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
2008-6
中国经济出版社
马国川
349
无
《观察：26位热点人物解读中国话题》是著名记者马国川对26位社会名人的专题访谈录。这些热点人物，既有政治家、法学家，也有社会学家、改革家还有文化名人，其中包括易中天、江平、周瑞金、丁学良、巩献田等轰动一时的人物，他们治学兼问疾，沉静而活跃，生动中不乏平实。对话发生在2007年，访谈录发表后都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所议所论，多与社会新闻热点如物权法争论、重庆钉子户、读书换帅等事件有关。马国川的访谈，第一层面，为我们披露了事件真相；第二层面，拉近了我们与名人的距离；第三层面，夹叙夹议，受访者与访问者之间富有穿透力的深入解读，使时事话题得以超越当下，横贯沧桑，具有了非凡的历史感，凝重而悠远。
马国川，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在地方高校做过教师，后到北京政法大学攻读研究生，现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工作。《经济观察报》高级记者。河北威县人，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已出版《大碰撞：2004-2006中国改革纪事》、《争锋：一个记者眼里的中国问题》、《观察：26位热点人物解读中国话题》、风雨兼程：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共和国部长访谈录》（后两本均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共和国一代访谈录》（华夏出版社“马国川名家访谈系列之一”）。其中《大碰撞》是第一部全景式反映改革第三次大争论的作品，被评为“2006年十大好书”之一。曾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发表一些评论文章，并被国内外媒体及各大网站转载。在新华网、光明网、人民网、CCTV等网站有文集，现为人民网教育频道的专栏作家。写作文章主要涉及教育、法律及时政等领域，尤喜时评写作。愚以为，时评应该理性，但又“常遣温情上笔端”；应该宽容，但又针砭时弊不留私情；应该迅捷，但又有史家的胆与识。这或许就是时评的最高境界吧？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序言：阅遍群山自成峰易中天易中天突围易中天访谈录：中国必须现代化易中天品成都：是方式，不是模式王立群王立群：清醒地对待历史王立群访谈录张宝瑞张宝瑞的手抄本时代张广友张广友：新华社里三十年江 平江平访谈录：我只坐在法律一边巩献田巩献田这个人巩献田访谈录李曙光李曙光谈牙防组事件：建立“法治的社会主义”蔡定剑新闻自由是社会稳定转型的积极因素蔡定剑访谈录钱正英钱正英的水利人生钱正英访谈录：不需要“西藏之水救中国”杜导正杜导正：本色是书生杜导正访谈录：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很正常的吴 象1982：“大包干总进军”刘 吉刘吉：中国不存在两级分化，“原罪”是一个伪命题周瑞金“马克思主义者是靠实事求是吃饭的”徐景安徐景安：见证改革宋亚平宋亚平：改革者的困惑与思索宋亚平访谈录赵超英青县模式：一个县委书记的民主实验赵超英访谈录：民意才是合法性的基础于建嵘访谈录：一种适合中国农村实际的模式李昌平2000：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千禧年丁学良丁学良：大学问题破坏了改革共识丁学良访谈录王绍光王绍光访谈录：从税收国家到预算国家汪 晖汪晖：渐行渐远的思想者汪晖访谈录：现代化本身需要被反思高 梁高梁：从改革走向反思——一个大飞机项目倡议人的思想史高梁访谈录王小鲁一份研究报告的出台王小鲁访谈录文贯中文贯中：往事何曾付烟云文贯中访谈录：中国需要第二次“土改”竹立家竹立家访谈录：析论“新发展共识”保育钧 马立诚（外一篇）十七大访谈录
易中天 【采访手记】 真的不想凑热闹，但是当读了易中天的作品《艰难的一跃——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以后，我还是决定去采访他。因为我觉得，日益走红的易中天其实被媒体误读成了一个浅薄的“学术明星”，而我认定，他是一个有相当思想深度的人，在他充满了机趣的言语背后，沉淀着宝贵的启蒙精神。 当我坐在中央电视台影视之家一楼的茶座里，向易中天讲述完对他的认识后，他一怔，喃喃地说：“我原来以为和其他采访一样，就是挖花边新闻的。我得考虑考虑。”考虑的结果，是他接受了采访。和在“百家讲坛”上谈笑自若不同，面对记者的问题，易中天语速很慢，有时甚至是字斟句酌。但是这种斟酌绝非缘于苦思冥想，而是缘于一个思想者的缜密——他在努力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得更准确更充分。 在第二次见易中天的时候，他说起了在新疆大学演讲时的一件趣事。一个大学生在提问时，双手举着发表采访文章的《经济观察报》。 再后来，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易中天的《帝国的终结——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批判》的大陆版。出版社按照易中天的要求，寄给我一本样书。通读之后，我慨叹易中天的识见与才气，也深感自己当初的判断是正确的。 易中天突围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家就靠我父亲和我两个人维持下来。”