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目答问补正
2008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清)张之洞,王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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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答问补正》包括张之洞所撰《书目答问》及范希曾所撰《补正》两部分。张之洞所撰《书目答问》初刊于清光绪二年（一八七五》，此后重印再刻，流传极广，在近世学界产生过很大影响。遣部书虽然已历一百三十余年，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张之洞字孝达，又字香涛，别号壶公，又号无竞居士，晚年号抱冰老人。直隶河间南皮人。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生于贵州二旦统元年（一九。九》病逝于北京，享年七十三岁，谧号文襄。他十四岁考中秀才，十六岁考中举人，二十七岁考中进士。此后开始漫长的宦海生涯，历经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不过此时正是清王朝衰败之世。早期他是清流派的主要成员，后又受西方文化与时势的影响，逐步转变为洋务派的知名人物。他集儒学与能吏于一身，好学善文，著作宏富；其中稍早于《书目答问》的《辅轩语》，虽是主要讲举业的，但此书；I学」篇都是讲述治学的主张与方法，而且贯穿于《书目答问》之中。参照阅读，颇为有益。《书目答问》编着宗旨，正如其「略例」所说，「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J信张之洞提出「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他又在《辅轩语》学」篇中提出，「读书宜有门径，泛滥无归，终身无得，虽多无用，得门而人，事半功倍号在《书目答问》中，他不单纯追求古本，而是以不缺少误、当时有见实用者为主。「多传本者举善本；未见精本者举通行本；未见近刻者举今日见存明本；近人撰述，成而未刊、刊而未见者尚多，要其最著者。
本书是《书目答问补正》的批注本，《书目答问补正》是清末张之洞撰写的目录学名著，后来经范希曾补正，是介绍治学门径的重要工具书。王伯祥是近代著名的出版家和目录学家，极为重视《书目答问补正》，将当代学者的论述和自己的心得一一批注在此书的天头、地角和行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书目答问》是张之洞于同治十三年（1874）任四川学政时，因“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而“告语生童而设，非是著述”。此书共著录图书两千二百余种，设经、史、子、集、丛书五部，下又分小类、子目若干，突破了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又于各书下注明卷数、作者、通行易得本等，间有简明按语，指示读书门径。
作者：(清代)张之洞
影印《书目答问补正》《批注本》序（朱天俊》 袁行云题记王伯祥题记《二》 王伯祥题记《二》 《书目答问补正》序（柳诰征》《书目答问略例》（张之洞》《书目答问补正目录》卷一 经部卷二 史部卷三 子部卷四 集部卷五 古今著述合刻丛书目姓名略范希曾跋后记《王浞华》
插图：
家父王公伯祥，一生嗜书如命。在上草桥学堂《苏州市一中的前身》之前，就总将压岁钱、饼饵钱省下来买书；上学后，与同学顾颉刚、叶圣陶课余逛书肆，几乎成为日课。每得二下即谛读把玩，庋架收藏，宛若幸得知己。涉世日深，所储日富。携家由苏迁沪时，数量已相当可观。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十年，就更不用说了，书当然只会越积越多，越储越富。到上海一、二八事变前夕，伯祥先生的藏书量二日定早已逾万，当然也从未统计过。仅据家父口述，单单地图类，就足足藏满了两书柜。一二八的战火，毁了家父的全部藏书与一切家什，总算人一个也没伤着就已万幸。家父自小从就学时开始，即记日记，而从战火中抢出的日记，仅从一九二四年开始，以前的日记也都同赴劫火了。这一创痛是家父终身不忘不磨的，当然也是子孙后代永不该忘的创痛！之后，家父从零开始，又一本一本的购置起来。先从基本工具书开始，什么《中国地名大辞典》、《中国人名大辞典》等等，如雀衔泥，用嘴裹省出的钱，一本一本地叼回家，那有多么不容易啊！直到建国后一九五。年举家迁京时，家父的藏书总共打了十八大木箱。不久家父调到北大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选注《史记选》，自然立即又与书肆书友打起交道来。研究工作之需，添置若干常用书，自是十分正常之事。加之国运正兴，出版书籍如雨后春笋，书价又廉，过去难以购置的大部头书，经整理缩印，现在所费无多就可插架供读，所以陆续添置了不少。因此在他身后捐书给文研所时，除了解放后出版的普通书不要之外，捐献了近两万册书。
《书目答问补正(批注本)》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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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特别好，但太大了，可能有些不适用，哎呀，总之很好的说！
开本很大，拿走手里不方便。而字体又太小，看着受累。尤其是批注得借助放大镜才看得清。此书只适合插架作观赏用。非常不爽。
这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学问入门必须看的！收集资料要参考的！
一、我与《书目答问》
上世纪40年代初，我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学系。那时，允许跨系选课，所以我除选历史系课程外，还选读了中文系的“目录学”。我之所以选“目录学”，一则初入大学殿堂，感到这是一门既生疏而又新鲜的课程，是前所未闻的学问，一定有许多值得探寻的知识奥妙；再则，住入宿舍后，有几位中文系高年级的同舍生告诉我，这门课的主讲者余嘉锡（季豫）先生的目录学造诣极深，足称近代目录学大师，使我为这种盛名所震。我又从同舍生借给我读的余师所撰《目录学发微》一书中读到如下一段话：“目录之学，为读书引导之资。凡承学之士，皆不可不涉其藩篱。”我既想走学术之路，无疑应涉目录学的藩篱。于是远修了“目录学”。从此，古典目录学便成为我学术历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我同时专攻的历史学、文献学和方志学等其他学术领域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
我第一次在课堂上瞻仰到季豫师的风采时，他虽已年逾花甲，但仍然精神矍铄，了无老态。他讲课操湖南乡音，手不持片纸，侃侃而谈，如数家珍，使人若饮醇醪，陶醉于这形似枯燥而内涵丰富的学术领域之中。这门课规定以《书目答问》为基本教材，季豫师要求我们准备《书目答问补正》作读物，分两年按四部秩序讲授。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书目答问补正》这个书名。当时，我幼稚地以为由此就可以进窥古典目录学的堂奥。孰知展卷一读，只是一连串鳞次栉比的书名，彼此毫无关联，读之又枯燥乏味，昏昏欲睡，但还是硬着头皮通读一遍。一九四三年三月间的一个风沙天，我到柴德赓先生家去请益，谈到读《书目答问》的困难时，柴先生把所藏贵阳本《书目答问》借我，并告我比读二书当能得益。回舍后，我先校读《著述姓名略》，纠谬补正，果有所得，兴奋之余，即于我那套《书目答问补正》书后写一小跋云：
