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三农”议程设置研究

2008-8  

新华出版社  

夏雨禾  

285  

233000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三农”议程设置研究》，有如下鲜明特色——　　第一，关注现实的重大社会问题，对此从学理上进行系统深入的思考。　　博士学位论文涉足现实的重大社会问题而缺失学术的应有品格，无疑是不可取的。　　第二，充分体现创新意识和创新努力。　　夏雨禾的创新意识和创新努力，其一体现在另辟蹊径地选取独特的研究视角上。　　第三，实行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结合。　　夏雨禾在对《人民日报》“三农”报道的议程设置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以该报总体议程为参照变量，通过样本的外部形式特征如“三农”相关报道的报道频数、所在版面、报道篇幅等，与样本所在报纸的相应变量进行对比分析。　　第四，个案研究和附录为本著增加了分量。　　在本著中，个案研究不是附庸，不是可有可无的文字。它不仅可以帮助读者加深对著作中所作的理论阐述的理解，而且有利于印证和深化作者作出的理论阐述，本身就颇有学理色彩。

夏雨禾，1972年出生，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7届博士毕业生，现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社会学、新闻传播学。

总序体现了独特性的学理探讨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缘起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　1.4　研究方法第二章　中西方议程设置研究的进路　2.1　西方议程设置研究：历史和现实 2.1.1　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的起源与动力 2.1.2　议程设置研究的重大转型　2.2　议程设置理论在我国内地的“本土化”进程 2.2.1 10年来内地学界对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回顾 2.2.2　议程设置理论的应用性研究第三章　内容分析程序及研究设计　3.1　相关问题的说明及抽样设计 3.1.1　关于调查对象的说明 3.1.2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的版面沿革　　3.1.3　抽样设计及分析单位的选定 3.1.4　关于“三农”相关报道的界定 3.2　内容分析的框架及类目建构 3.2.1　研究方法及分析框架的确立 3.2.2　分析类目的建立及编码 3.2.3　研究思路第四章　《人民日报》“三农”议程及议题分布的总体分析 4.1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三农”议程的发展演变 4.1.1　报道频数分析 4.1.2　报道的版面位置分析 4.1.3　报道篇幅分析 4.1.4　研究小结 4.2　《人民日报》“三农”议题的分布与变化 4.2.1　议题对象分析 4.2.2　议题范畴分析 4.2.3　样本中议题内容的构成及变化——基于议题对象与议题范畴的交叉分析 4.2.4　研究小结第五章　“三农”相关报道的主题构成与变迁分析 5.1　主题构成分析：对“三农”相关报道主题构成的考察 5.1.1　各议题内容单元的主题构成情况 5.1.2　研究小结 5.2　“三农”相关报道重要主题的变迁分析 5.2.1 “三农”相关报道重要主题的变迁及原因分析 5.2.2　研究小结 第六章　“三农”议程偏颇：对属性特征的系统分析及个案研究 6.1 “三农”议程偏颇：对议程属性特征的系统性分析 6.1.1　新闻来源和消息来源的特征 6.1.2　新闻材料的地域特征 6.1.3　新闻报道的倾向特征 6.1.4　新闻报道的模式特征 6.1.5　研究小结 6.2　农村人物形象的建构——“三农”议题偏颇的个案研究 6.2.1　样本分布情况 6.2.2　农村人物的生理形象 6.2.3　农村人物的阶层形象 6.2.4　农村人物的政治形象 6.2.5　农村人物的地域形象 6.2.6　农村人物的事迹形象 6.2.7　研究小结第七章　结语　7.1　媒介议程：结构互动的产物 7.1.1　相对性的媒介议程 7.1.2　媒介议程变化的内部影响结构 7.1.3　媒介议程和议题变化的外部影响结构 7.1.4　多重影响结构中媒介现实的建构策略　7.2　体制偏颇：“三农”问题的一个解析路径 　7.2.1　改革开放以来“三农”政策取向及演变轨迹 　 7.2.2　经济发展背景下城乡二元结构负面作用的倍增效应　7.3　大众媒介与“三农”：议程设置研究的一个特殊视角 7.3.1　主流媒介在推进新农村建设进程中的议程设置 7.3.2　研究的局限和展望附录1 内容分析示例附录2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农村改革主要政策一览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缘起　　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此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拉开了序幕。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格局在农村初步形成，这对于长期以来被体制枷锁紧紧束缚的农业和农村经济来说，无疑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解放。不久后，以家庭联产、统分结合为特征的经营制度也得到了迅速的推广和实施，点燃了广大农民积蓄已久的生产激情。在这两方面积极因素的推动下，农业和农村面临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农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然而，良好的发展形势在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便出现了“拐点”，农产品买难卖难、打白条、农民负担加重等现象开始在农村出现，那些曾经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因素，如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城乡分割、以农促工的制度安排，运转失调的政治体制，根深蒂固的小农思想等等，又纷纷卷土重来。