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读传家
1970-1
北京图书馆
何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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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一个“世界读书日”(2006年4月23日),中国图书馆学会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在东莞成立了,这标志着中国图书馆学会推动全民阅读有了专门的组织机构和指导原则。一年多来,“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在研究图书馆指导全民阅读活动中的作用的基础上,倡导“爱读书、读好书”,推动了全民阅读活动的开展。虽然有了这么一个倡导全民阅读的基地,在社会阅读风气面临着新时代、新技术的挑战之时,我们的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但我们深信,一定要“让阅读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 全民阅读的重点是青少年阅读,在阅读群体中,处于学习阶段的青少年占了很大的比例。目前,网络的普及和升学的压力给青少年阅读带来了误区。一方面,“浅阅读”已经成为当代社会阅读的明显特征。今天,铺天盖地的网络、电视、电影,甚至市面充斥的大量图文书影响了人们的阅读需求,简化了人类在阅读时所引发的深刻思考,人们阅读的主要需求变成了休闲和享乐。在整个社会已经沉浸在“悦读”的大背景下,青少年无法自觉地接受艰苦的严肃阅读,长期接触不规范的网络语言,造成了他们书面语言能力的弱化;同时网络上不断闪烁画面,随意断章取义的阅读形式,也很容易分散注意力,让青少年不能形成专心致志的习惯。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读书传统流传下来很多优秀的品质,比如刻苦勤奋、对书的尊重、对读书人的崇敬等等,但是近年来,这些好的传统也被我们丢掉了,只有功利性阅读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图书市场上最热销的总是教育类、励志类,即便是严肃文学,也被出版社包装成改编本、文摘本和图文本。在这种情况下,现代读者是选择网络阅读还是书面阅读,只是文本的形式不同罢了,文本的价值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阅读的内容和质量。对读书的引导应该提倡读什么,而不是通过什么读。网络改变一代人的阅读习惯,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网上的东西固然乱七八糟、良莠不齐,现在的图书内容也不敢说都是精品。所以,读书不一定就高尚,读网也不一定就堕落。 另一方面,目前青少年功利性的阅读现状,并非一时表象,而是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历史根源。在中国的阅读传统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实用主义。“不为功名不读书”的思想延续了几干年。自古就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的说法,年轻的读书人往往将读书视为一种腾达的手段。在东亚儒家文化圈中,家庭仍然很重视教育——但这只是功利性读书,并不等同于重视阅读。功种性读书往往容易造成悲剧的发生,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文学作品窥视到这一点。比如《儒林外史》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反映了功利性阅读所造成的人格扭曲。青少年长期接受这种极具功利性、服务性的教育,从而造成了功利性的阅读心理。《河北省高校人力资源现状及未来发展研究》课题组对某重点大学86名学生进行的随机调查显示,60%以上的学生认为读书主要是由于学习的需要。这应该说并不是一种好的风气。要改变这种风气,必须从孩子做起,从家庭做起,让孩子在家庭的良好阅读氛围中自觉养成阅读习惯。重建“耕读传家”传统 作为培养良好阅读习惯、营造良好阅读氛同的重要场所,家庭是推进全民阅读最应关注的对象。中国古代就有“耕读传家”的传统,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注重家庭藏书读书。近年来,这种传统正在丧失。依据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在1999、2002与2004三年中所作的《中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报告》中的数据,从2003年我同国民家庭藏书量情况来看,藏书100本以上的家庭占10.1%,51—100本的家庭占14.3%,50本以下家庭占37.2%,基本没有藏书的家庭占38.4%。从总体上看,我国国民家庭拥有藏书的比例超过一半,但家庭藏书数量不多,有藏书的家庭比例下降。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较快,人们的生活逐渐由拮据转向小康。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却丝毫看不出人们对阅读的重视。这种现象的出现,原因在于:第一是藏书家庭的社会职业和阶层分布极不均衡,藏书家庭社会分布面比较狭窄。比如经济比较发达的苏南乡村,很多家庭的经济条件优裕。但是他们宁愿把钱投入到装潢、购买高档家用电器,也不重视家庭藏书建设。社会上也有一些家庭构建家庭藏书,但多为私人藏书家、教师和科研工作者的家庭,不具有普遍代表意义。第二是家庭对孩子阅读的重视不足,家长没有着意培养孩子良好的阅读习惯。他们并不认为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读书只是为了升学,作为一种谋求功名的手段。教辅市场的发达也印证了这一点。一旦孩子失去升学的机会,家长也就不再继续为其营造阅读环境。 在一些西方国家,他们也仍然保持着很好的阅读传统。据说,犹太民族的孩子稍微懂事时,母亲就会在《圣经》上滴一点蜂蜜,让自己的孩子去吻,使其从小就知道书本是甜蜜的。