回首往事，易中天颇多感慨。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易中天仅是一个少年读书郎，怎么能够养家呢？面对记者的疑惑，易中天解释，那时候他们全家有祖父、父母、两个弟弟和易中天六口人，“父亲拿的是副教授工资，享受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有特供，而我是中学生，粮食定量高，所以是全家吃我们两个人的。” 易中天生于湖南，但是六岁时就随着父母来到长江边的武汉。他的父亲在中南财经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前身）担任讲师，讲授会计学。 “他的情况很奇怪，”易中天这样描述父亲，“‘文革’前他是职称低、待遇高。虽然只是个讲师，但拿的是副教授工资。因为他政治比较进步，属于党组织信任的人。在人人都受冲击的‘文革’中，由于职称是讲师，目标不大，所以他也没有受到大的冲击。” 在易中天眼里，父亲是一个纯粹的学术中人，对政治没有兴趣，而且为人随和。“随和到谁都可以欺负的程度。我记的比较清楚的是工会经常组织看电影，发给我们家的电影票从来都是最差的，因为他好欺负，他好说话，他说你在哪看不都是看嘛。” 在武汉，易中天度过了他的中小学生涯。他的生活环境也比较单纯，“我住在高校里面，我上学的中学和我父亲所在学校就只有一墙之隔。” 易中天小时候就喜欢读书，“很小就开始，当然从连环画开始，然后读些什么童话，慢慢地进入文学名著，到了高中毕业的时候，中外文学名著已然读完。”他坦陈，虽然都看过了，但是“有多深的理解谈不上”，“有的是囫囵吞枣，半懂不懂。”其中前苏联的文学作品居多。 “给我影响最大的小说，就是前苏联作家薇拉·凯特琳斯卡娅的《勇敢》。它描写当时列宁格勒的一些共青团员响应党的号召，到西伯利亚去建设了一个新的城市‘共青团城’的故事，这个书当时对我影响很大。” 于是，高中毕业之后，易中天便告别父母兄弟，奔赴数千里之外的新疆，参加新疆建设兵团，“完全是模仿那个小说描写的足迹，也想在那去建设一个共青城，也想写出一部中国的《勇敢》。” 满怀少年时期的梦想，易中天充满希望踏上征途。没有离乡的惆怅，只有激荡的豪情。这一去，就是13年。 1965年，易中天来到北疆，非常巧的是，他分配的那个农场就叫“共青团农场”。 共青团农场在一个叫莫索湾的地方，属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那个时候我开始写日记，把一些当时的思想记下来，准备将来写一部中国的《勇敢》。” 但是理想主义者易中天很快就发现，现实与理想完全不同。 “农场不是真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它成分很复杂。有解放军复员转业的，有原来国民党起义的，有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还有从全国各地农村自己去的‘盲流’，也就是今天的‘外来务工人员’，还有刑满释放人员、劳改劳教人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小社会。紧接着遇到‘文革’、动乱，这样一来就把什么苦都吃遍了。” 易中天读到了“社会”这本大书，而且发现“社会”这本大书远比书本上记录的东西丰富得多、真实得多。 “在那个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说，“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我如果是全国人大代表的话，就要提出一个议案：以后年轻人考上大学以后，保留学籍，至少当一年工农兵，就像泰国的所有男孩子要当和尚一样。不是像军训那样，简单地在学校里走走操，而是真的到兵营、到农村、车间去，否则不知人间疾苦，不知底层的真相，将来没有用的。” 这一时期，易中天读的最多的是毛泽东、鲁迅和马恩著作。“我必须坦率地承认，我至今还仍然受毛泽东的影响，包括他的文风，”他说，“鲁迅先生教给我的则是要直面，不要回避，不要粉饰。” 1969年全国掀起了“批陈整风运动”，毛泽东提出来要读《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等六本书。所有单位都要读书，重点读一本书，然后去发言谈读书心得，“分配给我们农场重点读的是《哥达纲领批判》。当时的领导干部文化水平不高，工作忙，就指定我代读、代写，专门给我一个房间读书，然后结合本农场的实际，写一篇读书心得报告。所以我的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是很好的。” 有些人回忆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读马列，发现与现实不是一回事，于是对现实制度产生了怀疑，可是易中天说自己没有这样的觉悟，“我当时觉悟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在批邓小平的时候，自己心里面悄悄地说能按邓小平的想法做就好了，只有这么一点。但是连他最后能够成功都没有想到，就这么一点朴素的想法。我只有一个看法就是‘生活不是诗’，我只有这一点感悟。” 当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很多人建议易中天去报考，但是他却“不敢去考”，因为那时候他在一个中学当老师，教毕业班。 “我担心我和我教的学生一起下考场，他考上了我没考上。那就没脸教书了！” 第二年，国家恢复了研究生考试，易中天报考了研究生，“我一高中生，考研究生没考上不丢人，考上了，算我赚了四年。” 