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日本对外关系
2009-4
世界知识出版社
刘江永 编
500
无
《当代日本对外关系》一书是一部颇具新意的研究日本对外关系的专著。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当代日本外交脉搏的跳动。纵览战后日本外交史，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外交的主要任务是重返国际社会；20世纪70年代到s0年代，日本经历了石油危机冲击后开始高度重视能源外交与经济外交；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伴随日本经济力量的上升，日本曾经喊出。政治大国”、“国际国家”等外交口号；进入21世纪，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一度严重影响了日本的国际形象和对外关系，日本外交特别是对华外交又开始重视公共外交的作用，努力重塑日本的国际形象。其实何止是日本。当一个国家谋求发展壮大时，经济外交往往是国内需求的必然选择；而当一国的经济实力相对其他国家脱颖而出后，为减少国际社会对本国的负面评价，改善本国的国际形象，以利本国进一步发展，就尤其需要加强公共外交。关于这一点。中国也不例外。本书有别于同类其他专著的特点有四：其一，本书以21世纪初日本的对外关系和日本外交为主要研究对象，而作者的观点和视角则是多元化、国际化的。本书的作者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日本、韩国等国的学子。其中既有学者、外交官。也有在清华大学攻读国际关系专业、新闻传播专业的博士生与硕士生。对不同作者的看法和主张，本书采取包容和尊重的态度。正因如此，本书也许可以使读者了解不同的观点，认识问题的全貌。
《当代日本对外关系》是一部颇具新意的研究日本对外关系的专著，比较全面地涵盖了当代日本对外关系的诸多方面。除了日本同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关系之外，本书还包括了日本同欧洲、非洲、中亚、印度、蒙古、越南、伊朗的关系；除了日本对外经贸、政治、安全关系之外，本书还涉及日益受到重视的环境领域和麻生太郎提出的“动漫外交”等公共外交领域。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当代日本外交脉搏的跳动。
刘江永，1953年生，清华大学法学博士，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副所长。
现兼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中日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外交学会理事、中日友好协会理事、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理事等。
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重点方向是日本及东亚地区。专著《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人民出版社，2007年2月出版），荣获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
前言第一部分 日本与中国的关系 中日战略互惠与民间友好：理想与现实 日本对华公共外交——在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工作三年半后的感想 日本的公共外交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中日围绕能源的竞争与合作的可能性 日本的环境外交与中日合作 中日防沙绿化合作模式——以“绿色地球网络”对中国大同市的绿化援助为例第二部分 日本与美国的关系 日本应对日美贸易摩擦的启示 小泉内阁期间的日美同盟关系第三部分 日本与俄罗斯、欧盟的关系 日本对俄政策及其受到的制约 日苏（俄）关系与日本的联合国政策 21世纪初日本与欧盟的关系第四部分 日本与东北亚的关系 日朝关系正常化之困境与前景 韩国人的反日情绪及其改善的方法 冷战后中国、日本同蒙古的关系第五部分 日本与东南亚、南亚的关系 冷战后中国、日本与东盟关系的比较研究 日本的对东南亚文化外交 21世纪初日本与越南关系的新发展 日本在东南亚反海盗合作机制中的作用及影响 日本加强对印度战略经济合作：现状、背景、动因第六部分 日本与中东、中亚的关系 日本对伊朗政策的转变及能源政治因素 日本有别西方诸国的对伊朗外交 21世纪初日本与中亚的政治关系 日本与哈萨克斯坦的关系第七部分 日本与非洲的关系 日本的对非洲政策与中日关系第八部分 日本的能源外交、环境外交、文化外交 日本对外能源战略与能源外交 日本能否获得气候变化问题的主导权 麻生太郎的“动漫外交”初探
插图：中日战略互惠与民间友好：理想与现实 刘江永在当代日本对外关系中，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最重要国家。对日本来说，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正趋于上升。2012年将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当年，正是在中日誓不再战、世代友好的大旗下聚集起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两国民”意。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后，两国民间友好感情迅速上升。20世纪80年代，中日两国政府又提出中日关系四项原则，即“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赖、长期稳定”。从那时起，中日关系发展的历程告诉我们：友好是互利之根；互利是友好之果；信赖是稳定之基；稳定是信赖之果。离开友好而只讲利益或离开利益而空谈友好都难以持久；没有信赖的稳定或没有稳定的信赖也都难以持续。从理论上讲，中日政府之间的战略互惠与民间友好应该是相辅相成、彼此促进的，但有时实际情况则未必理想，会出现不同步的矛盾现象。