癸未三月二十七日，京师尚有风沙，走访柴青峰先生寓，借其贵阳雕版之《书目答问》，返舍手校《著述姓名略》，正其纰缪，补其不足。校竣，识于后。
这是我第一次比勘异同的校勘实习。隔了一段时间，全书比读完毕，自以为略有心得，想进一步深求，便冒昧地登季豫师之门问业。季豫师听了我的读书情况后，很严肃地指导我做三件事：
一是讲了三国时董遇“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的故事，要我继续读《书目答问补正》，并特别注意字里行间。
二是要我再读一些与《书目答问》有关的著作。
三是要我利用假期为《书目答问》编三套索引，即人名索引、书名索引和姓名略人物著作索引。
季豫师还说，这三点做到，《书目答问》就算初步读懂了。这一点一拨，似已为我祛除迷雾而看到了入门之阶。我也是逐项按着老师指点去做的。
首先，我曾反复读《书目答问补正》，注意字里行间的只言片语，果有所得。如在史部正史类注补表谱考证之属后就读到小字附注说：“此类各书为读正史之资粮。”这不仅了解了这类书的性质，也掌握了读正史时主要参考书的书单。从而领会了目录学对治学的作用。
其次，我借到了《书目答问》的第一个笺补本，即江人度的《书目答问笺补》（光绪三十年江氏刻本）来读。《笺补》在各书下有笺，各类后有补。所笺涉及版本、分类、辨证、计数及评论诸方面；补则增补所不足之书目。此书有益于开启思路，拓展眼界，但书很难得，遂录其笺补部分，装订一册，可惜在“文革”初起时，这本小册子就被我曾经教过并知道“目录学”一词的勇士们非常潇洒地扔进了家门前正在熊熊燃烧的那堆“封资修”的“黑货”中，我只有目送片片纸灰随风飘去。所幸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又重得一复印本小册子，差堪自慰。此外，我还读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和《标注》、《读书敏求记》和《郑堂读书记》等目录学名著，依稀地窥知治学的门径。
第三，我利用一九四三年入大学后的第一个暑假为《书目答问》编了三套索引，并用墨笔写成一册。一本书经过三次反复编排搜检，两千多部书名和撰者都能基本记住，输存到我的大脑信息库中。我想对任何一部书或任何一种学问，如果都能做一次反三复四的工作，都会收到应有的效果。只是这种方法太笨，肯做的人不多而已。我掌握了这套基本书目后，明显地感到对于读书治学、开辟领域、转换方向都颇有左右逢源的美感。并且由于有了基本书目，便能很快地扩大书目储存量，而书目恰恰又是研究学问的起跑线。这正是我后来能多涉及几个学术领域的原因之一。这本索引在十年浩劫中也与其他一些书籍衣物一起被席卷而去，可能因为这是我亲笔墨写的“秘本”，也许能从中搜寻点我见不得人的“罪行”证据，最后大概无所收获而颇感失望，便随手扔到无人收拾的废纸堆中，幸而我的一位老学生孙香兰在被派清理查抄物资时，从废纸堆中看到此索引而善加捡存，直到七十年代后期落实政策后即送还给我。我很感谢这位有心人。为了纪念这一难得的离合，我把这三种索引表，又经订正，收入《汇补》的附录中，作为第七种附录。
经过上述三方面的努力，我似乎感到已奠定了古典目录学的入门基础，再读其他目录书也不感到十分枯燥而能从中捕捉到自己需要的信息，钻研学术也没有无所措手足的苦恼，自信能在学术迷宫中得到曲径通幽的乐趣。可是从五十年代以来，一方面我工作繁忙，要从事新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另一方面，“目录学”这类课程很难排入课表而渐渐被人遗忘。我对目录学虽然旧情难忘，也只能原地踏步而无所进展。
二、我为《书目答问》作汇补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处在一种无事可做的闲散境地，长日无聊，难以排遣。我没有什么爱好，只能寄情于读书。于是，重理旧业，又对目录学温故而知新。一九六三年春，我偶然想到，何不妨《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之例，搜求各家批注，为《书目答问》做汇补工作，于是先后在我那部《书目答问补正》上过录有关资料，如将叶德辉、邵瑞彭、刘明阳、高熙曾诸家所标注内容一字不遗地过录于我那部书的天头地脚和行间，甚至夹纸黏条。每毕一家，都在抑郁的心头绽开一丝欢乐。乃振笔疾书，题跋于书尾，录之以见“学海无涯乐作舟”之“乐”。我曾写过如下的工作记录：
1962年8月2日至9日，温度在三十度以上。自晨至夜，过录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馆刊（1932年4月）第三期所载叶德辉著《书目答问斠补》全文。虽肘黏背湿而颇有所得，亦云快哉！过录既竣，心胸为之豁然者久之。翌日即归还该刊于藏者北京图书馆。俟暇当再过录邵次公及刘明阳诸氏校本。
1962年8月中旬录邵次公批语。
9月上旬补吕思勉《经子解题》。
9月下旬过录刘明阳批语。
1978年元旦又假得高熙曾补正本，除邵、刘已有补，又录高氏及李笠批语，历时二日。
我所过录的各家标注以版本居多。叶德辉为版本名家，所补以版本、刊行年代为主。刘明阳为天津名藏书家，经眼甚富，所见明版尤多。他所注版本颇精当，如在《册府元龟》条注称：
余藏有明嘉靖时人白纸蓝格精抄本，原书为宋监本，如以校刻本，当有许多胜处。
刘明阳对有些书还有所补入，如张澍撰《诸葛忠武侯故事》条即补称：
明万历杨士伟《诸葛忠武书》、清张鹏翮《忠武志》均佳作也。一则万历刻，一则康熙刻。
刘氏所藏明本书极为可贵。可惜人亡尽佚，徒留雪泥鸿爪于所批《书目答问补正》，后来此批注本又不知流落何方，幸我早自书肆借来过录。邵、高二氏均为学者，各有所知所见，而高则尚间有考证。
经过这一段过录工作，不仅进一步熟悉《书目答问》，而且也比较牢固地掌握了版本学方面的知识和著录版本的方法。但是，对《书目答问》所收书的评说尚少涉及，对《书目答问》以外的目录学著作还研究不够。于是，我又重新精读若干种目录学名著，如史志目录中的汉、隋二志序，私家目录中的《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专著中姚振宗的《快阁师石山房丛书》以及汪辟疆的《目录学研究》和季豫师的《目录学发微》等书，并检读这些著作所连及的一些著述。经过这阶段的研读，加深了我对目录学的认识和扩大了我进一步研究这门学问的基础。
与此同时，我正在读清代的各种杂书，时见有评论典籍的条目，其中也有评骘《书目答问》所收各书的。每有所遇，辄录入我的《书目答问补正》中，如读清人韩泰华的《无事为福斋随笔》卷上云：
《金石录》明以来多传钞，唯雅雨堂刻之，阮文达有宋椠十卷。
此即可入《书目答问》卷二《金石录》条。又如读清吴骞《桃溪客语》卷三记《南唐书》撰述缘起及流传情况云：
宋马令辑《南唐书》三十卷，其祖元康，世居金陵，多习南唐旧事，未及撰次而卒，令纂承之，实崇宁时也。书中多言徐铉、汤悦被诏作《江南录》之疏略。元戚光撰《金陵志》，求得其书，并为之音释，书始显于世。令，阳羡人，志乘多阙载。
此又可补《书目答问》卷二马令《南唐书》条。类此者所在多有。