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战略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农业和农村经济赖以成长的制度基础也趋于弱化。历史和现实的因素相互叠加，使得农村发展再次陷于举步维艰的境地。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犹如古西腊西西弗斯神话中的那块巨石，每被推进一步，最终又落回原点。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那些曾在改革开放之初发挥过巨大作用、被公认为行之有效的制度，都不同程度地开始运转“失灵”。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党和政府以更直接的方式加大“三农”问题的解决力度，但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仍然不可遏止地继续拉大，难以破解的“三农”之谜成为中国跨世纪发展最沉重的“包袱”。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个统筹”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希望。2005年底，十六届五中全会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战略思想，更是标志着党和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时机已趋于成熟。但是，由于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型，利益主体多元化已成现实，20多年前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所处的历史情境已经不能再现。在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通过调整国民经济收入的分配格局来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战略，必然要触及利益结构的调整，这对于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在解决“三农”问题、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必须借助于良主政治的手段，将新农村建设的重大举措转化为全社会的共识，才能顺利实现构建和谐社会、解决“三农”问题的双赢局面。　　如何实现政府决策和公众舆论之间的对接，这是民主政治的关键环节，也是民主社会中政府决策成功与否的前提所在。在过去，政党是沟通、连接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公众的主渠道，政府决策可以通过政党的渠道作用来对公众舆论发挥重大影响。然而，随着大众媒介的日益发达，上述局面已经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变化，日新月异的传播技术已经使大众媒介深深地嵌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背景之中，并影响了政党渠道功能的正常发挥。就此而言，我国政府解决“三农”问题、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举措，必然要经由大众媒介的渠道来影响公众舆论，进而达成社会共识。因此，在“三农”问题与大众媒介之间，就有了许多新鲜的话题。其中，关于政策议程、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的话题更是不可不谈。　　回首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大众媒介的出现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在媒介的中介作用下，民主政治开始转向由公众、政策制定者和媒介的“议程”互动来实现。而所谓的议程，就是把问题或事件按当时看来的重要性等级加以排列的顺序。尽管由于主体的不同，议程可以区分为公众议程、媒介议程和政策议程，但这三者却并非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干，而是彼此联系，时刻处于密切的互动状态。大众媒介时代的民主政治，正是在这种互动之中得以酝酿和发展。显然，对于当前中国政府的政策议程来说，解决“三农”问题、推进新农村建设是重中之重。但是，如何将政策议程的重心转化为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的重心，进而形成三者的积极互动，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事关“三农”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基于此，探讨大众媒介“三农”议程设置及相关问题，也就显得十分重要。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理论，是当前传播学效果研究领域的主流理论，其最初的理论假设来源于美国政论家李普曼的著作《舆论学》中提出的“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世界”，在经过半个世纪的酝酿发展后，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肖正式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所谓议程设置，其主要含义是：大众媒介之注意某些问题、忽略另一些问题的做法本身可以影响公众舆论；受众将倾向于了解大众媒介注意的那些问题，并采用大众媒介为各种问题所确定的先后顺序来安排自己对于这些问题的关注程度。议程设置理论自被正式提出之后，逐渐发展成为传播学效果研究的主流理论，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逐步开始转型，不少研究者对特定议程属性特征attributes）的构造方式显示出浓厚的兴趣，议程设置开始由第一层研究过渡到第二层研究（the integration of research areas）。总体来看，议程设置第一层研究的是大众媒介议题的显著度从媒介议程向公众议程的传播过程，而第二层研究的主要内容变为议程属性特征的显著度从媒介议程向公众议程的传播过程，大众媒介对议程的构造行为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由此可见，从议程设置第一层研究到第二层研究的转型，其实是议程设置研究由外而内的一次重大转型。