西方的读书传统对我们来说,是有一定的借鉴的。 与阅读质量同样重要的家庭藏书建设,也需要引起重视。因为家庭是社会最小的细胞,应该在阅读上对其加大引导力度。国人可以从家庭做起,重建“耕读传家”的传统,让书籍走入每个家庭。把购书经费列入家庭开支,建立家庭必备的基本藏书。家庭藏书的主要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能让家庭成员有一些必备的读物,有些人家里根本无书可看。目前图书馆还做不到让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都有书看,而家庭藏书能够作为图书馆的一个重要补充。另一方面,家庭藏书可以给家庭成员营造一个阅读的环境和氛围。在此基础上,才能开展国际上流行的培养有修养的母亲、提倡亲子阅读与分享阅读等活动。如果让一个孩子从小就养成读书习惯的话,他一生都会受用无穷。图书馆推动全民阅读 图书馆有两大任务,一是推进社会信息化,一是推进全民阅读。在推进全民阅读上,图书馆以其专业性、权威性和独有的丰富资源成为读书活动的一个主要阵地,也是倡导全民阅读、终身阅读等阅读基本理念的中坚,是联系群体阅读和个体阅读的桥梁,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去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增设了一个专业委员会——“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专门用来推动全国性的全民阅读活动。 近年来,国内包括“全民读书月”活动在内的各种阅读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特别是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图书馆在全民阅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像苏州市、东莞市、深圳市在这方面为全国其他城市做出了榜样。典型的像苏州每年有两次大规模的读书活动,上半年是4月23日,下半年是9月28日,而且苏州市还在全市100多所学校开展了书香校园阅读活动,在国内很有影响,可以称之为推进全民阅读的“苏州模式”。如东莞市,在2005年新馆落成之际,开展了首界“东莞读书节”,推出了一系列与读书有关的活动,如:东莞图书馆专题动漫活动展、东莞学习论坛读书系列讲座、开通市民学习网、图书展、读书知识竞赛、“我的读书故事”征文比赛、“我喜爱的书房”设计大赛、“藏书与阅读”优秀图书推荐、推荐书目、“学习之家”评选、外来员工“读书学习,争做新东莞人”演讲比赛等。这些活动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此基础上,东莞市政府召开专门工作会议,着力打造建设“图书馆之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同图书馆学会于2005年决定筹建“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也正因为东莞图书馆在推动全民阅读方面做出很多成绩,中国图书馆学会决定,将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成立会放在东莞图书馆召开。
《耕读传家》涉及家庭阅读的方方面面,旨在帮助更多的家庭成为书香之家,对于图书馆等社会机构更好地帮助家庭开展阅读活动也有启发。阅读让家庭更和美,我们关注家庭阅读。从家庭阅读传统到中外家庭阅读的成功经验,从家庭阅读的理论分析到具体建议。
何江涛198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情报学系,馆员,现负责深圳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
第一章 耕读传家第一节 耕读文化与文化世家13第二节 藏书楼与藏书家27第二章 当代家庭阅读事件第一节 家庭阅读活动动态49第二节 家庭阅读促进机构66第三节 家庭阅读倾向77第四节 家庭阅读热点话题87第三章 家庭将遇良才的理论探讨第一节 家庭与家庭关系110第二节 关于阅读113第三节 家庭阅读的内部互动116第四节 家庭阅读的环境121第五节 家庭阅读的新概念131第四章 社会发展与家庭将遇良才第一节 新媒介与新兴阅读149第二节 家庭阅读相关网站163第三节 社会变迁与家庭阅读173第四节 书房与家庭阅读183第五章 关于家庭阅读的建议第一节 家庭阅读的责任与享受193第二节 家庭藏书与书香氛围203第三节 家庭阅读·深圳图书馆阅读推广案例216第四节 家庭阅读与推荐书目223第五节 家庭藏书书目推荐230附录 家庭阅读和家庭藏书论著索引247跋250
6.耕读文化的式微 古代中国形成的耕读文化,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小农经济和科举制度。随着鸦片战争的炮火,国门洞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渐趋解体,“耕”这种生存方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而科举制度的废除,则更加快了耕读文化衰落的进程。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1905年9月2日)清廷颁诏,谕令自次年起停止科举考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亦即停止。”这样,延续了上千年的科举制度,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以有知识有文化的士大夫为中心的四民社会,在士农工商四大阶级的等级分层中,士大夫阶级是社会的中心。通过科举制度从社会中选拔精英,保证了等级间的有序流动,也维持了社会秩序的整合和稳定。士大夫阶级是国家和社会相互联系的中枢和纽带。他们在朝为官,在野为绅,在乡为地主,是道统和政统的统一。近代,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改变,四民社会在逐渐地解体,随着乡村经济的解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对金钱的崇拜代替了身份的崇拜,士大夫阶层发生分化,地位逐渐滑坡;但作为一个阶层被彻底颠覆,从根本上消灭其再生机制的则是于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 近代社会也不再是一个以读书人为中心的四民社会,读书人已不再发挥沟通上下的作用。