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与适应
2008-12
中国经济出版社
叶继红
343
失地农民问题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也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农民失地本身不是一个新问题，在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历史上，英国就曾有过“圈地运动”，农民被迫离开土地，放弃自给自足的生活，成为工厂的廉价劳动力。在中国农民失地起初也不会造成社会问题，因为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那些因征地而离开土地的农民都得到了国家的有效安置，能够成为失地农民曾经是多少中国农民的梦想和愿望！那么，现在农民失地缘何成为了社会问题呢？ 计划经济体制的解体彻底改变了我国原有的征地补偿和安置制度，农民被征地后获得了一定的经济补偿就被全面地推向市场，自谋生路。在这种情形下，失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即可持续的生计自然就成了他们的主要问题，也成了政府必须面对的一个社会问题。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和各类开发区的兴建，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进入城市。与主动进城的流动农民不同，失地农民是被动卷入城市化的一个农民群体，由于缺乏选择和替代的办法．加上物质上和心理上的准备都很不足，他们在城市的生存与适应将更为艰巨。而失地农民的城市化是我国农村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失地农民的生存与适应问题便显得尤为必要。
《生存与适应：南京城郊失地农民生活考察》是对南京城郊失地农民日常生活所做的一项社会学研究。失地农民的出现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普遍规律。城市的发展必然以农民失去土地为代价，从而造成大量的失地农民。农民失地正在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并将对社会发展和稳定产生不利影响，迫切需要加以认真研究和对待。从文化适应的角度来研究农民失地后的生活是一个全新的尝试。社会文化人类学认为，人类群体在面对特定环境压力时会对自身的行为作相应的调整，以取得与环境的重新适应。对于失地农民来说，他们从农村来到城市也面临着物理适应（更新生产技术）、社会适应（建构社会网络）和观念适应（培育市民价值观）的问题。“技术”、“网络”和“价值观”构成了失地农民文化适应的最小单元。总体上，南京城郊失地农民在征地后表现出了很强的可塑性和适应性，面对突变的社会生活环境，能够及时地转变观念和调整自我，主动参与市场化就业，积极构建和拓展社会关系网络，努力学习技术文化和培养市民意识，以适应新的生存环境。
叶继红，男，1969年生，汉族，安徽省长丰县人。先后毕业于福州大学和南开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2004-2006年，在南京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现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社会人类学、科学社会学。近年来先后承担了国家社科青年基金“走出土地的农家绣女”，全国教育科学青年专项“科技道德、学术规范与高校德育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生存与适应：南京城郊失地农民生活研究”，以及江苏省社科基金“城市新移民的文化适应研究”等课题。主要学术成果有：“论白领犯罪的形成及其社会控制”（《社会科学战线》），“失地农民城市适应的困境与解决路径”（《中国软科学》），“从生产、生活和交往看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中州学刊》），“高校科研人员对网络学术论文认同度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科技创新多元化模式的战略思考”（《中国科技论坛》），《传统技艺与文化再生》（群言出版社，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叁等奖），《苏州镇湖刺绣产业集群研究》（古吴轩出版社）。本书是对南京城郊失地农民日常生活所做的一项社会学研究。
序言第一章 结论一、研究缘起二、理论视角三、分析框架四、研究方法第二章 失地农民的形成与农民失地的影响一、城市发展与失地农民的形成二、开发区、大学城建设与失地农民的形成三、土地管理不善与失地农民的形成四、农民失地的影响第三章 失地农民的拆迁安置与利益补偿一、征地拆迁过程与失地农民的行动策略二、征地补偿的类型和标准三、征地拆迁与补偿安置中存在的问题四、对征地拆迁与补偿安置存在问题的思考第四章 失地农民的就业／111一、农民非农就业的一般理论二、失地农民的总体就业状况三、失地农民就业的主要类型四、失地农民的求职路径五、影响失地农民就业的因素第五章 失地农民的生活满意度一、生活满意度的概念与测量二、失地农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三、失地农民的具体生活四、征地对农民生活的影响第六章 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一、失地农民城市适应的主要表现二、失地农民城市适应的特点三、影响失地农民城市适应的因素四、失地农民城市适应存在的问题第七章 失地农民的认同一、认同及其建构二、失地农民的身份认同三、失地农民的地位认同四、失地农民的城市归属感第八章 提高失地农民城市适应性的策略一、主体层面二、政府层面三、社区层面四、社会层面结语 失地农民的生存逻辑与适应模式一、失地农民的生存逻辑二、失地农艮的适应模式附录参考文献后记
或者说，正处于从传统（工业）现代性向反思现代性的转型过程中。社会突发危机的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和迅速扩散性都日益增强。而且，这种趋势正在全球范围内悄悄地进行，危险的发生已经突破了空间、时间和社会的限制。因此，风险社会就意味着是全球风险社会。 在贝克看来，“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贝克，2001：119）与工业化以前人类所遭遇的各种自然灾害不同，风险社会里的风险，如核风险、化学产品风险、基因工程风险、生态灾难风险等，都是人为所致，它“源于人们的重大决策”，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是由于我们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对自然界的影响而引发的危机。现代工业化文明在不遗余力地利用各种科技手段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处处产生和遗留了许多“潜在的副作用”，当这些副作用变得明显可见，并将当代社会置于一种无法逃避的结构情境时，风险社会就到来了。贝克提出的风险概念，正是旨在“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副作用。”（贝克，2001：121） 贝克认为，风险社会并非仅限于环境和健康风险，而且包含着当代社会生活中一系列相互交织的变革：职业模式的转换、工作危险度的提高、传统和习俗对自我认同影响的不断减弱、传统家庭模式的衰落和个人关系的民主化。风险社会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产物，它与反思现代化有关。在风险社会中，社会的核心问题从工业社会或阶级社会的财富不平等分配，转变为对作为科技发展与现代化后果之一的风险与灾害的分配。或者说，在古典现代性中，财富和权力是其标志性概念，而风险和不确定性则是反思现代性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