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辰生先生往来书札
2010-9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李经国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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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辰生先生是我敬仰的老同志、老专家，是老一辈文物工作者中备受推崇的“一支笔”。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举的艰难时期，在改革开放中国社会激烈变革的转型时期，先生一贯秉承保护为主、保护为先的文物工作理念，笔耕不辍执著追求。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急剧加快，文物保护面临众多矛盾冲突的紧要关头，在大规模基本建设和城市拆迁改造，历史文化名城、街区屡屡遭受人为拆除与破坏的关键时刻，先生总是一马当先，挺身而出，或联合专家借助媒体，或铺纸泼墨秉笔上书，不失时机地为文物保护奔走呼号，建言献策。在他和众多专家的一次次呼吁下，一封封上书中，许多文化遗迹、名城街区得以存世保全，传承后代，许多错误做法得以及时纠正，惠及后人。在孜孜不倦的奉献中，在鸿雁往复的传递中，先生与中央领导、有关部门的书函信札积累日丰，已然成为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这些信札既有对文物保护宏观政策的建言，也有对文物古迹、文化名城、历史街区实施保护的针对性建议；有对时弊逆行的针砭批评，也有对科学决策的褒扬鼓励。一篇篇真知灼见，一句句肺腑之言，字里行间处处浸透着先生对文物工作的深厚情感，对文物保护的远见卓识。不少信札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先生的致信亲切批示或亲笔复函，其真切之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对文物工作的殷殷关怀，对专家学者的由衷尊重，折射出共产党人坦诚相见、广纳群言、服务人民的坦荡胸怀。《谢辰生先生往来书札》是谢辰生先生贡献给文物保护事业的智慧结晶，是奉献给文物工作者的佳肴美味，个中甘醇唯有细细品读，才会浓香四溢，沁人心脾。我愿和读者朋友们一起体会共同分享。
谢辰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物保护专家，历年来，一直竭尽全力，为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奔走呼号，建言献策。在他和众多专家的一次次呼吁下，一封封上书中，许多文化遗迹、名城街区得以存世保全，传承后代，许多错误做法得以及时纠正，惠及后人。本书收录了谢先生多年来写给各级领导及与友朋往来的信札百余封，多数都是对文物保护的建议及呼吁，其中不少信札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先生的致信亲切批示或亲笔复函。可以说是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一批重要史料。后面还附有谢辰生年谱及谢先生的有关文物保护的重要著述。
序千秋岁编辑说明谢辰生先生往来书礼 谢辰生先生书礼 诗词 来鸿集谢辰生年谱 附录一 谢辰生先生文选 附录二 谢辰生先生起草、参与起草的中国文物事业法规文件要目 附录三 近十多年来重要出土文物解答历史之迷编后记
插图：最近在文化系统、出版系统都比较广泛地流传说，在耀邦同志和任重同志交接的中宣部例会上，耀邦同志点名批评了王冶秋，据说是根据一位同志的来信。耀邦同志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拿了八千多件文物，王冶秋应负责任，要作检讨（大意如此）。是否属实，我开始是怀疑的，因为任质斌同志未向文物局的同志作过传达。后来有很多同志都这样说，而且说是听的正式传达，看来是事出有因了。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对王冶秋同志和文物局确有不少议论，集中的问题，一是王冶秋、文物局给康生等人送了很多文物；二是文物局是康生要成立的，因而王冶秋问题很大，文物局问题很大，其源盖出于康生。据说王冶秋同志当顾问之后，外电和香港报纸也有所评论。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我在文物局工作卅年，对文物局的历史和现状都比较清楚，有责任向中央反映事实真相和自己的观点，这也是符合《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的要求的。因为《准则》要求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尊重事实”，因此我决心写这封信，将真实情况汇报如下：一、康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搞走大量文物与王冶秋同志的关系问题。据我了解，此事与王冶秋同志毫不相干，与文物局毫不相干，与文物局其它[他]同志也毫不相干。康生搞文物的时间是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O年，拿文物的地点是北京市文物图书清理小组（后改为文物管理处，现在是北京市文物局）。文物来源是文物工作者日以继夜付出辛勤劳动从造纸厂、炼铜厂和街道抄家物资中抢救出来的。当时王冶秋同志还关在“牛棚”，王冶秋同志是一九六九年秋宣布解放，不久即下放湖北咸宁，一九七。年回北京，七。年五月成立国务院图博口，王冶秋任副组长，军宣队同志任组长，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成立文物局。从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一九七一年王冶秋同志根本没有见过康生的面，自然也就无法对康生盗窃文物负责了。当然在康生病重之后，他的确通过王冶秋同志、文物局把他的旧藏和巧取豪夺的一大部分文物交给了故宫。这已经是一九七四年以后的事了，和康生盗窃文物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据我了解，不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王冶秋没给康生搞过文物，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中，王冶秋也没有拿过国家收藏文物给康生和任何人送过礼。甚至康生要看文物和善本书，也是康生自己到博物馆、图书馆来看。一九七二[一]年在故宫展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土文物展览”，康生是很想看的，但王冶秋从未拿过一件珍贵展品送给康生看过。卅年来，王冶秋同志自己不但没拿过公家的文物，也没有买过文物。建国初期，郑振铎任文物局长，他自己是很喜欢文物的，但担任局长之后，即不再买文物，以避嫌疑。所以文物局的干部也都不买文物，这是文物局的一个传统。北京市查抄的文物图书，有不少负责同志和其它[他]同志都去拿过或廉价购买，但没有一个在文物局工作过的同志去拿过一件文物或一本书，说明在这个问题上，文物局的同志不但无可指责，而且还是值得表扬的。
己丑仲夏，接谢老辰生先生电话，对拙编《周绍良友朋书札》、《沐雨楼来鸿集》多有奖掖，并委托我整理留存的往来书信。先生以单薄之身，为着一个国家的千秋文物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六十余载，凡闻者无不动容。今岁季秋，值先生米寿之辰，谨以此书致敬，并为贺。庚寅季夏李经国记于观雪斋谢老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及回忆，并抱病通阅了书稿。傅熹年先生为本书题写书签；周有光、郑孝燮、张颔、吴良镛、康奉、来新夏、冯其庸、罗哲文、王贵忱、王蒙、周干峙、徐苹芳、胡继高、舒乙、刘宗汉、冯骥才、苏士澍等先生为本书题词；单霁翔先生为本书撰写序言，郑欣淼先生、彭卿云先生作序诗；穆森先生为《年谱》的编写提供了补充材料；刘宗汉、郭延奎、林锐、许宏泉、周栗、张琳、王运天、孙熙春、谭瀚冰、付冬全等师友也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帮助；柴剑虹先生，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郭又陵社长、徐蜀总编辑为本书的及时出版给予了支持；王燕来编辑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林圆圆女士通校并修订全稿，工作家务之余每至深夜，是我不可或缺的。
《谢辰生先生往来书札(套装上下册)》是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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