做了这番功夫后，我的这部《书目答问补正》已是满目疮痍，天头地脚，字里行间，无不充盈墨笔小字，更有夹纸黏条，几难使外人卒读，而我则视其为私藏中之瑰宝。我对藏书外借素不吝惜，唯此二册绝不外借。我曾想集中一段时间，进行整理增补，成《书目答问汇补》一书以利己利人，并且不自量力地在撰者、补正者后面用毛笔添写上“来新夏汇补”字样，作为对自己的鞭策。不意在动乱年代，我的藏书不是籍没归公，便是在门前付之丙丁。我十分开心这两册书是否也未逃此厄运！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几年后认领抄家物资时，可能这两本涂写得乱七八糟的破书未能引起好货者的兴趣，所以才能物归故主。全书未太损坏，只是也用毛笔把那行“来新夏汇补”的字样涂抹掉。看来这是一位有点知识的勇士所为，也许还是曾受业于我的人，否则哪能鉴定我不够作《汇补》的资格而予以涂抹呢？此后我对这部书仍在不时添注。如果有人问我，你的藏书中，你最珍惜哪部书？我会毫不思索地回答说：我最珍惜的是那两册与我相伴半个世纪，并曾同遭劫难的《书目答问补正》。
三、《书目答问汇补》的成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历史进入一个新时代，政通人和，目录学之类的“三基”学问，已经不再归于禁区。宽松的社会氛围不能不引发我要重整《书目答问》的奢念，期望在有生之年完成二十多年前的宿愿。可是我却已步入人生的晚年——年逾花甲，身体精力已不如昔。甚至当年自己在书上批注的那些墨笔小字也因目力不逮而模糊看不清。因此，一方面珍藏我的批注本，不使再受损伤；另一方面随时物色可信托的中年学者共同合作，编纂成书，贡献社会，但一直没有遇到这样的人选。何时实现自己的愿望？仍然在期待中。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我已近八十高龄，虽然一切都尚在等待，但我一直充满着必能成书的信念。德不孤，必有邻。我终于在耄耋之年，幸运地获得上天助我。二○○三年，我应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之邀，为该部馆员硕士班讲授“古籍整理”课程。该部主任李国庆君是多年的旧识，是一位好学勤奋而乐于助人的中年学者，是具有相当深厚旧学根底的历史文献学家。著有《明代刊工姓名索引》和《弢翁藏书年谱》等专著。因为授课为一学期，往往在课后有些交谈机会。一次我谈及当年过录《书目答问》各家批注之艰辛，引起李国庆君对我过录本的兴趣。当他看到我的过录本，了解到我整理的困难，当即提出帮我整理补充。这是这次兼课得到的最大幸运！我当时极度兴奋，喜得李国庆君之毅然承诺，不啻予我过录本以生机。随即商订编纂体例，进入整理补订工作。决定在我原有过录本为底本的基础上，更就所知，向有关藏者，广予搜求。历时三年，先后经眼《书目答问》不同刊印本达五十余种（见《汇补》附录一《版刻纪略》）。其间发觉原过录本为国学图书馆印行之《书目答问补正》本，多有缺漏，于是改用光绪二年王承恩贵阳校刻本为底本。经过搜求采录，先后共得江人度、叶德辉、邵次公、刘明阳、伦明、孙人和、高熙曾等十数家（见《汇补》编纂说明及附录二《校补纪略》）的笺补批注，乃仿《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例，由李国庆君将各家批注分条系入各书之下，并邀天津图书馆常虹女士在李国庆君指导下，以业余时间，几经寒暑，独力承担编排工作。数易其稿而常虹了无异言，《汇补》之成书，其功不可没。
二〇〇五年，在初稿将成形之际，某夕，忽忆及忘年至好韦力君。早在二〇〇三年秋，我自某媒体记者处获知京津有新起藏书家韦力，收藏宋元以来善本佳刻，颇具声誉。我心存同好，遂多方探询，终与韦力君以电话通联，得知其庋藏甚富，中心艳羡而谋增益见闻，旋以事赴京，亲至韦府，承示多种珍藏，广我眼界。数年以来，时有交往，渐悉其方逾不惑而藏书之富已为当代新兴藏书大家，且为人诚朴谦抑，虽家道殷实，而具儒生气象，抢救古本旧籍不遗余力，而潜心著述孜孜不辍，所著有《鲁迅古籍藏书漫谈》、《古书收藏》、《批校本》及《书楼寻踪》等多种，皆蒙惠赠。读其书益知其腹笥之厚，当代言古籍版本，韦力君当首屈一指。若能请韦力君审正并补其所经眼者，当为《汇补》增色。于是冒昧通话，望获将助。不意于电话中我方婉转陈言，而韦力君即表示以其所写存私藏古籍著录成稿，入我《汇补》。兴奋之余，不禁念及昔萧梁时有阮孝绪者，一介寒士，凭诸家目录纂成《七录》，所历艰辛可知。时有刘杳者，生平入《梁书·文学传》，当称名人，撰有《古今四部书目》五卷，是一部传钞行世的稿本。当他获知前辈阮孝绪在编撰《七录》时，就毫不犹豫地将其所钞集的资料草稿全部赠与孝绪，以助成《七录》。孝绪非常感动，在《七录》序中言其所感云：
通人平原刘杳从余游，因说其事。杳有志积久，未获操笔，闻余已先著鞭，欣然会意。凡所钞集，尽以相与，广其闻见，实有力焉。斯亦康成之于传释，尽归子慎之书也。
这段故事与韦力君出其积存“尽以相与”的情状极其相似，所以使我即当产生联想。我孤陋寡学，《汇补》亦不过为爬梳钩纂之学。固难与阮孝绪《七录》比论，而察韦力君行事，不禁喟然而叹曰：“韦力君，固今之刘杳也！”
二〇〇六年初春，《书目答问》之经史子集丛各部已基本完稿。其卷尾所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虽个别印本有屏而不取者，但深究其义，恐非原撰者随意之作，乃按清学门类分述学人，足可作清代学术脉络之导引；但又嫌其附注过简，不便读者，乃由李国庆君亲加整理，于三百余名学人名下，增补其生平，并注明传略之出处，读之可当清代学术小史。《书目答问》正文部分于此全部汇补完成。细加翻检，念《汇补》既竣，而读者了解《书目答问》，尚缺参考资料，未免遗憾，于是再编《附录》六种，前五种为版刻记略、校补纪略、刊印序跋、手书题识及研究论文选辑，均出李国庆君之手。其第七种为《书目答问》索引表三种，系我从师余门之课业，曾蒙季豫师定为读《书目答问》之一法，收之以念师恩，兼志劫难，或可备有志于目录学者之参考。
《汇补》所辑各家为我等力所能及所得之资料。其未能见收者，尚所在多有，如闻人相告，季豫师有批校本、王伯祥先生有批校本，但经向家属探询，均未获结果。又如贵州吕幼樵先生所著《书目答问校补》已于二○○四年六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问世，篇幅亦较大，难以收入。读者可自求其书。《汇补》仅在张新民先生同意下，将其尊翁张振珮先生批校、张新民先生辑补之《书目答问斠记》（见吕著《附录》）收入《汇补》，专列一家。又在《图书馆》杂志二○○四年第1期读到刘采隼先生撰《古籍目录史上的丰碑》一文中，言及其尊人刘德刚先生曾有《书目答问订补》之手稿，憾未获读，亦以有五十万字之巨不易融入《汇补》。其他散见各处之片言只语批注，力所不及，无法求全。
全书篇帙较大，涉及书名、人名、版刻等较多。为读者翻检方便，由常虹女士于全书之末，编制一综合索引，则按图索骥，可坐收利便于几席之间。
《汇补》自上世纪四十年代创意，六十年代着手，至本世纪初成书，时兴时辍，先后历六十余年而成书，固我与韦力、李国庆二君契洽合作之产物，而究其能顺利成书者，端赖有关单位及各方友好之支持、关注与协助。我们应向这些对《汇补》给予帮助的单位与友好，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首先应该感谢的是中华书局的学者编辑崔文印先生，文印先生是富有文史学识根底的文献学家，与我有近三十年的交往，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与我谈及我的《书目答问》过录本时，就鼓励我一定要完成一部《书目答问》有关批校与资料的《汇补》本，坚定了我默默地进行这项工作的信心。尤其令人感动的是，2002年6月12日，他在不知会我的情况下，自作主张写了向书局领导推荐《汇补》的报告。这份报告推荐了我的《汇补》和何兹全先生的文集，现将推荐《汇补》的那段文字记录如次：
宝志（编辑二室主任冯宝志）请转李岩等领导：
