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外交访谈录
2009-3
新华出版社
周锡生 主编
305
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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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日历早已翻过，但这一年的世界却值得我们久久回味。这一年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我们不仅经历了很多很多，更经历了前所未遇。世界的地平线上，景象万千，悲喜交加。有天灾，有人祸；有阳光，有乌云；有惊涛，有骇浪；有悲泣，有惊喜；有战争，有和平。北京奧运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汶川地震牵动了全球无数善良人的心灵，中国应对各种危机的从容、沉着与坚定让整个世界刮目相看。 随着2008远去的脚步，加沙的枪炮声、孟买的爆炸声也都渐行渐远，但华尔街的金融风暴依然在世界各地蔓延…… 当今世界，风云变幻； 当代中国，革故鼎新。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和记录者，我们在叙述历史的宏大场面中披沙择金，找寻焦点和线索，或报以由衷的喝彩和热烈的掌声，或表达深沉的思考和扪心的反省。在从绚烂的经济泡沫到惶惑寒冬的沉浮中，在探寻振奋人心的精神力量底蕴时，新华网以新媒体独特的方式，拉近民众与新闻的距离，展示现实与未来的因缘，借以描述一个多样、多元和多变的世界，更好地履行我们应尽的职能。 这本书就是这样的一部纪实的、充满思辨的荟萃之作。我们在新华网过去一年的诸多访谈中，精心选取了30多位著名外交家、资深学者和记者、部分中国驻外大使和外国驻华大使的访谈内容，其中贯穿着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重大问题的精辟论述，既有大国间的关系走势，也有突发事件的追踪和点评，辅之部分精彩图片，比较完整地再现了2008年世界的复杂历程以及新一年发展态势的前瞻，想必会对读者有所启发。
序言上编 互动的中国与大国关系 金融危机为中美合作提供新的机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 中美关系在曲折起伏中向前发展——访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沈国放 俄罗斯的新希望、新成就、新考验——访新华社莫斯科分社原社长万成才 良好会晤机制保证中俄合作更加密切——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季志业 中日关系暖春使鲜花更盛——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金熙德 中日关系拨开云雾见明月——访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刘德有 中日经贸合作向互惠双赢新时代迈进——访商务部亚洲司司长吕克俭 中日友好的种子在生根、开花甚至结果——访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部长倪健 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意义深远——访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朱克川、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姜跃春 中欧应增加“智慧投资”和“能力投资”——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冯仲平 中欧需联合应对共同挑战——访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 中印关系发展的新态势——访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詹德雄 中印可以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访中国前驻印度大使周刚 巴勒斯坦驻华公使马哈茂德谈巴以局势 以色列驻华大使安泰毅谈巴以局势 中东局势战略谈——访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殷罡 以军事行动短期可能升级——访新华社记者洪曼 加沙冲突走向何方？——访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唐继赞 以军为何对哈马斯痛下杀手？——访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殷罡 俄美“两大相邻强国无友善”——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 空间距离不能阻挡心灵的交流——访外交部部长助理翟隽 日本和非洲——“真心才能换真情”——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高洪． 从布什非洲之行看美非关系——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贺文萍 欧非寻求新的汇合点——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周弘 印非关系掀开新篇章——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室主任徐伟忠 非洲形势的回顾与展望——访新华社原副社长高秋福 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访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 大国在调整中重新定位——访《世界军事》执行总编陈虎 全球反恐为何“越反越恐”——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伟 海外华人的防恐应对策略中编 国家经济安全与风险防范 如何看待国际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安全——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 “中国制造”要向“中国创新”转向 透过次贷危机看国际金融格局剧变 全球背景下的中国粮食安全状况与应对 透视世界粮油危机 金融风暴祸延全球 新兴市场国家首应“避害” “不要被高油价牵着鼻子走”——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 金融危机的成因及其走势——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甄炳禧下编 焦点热点问题的战略思考 谁在拿协议当儿戏？ “如果没有中国，我们该怎么办？” 美国当政者兜售“普世”价值观多有碰壁 美俄关系：从“后院”打斗到“家门口”的核较量 “廉价许诺”何以总是难兑现 “卡斯特罗时代”并未因卡翁辞职而结束 冷热多变的拉美与大国关系 奥巴马大获全胜说明什么？ 文化大国为何也有辍学现象？ 西班牙华商的教训和启示 普京叫板单边主义