第一层研究强调的是问题或事件的关联度，而第二层研究关注的是问题或事件本身。因此，第一层研究是第二层研究的基础，而第二层研究则是则是第一层研究的延伸和发展。　　议程设置理论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产物，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系列丰富的研究成果表明，在民主政治不断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大众媒介的新闻报道事关重要，社会公众、政策制定者和大众媒介在选择和过滤新闻报道方面，都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议程设置研究，主要目的就是在于揭示这些“自由”的主体之间的互动规律和特征。当前，我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势头良。好。但是，由于处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社会问题和事件也层出不穷。从某种程度上说，借鉴议程设置的相关研究成果，不仅可以帮助我们通过大众媒介的新闻报道来对这些社会问题和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研究和分析，而且还能够总结大众媒介在推进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以更好地就某些特定的社会问题和事件，做好有针对性的舆论引导工作，进而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良性发展。　　当然，实践也证明，由于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形态各异，所有的研究成果并不具有普适性。因此有研究者指出，“我们可以借鉴这一研究假设研究舆论导向等问题，但不能直接用来解释我国特殊的媒介议题的效果”。就此而言，借助于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成果，对我国大众媒介的“三农”相关报道进行研究，虽然不能就此对其传播效果进行准确评估，但至少可以达到两个目的：1.另辟蹊径，从传播学的角度对政策议程和媒介议程中“三农”相关问题进行比较分析，进而对议程设置的相关理论成果进行检验和补充；2.回顾历史，从“三农”相关报道的角度理解和把握“三农”问题，进而丰富和拓展当前的“三农”问题相关理论的研究工作。　　学术界对“三农”问题的探讨，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农村经济发展中问题不断出现，有学者就开始将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研究，这是“三农”问题理论研究的开始。当然，这些问题也同样引起高层决策者的重视，并通过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试图加以解决。但总的来说，各方面并没有因此而将“三农”作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来看待。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持续拉大，“三农”问题才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关注。199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农村改革20年基本经验进行了总结，同时也提出应该将“三农”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性的问题加以解决。不过，由于“三农”问题的复杂性特征，理论研究、政府政策和公众舆论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仍然存在不少分歧。　　从政策议程的角度来看，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关注程度的变化情况，可以在1982年以来9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分布状态中理出大致脉络。1982年到1986年，办了加快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不断巩固改革成果，党和政府连续5年颁发中央“一号文件”，足见“三农”工作在当时政策议程中的重要地位。在长达18年的中断以后，2004一年至今，中央政府又连续4年颁布中央“一号文件”，因此，从1982年到2007年，“三农”政策议程呈现出“两端高，中间低”的分布曲线。当然，由于具体情况的变化，中央“一号文件”的具体内容也各不相同，这也反映出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态度和立场的变化。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三农”也由一个经济学问题，逐步演变成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共同关心的话题，由于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不同，关于“三农”问题的观点也是异彩纷呈。从公众舆论的角度来看，自2000年8月《南方周末》刊载了《乡党委书记含泪上书，国务院领导动情批复》一文之后，“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已是广为流传，但是，公众舆论对于“三农”问题的具体看法，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为社会结构的“联动装置”，大众媒介与政策议程、理论研究和公众舆论三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那么，大众媒介的“三农”议程又是如何演变，它们又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来建构“三农”议题的呢?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法并非十六届五中全会首创，作为新的历史阶段解决“三农”问题的全新举措，它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新农村建设之间，是否有所有不同?