有两部书稿不知可否组稿？
（1）来新夏先生汇补《书目答问》。这部书作者经营了五十多年，汇录了有关笺补《书目答问》一书的十多种重要著作，如江人度《书目答问笺补》等，都是极为罕见的书。此书可以说是有关笺补《书目答问》一书的集成之作，具有重要研究和实用价值。此书本为自用，故集录内容极为丰富，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2）何兹全先生史论集（从略）
崔文印 02.6.12
这份报告我事先毫无所知，直至二〇〇四年文印先生始将其复印件寄我，作为《汇补》完稿后交付中华书局出版的意向凭证。这份报告很快得到中华书局领导人的同意。六月二七日李岩先生即批示：“崔先生所提两个选题均很有价值，均是名家名著。……建议接受。”同日熊国桢先生即批称：“同意李岩同志意见，把笺补《书目答问》的成果汇总集成，将是一部实用指导性非常强的目录工具书，有较长远的市场销售前景”。
这份报告和批语为《汇补》的出版问世铺平了道路。我也不得不赞誉中华书局领导层的学术眼光和胸怀。文印先生不仅推荐和玉成《汇补》的出版而且在成书后以古稀之年承担《汇补》的责编重任。由于文印先生重听，因此有许多有关编务的斡旋周章，多承我的启（功）门师弟柴剑虹先生自愿代办。我在此也表示我的谢意。
其次，我感谢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安平秋、杨忠和曹亦冰等领导和评审委员会的朋友们所给予的资助，他们批准了我的项目申请。拨付一定的项目资助，解决了各处调查和借阅批注本的费用，为《汇补》的最后完成注入了活力。
再次，我应当感谢在《汇补》成书过程中曾经多次打扰过的有关图书馆。为了观看《书目答问》的各种版本和搜集批注资料，我们走访过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等。同时也烦劳了各馆的有关人士，如国家馆的苏品红、董馥荣，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沈乃文和丁士良、吴晓云，清华大学的刘啬，上海图书馆的王世伟和陈先行、郭立暄，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吴格和杨光辉，天津图书馆的常虹和白莉萍，南京图书馆的徐忆农，南京大学图书馆的史梅和南开大学图书馆的江晓敏等诸位先生和女士，也在此统致谢意。
《书目答问汇补》这部近百万字的书，虽然，我和韦力、李国庆二君都尽心竭力做好，以裨各方学人使用；但终以成书历程断续，篇幅较大，难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尤其是未能“竭泽而渔”，留下了遗憾。韦力与李国庆二君，正当盛年有为，为《汇补》贡献了多年的精力，消耗了他们的可贵年华，而值得庆幸的是在成书全过程中，我们一直坦诚相见，和谐共处，成就了“正其谊不谋其利”的共识。至于书中的疏漏不当之处，当由承担统稿责任的我负责，至祈各方学人有以教我，不胜忻悦之至。
二〇〇七年初夏写于南开大学邃谷，时八十五岁生辰
记得大一刚来，我就是看的电子版的，这给我累得。不得不说，这本书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绝对是历史学生的必备的。现在床头还放着这本书呢。个人建议再配上文史通义，仔细研读，当年我们的文选老头就是要我们这样熬出来的
《答问》撰成于张之洞三十八岁任四川学政之时。河北南皮人，道光十七年（1837）生于贵州。抛开洋务的官员身份，在安身立命的内心深处，他仍与传统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一脉相承，向往着摆脱官场羁绊或权力倾轧之后的超然心态，渴望“读书著述以终其身”的自在生活，《书目答问》、《輶轩语》、《劝学篇》等较有影响的撰作，都不能说与他渴望立言不朽的内在价值诉求毫无关系。所以法国学者福柯认为“写作是为了不死，甚至说话也是为了不死” 。
此书的要务在解决“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所以要“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同时还有必要让“初学者易买易读，不致迷惘眩惑而已”
在谈论此书前，应提另一本书，柴德赓《重印书目答问序》认为《答问》与《輶轩语》“为姊妹书”。二书之不同在于“《輶轩语》专讲治学方法，亦有可取，但讲举业部分，时代一过，根本没有什么用处了。
《輶轩语》全书充斥大量的类似规范语句，如《语行篇》谈到“戒早开笔为文”、“戒早出考”、“戒侥幸”、“戒滥保”、“戒好讼”、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种种规训话语的背后，仍深藏着他所持守的儒家价值理念。也许肤浅的背后仍潜涵着深刻的内容，预示了一个时代的道德危机的即将到来。正是从这一极为关键的历史性意义看，所以《輶轩语》仍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与学术价值。
读此书前，首先应明白目录学，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篇首开宗明义便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与此同时稍后，著名史学家章学诚更明确地提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要求，认为这是“推阐大义”、 “宣明大道”必不可少的方法论途径。自王、章之后，目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到了的长足的发展，并作为一种方法论在考据史学中得到了熟稔运用。从《四库提要》至《书目答问》，略去其中的一切学术细节而不计，它们之间正好构成了一个目录学传统的历史性连续体——不但目录学的意义与价值在这个连续体中得到了肯认和凸显，而且它们也以完整知识学系谱的方式展示了同一学术理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展开和完成的过程。《答问》作者为方便学人“以约驭繁”，已经针对《四库提要》作了大量的删汰，故《书目答问•略例》明白谈到：“诸生当知其约，勿骇其多。”
所以进一步应知本书体例，即四部分类法，自曹魏郑默以来，中经荀勖等人的努力，至东晋李充而大体定型。唐初修《隋书•经籍志》，由于权力话语的有力介入，乃正式确立经、史、子、集名目。以后相沿千余年，四分法皆为主导性学术引领力量。所以阅读此书心中应有此概念。
而经部典籍代表了儒家价值的核心，但其内在思想结构及相关义理系统，仍需要通过疏解或诠释才能呈现出来。严格说，经学本质上也是经典诠释学，但具体如何诠释，仍可以有义理与实证——即宋学与汉学两条路径，而通过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来研究经学，亦即以汉学实证的方法诠释儒家经典文本，仍是清代学术的一大特色。因此，无论《提要》或《答问》，都在经部专门设有小学一类。
按小学的熟稔固然有助于经学的深入，透过语言的外壳亦可领悟内涵其中的微言大义，但反过来，徹悟通解经书全体义理又何尝不于有禆于文字训释，如实涵咏经书作者之思想亦可获得其表达必所凭藉的语词正诂。如此往复不断，互作益深益邃之解读，而有相互彰显之妙趣，正可谓诠释学的循环。即赵岐所谓‘深求其意以解其文’，故汉、宋两学本可以兼通，义理、考据亦可以一贯，不当有门户成见，更不应筑壁垒私心。