可以说,士阶层的地位和功能变化,直接促使了耕读文化的衰落。二、文化世家 在“家齐而后国冶”的家国同构的中国古代社会,人们一直重视家庭、家族的提升和发展,形成了所谓世代相传的“世家”、“望族”,也就是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世家大族。除了血缘关系以外,文化学术的传承成为维系世家延续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纽带,形成了古代中闻特有的以家学渊源或家学传承为特征的文化世家。 1.曾国藩和曾氏家族 在耕读传家的身体力行方面,曾国藩及其家族可称为典范。曾氏家族一直在荷叶塘过着半耕半读的农家生活。 据王定安所撰《曾国藩事略》记载:“曾氏自明朝以来世业农,积善孝友,而不显于世。星冈公(曾国藩的祖父)少时善任侠,已乃折节下士。尝曰:‘吾少耽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老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货马徙行,自是终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居枕高嵋山下,垄峻如梯,田小如瓦,吾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昕宵行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颠以为乐……吾早岁失学,壮而引为深耻。既令子姓出就名师,又好宾接文士,候望音尘,常愿通材宿儒接迹吾门,此心乃快。’”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曾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亦耕亦读,勤俭持家,敬祖睦邻,成为曾家持家立业的基本生活理念和世代相传的传统。 咸丰十年(1860年)闰三月初四曾国藩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昔吾祖星冈公(曾玉屏,曾国藩祖父)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起早;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持亲族邻里……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信,常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尔现读书无暇,此八事纵不能一一亲自经理,而不可不识得此意,请朱运四先生细心经理,八者缺一不可。” 曾国藩在给其弟曾国潢的信中也提到:“余与沅弟(曾国荃)论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字诀。其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则日‘早、扫、考、宝’。……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故余戏述为八字诀曰:‘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也’。” 所谓书者,读书习字也;蔬者,下地种菜也;鱼者,池塘养鱼也;猪者,喂猪养畜也;早者,早起也;扫者,扫地也;考者,祭祖也;宝者,亲族和睦也。这集中反映了曾国藩家族的耕读文化传统。 2.徽州文化世家 据明代嘉靖时人程尚宽纂修的《新安名族志》所载,到明代中期,新安(徽州的前称为“新安郡”,故名徽州为新安)的世家名族共84个,其中大多都有自己一脉相承的家学传统。诸如商学、理学、经学、文学、医学、艺术、篆刻、藏书等等,每一方面都有为数众多的世家群体。他们在各不相同的文化领域,志同道合,施展才能,守成创新,共成辉煌,形成了自成系统且各具特色的徽人贾道、新安理学、皖派经学、徽州文学、徽州戏剧、新安画派、新安医学、徽派工艺等,分别在中国文化史和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影响深远。 徽州文化世家的形成,主要有以下三个基本原因: 其一,血缘宗法制的社会背景。中国古代社会具有宗法制的特点,社会成员都是以祖宗血缘亲情联结起来,又以嫡庶长幼的统系分别开来。互相之间既是尊卑有序,又是血缘一体;既肃穆威严,又温情脉脉。此为中国古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形式。徽人的祖先多是来自中原世家宗族的遗民,他们迁到徽州后,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依然聚族而居,保持着在宗法制度影响下形成的世家风气;加上徽州四塞之地的特殊环境,逐渐成为后来衰退了的昔日中原家族文化的典型和标本。 其二,儒家思想的内在情结。孔孟仁学和程朱理学是中国儒家思想的正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徽州素有“东南邹鲁”、“程朱阙里”的称号;朱熹本人更是地道的徽州世家出身,因此程朱理学又称为“新安理学”。徽州与理学这种得天独厚的关系极大地增强了徽州士人的凝聚力和自觉感。自朱子之后,徽州士人多明义理,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成为徽州士人修身、齐家的一个共同的文化情结。至今在徽州境内,留存的各种节烈牌坊还比比皆是,由此可窥一斑。 其三,商业资本的经济支撑。徽商的活跃和实力的雄厚是历史上众所周知的。徽州文化世家大都建立在发达的商业经济基础之上。明清两朝徽州出身的名儒名宦,如许国、金声、潘珏、戴震、汪道昆、王茂荫等均是商人的后代。可以说没有徽商的经济支撑,就没有徽州的文化世家,也就没有今天的徽学。 与历史上一般世家大族相比较,徽州文化世家具有以下三个明显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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