在信息化社会，伴随互联网的普及，社会的透明度不断增大，民众参与意识不断提高，无形中对相对封闭的传统外交模式和中日关系产生着新的影响，提出新的挑战。2008年，中日两国首脑互访出现高潮，达五次之多，特别是中国国家主席一年内两次访日，创历史最高纪录。胡锦涛主席2008年5月访日，与福田康夫首相共同签署并发表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取得了丰硕成果。如果从高层互访的角度看，2008年的中日关系也许可以称为“政热”。2009年，中日两国继续保持高层互访和交往的良好势头。然而，与之相比，中日两国民间感情的改善则有较大温差；与中国民众对日感情发生的积极变化相比，日本民众对华感情改善则不明显，甚至还有所倒退。日本民众对日中关系的看法比较严峻。据日本总理府2008年10月所做的舆论调查显示，日本受访者中“不认为日中关系良好”的人占71.9％，甚至高于上年同期调查时的68％。同期日本民众对华亲近感也有所下降。这说明，中日战略互惠与民间友好的理想与现实之间还存在一定距离。中日关系还存在一些结构性矛盾以及特有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福田康夫首相辞职后，麻生太郎内阁的支持率也不断下跌。日本政局进入新的动荡期。未来日本新领导人的对华态度引人瞩目。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国关系，还需中日双方付出长期的不懈努力一、冲破“倒春寒”的“暖春之旅”2008年5月胡主席访日前，日本国内并不平静。从年初发生的“毒饺子事件”到拉萨发生的“3·14”事件，日本舆论在“食品安全”、“涉藏问题”上对中国的看法十分严峻。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与评价充斥日本报纸和电视媒体。日本右翼势力、海外“藏独”势力加紧在东京和奈良等地集结，准备举行示威活动。中日关系改善势头似乎遇到一股“倒春寒”。加之福田康夫内阁在日本国内处境困难，民调支持率跌至20％以下，所以在胡主席访日前，日本许多人都不对这次访问抱有太高期待。然而，在访问前夕日本主流媒体的态度似乎悄然变得积极起来。2008年5月4日胡主席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接受了日本16家驻京媒体记者的联合采访，并首次表示：“即将对日本进行的访问正值春暖花开之际，可以说是一次暖春之旅。我衷心祝愿中13两国人民的友谊春暖常在。”包括对华报道消极的日本《产经新闻》在内，日本几乎所有报纸都对此做了比较客观而友善的报道。中国政府重开与达赖喇嘛代表对话的灵活姿态，也得到日方的好评。访问结束后，研究日中关系的日本专家学者普遍反映，“这次超出许多观察家预料，取得了丰硕成果”。这次访问体现了中方对日本的高度重视和日方的精心安排，具有许多个第一次。它既是21世纪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日，也是中共十七大后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出访。这次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首次由中国国家主席签署，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日关系史上还是第一次。双方还首次把食品和产品安全、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气候变化等问题，作为两国合作领域写入新的中日联合声明。无论是孙文夫妇曾经居住过的松本楼，还是鉴真和尚安息的唐招提寺，都是第一次迎来中国国家主席到访，使人们得以重温中日友好交往的历史。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还亲自展开“乒乓外交”，给日本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留下美好印象。这次访日期间，明仁天皇与胡锦涛主席三度亲切交谈，畅谈他1992年应邀访华时的情景，这在过去是比较罕见的。胡主席同福田首相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并且亲切会见了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界人士和长期从事日中友好的老朋友及其后代。在五天访日行程中，胡主席总共出席了55场活动，中日双方就70个合作项目达成一致。领导人会谈的成果获得了日本各大媒体的肯定。胡主席在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讲强调：“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珍爱和平、维护和平，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让各国人民永享太平。”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2007年中日两国贸易已经是1978年缔结和平条约时的53倍，中日人员往来是当时中日往来人员次数的120多倍，今后还会有所增加。胡主席表示，中国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并再次肯定了日本为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发挥的积极作用。这一讲话通过日本电视台善意的报道，在日本各界产生良好反响。这次访问的重要成果之一是，胡锦涛主席和福田康夫首相签署并发表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被称之中13之间的第四个政治文件。中日之间前三个政治文件是：第一，1972年9月29日发表的《中13联合声明》。它是由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长和田中角荣首相、大平正芳外相签署的，标志着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日本承诺“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即把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第二，1978年8月12日缔结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它是当时的中国外长黄华和日本外相园田直分别代表两国签署的，并经中国全国人大和日本国会批准，成为中日关系的政治和法律基础。