所以张之洞又郑重指出：“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
其次，论及清之经学，尝有三变之说云：“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少，说经者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自魏、晋沦亡千余年，至今日而复明，实能述伏、董之遗文，寻武、宣之绝轨。是为专门经学。”而经学本身则由于代表了意义世界与价值世界，更有着为其他传统分支学问提供话语准则与支援意识的权威作用。但“道因器显”，本体与现象相即不二，儒家的意义世界与价值世界毕竟要在历史文化中“见之于行事”，才能“深切著明”。
再次，史部，《答问》史部之分类大体同于《提要》，惟将《逸周书》、《国语》《战国策》、《山海经》、《竹书纪年》等先秦古籍析而出之，另立“古史”一类，作者说这样作的理由是：“古无史例，故周秦传记体例与经史子相出入，散归史部，派别过繁，今汇聚一所为古史”。
“史评”类则在《四库提要》原有基础上，以“论史法”、“论史事”两细目分判之。这一方面是对章学诚《史籍考》将史学专书分为“考订”、“义例”、“评论”、“蒙求”的继承与变通，另一方面也极有可能启发了梁启超“理论”、“事论”、“杂记”的类别方法。作者在《輶轩语•语学》中提到：“唐刘知几《史通》，最为史学枢要，必当先读。……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二十二史箚记》、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皆为读史者不可少之书。”可见他“论史法”、“论史事”合理性分类的基础，乃是源于自身对原典的熟悉。
史部之后的子部，其与《提要》不同的是，《答问》特立周秦诸子一类于“儒家”之前，可说正是晚清“诸子学”复兴在目录学上的反映。说明知识分子在回应现实社会危机的同时，也在寻找先秦诸子的思想资源，或者说西学的强烈挑激重新唤醒了晚清学者有关诸子说的历史记忆，并缓和了儒学与“诸子学”二者之间的思想紧张与学派对立。当然，《答目》将周秦诸子置于“儒家”之前，也透露了晚清以来托先秦原典以昌言变革的学术新路向。
张灏曾明白指出“在十九世纪的历程中，古代非正统经典的哲学和本语语言学的要求萌生了。尽管从前儒家学者们通常强调这类典籍与儒学的思想对立性，现在儒生们却赞成两者之间的哲学密切关系。一些人坚持认为儒学包含着非正统哲学的综合。另一些人则认为儒学是非正统哲学得以衍生的中国思想之源。在这些方面与其他方面，‘诸子学’在19世纪末成为合法的，甚至是在思想界流行的思想。”朱维铮为“《答问》却把儒家降为二类，而新增‘周秦诸子’居首。九流十家的代表作丛聚一类，固然反映诸子研究已成显学的现状，但取消《汉书•艺文志》以来儒家称尊的地位，对传统信仰体系更近于亵渎。”
而集部中，《提要》原有“词曲”一目，全部删削无余，或以为绮语丽句，徒逞才华，无关用世，故即使鸿家名作，亦概不保留，足见其正统观念之根深蒂固，甚至远远超过曩昔之四库馆臣。
丛书在《答问》的目录结构中，已卓然独立为一类，分“古今人著述合刻丛书”、“国朝一人著述合刻丛书”两目著录。姚名达认为张之洞“仿祁承业之例，于四部之外，别立丛书目，又有所谓别录目，专载初学读本为一部，并为大胆工作，虽未能破坏四部内质，然已示人以四部之不必拘守，且为举要目录奠一基础焉。”
而其《姓名略总目》囊括六、七百名清代学者，分隶于十四个类别之中。说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可以从典籍文献入手，亦可以从作者治学的宗旨家法入手。治目录学者既要即目求书，又要依类择师，而良师不必囿于当时当地，根据学术类别“循途探讨，笃信深思”，完全可以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与古往今来的良师“交往”。
以上所说足以显示：《答问》作为一部指导治学门径的举要目录专书，虽与《四库提要》同属一个知识学系谱，但又隐然有着树立新典范、开辟新视域的价值与意义。《答问》刊行之前，湖北学政龙启瑞已撰有《经籍举要》一书。但由于不具有新典范的意义，所以虽早《答问》二十八年成书，影响却远逊之。《答问》刊行之后，仿作不断，较著者有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举要书目》、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支伟成《国学用书类述》、李笠《国学用书撰要》、陈伯英《国学书目举要》、杨济沧《治国学门径书》、陈钟凡《治国学书目》等。
其中李笠自谓龙氏之《经籍举要》、张氏之《答问》，皆为“不限时间空间，不专一类，採撷精纯，去其繁复”的“配剂式”目录专书。“配剂式”目录专书的作用，是使“修学之士，所藉以问途也”。自龙、张之书出，“学者始注意于‘配剂式’之目录”，而梁（启超）、胡（适）所撰，也属于同一类型。他自己则是要“济龙、张、梁、胡之缺点，蕲成一‘新配剂式’之目录”
再细看此书，著录原则的提示散见于各目之下颇多，如
“经部三礼总义之属”下云：“三礼家不考礼制、空言礼意者不录。”
“史部地理类”下云：“山志游记如说嵩、岱之属，今日通行版本凡数十种，以非切要，不录。
杂地志如桂胜、楚宝、晋乘搜略之属，止关一方，又非古籍，不录。”
“史部政书类历代通制之属”下云：“三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为体，通贯古今，故别为类。”
“史部金石类金石图象之属”下云：“缩摹百汉碑砚石刻拓本，较诸图为详，可考汉刻原式，非玩物也。”
“子部儒家类”下云：“《曾子》、《子思子》，乃宋汪晫割裂辏合，非原书，不录。”“子部兵家类”下云：“凡兵家多与史家出入，地理尤要。”
“子部医家类”下云：“录初唐以前者；唐后方书，须专门经验定其是非，不录。”
“子部小说家”下云：“唐以前举词章家所常用者，宋以后举考据家所常用而雅核可信者，余皆在通行诸丛书中。”
“集部别集类国朝考订家集”下云：“若纪昀、陆锡熊、彭元瑞、赵佑、朱筠、赵怀玉、王芑孙诸家，既工词章，间有考订，此类不可枚举，以此例之。”
“集部总集类诗之属”下云：“诗文选本太多，举其不俗谬者；沈选《别裁》，通行，不详列。”
“集部诗文评”下云：“诗话但举总汇者，其专家诗话太繁，不录。”
也时有介绍原书特点或提示主旨内容的按语。
如《古书疑义举例》下云：“此书甚有益于学者”；
《历代纪元编》下云：“此书最便”；可说是推荐性的按语。
《北徼汇编》下云：“纪述详实，非出伪托”，当介绍了原书特点。
《四朝闻见录》下云：“宋叶绍翁（撰），叶乃宗朱子者，前人或谓此书抵朱，误也”；乃是简洁明快地订证了前人的误说。
《学蔀通辨》下云：“此书辨陆王之学“，
《大唐西域记》下云：“此书与《佛国记》，义在纪述释，不为地理而作”，则提示了内容主旨。
《梅村集》下云：“欲详知国朝诗家者，具郑方坤《国朝诗钞小传》、王昶《湖海诗传》、张维异《诗人征略》中”，更点明了读书入门的路径。
另外，关于善本的概念要求，张之洞亦有独到之见解。《輶轩语》卷一《语学》云：“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刊，不伪不缺之本也。”“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二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旧本（一旧刻，一旧抄）。”与其他过分佞宋嗜元的学者相较，张之洞视足本、旧本特别是精校、精注本为善本，目的在于方便读者易买易读，以避免治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曲折与弯路，乃是颇为通达的看法。（邵懿辰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凡二十卷，主要搜考各书之版本，辨别其优劣善否，可视为《四库提要》的补充性读本。）