易中天的箱子里面装着唐诗宋词，这是他从武汉带到新疆来的，“纯粹是一种爱好”。经过三个月的苦读，他终以大学本科“同等学力”资格考入学术之门，成为武汉大学中国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在13年后重返武汉。 三 多年以后，大红大紫的易中天在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观众交流时说，当年被录取后最兴奋的，不是因为自己成为了“文革”之后第一批研究生，也不是可以公开地去看唐诗宋词了，而是，“可以在图书馆里天天看书啦！” 易中天开始了他的迟到的大学生涯。他几乎是疯狂地读书学习。 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引起人道主义大讨论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易中天就读了三个中译本。他买了一本单行本，然后还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的那个译本抄了一遍。“笔记本现在还在家里，我抄的时候笔记本是这样的，三分之二的地方抄原文，三分之一的地方做心得笔记”。他说。 易中天认为，八十年代对他思想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历史学家黄仁宇，另一个是美学家、哲学家李泽厚。前者的《万历十五年》影响了易中天的历史观，后者则影响了他的学术取向。其中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对易中天影响最大。虽然李泽厚认为自己的代表作是《华夏美学》，但是易中天坚持认为，《美的历程》才是李的代表作。 “《美的历程》首先告诉我，原来学问可以这样做，原来学问就该这么做。这对我影响非常大，包括最后选择了美学作为专业，这都是受李泽厚的影响。” 1981年易中天毕业，当时的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爱才心切，专门找到教育部部长蒋南翔，以5名本科生去新疆工作，换得了易中天留校工作。三年后，刘道玉任命易中天为中文系副主任。 在学说迭兴、思想激荡的八十年代，易中天与外界没有过多联系，而是埋头教学和研究，以构筑自己的学术体系。李泽厚的美学叫“实践美学”，雄心勃勃的易中天在他的同学邓晓芒的影响下，由邓晓芒领头，一起建立了“新实践美学”这样一个新学术体系。所谓“新实践美学”，顾名思义，也就是对以李泽厚为代表的旧的“实践美学”的一个超越。它的代表成果，就是二人合写的《黄与蓝的交响》。对这本书，两人都比较自信。邓晓芒曾对易中天说：“此书推迟了两年面世，使中国美学界停滞了20年。”但是这部30余万字的专著在1989年出版时——此版书名叫《走出美学的迷惘》——正遇上出版低谷，只印了八百册。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是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的转折点。站在这个转折点上，易中天一方面感受着时代的变迁，另一方面又体昧着学术自由的压抑。早在1988年，易中天就出版了他的处女作《（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还发表了诸多论文。然而成果颇丰的他，直到1991年才晋升副教授。 于是易中天告别了武汉，来到厦门大学执教。不久，他的代表作《艺术人类学》出版，并获得了“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当时厦门大学获奖14项，13项的得主都是博士生、导师、教授，只有我一个人是副教授，我就因为这本书评上了‘正教授’，如果没有这本书的话，我当不上教授的。” “这本书的获奖，意味着您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记者问。 “那时候已经没有学术界了，哪来的公认？最多是评委的承认罢了！”易中天回答。 那时候学术著作出版难，出来的东西也没人看，“收到同行的著作，也就看看前言、看看后记，写封回信谢谢就完了。我的《艺术人类学》也没人看，于是我就想，如果同行都不看，谁看？反问其他，如果书写出来没人看，你写出来做什么？” 四 易中天开始了转折。 “大概是1994或1995年吧，我开始了两个转折，一个是我的学术领域从美学转到文化学和历史学，另一个是从面对学术界转向面对大众。” 转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学术界的失望。作为一个学者，易中天也深刻地感受着学术体制的禁锢。当时的学界都在忙着写论文评职称。北京大学李零教授说“学校不是养鸡场”，可是学术体制“已经把知识分子都变成养鸡场流水线的鸡，每天被数要下几个鸡蛋”。这种体制严重影响了思想自由与学术繁荣，“结果就是大量地使用纳税人的钱炮制学术垃圾和学术泡沫。” 苦闷的易中天，开始试图“突围”。 最初，他并不知道突破口在哪里，但是他下了一个决心：“我写的书如果没人看那就宁可不写，绝对不写，我一定要写很多人看的书。” 易中天一直想写一部《中国美学史》，但是在写的时候他发现，要说清楚中国美学史必须弄清楚中国文化和中国人，于是他就写了《闲话中国人》，然后一发不可收拾，有了《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品人录》，这些书在五年之内陆续出版，2000年由上海文艺组成“品读中国书系”一次推出，反响强烈。 《闲话中国人》是文化学著作，《中国的男人与女人》是社会学著作，《读城记》是“城市学”著作，《品人录》是历史学著作。