上编 互动的中国与大国关系金融危机为中美合作提供新的机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来之不易的良好开局主持人：请您简要回顾一下中美建交三十年来的历史。陶文钊：中美关系三十年来的变化是巨大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其中不乏急风暴雨，也有惊心动魄的时刻。但磨难并没有摧毁两国关系，风雨过后我们看到的是两国关系中的彩虹。三十年来两国关系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交到1989年5月，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两国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达成新公报，使关系得到初步的发展。1979年初邓小平同志对美国的访问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对两国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两国关系在正常化后立即获得了强劲的势头；同时，这也是具有全球地缘政治意义的高峰会谈。1979和1980年，中美之间内阁和次内阁官员频繁互访。中美关系正常化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发生，这不是偶然的。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宏图大略中，中美关系正常化是重要一环。第二阶段，从1989年夏到2000年末，这是中美关系经过一再动荡走向稳定的时期。其间大的起落有三次：北京政治风波后美国和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对中国施压，中美关系经受严峻考验；1995年克林顿政府为李登辉访美发放签证，严重损害了两国关系；1999年5月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国导弹击中，两国关系跌人低谷。但这些冲击没有从根本上颠覆两国关系，中美关系仍然曲折地向前发展。实际上，从1995年下半年起，克林顿政府开始逐渐把对华政策调整到稳定中美关系上来。江泽民主席1997年10月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两国关系在冷战结束后重新正常化的标志。20世纪90年代中美关系的一项重要进展是两国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达成协议，美国于2000年通过了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立法。这是自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中最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一项进展，是两国关系的里程碑。第三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两国建设性合作关系得到全面提升。在这七年半中，两国领导人频繁会晤，就双边、地区和全球的问题广泛交换意见，不断为两国关系注入新的活力。两国之间的数十个交流平台使两国关系越来越机制化，战略对话、战略经济对话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两国在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两国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双边的范畴，有着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全球性的安全和经济的内容。两个社会之间各方面的交流、联系和合作大大多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联系，成为两国关系稳定的压舱石。中美关系的大好局面来之不易，双方都要倍加珍惜。两国间虽然仍然存在着分歧，但广泛的共同利益使两国的纽带越来越牢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趋于成熟的双边关系主持人：如何看待现阶段的中美关系？陶文钊：现在中美关系可以概括为以下一些特点：第一，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不断扩大。中美关系是21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现在的两国关系已经远远超越了双边关系的范畴，有着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全球性的内涵，比如：应对自然灾害、应对气候变化、应对能源安全、流行性疾病、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金融危机等问题都需要中美两国的合作。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两国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它们都对国际社会负有重要责任。当在地区和国际上出现重大的安全、经济问题时，中美两国应当对问题的解决起到重要作用。第二，两国关系越来越机制化。首先是首脑会晤机制化。从2001年乔治·沃克·布什总统入主白宫以来，两国首脑会晤了20次，互通电话20次，互致书信40多次。除了正式访问，凡有国际会议的机会，两国首脑必定进行会晤。他们可以就所有问题坦率地、开诚布公地进行讨论，不断增进了解，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在两国的双边合作平台中，战略对话和战略经济对话尤其令人瞩目。战略对话从2005年发起以来已经进行了五次。它为双方就涉及中美关系的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加强两国在各领域的对话、协调与合作，为双方增进互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战略经济对话的机制是2006年建立的，迄今已经进行了四次。双方超越了对短期经贸热点的简单关注，从战略高度对今后一段时间内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进行了综合思考，在诸多的经济领域达成了广泛共识，既产生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又有对未来经贸关系的长远规划。第三，中美关系是一对趋于成熟的双边关系。