辜鸿铭评价张之洞与曾国藩，曾分别以“儒臣”与“大臣”许之：“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易言之，即人不能丧失人文理念，更不能丧失德性正当的致思维度，用霸道的“以力强国”取代王道的“以德治国”，堕入到“利己杀人，寡廉少耻”（严复语）——与禽兽完全无异的地步。
因此，无论撰作《答问》或兴办教育，目的都在于保存能“通晓中学大略”的“书种”。“书种既存，终有萌蘖滋长之日”。从“正统主义”的观点出发，他始终坚持中国文化的道德理想，强调读书向学要作到“德行谨厚”、“人品高峻”、“立志远大”、“砥砺气节”，要有次第地精读内涵着圣贤义理的十三经，并以之作为自己出处进退的立身依据或价值判别准则。但从“实用主义”的立场思考问题，他又认为读书的目的在“明理”，而“明理”又以“致用”为依归。明理可以帮助人们找到生命实践和社会实践的思想和行动的绝对价值根据，“致用”则表明着还有必要将这个绝对价值根据自觉地转化为与思想与行动的成果有关的生命实践与社会实践。
张的“经学”主要指释经之学，而非儒学经典本身。在张之洞看来，对经典的解释可以不断完善，也可以“今胜于古”，但经典本身则决无完善与否或今古孰优孰劣的问题，否则便谈不上意义与价值的普遍性与永恒性，而传统思想与信仰长期稳定的世界，从此也要出现裂变或危机了。当然，进一步分疏，经学诠释学也有价值论与知识学两种进路。前者是一不断开显的过程，主要看其是否有妥适性与合理性，不能妄下“今胜于古”的结论；后者则是一不断积累的过程，可以有真假对错的判断，普遍具有“今胜于古”的发展趋势。
“正统主义”使张之洞始终坚持以儒家价值理念和道德理想来规约各种实际知识，“实用主义”又使他看到社会变迁与知识建构“今胜于古”的客观现象。但既然知识的建构活动可以“今胜于古”，那就不难推绎出“西胜于东”的结论。因此，顺着“通经致用”的内在思想发展理路，他后来又提出了“中体西用”的理论主张。
至于西学知识的吸纳问题，《答问》的撰作实已见其端倪，主要集中在“地理外记”与“天文算法”——即较少涉及信仰世界并呈现出“今胜于古”知识现象学特点的类目之中。绝大多数都注意并採用了“西法”。
于是《答问》对西学书籍的著录便产生了双重的象征意义：既象征着西方异质知识已参与了中国传统知识的建构活动，也象征着它最终将会滋生成突破性的文化解构力量。
有如张门弟子江人度所云：“东西洋诸学子所著，愈出愈新，莫可究诘，尤非四库所能范围。恐《四库》之藩篱，终将冲决也。盖《七略》不能括，故以四部为宗；今则四部不能包，不知以何为当？如彼枘方试圆鑿，每虞其扞格。譬之算术，得大数而尚有畸零。” 张之洞后来也不无忧虑地说：“沧海横流，外洊侮至，不讲新学则势不行。兼讲旧学则力不给，再历数年，苦其难而不知其益，则儒益为人所贱，圣教儒书寖微寖灭，虽无赢秦坑坟之祸，亦必有梁元文武道尽之忧，此可为大惧者矣。
文化结构是目录学分类最深沉的内在语法，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必然导致目录学分类结构的改变。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强烈挑激下，四部分类法的界限果然遭到了解构性的“冲决”，以西方学科概念为标准的现代图书分类法很快便取替了颇有人文意蕴的传统图书分类法，目录学所体现的知识的存在方式也就随着“旧法”变“西法”的过程产生了颠覆性、方向性的彻底转换。
最后，《答问》作者究竟是张之洞抑或缪荃孙，乃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他在张之洞死后不久，突然在《艺风老人年谱》中提出“命撰”说：“光绪元年，年三十二，八月，执贽张孝达先生门下，命撰《书目答问》四卷”。缪说一出，立即得到叶德辉的附和。缪、叶二人均系著名目录版本学家。柳诒征撰《书目答问补正》序就迳称：“文襄之书，故缪艺风师代撰，叶郋园氏亟称之。”范希曾跋亦云：“张氏《书目答问》，出缪筱珊先生手，见《艺风堂自订年谱》，湘潭叶氏称其书损益刘、班，自成著作。”以后如姚名达、谢国桢亦赞同“代撰”说，然材料所本均无外乎缪、叶之言。惟今人陈垣、柴德赓仍肯定《答问》作者当为张之洞，并以史家之严正立场援引各种证据力驳一度流行颇广的“代撰”说。
1.《书目答问》的由来与地位
《书目答问》，是张之洞为劝学而作的书目举要性质的书（或云为其幕僚缪荃孙捉刀），以作为“为学之门径”。这本书所解决的问题是“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
胡文辉有本《现代学林点将录》，以近现代学林一百单八名学者比拟梁山泊一百单八将。我曾与同学戏聊，谁可点为放出这一百单八魔头的洪太尉？最后议论的结果，非香帅莫属。
张之洞以学政起家，《輶轩语》、《书目答问》的写作，尊经书院的创建，正是在四川学政任上之举。他不仅直接影响了廖平等一批学人，更是以《书目答问》一书间接且广泛地影响了整整一代民国学人，洪太尉可谓名副其实。
康有为在广州讲学，推荐《书目答问》：书目之“精要且详，莫如《书目答问》”，并建议学子们“可常置怀袖熟记，学问自进”。
胡适在《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的篇首，就开列《书目答问》。
陈垣向启功传授读书心得：“现在看书先要看《书目答问》。”
余嘉锡以《四库提要》与《书目答问》起家，长期将册页较薄的《书目答问》作为教材使用。
顾颉刚自称“《书目答问》一类书那时都翻得熟极了。”
梁启超十一岁时“得张南皮师之《书目答问》，归而读之，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者。”
另外，张舜徽、程千帆、罗继祖、叶德辉等等名家，无不在《书目答问》上下足功夫。甚至于，当时的书肆老板招收学徒，都要求学徒把《书目答问》背得滚瓜烂熟。
那么，《书目答问》究竟是怎样一本书？
2.《书目答问》其书
翻开《书目答问》，读书的兴致可以打消一半；读上几行，可以打消另一半，从而高束焉，庋藏焉，曰：“姑俟异日观”云尔。
《书目答问》中，触目即是密密麻麻的书名，以及某种书有哪几个版本。一没有解题，二没有导读，三没有评论，简直味同嚼蜡。以常见的《十三经注疏》为例：
◎十三经注疏。
共四百一十六卷。乾隆四年武英殿刻附考证本，同治十年广州书局覆刻殿本，阮文达公元刻附校勘记本，明北监本，明毛晋汲古阁本。目列后。 阮本最于学者有益，凡有关校勘处，旁有一圈，依圈检之，精妙全在于此。四川书坊翻刻阮本，讹谬太多，不可读，且削去其圈，尤谬。 明监、汲古本不善。
范补：阮刻注疏有南昌局补印原刻本，湖南翻刻本，上海坊间石印本。
周易正义十卷，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范补：吴兴刘承干嘉业堂重刻宋单疏本周易正义十四卷，附校记二卷。
尚书正义二十卷，旧题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
范补：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影印宋刻本二十卷。吴兴张钧衡择是居丛书覆宋刻本二十卷，附校记一卷，刘氏嘉业堂重刻宋单疏本尚书正义二十卷，附校记二卷。
毛诗正义七十卷，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正义。
范补：刘氏嘉业堂刻单疏残本毛诗正义三十卷。