之前，易中天出版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等书都是出版社赔钱出的，而“品读中国书系”成为他所有书中第一批可以使出版社盈利的著作。 “把这套书写完后我发现一个问题，你要弄清中国文化必须弄清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否则你说不清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跟政治的关系太密切了。”但是在推出《帝国的惆怅》、《书生意气》后，“我又发现要弄清中国文化，弄清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必须弄清中国历史，这还不够，你还要有一个参照系，你还要和西方的政治制度、西方文化联系起来。” 恰在此时，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我就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美国打伊拉克非常轻松，我们有些军事评论员预言美国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但事实不是这样。我还注意到美国总统改选换届的时候，很多欧洲人提出来说应该全世界来投票。我认识到，美国这个国家你可以不喜欢它，你有权利不喜欢，你也可以批判它，你有权利批判，你还可以责骂它，你有权利责骂，但是没有人能够小看它。” 有了这个想法后，易中天发现，仅仅了解美国的制度伦理和价值体系是不够的，“这个问题牵扯到国家的起源、国家是怎么样建立的，必须追根溯源，才能触摸到事情的本质。因此我就去开始关注美国，研究美国史。”于是就有了宪政启蒙著作《艰难的一跃：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在这本书中，易中天用琅琅上口的语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美国制宪历程的平台。 就这样，从古代文论到美学，从美学到心理学，从心理学到人类学，从人类学到文化学，从文化学转到历史学，易中天最后走上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面对亿万观众讲解那些长期被僵化为概念的历史。他让历史这只“硬邦邦的冻鸡”飞了起来，同时也走出了现行的学术体制。 他自嘲说：“我不在你这个鸡场下蛋了。” “改革初一代”可以出思想家 马国川：八十年代，李泽厚曾经把辛亥革命以来的知识分子分为六代，即辛亥一代、五四一代、大革命一代、抗战一代、解放一代、红卫兵一代。如果接着往下讲，你认为现在到了第几代？ 易中天：1977年恢复高考是个分水岭。我觉得应该以1977年恢复高考为界线，恢复高考到八十年代末算一代，我主张把这一代称为“改革初一代”。九十年代以后要划成另一代。1990年以后人大学的，现在才十几年，不好称呼。这两代的思想非常不一样。区别在于后一代既没有“文革”的经历，也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及思想解放的经历。 今年是恢复高考三十周年。恢复高考的意义非常重大，甚至不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之下。恢复高考有一个文化意义，就是产生了我称之为“改革初”的这一代知识分子。这一代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多半是老三届，还包括一些像邓晓芒和我这样一些不是老三届，但又不是“文革”前入大学的这样一批人，你们叫做“资深记者”，我们这些人叫做“资深知青”。
通过左中右各派的言论，“观察”时代的脉搏。作者本身有很明确的价值倾向，而且并不掩饰，但能够跟不同倾向的名家成功对话，从中激发出思想的闪光，这是本书最大的看点。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 马国川是一位敏锐的记者，《观察》是他的访谈集。本书力图通过26位人物的访谈抓住这个不寻常的时代，以记录历史。在众说纷纭的个人意见中揭示暗藏的思潮，透过改革不同时期的参与者与观察者的思考寻找中国的方向。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80年代《走向未来》丛书主编金观涛 热点和热点人物，构成了全书的“火热”；这个热，并不会因为时光的推移而变冷，因为改革中的中国，一直处在转型中的火热之中。在这本书里，记者的冷静、犀利和访谈对象的坦率，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直面热点人物和现实问题的窗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历史的坏脾气》等书作者张鸣 马国川通过谈话与沟通，用文字把那些当今社会舞台最中央的人物一个一个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些人物访谈的背景，往往是重大新闻事件或社会思潮，于是这些访谈本身，这些典型的记者化的作品，也是一幅质地坚硬的社会风景，是一种对历史的诚实记录。 ——《经济观察报》执行总编仲伟志 本书是著名记者马国川对26位社会名人的专题访谈录。这些热点人物，既有政治家、法学家，也有社会学家、改革家，还有文化名人，其中包括易中天、江平、周瑞金、丁学良、巩献田等轰动一时的人物，他们治学兼问疾，沉静而活跃，生动中不乏平实。对话发生在2007年，所议所论，多与社会新闻热点如物权法争论、重庆钉子户、读书换帅等事件有关。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