现在中美两国对对方都有了更多的了解，对对方的看法，包括对对方国内的政治运作的了解，都比较符合两国的实际情况，他们之间虽然对一些问题还有不同意见，但可以做到求同存异。而两国之间的分歧不会从根本上妨碍它们的合作。这是两国关系趋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第四，两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不断深化，安全方面的合作继续推进。自2001年中国加人世贸组织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很迅猛，年均增长28．5％，这个数字没有任何一个中国或者外国经济学家能预料得到，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也在快速增长。现在中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并且在不断加深。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局面是中美两国之间强劲有力的纽带。安全方面的合作突出表现在推动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以及维护台湾海峡的稳定方面。在关于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中，中国发挥了东道主、积极的参与者和美朝之间调停人这样的三重角色，这是中国第一次在重要的地区安全问题上承担这样的角色。近年来，胡锦涛主席在会晤布什总统的多个场合一再强调，中美共同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布什总统明确地表示，反对台湾当局单方面改变现状。布什政府的高官也多次公开表态，坚决反对台湾当局的“人联公投”。中美两国联手反对台湾分裂势力的活动，共同维护了台湾海峡的稳定，巩固了“一个中国”的共识。第五，中美关系已经由两个政府间的关系变成两个社会间的关系，中国与美国的民间交流多于中国与别国的民间交流，中美关系的社会基础更加坚实。在经贸、教育、科技、文化、体育以及人员往来等各个方面，两国都有极其密切的接触。这种民间关系从1979年以来不断发展，甚至在两国政治关系困难的时期也从未间断。不仅如此，它还帮助两国政府克服困难，尽快走出关系的低谷。这正是两国关系深化的一个具体表现，是有利于两国关系长期稳定的因素。这不是说，现在的中美关系是晴空万里。实际上，仍然有一些比较根本性的问题阻碍着两国关系的发展。中美两国的分歧主要在三方面。首先，中美两国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在人权问题、西藏问题、宗教信仰等问题上，美国对中国仍颇有微词。其次是台湾问题。近年来，中美两国在反对和遏制法理“台独”、维护台海稳定方面，做出了共同努力。但无论从眼前还是长远来说，两国在台湾问题上都存在着分歧。眼前的主要问题是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与美国售台武器，这是两国，尤其是两军发展关系、增进互信的最大障碍。从长远来说，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目标是不同的。对于中国来说实现台湾回归、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目标是坚定不移的，这是21世纪中国要实现的三个伟大历史任务之一。美国有《与台湾关系法》，有对台湾的所谓“安全承诺”，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个国内法还会继续存在。美国关心的是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必须是和平的，最后的解决办法必须是两岸共同接受的。也就是说，美国的政策是只问过程，不问结果。但在中国存在着广泛的怀疑，即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台湾，美国会长期利用台湾问题来牵制中国，即实行“以台制华”的方针。最后，美国是当前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目标是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挑战美国在地区和全球的霸权地位，因此，美国对于中国的发展总是疑虑重重，生怕中国的发展会削弱美国在东亚的存在，甚至会影响美国在全球的地位。金融危机为两国合作提供新的机遇主持人：全球金融危机会对中美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陶文钊：金融危机为中美两国的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首先，现在美国关于中国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如果世界经济进入减速期，那2009年所有发达国家经济都会有一定的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对全球经济增长预期高的可能达2％左右，最低甚至只有0．9％，在大环境低迷的情况下，2009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仍保持8％～9％的增速。中国GDP占了世界GDP的6％，作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的作用依然存在。中国经济保持良好状态有助于拉动世界经济，尤其是拉动周边国家的经济。第二，金融体系亟须改革。首先要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控。奧巴马也表示，要加强对美国金融机构的监控。这方面，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也会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另外，还要把国际金融体系的变革、改革与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帮助结合起来。联合国通过了千年计划，目的就是要帮助非洲和一些最不发达的国家。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和美国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地方。在中美以往的战略经济对话中，总是美国要求中国调整经济结构。中国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包括金融政策方面也进行了调整，人民币到最后一定要走向可兑换的方向，成为自由货币。当然，我们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有自己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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