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出土书迹
2009-5
文物
西林昭一
330
陈松长
无
记得一位文物专家谈到历代文物的出土时说，我们的祖先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埋到地下，我们也不可能把祖先埋的东西全挖出来。这话说得非常客观，也非常到位，的确这是一个没有争论的问题。这就使我们研究的课题，永远带有一定的玄妙性，有不少疑团等待我们解决，于是我们的课题也就显得丰富多彩起来。 现实还告诉我们，随着时光的推移，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我们几乎每天都有祖先埋的东西被发掘出来，给我们的研究增加新的材料，也使我们的研究日益生动起来，并且不断地向前发展。 对于书法工作者来说，发现新资料似乎更显得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文字发展的轨迹可以说已经基本画就，虽然我们推断甲骨文前面有了系统的文字，但是发现要依赖很大程度上的偶然性，也许像甲骨文当年走出中药铺那样。于是，带有刻符的陶器、做辅料用的残纸、作为地界铭文的砖头……发现都会令我们惊喜不已。 这些文物的出现，我们更看中其身上的文字，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忽略了本身的价值，颇有点儿买椟还珠的意思。这倒不是我们喧宾夺主，而是这些文字的出现虽然比不了填补甲骨文那样大的缺项，却在小的地方把原有的文字丰富起来，使得文字发展的轨迹更加圆满和流畅，也为我们研究古文字和发展书法某一流派提供了千金难买的第一手资料。 尽管这些资料是零散的，但是一汇入已经有了的文字阵容之中，举足轻重的作用立刻便被显示出来。几十年来，有些学者开始对这些看似散碎的资料着手整理，使之尽可能地系统化，并探讨出处，无论是对研究历史还是书法者，都有着莫大的好处。 有的时候，学术不受国界的局限，更何况和我们一衣带水的日本，对汉文化一直是锲而不舍地研究。我的老朋友，日本学者西林昭一先生，专攻书法理论和中国书法演变史已经五十多年了，经过辛勤的积累，陆续发表了关于书史书迹的论文，并且在1989年出版了专著——《中国新出土的书迹》，涉及的资料竟然有300多种。这种精神，这种业绩，真是到了令人赞叹的地步。他在出书的时候，就有了预言，说随着时光的推移和考古事业的发展，一定会有更多的新的书迹被发现。他有一个充足的理由，那就是说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 正如学者有卓识的预言，果然新的书迹也争先来沐浴新世纪的阳光了，使得考古界又有了新的发现，书人又有了新的惊喜。西林昭一先生自然也按捺不住激情。
《新中国出土书迹》是在西林昭一所著《中国新出土の书》和《中国新发现の书》两《新中国出土书迹》的基础上重新编排修订补充而成的。《新中国出土书迹》所选出土书迹的发表时间截止于2005年底，凡在2005年以前经由正式出版物刊发的出土书迹，原则上都是《新中国出土书迹》选择的范围，但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仅选取唐代以前的部分书迹，宋以下的碑拓等书迹就只好忍痛割爱了。《新中国出土书迹》所选的出土书迹，均以其本身的书法价值和其在书法演变史上的地位为标准，凡同一时期同样书法风格的出土书迹，我们择善取用，凡书迹保存不太清晰者，我们多合而不取。 西林昭一原来所著两书中的文字，比较注意墓葬考古资料的介绍，《新中国出土书迹》为统一体例和节约篇幅，削减了相关的一些墓葬考古背景资料，重点是介绍书迹本身的出土地点、时间、定名、内容和其所具有的书法价值等，因此，如果对考古资料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西林昭一的那两本原著。
西林昭一，1932年生。大东文化大学毕业。迹见学园女子大学名誉教授。淑德大学大学院教授。书学书道史学会前理事长。主要著作·编集·监修有《书谱》（明德出版社）、《中国新出土的书》、《书的文化史》（上·中·下）（二玄社）、《中国的书迹·史迹及博物馆导览》、《视觉上的书艺术全集》全十卷（雄山阁出版）、《书道名言辞典》（东京书籍）、电视《书之路，中国书道之旅映像集》全十二卷（日本victor）、《中国的书法导览石刻·遗迹·博物馆》、《丝绸之路的书迹》、《历代名家临书集成》全七卷、《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全十五卷、《翁方纲的书学·苏斋笔记译注》（柳原书店·柳原出版）……等。其他论文多篇。 陈松长，1957年生，湖南省新化人。原湖南省博物馆副馆长，现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院长、教授；兼任中国汉画学会副会长，中国秦汉史学会、楚文化研究会、湖南省史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专家组成员，湖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简帛研究》、《简帛》、《简帛语言文字研究》等学术杂志编委，《简帛研究译丛》、《中国简帛集成》副主编。已出版《马王堆汉墓文物》（合著）、《玺印鉴赏》、《马王堆帛书艺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马王堆帛书竹简文字编》、《湖南古代玺印》等学术著作十余种。
一、陶文二、甲骨文三、金文四、简牍五、帛书六、纸文书七、碑铭刻石八、其他器物铭文后记
1972年在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发掘了两座汉墓，随葬品除陶器、漆器等95件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出土了4974枚竹简，其中一号墓出土4942枚，简长2.7.6厘米，宽0.5-0.9厘米不等。二号墓出土竹简32枚，简长69厘米，宽1厘米。 一号墓出土的竹简都是书籍，经整理，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春秋》、《墨子》、《相狗经》、《曹子阴阳书》、《风角占》、《灾异占》、《杂占》等十余种。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孙膑兵法》，此书自古以来就传说与《孙子兵法》有关系，但对其存在与否历来持怀疑态度，现在终于发现了汉代的古本，证明确实有《孙膑兵法》一书。 墓葬的年代，据墓中出土的半两钱与五铢钱来看，推测是武帝时代的前期（公元前140至120左右）。但是，竹简的书写年代，根据《孙膑兵法》简书中对汉文帝之名避讳这一点，可以推定写于文帝继位以后。其余各篇根据书风来判断，大体上也是同一个时期抄写而成。 简书的字体与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所书的古隶是同一系统。但由于抄手的不同，又各有其风格差异。其中《孙膑兵法》（图4.29a）稍显肥厚和阔达；《孙子兵法》（图4.29b），《晏子春秋））则少许有变体意味，但比较整齐；《六韬》（图4.29c）、《管子》、《墨子》则造型右肩下垂并杂有章草风味的点画等。 二号墓的竹简长度相当于汉尺的三尺，内容是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的历谱，这是中国隶书中最古的遗例之一。（《文物》1974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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