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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全四册)

陶孟和 等编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2  

出版社: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作者:

陶孟和 等编  

页数:

全4册  

Tag标签:

无  

内容概要

民国时期,中国处在从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蜕变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个时期,政治风云变幻,思想文化激荡,内忧外患叠起。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新与旧、中与西、自由与专制、激进与保守、发展与停滞、侵略与反侵略,各种社会潮流在此期间汇聚碰撞,形成了变化万千的特殊历史景观。仅从文化角度考察,一方面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整理继承和批判扬弃,另一方面西方文化又强烈地冲击和影响着当时人们的思想与行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翻译介绍与传播,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而且直接导致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爆发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巨变。

作者简介

  陶孟和,原名履恭。社会学家。祖籍浙江绍兴,1887年11月5日生于天津。他从1949年10月起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60年4月,赴上海参加中国科学院第三次学部会议,未及会议召开,因病于17日去世。  陶孟和的父亲陶仲明是一位塾师,他幼时随父在近代教育家严修创办的家塾中就读。这所家塾半日读四书五经,半日读西学。西学由张伯苓执教,课程有英文、数学和自然科学基本知识。1904年严氏家塾改为敬业中学堂,1906年迁址改称南开学校。陶孟和成绩优异,旋以官费生被派赴日本留学,1906-1910年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历史和地理。当时,他对中外地理特别感到兴趣,曾和同学杨文洵搜集大量资料,编译《中外地理大全》一书,共两卷,上卷为中国之部,下卷为外国之部,191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在10年中再版7次。  1910年,陶孟和赴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学习社会学和经济学,1913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归国后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14-192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等职。  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陶孟和起初执教《社会学》、《社会问题》、《英文学戏曲》等课程,以后又增加了《教育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原理》等课程。这些都是新兴学科的课程,他也因此成为当时学术界的名流学者。  汤象龙,1909年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16岁考上清华大学,他学习十分勤奋、刻苦。他不知疲倦地阅读史书史料,从中认识到人类历史的发展经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无不受其影响,从而立下了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志愿。1929年他毕业留校当研究生,其时年仅21岁。他选定"鸦片战争的经济背景"作为研究课题,一年后写出了《道光时期的银贵问题》。这篇论文用丰富的史料论证了道光时期外国鸦片大量输入,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是导致清政府严禁鸦片的一个根本原因。而外国侵略者为维护其既得经济利益,不惜诉诸武力,因而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这在当时是学术上的一大创见,也是我国第一篇从经济角度研究鸦片战争爆发原因的专题论文。  汤象龙教授于1930年7月离开清华大学,应聘到北平社会调查所,继续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两年后担任该所经济史组组长,任务是主持全组研究工作和主持选抄整理清政府财政经济档案工作,并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  梁方仲(1908-1970)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尤其是著名的经济史专家,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奠基者之一。祖籍广东广州,生于北京。  梁方仲于1926年秋考入清华大学农学系,继而转学西洋文学系、经济系,于1930年毕业获经济学士学位,并考取该大学研究生,1933年冬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梁方仲早在1934年便开始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学术生涯。是年5月20日,他与吴晗,汤象龙等人在北平成立“史学研究会”。该会在天津《益世报》、南京《中央日报》开辟《史学》副刊园地,编辑出版《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不久改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梁方仲是《史学》副刊和《集刊》的积极撰稿人,曾一度任《集刊》主编,组织和发表了一批较高水平的社会经济史学术论文,成为我国第一个以社会经济史命名的《集刊》,梁方仲便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奠基人之一。

书籍目录

第一册 第一卷  第一期(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  第二期(民國二十二年五月) 第二卷  第一期(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  第二期(民國二十三年五月)第二册 第三卷  第一期(民國二十四年五月)  第二期(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 第四卷  第一期(民國二十五年五月) 第五卷  第一期(民國二十六年三月)第三册 第五卷  第二期(民國二十六年六月) 第六卷  第一期(民國二十八年六月)  第二期(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第四册 第七卷  第一期(民國三十三年六月)  第二期(民國三十五年七月) 第八卷  第一期(民國三十八年一月)

章节摘录

  四 结论  总览以上所述,三十四年间之理财方策,似极尽变化之能事,然考之实际,则终不出一法,即割肉补疮而已。初期之补救方策。重在节流,故此期之节俭方法多嫌琐碎。次期则开源与节流并重,惟开源多从固有之源着想,故结果屡有整顿重要税收之拟议。终期则以财政难关日见急迫,而又无法借债以作缓术。故结果随越于重敛。最后数年,财政当局稍有觉悟,翻然而思变计,于是清理之案乃得成立。  光绪朝的财政,在清代财政史上,最为复杂纷乱。其所遭遇之困难,亦较咸同二朝为甚。此朝财政之唯一特征即出入平衡自光绪二十年破坏之后,至终即未恢复,所以致此长期破坏之原因,要以受对外战争失败之影响最重。甲午以前,我国财政虽不富足。然尚在自给状况中。甲午战败,赔款200,000,000两,每年岁出骤增二千余万,而我国财政内受财政组织不善之掣肘,外受协定关税之束缚,对此二千余万之增出,仅能出于借高利外债应付之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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