蒙案：何绍基校刻毛诗正义注疏大字本，淮南书局印行注疏三十卷，诗谱一卷。
周礼注疏四十二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范补：贵池刘世珩玉海堂覆宋刻巾箱本周礼注疏十二卷。
仪礼注疏五十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范补：刘氏嘉业堂覆张敦仁刻本。
礼记正义六十三卷，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
范补：刘氏嘉业堂刻单疏残本礼记正义二十卷，附校记一卷。
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晋杜预集解、唐孔颖达正义。
范补：刘氏嘉业堂刻单疏残本春秋正义十二卷，附校记二卷。
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
春秋谷梁传注疏二十卷，晋范宁集解、唐杨士勋疏。
范补：刘氏嘉业堂刻单疏残本谷梁传七卷，附校记二卷。
孝经注疏九卷，唐玄宗御注、宋邢昺疏。
范补：刘氏玉海堂覆元元贞刻本论语注疏十卷，附札记一卷。
论语注疏二十卷，魏何晏等集解，宋邢昺疏。
范补：刘氏玉海堂覆元元贞刻本论语注疏十卷，附札记一卷。
孟子注疏十四卷，汉赵岐注、旧题宋孙昺疏。
尔雅注疏十卷，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毛诗、仪礼，皆依疏本子卷计数，孝经亦依疏分卷。
范补：归安陆心源十万卷楼覆宋刻单疏本，上海涵芬楼续古逸丛书影印宋咸平刻本。
所谓“范补”是范希曾的补正（也就是后来的《书目答问补正》），所谓“蒙按”是蒙文通所下按语。这就是《书目答问》的原文。这样一本书，如何可以嘉惠学林数十载？我以前一直不理解。上个月，细读《书目答问》一过，有所心得，分享如下。
3.《书目答问补正》的读法（上）
要读《书目答问补正》，有以下几点读法：
第一，理解其目录分类体系，从而进入传统文化内部。
《书目答问》的分类法，集传统目录学之大成而又有创新。首先，《答问》将所有图书分为经、史、子、集、丛书五大类，既沿用了四库分类法，又有所突破。其次，就细目而言，如史部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古史、别史、杂史、载记、传记、诏令奏议、地理、政书、谱录、金石、史评十四种，再如谱录类又细分为书目、姓名、年谱、名物等。
不同的分类法，可以体现不同文化对于世界的认识。比如王海龙在《地方性知识》中译本序言里提到：英语里没有“羊”这个词，他们只有绵羊sheep和山羊goat，而没有包含两者在内的“羊类”。再比如，中国人有堂兄、堂弟、表兄、表弟，在英语里只有brother。简言之，每个文化的关注点不同，自然导致他们的分类体系不同。以哲学来对应经、子，以历史学来对应史、以文学来对应集、以百科全书来对应丛书，恐怕都会有较大的问题。
如何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来体认中华文化中外人难以理解的精深奥妙之处，这是理解《答问》分类体系的重要收获。
4.《书目答问补正》的读法（中）
第二，要细细寻绎其字里行间，捕捉吉光片羽指点门径的信息。
《答问》并非通篇书名和版本源流，偶有指点门径的一两句话或者臧否某书内容的评语。以《答问》卷一《经部》为例，经部之下有“经学、小学书，以国朝人为极，于前代著作，撷长弃短，皆已包括其中，故于宋元明人从略”。此语表明了作者的态度：采经注，要么取汉魏古注，要么取清朝新疏。
再如“明洪武定制，……沿称‘监本’”一段，插叙“监本”之由来；“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第二”下云：“空言臆说、学无家法者不录”，表明了采择标准。另如对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与王鸣盛《尚书后案》两书之优劣，下“孙胜于王”的断语，寥寥数字间可以省却读者无数工夫。
这样的细碎文字，在文中多为小字部分，以夹注形式贯穿于字里行间。细细寻绎，可窥门径。
第三，要记诵书目，以打好文献学的底；要对读《四库提要》，以打好史料学的底。
所谓“目录学”，目为书目清单，录为内容提要。《答问》所提供的，基本是“目”而已。但是目并非无用。能够大量对目进行记诵，可以了解某方面有多少书，脑子里可以有个索引，将来一旦用到，可以按图索骥，这是打下的一个文献学的底子。有了这个底子，则不至于感觉古籍浩如烟海、茫然无头绪，而是自有线索可循。
另外，由于《答问》有目无录，则需要与《四库提要》对读。某些自己所专精或感兴趣的领域，可以与《提要》的相应部分对照阅读。《提要》有该书的基本情况、内容提要、优劣评价、史料价值等等。读这些，可以助长读《答问》的兴味，同时打好史料学的底子。
第四，制作索引。
余嘉锡教来新夏读《书目答问》，让他去做三套索引：书名索引、人名索引、国朝著述诸家索引。来新夏将三套索引做完，《答问》早已不知翻了多少遍，自然烂熟于胸。这种笨功夫，乃是读《答问》所必须的。
5.《书目答问补正》的读法（下）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种读法：制作属于自己的《书目答问补正》。
首先我们来领教一下范希曾是怎样做《补正》的。范希曾的时代，已经是民国二三十年代。《书目答问》中的内容，已经部分过时：有些新出书目，该收而未收，有些清末所谓常见的好版本，当时已经难以觅得。因此，给《答问》打补丁、进行更新，势在必行。
范希曾手头购置了一部《答问》，每见有新见书目或新见善本辄记录于天头地脚、字里行间。一部写满，换一部再记。如此两三部下来，范希曾把三部眉边页脚所记的笔记另加誊抄、整理，就成了后来的《书目答问补正》。
如今八十年又过去了，《补正》自然也早已经过时。不过时的，乃是范希曾的读书方法。因此，我们何妨也购置一部《答问》在案头，有所见辄随手记录，长年累月，便可以做成属于自己的《书目答问补正》。来新夏即用此办法做了一部《书目答问汇补》。
以《汉书》为例。《答问》所记《汉书》有颜师古注，明监本、汲古本、扫叶本三个版本。今天我们有中华书局标点本（有颜师古注），和岳麓白文本。至于《汉书》之属的书，《汉书》学最重要的几本里程碑式的著作如：王先谦《汉书补注》、杨树达《汉书窥管》、陈直《汉书新证》等，由于是后出之书，都未能入选。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在《汉书》一目旁作如下增补：
《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有颜注。岳麓白文本。
《汉书补注》，王先谦。商务、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广陵书社有影印本。上海古籍有标点本。西泠印社有沈元批注本。王书总结清以前六十七家注书而成，最精善。
《汉书窥管》，杨树达。上海古籍、湖南教育。长于训诂校勘。
《汉书新证》，陈直。天津人民、中华书局。以地下材料为《汉书》作新证，多所发明。
（其实《汉书》方面的后出之书还很多，这里只是作个示范）
长此以往，则可以做成一部自己的《书目答问补正》，如此则为学之门径，可以窥矣。
刚接触些旧学，很想知道从哪本书读起，接着读哪本书，最后到哪本书圆满。也曾问过各位好学同窗，白发先生，侃侃而谈者往往叫我云里雾里，径开书单者才让我心里觉得踏实。书单看过一遍，心里就踏实一遍——这还真是恋物癖似的情感啊。这些书单其实就是山寨版《书目答问》，都说以《书目答问》为门径，用工下去，则学问大进有望。但这一段朱一新同志的话，也许于我们读《书目答问》的时候更有启示：
