，主持创办了“国民杂志”，属于抛头露面的活跃分子。他于1949年之后，在流亡香港，客居陋室的艰难岁月中，回忆自己大起大落，荣辱兴衰的人生之旅时，曾提到了给他带来荣光并引以为自豪的“五四运动”。张国涛说：“一九一九年五月二日下午七时，'国民杂志社'循例举行社务会议；参加者是原有的十多个社员，议程也只是讨论杂志的出版事务。可是到会者不约而同的谈到中国在凡尔赛和会受辱的情形，以及曹汝霖等腼颜媚日和山东及其它各地人民团体奋起救国等消息，气氛异常激昂。我首先提议：由'国民杂志社'发起，约集北京各校同学举行一次示威游行。我并且说明：这次示威运动决不可再蹈去年请愿行动的覆辙；必定要做得有声有色，获得圆满的结果，时间越快愈好……我的提议立即得到全体到会者的热烈赞成。”为了实现这些意见，由“国民杂志社”人员通告北大全体同学，于次日晚上七时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举行学生大会，并选举易克嶷任大会主席。众人在演讲后，分头张贴布告。“五月三日下午七时，第三院大礼堂中挤满了人群。北大同学一千多人几乎是全体出席，其它各校热心同学赶来参加的也有几十人。在易克嶷主席宣告开会，说明宗旨之后，我即登台发言，提出我上述的主张……博得了同学们热烈的掌声。”张又说：“五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左右，当北大同学在马神庙第一院集合，准备向天安门出发时，蔡元培校长出来劝止。他沉痛的向我们说，示威游行并不能扭转时局。北大因提倡学术自由，颇为守旧人物和政府所厌恶，被视为鼓吹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现在同学们再出校游行，如果闹出事来，予人以口实，这个惨淡经营，植根未固的北大，将要首先受到摧残了。那位文诌诌的易克嶷同学当场向蔡校长痛陈学生们内心积愤，已是忍无可忍，恳求校长不要阻止。其它多数同学则颇感不耐，发出'嘘！''轰！'吵嚷和怒骂的声音。看看时间已到正午，我即挤上前去，高声向校长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罢。'我和其它几位同学连请带推的将蔡校长拥走，游行队伍在一片欢呼声中，蜂拥的向天安门出发了。“那时东交民巷口军警密布，我们的示威队伍无法通过，只得派代表向若干外国使馆说明示威的意图。按规定计划转向赵家楼曹汝霖的寓所（南按：张氏在文中曾言向曹汝霖问罪，是提前就计划的主要行动目标）。“学生队伍到达曹宅时，北大同学钟巍所预先约集好的十几个同学，率先翻越窗户进入曹宅，打开大门。大队同学即一拥而上，到处寻找曹汝霖不获；适另一亲日巨头，驻日公使章宗祥正在那里，走避不及，被同学们痛殴了一顿。曹宅的什物也成了同学们泄愤的目标，大肆捣毁，少数同学并乘势将堆积在宅院中已经捣毁了的什物，放火焚烧。我和其它几位担任指挥的同学认为目的已达，于是分头通知乱作一团的同学们，迅速整队回校。我们刚启程离开，大队军警赶到，将火势迅速扑灭了，并开始捕人，未能赶上队伍的三十二个同学被陆续逮捕。这就是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一幕。”[9]张国焘真乃一锋芒毕露之人，可能他曾经当过红军将领的缘故，在文中明确使用了“指挥”一词，回忆有声有色。文章中他没有说自己是总指挥，但却是最为重要的“指挥”巨头之一。回忆中没有提到傅斯年之功绩，似乎整个运动自发起到剧终都是张国焘一手导演策划，大有唱戏抱屁股——自捧自的意味。当然，以他性格和一贯的为人做事论，他是不可能对着镜子喊王八——自骂自的。当时的情形到底如何，美国学者周策纵在他的名著《五四运动史》中曾有过如此分析：“据陈独秀和李大钊等所编的《每周评论》在第21期（5月11日）一位署名'亿万'的作者报导说：这时（游行队伍受阻后），'大家只好在美使署前连呼'大美国万岁！威大总统万岁！大中华民国万岁！世界永久和平万岁！'四声。然后由四个学生代表（包括有罗家伦、段锡朋、傅斯年，另一个可能是张国焘）和东交民巷的官员通过数次电话以后，被推选进入美国使馆去见公使。他们发现公使不在，就留下说帖。”[10]周氏在注释中又补充说：以上这个“记载是根据各种报导而来，包括1926年北京大学一个学生写的回忆录，王苣章也引用过（南按：王曾出版过《中国青年运动史》），在很多类似的记录里也有记载，如1919年5月5日宪兵的报告（南按：《五四纪念文集》沈阳，1950年）。张国焘在他写的英文回忆录里提到他这次做过学生代表，但是在以前的记载里都没有这种记录。”正是对张国焘记载的怀疑，周策纵才在前文中打了个“另一个可能是张国焘”的问号，显然，张国焘所说是言过其实了。就已公布的材料分析推断，所谓“五四运动”学生游行总指挥这顶金光闪烁的帽子，戴在任何一个的头上恐怕都不合适。如果说傅斯年是总指挥之一，应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罗家伦、许德衍、张国焘、段锡朋等辈，也应列入“之一”，这当是一种最稳妥，也最能令各方接受的一个结论。