双方确认“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不称霸，反霸权。第三，1998年11月26日发表的《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简称《中日联合宣言》）。它是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与日本首相小渊惠三会谈后发表的，但未经两国领导人签署。日方首次以书面文件形式表示：“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尽管日本领导人在口头上曾多次对过去的侵略表示“道歉”，但迄今日本政府尚未在任何中日双边关系文件中写明“道歉”。这次发表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涵盖了从2006年安倍首相访华的“破冰之旅”到胡主席访日的“暖春之旅”，两国领导人达成的主要共识，指明了21世纪中日关系前进的方向。笔者认为，这项新的联合声明共有六条内容，似可概括为“一个中心、三大支柱”。一个中心是：中日双方认为“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选择。双方决心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实现中日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围绕这一中心的三大支柱是：第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联合声明的前两条中，中日双方重申，中日两国原有的三个政治文件，构成中日关系稳定发展和开创未来的政治基础，两国确认将继续恪守三个文件的各项原则。两国领导人签署这一声明，使1998年双方没有签署的《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的各项规定和承诺也得到确认和继承。第二，增进互信，加强友谊。新联合声明的第三到第五条表示，双方决心正视历史、面向未来；双方首次通过文件确认，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双方重申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日方对中国的发展给国际社会带来巨大机遇予以积极评价；中方对日本战后坚持走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也给予肯定。双方同意就联合国改革问题加强对话与沟通，坚持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两国间的问题。日方重申，坚持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就台湾问题表明的立场。第三，深化合作，规划未来。新联合声明第六条宣布，在五大领域构筑对话与合作框架，开展合作。其中包括增进政治安全互信、促进人文交流、加强互利合作、共促亚太发展、应对全球课题等。双方首次把东海问题、食品和产品安全、知识产权保护、对普世价值的理解与追求，以及气候变化等，作为合作领域写入联合声明。日方认为，这些反映了日本关心的议题。日本防卫大学校长五百旗头真认为：“安倍访华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日关系，但是从心底相互信赖的领导人关系，应该说是从胡锦涛主席和福田首相开始的。”这句话包含着深刻含义。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最初是2006年安倍晋三提出的。总体上其具有积极的一面，但也含有强调利益而淡化友好的倾向。安倍曾表示：“友好就能万事大吉吗？未必。外交与各自国家利益相关。可以相互得到利益的关系，就是战略互惠关系。”安倍内阁还提出所谓“价值观外交”和“自由繁荣之弧”构想，企图建立日、美、澳、印四国联盟牵制中国。然而，福田康夫执政期间，在坚持“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同时强调，长期和平友好是13中两国的唯一选择。这就给中日战略互惠注入了灵魂并得到中方的赞同。针对所谓“价值观外交”，福田并不认同。福田从小学过《论语》，认为“不仅是日中，今后世界都要好好学习《论语》。若孔子的话能成为世界的常识，世界就能和平了”。福田首相2007年末访问曲阜，也堪称是同中国在价值观方面的一次求同之旅。孔子说过：“德不孤，必有邻”；“君子怀德”，“小人怀惠”；“放于利而行，多怨”。这些话的意思是，有德者不会孤立，必有善邻。君子心中有德，小人只贪图利，而只根据自己的利益行事必然招来很多怨恨。那么，何为德呢？《管子》称：“爱民无私日德。”笔者认为，中日之间不搞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而保持友好，就堪称是两国之间的大德与大爱。在和平友好的基础上谋求战略互惠与合作就能产生政治互信。针对安倍内阁的“自由繁荣之弧”战略，福田任内也提出了他不同的亚太战略设想。2008年5月22日福田首相在一篇重要演讲中提出了着眼未来30年日本的亚洲区域合作构想。其核心思想是，要使亚洲各国以太平洋为“内海”彼此开放、相互合作，包括日本、东盟、韩国、美国、中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印度，直到中东的广阔地区，形成不断扩大、开放、相互连接的网络。日本将作为和平国家履行责任，与各国建立相互信任，共同前进。福田在战略上不是把中国作为多方牵制的对立面，而是作为超越不同社会制度和地缘战略环境的合作伙伴。这篇演讲被一些媒体称为“新福田主义”。福田提出日本要积极推进海洋和平开发与利用的海洋立国战略，但不再把日本孤立地视为海洋国家，强调太平洋不应被分为东西两部分，而应成为共同前进、和平合作的伙伴。
《当代日本对外关系》为清华国际关系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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