不同历史时期的新农村建设，必然具有特定的时代内涵。以史为鉴，通过对不同时期新农村建设的历史内涵进行对比分析，对于有效推动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将有着丰富的启示意义。就此而言，从众多丰富而翔实的“三农”相关报道中，不仅可以发现不同历史阶段新农村建设的不同内涵，而且还能对大众媒介再现社会真实的机制、特点等进行多方面的考察。　　再者，正如前文所言，在社会结构发生变迁、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解决“三农”问题、推进新农村建设，将牵涉到利益结构的大规模调整。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作出的“两个趋势”的重要论断，即“在工业化初期，农业支持工业，是一个普遍的趋向；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也是一个普遍趋向”。但是，从以农促工到以工促农，从农村服务于城市再到城市支持农村，从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将农业生产的剩余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再到回过头来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这一系列的转变必然要触及许多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并极有可能引发激烈的利益冲突、激发各种社会矛盾。因此，十六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将新农村建设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目标之一：就此而言，从议程设置理论的角度，对大众媒介“三农”相关报道进行剖析和研究，也有助于大众媒介有针对性地改进和提高“三农”相关报道的水平，这对于在和谐社会中推进新农村建设，将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　　1.李普曼提出的“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世界”，对于传播学效果研究领域来说，无疑是一个“哥德巴赫”式的猜想。80多年来，议程设置理论的发生、发展并成为传播学效果研究的主流理论，与人们对这个猜想的强烈兴趣密切相关。从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正式提出议程设置理论到今天，议程设置理论一直处于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之中。此外，议程设置理论被介绍和引入到我国传播学研究领域，也已整整10年。10年来，国内传播学界对议程设置理论的关注热情，一直保持不断升温的状态。本书的第二章，将对西方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脉络以及国内研究情况进行提纲挈领式的回顾，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与认识该理论的魅力所在，同时，对于研究的具体开展，也将起到奠定理论基础的重要作用。　　2.本书的研究目的是借鉴议程设置理论及相关研究成果，对特定的媒介内容进行分析，以把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众媒介“三农”议程设置的总体特征，在此基础上，对大众媒介中的“三农”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并由此来揭示媒介议程与政策议程的关系，以及大众媒介议程设置的内在特点和规律等鲜为人知的“秘密”。因此，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如何紧扣特定的研究目的，选取合适的研究对象、确定行之有效的分析框架和方法。为此，第三章就本书的研究对象——《人民日报》及抽样设计、研究思路和类目建构，以及数据的整理、编码、分析手段等方面的问题逐一进行说明，从研究方法的角度为后文所要开展的研究奠定基础。　　3.作为本书的主体部分，四、五、六章分别就如下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解释：对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三农”议程以及议题的总体分布情况作出描述并进行相关总结；通过对“三农”相关报道的主题构成和变迁分析，对报道框架与政策议程之间的关系进行对比研究；通过总体考察和个案分析的方式，对“三农”相关报道的其他议题属性特征进行考察与分析，并由此对客观现实和媒介现实之间的偏差进行系统梳理，解析大众媒介构建媒介真实的策略及其存在的偏颇。　　4.结语部分。在主体部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3个方面的内容进行总结与探讨：（1）对议程设置理论及本土化研究工作中亟须澄清的重要命题进行总结与探讨；（2）从政策议程和媒介议程的关系模式人手，对改革开放以来“三农”问题的变化及成因进行分析；（3）就议程设置理论的角度，对大众媒介与“三农”关系的理论研究略作展望。　　1.4　研究方法　　长期以来，围绕议程设置理论所展开的一系列研究，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在研究方法上有了许多创新。比如，通过对传播信息的内容分析和受众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来验证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之间的关系，通过传播信息和政策的内容分析来考察政策议程和媒介议程之间的关系等。而在所有的创新中，内容分析法方面取得的进展更是一个亮点。尤其是当议程设置的第二层成为议程设置研究的重心之后，不少学者利用社会心理学的框架理论和语言学中的话语分析理论的研究成果，来对传播信息进行内容分析，从而大大拓宽了内容分析法在实际运用中的可操作性，逐步走出了一条质量并重、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新路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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