当然，不只是“五四运动”学生游行的总指挥莫衷一是，人言言殊，就整个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到底是谁的问题，也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纠缠不清的问题。“五四事件”发生不久，日本政府和北京政府就指责布尔什维克煽动了这场运动，但当时的知识分子领导者、许多外国观察家和外交官都否认了这一点。正如周策纵所说：“五四”时期后的几十年中，这场运动在中国公众中的声誉大大提高，各个党派都常常自称运动的领导者。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西方传教士及其作家经常过分强调自由主义者特别是胡适在这场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而国民党领导有时也宣称或暗示一些国民党员如蔡元培、吴稚晖、罗家伦和段锡朋等实际上领导了或影响了'五四运动'，尽管他们同时还批判了这场运动的目的。”又说：“1949年后，胡适被共产党斥为'五四运动'的叛徒，杜威和罗素则被称为帝国主义派到中国来的破坏'五四运动'的'间谍'。有位毛泽东传记作者甚至无视所有历史事实，说罗素一直是'一名帝国主义战争贩子'。”[11]共产党控制的大陆把跟随蒋介石出走的胡适斥为叛徒，自是见怪不怪，而把杜威与罗素两位外国学者视为帝国主义的“间谍”，当与二人在“五四”前后分别来中国讲学的经历和背景有关。1919年4月30日，胡适终生服膺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抵上海，开始在中国讲学活动。此时适值“五四运动”爆发，在南方讲学的杜威闻听各种传言，对北京高校学生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他曾写信给家中的女儿，把北大等高校学生游行与痛打曹汝霖等行为，看作是一般大学校园中男生们的相互斗殴，是无聊之举。但当他于6月5日抵达北京，亲眼看到了“五四运动”掀起了新一轮高潮的蓬勃气象，在两个月内，军警已拘捕学生近千人，并把北京大学校舍作为临时监狱关押被捕学生。尽管如此，学生们与政府较量的斗志不减，爱国热情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参与。此举令杜威大受感动，完全改变了以前的看法，对学生们的行动给予了高度肯定与赞誉。6月8日夜间，美使馆设宴招待杜威及中外名人、要员三百余人，席间杜威在演讲中说道：“此次来京，适逢学界学潮扩大之际，本人不能充分讲演，起初不免寂寞。但现在深觉中国学生不特能教训自己，并且能教训他人，实在可以不必他多讲演了云云。”[12]在社会各界的巨大压力下，北京政府将被捕的学生全部释放，6月10下令免去曹、章、陆等三个卖国者的本兼各职，这使一直倾向于改良主义的老头子杜威心灵受到很大震动，他在较详细地了解了学潮发生的内情后，于6月20日写信给家中女儿的信中，再次提出并修正了以前对“五四运动”的看法。信曰：“附带说一句，我发现我上次把这里的示威游行比作我们一般大学里男生的宿舍打斗，对这里的学生说来有欠公平。整个示威游行是经过了细心的计划，并且比他们预定的时间还要提早结束，原因是有一个政党也要游行示威。他们的运动如果在同一个时候，会给误认作是被政党利用。他们要以学生身份独立采取行动。想想我们国内14岁以上的孩子，负起一个大清除政治改革运动的领导责任，并且使得商人和各界人士感到惭愧而来加入他们的运动。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13]1920年10月，著名的英国哲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罗素应北京大学与讲学社的聘请，来到中国开始旅行和讲学，其间与杜威在湖南见面交谈。罗素在北大演讲时，对北大的学生曾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人要明白，中国人的利益和世界上强国的利益极少一致，如果有一致的地方，那是偶然的巧合。中国人必须自己团结起来奋斗，才有出路”。[14]1922年7月11日，杜威与罗素两位智者同时离开了中国，自此远离了中国的“五四”知识分子群体，由这一运动而掀起的巨浪的余波却仍在中国大地上回荡。[1]《圣地之光——城子崖遗址发掘记》13页，石舒波 、于桂军著， 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年出版。[2、6]《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罗家伦口述，马星野记录，载台湾《传记文学》第54卷第5期，1978年5月出版。