学问门径，愈读则愈得门径。若以近时目录之学为门径，则甚误。古人治目录者，若向、歆父子辈，盖与今之治大异。读书当求心得，岂可徒示泛滥乎！近时目录各有秘本，手抄成帙，不出数月，皆可殚见洽闻，以此为藏书计，非为读书计也。短书碎记，览其序跋，烂熟胸中，究有何宜？至如宋元精椠，穷力搜罗，世间虽不可无此好事者流，要非我辈所亟。
“学问门径，愈读则愈得门径。”这话可以找个注脚，好像是哪个德国人说，既然书海无涯，选择何妨任性一些。这大概是叔本华。
论坛没了，这摘抄放评论里不搭调，且凑数。
为了普及工作，还是排成简体横排的易于人民大从接受。没别的版本比较难觅，所以就选了这本。这种排版法其实是不值三十多块钱的。但是为了看内容，也就将就了。
但有时看到这类书目横排简体会觉得很可笑，或者哭笑不得吧。比如以前的书都是竖排从右到左，总结的时候写“右一章”，指的前面的内容，现在变成横排从左到左读，再写个“右一章”，那其实是“上”一章。唉，不过就是小问题了。除了大问题，小问题也不值得拿出来穷讲究。
这是当年小学基本上人手一册的图书目录，介绍读书一些好的版本，加上一两句简评。对照着查现在出版古籍版本的底本，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读古籍是要挑注者和版本的，我觉得。其实也不应该叫古籍，有人现在还在看嘛。就像不应该叫“国学”一样，把过去的现在的，中国的外国的学问人为的分割开了。不是说万法同源吗？天下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
扯远了扯远了。这本书挂名虽然是张之洞，可实际却不是他写的，他最多算个选题策划吧，缪老师写的，范希曾老师在下面做了补正。书前面还有柳诒徵老先生深情作序，痛心疾首地怀念英年早逝的范希曾。不过，遗憾的很，这种排版方式，我倒了儿也没看出那些是补正。
就是个随时查阅吧。
治古代文学者多从目录入手，《四库全书总目》太过庞大，则可先读这本小书，民国时书店多以此书授学童，以促其速成。
书本身无多少内容，为书目之连裰，间或有一，二评语，民国时范希曾补正之后可反映其时学人读书之大概方法情况。
近来正有读这本书的打算，看完楼主的心得，实在是受益良多！！！！
楼主写的很有用啊
受教了，感谢！
此书最好结合张舜徽《四库全书叙讲疏》来看，四部之下的小类，此书与四库有同有异，但基本一致，读张书，则能领会部下小类之分合；
江人度的笺补非常重要，类下分类，将每一小类之下的各部分连接起来，形成整体；
书籍之结构本是思想之结构，若汉志分为六类，本是汉人思想结构之反映，知此者，则于目录学更进一步矣。
我只是喜欢读书，想系统的读书，这本书对我这种人是不是太过于专业？犹豫中
2012-08-13 13:26:50 熄 我只是喜欢读书，想系统的读书，这本书对我这种人是不是太过于专业？犹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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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吧。总之自己读书循着爱好形成谱系就好了。如果不是专修目录学或文史，这本书可以当作工具书查阅。
想问一下《书目答问补正》与《增订书目答问补正》的区别是什么呢？正要在网上买，不知道买哪个还是都买。
回 婉小姐：
《增订书目答问补正》包含了《书目答问补正》的全文，然后在此基础上予以增订。《增订》的作者是当代人，增订的内容则是《补正》之后新出的版本。
请问制作索引指的是按拼音来作吗
回 ustseng：
拼音、笔画或其他便于检索的要件均可。
我觉着就是看武侠小说看的，觉着有个秘籍。或者让新东方害的，想着能够速成。
我是想说不可取，啊。
書目答問，其實是張之洞讓繆荃孫寫著，以指導他們家族孩子讀書用的，似乎不必把這書的價值看得太高，雖然也有些價值。
你看多了书会知道，其实还是可取的。要尝试着把书目答问的基本精神融会于心、自主运用。无论范希曾做补正、江人度做笺、蒙文通做按语还是来新夏做汇补，都是在运用《书目答问》的基本精神，做成一本《我的书目答问》。
倘若觉得《书目答问》为藏书家计的意味太浓，而为读书家计的意味太寡，可以考虑选择黄永年《古文献学四讲》中的《目录学》部分（此书目前只能找到电子版）暂做代替。但我想你借该书一窥门径后，终究还是会回到《书目答问》这里的。
这种感受确实没有，怕是书读太少的缘故吧。我以为“对自己诚实”、“对当下敏感”，是最好的书目答问。
2011-06-09 13:03:49 脱脱不花 这种感受确实没有，怕是书读太少的缘故吧。我以为“对自己诚实”、“对当下敏感”，是最好的书目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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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不错。不过以道德品质代替知识与学术，不是一个好办法。
脱脱不花你的微薄账号是多少？
@常州秦某
说的在理。。。赞。。。
@cissy
是脱花
四库提要和书目答问性质不同啊。
我终于知道这本书的排版了，你这样一说，我估计这个“插图本”就是从之前上古蓬莱阁那一套书里直接翻印过来的。
2009-09-17 18:41:30 新港西 我终于知道这本书的排版了，你这样一说，我估计这个“插图本”就是从之前上古蓬莱阁那一套书里直接翻印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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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有三：1，新加了几条校勘记，纠正了前书校勘上的一些问题；2，多了几张书影；3，没有了书前的导言。
“补”字后面的是范希曾的补正以及根据贵阳本增补的材料，每小类末尾钩乙符号下方括号里的是江人度的笺，“蒙按”之后是蒙文通的按语。
横排竖排，看个人喜好。繁体简体，只要能处理好一些基本的技术问题，也都无妨。
实在是一本实用性强的书，尽现治文史之门径。
没有提要，怎么了解书的具体内容？
目录体例的书分好几种，若想了解更多，可先查看余嘉锡先生的《目录学发微》，可解疑惑。
2009-03-22 00:25:10 jerrylin 没有提要，怎么了解书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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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与《四库提要》对读，把一些常用书的提要总结成一两句话，过录到《书目答问》相应的部分去。
2010-02-04 11:49:43 禾一 目录体例的书分好几种，若想了解更多，可先查看余嘉锡先生的《目录学发微》，可解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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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学发微》是研究目录学史的著作，了解其沿革而已，对于我们入门而言没有太大助益。《书目答问》的目录学，是指了解书目与解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