[3]《忆孟真》蒋梦麟 载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30日。[4] 《傅斯年全集》欧阳哲生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5]《五四运动史》153页，周策纵著， 岳麓书社1999年出版。[7]事见《新编刀笔菁华》，襟霞阁主编 ，1924年上海出版。转引《五四运动史》146页，周策纵著， 岳麓书社1999年出版）[8]《回忆五四运动》许德衍，载《五四运动亲历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5月版。[9] 《我的回忆》49页，张国焘著， 东方出版社2004年出版。[10]《五四运动史》156页，周策纵著， 岳麓书社1999年出版。[11] 《五四运动史》498页，周策纵著， 岳麓书社1999年出版。[12] 北京《晨报》1919年6月1日。[13]《五四运动史》，周策纵著，岳麓书社1999年出版。[14]《TheProblemofChina》，1993）。
《大师远去2:爱恨情仇》编辑推荐：大师之后再无大师，著名作家、学者岳南继《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之后又推重磅力作！爬梳历史，还原真相，挥笔如刀解密民国大师的爱恨情仇。2011年11月20日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震撼发布，岳南荣登此榜，名列24名。新京报2011年11月底将接揭晓“2011年度好书”15部，《南渡北归》已进入50部候选名单。
无
大师远去·贰—爱恨情仇（《南渡北归》作者岳南新说民国大师）
岳南从写林徽音那本书开始，一直写民国的大知识分子，写到《南渡北归》之后，估计再要写一个新的高峰很难了，此书完全是对以前作品的重复。
我觉得还是再回去写写考古文学，再寻求突破吧。
只翻了翻，还没时间看。已看了岳南先生的《南渡北归》、《陈寅恪与傅斯年》等。
岳南将《南渡北归》的剩余材料在这里一并呈献给读者。看到那个时代远去的背影，让人唏嘘不已！
民国的独特社会背景造就了众多大师，值得我们深思
大师已远去，留下历史与故事，让我们沉静下来，静静阅读。挺好。
“万恶”的民国时期，刘文典敢踢蒋委员长一脚，如此“嚣张”还可以当校长，现在你敢拨谁一根毛不？
岳南老师的书，很值得推荐，现在的知识分子已经没有多少仕人骨气了
一如既往，岳南老師的風格。
岳南先生的书我都喜欢，敬佩他的付出
喜欢岳南的书，很好！
真正的勇士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高位如张伯苓，是爱国的是无奈的，但是对于疯狂时代的那群人，老人最后的死亡如同王国维大师的自杀一样让人扼腕叹息。不由得令人发出一声叹息
大师之所以为大师，在于大师与凡人有所同有所不同。
大师之所成为大师，知道也。
喜欢励志的朋友看看。看看大师的历程。
敬仰大师，瞻仰大师。这些点点滴滴的“过去式”，让我们领略了大师的风采
讲述民国初年文人墨客的一部好书，推荐。
不错，同事买的，比较文学
了解近代文化名人的钥匙，材料很新颖
读好书，值得一看
尽此书更多是一种心情，一种追忆。
正版，到货很快，正在看，应该不错。
不再重复.
看到好，送朋友。
很值得了解呵一看
很满意，支持
民国大师们的飞扬与落寞，崇高与卑微。还原了他们极具人性的恩怨是非、爱恨情仇。作者深重的生命体验，其叙述生动，史料丰富，见解独特，作品风格独树一帜，深受读者喜爱。
读过《南渡北归》，想必《大师远去1、2》也会喜欢
寻找那久违的精神脊梁，感动。
爱真理，真性情。值得钦佩。
从标题目录上看,似乎多有新内容,实则为《南渡北归》的延续.有很大篇幅直接从该书搬过来,虽然也有新鲜内容,但让人疑心《南渡北归》剪裁下的边角料杂烩成此书.实在无法与《南渡北归》相媲美.印刷也粗糙,注释极为简略,莫非此岳南非彼岳南乎?
后悔，与《南渡北归》多有重复
不错的轶事集。作品秉承作者的一贯风格：语言平淡，史料堆积，较少个人评判。
还行吧，读下去看看，权当通俗小说吧。
书的印刷不错，内容嘛，估计需要静心阅读。
怀着震憾的心情读完这套书，觉得是自己买的最好的书，作者用大量详实的史实，再现历史的真实面貌，令人扼腕长叹，真的是好书，我逢人就推荐，让人“三月不知肉味”，读完此书再无书了。
岳南的书，相当可读！
代买的，不只质量如何
好书，了解大师的另一面，了解历史的真实面目。
文化价值不错，值得一看
岳南先生的书我买过不少，我喜欢他对史实下的那一番田野调查的工夫，也欣赏其作品中的人文情怀。感觉他是一个有想法的文人！
岳南的这本书有些失望，但仍值得一读
基本上还是南渡北归里面的内容，没有太多新的东西
大师的爱恨情仇
历史小故事
长知识不错
作者真该多听听相声啥的。。。
和南渡北归有重复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