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风尚
2012-4
中国地图出版社
霍建瀛
178
差不多是在十几年前，老霍和我供职于一家杂志社。那个时候，北京的几处贩卖古董的旧货市场办得风声水起，其中名声大的有潘家园、报国寺、玉泉路等，老霍是这些旧货市场的常客。 每逢星期一，编辑部的年轻人便可以在老霍的办公室里观赏他周末的收获——有时候是一尊古灯，有时候是一只旧瓷碗，有时候是一方旧木雕。虽然年轻人对古董收藏都是外行，却也看得出老霍展示的那些“宝贝”并非价值连城的“古董”，更不大可能潜藏着在未来被拍出天价的前景。但他以其深厚的古文功底和对中国古代正史、野史的熟悉，几句话就能把那些过去寻常百姓家随处可见的旧物描述得价值非凡——文化与精神的价值而非人民币的价值。记得他淘换到一只陶灯，样貌颇似长信宫灯——当然不是，他就借着那只破旧油灯，为我们讲述了古代灯具和长信宫灯的历史；有一些残破的民用瓷器，在老霍的猜想中，可以从宋代的汝窑讲到明清时期的官窑。最终，这些旧物件的身价对我们已经不重要，大家享受着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独有韵味，对中国古老的过去平添了一份珍视的情怀。 后来，我便撺掇老霍开个专栏，介绍中国悠久而复杂的历史、文化。老霍并不推辞，这对他不是件难事——他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现名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像他那一代的大学生一样，文字功底很是了得；作为资深的摄影记者，给他的“宝贝”和各地的文物古迹拍照留影，早已习惯成自然，栏目的文字和图片就都有了着落。我们商量着，栏目的名称就叫《尚古情怀》，借古物、古人、古旧之事探寻中国人精神与情怀的特点。中华文明浩如烟海，体大思精，又需包罗贯穿，就这样，《尚古情怀》一直写了下来。 十年来的《尚古情怀》栏目，以文化艺术、社会生活等方面为主导，也涵盖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这个栏目一直颇受海外读者和传媒的青睐。这也难怪，从一个小物件或追寻着古人的足迹入手，用平实的语言讲述旧时的故事，有情节、有细节，透露出的是中国人独有的历史、生活状态和品性，这是人们普遍乐见的方式和视角。 这些年，中国人收藏的热度不断高涨，但是对所藏古董本身所承载的文化和精神的价值有多少热衷却成了问号。而老霍还是沉浸在他收集的那些旧物和曾经走访过的文物古迹，及其所承载的独特人性和事件之中，为它们撰写文字、拍照、配图。他希望更多的人分享这些旧事旧物所承载的中国人的生活轨迹和精神痕迹。 有一天，一位台湾的小女孩在网上看到了老霍的博客——那些1日物件和那些有历史感的文字。女孩子仿佛遇到了知音，她给老霍留言说：“曾看见京杭大运河，今天读到这篇文章，感觉超棒，收获丰富。读文章可以看见人的心思意念，看今天不似隋炀帝那时美的大运河的残缺美也是种美丽，那是历尽沧桑的美，历史巨轮辗过去的美。大运河无论在哪个年代，它永远都是最美丽的，千古赞颂的大运河是N多人记忆中的最美记忆”。我想念台湾女孩的留言会令老霍欣慰，因为这又一次让人感动：总有人超越金钱的价值而珍视我们文明的过往。 这次中国地图出版社以敏锐的眼光，传承中国历史文化的责任心和职业敏感，把《尚书情怀》编辑成书出版，又是一个令人欣慰的回应。 过往的人与事、物与情不仅仅告诉我们从哪里来，更重要的是启示我们将往哪里去，这便是《尚古情怀》的价值所在。
《社会风尚》讲述了1000年时的中国人，有幸在第一个千禧年统治中国的皇帝是宋真宗赵恒，执政二十五年。他是北宋第三代君王。
1000年时的中国人春节絮语汉朝贤士盛世唐朝长安佳丽古代美女古代法律科举之路启蒙教材中医文明医本仁术明代寺庙少林武术晋商崛起晋商之败寻根大槐树苏三监狱地下院落细话邮史吉祥结“盘长”送福的“蝙蝠”狐狸的名声
公元前11世纪的商朝末年，渭水流域（今陕西、甘肃一带），一个叫周的诸侯国正在兴起，君主姬昌（后来的周文王）勤政爱民、韬光养晦，誓要推翻腐朽的商王朝，解救黎民于水火。此时，文王手下已有不少文臣武将，但他仍然感到缺乏一个能够运筹帷幄、统领全局的栋梁之臣。 一次，文王听说在渭水的支流蟠溪边上，有位钓鱼的老者十分怪异，他垂钓的鱼钩是直的，也不用鱼饵，三年来从未钓上过一条鱼。有个樵夫讥讽他钓鱼的方法，老者答道：“吾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不为锦鳞（指鱼）设，只钓王与侯”。此话分明弦外有音。文王立即前往，在蟠溪果然见到了垂钓的老者。只见他手持直钩，悬在水面三尺之上，口中还念念有词：“快上钩，愿者快上钩。” 这位老者就是后来鼎鼎有名的周朝国师姜子牙，他学识渊博。天文地理、政治军事无所不知。他在有生之年辅佐周文王和周武王父子两代，完成了灭商兴周的大业，一个中国历史上立国八百年的新朝代——周王朝（约公元前11世纪一公元前256年）从此诞生。 周文王与姜子牙的相遇，三千多年来，始终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纵观中国历史，这种奇遇的发生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因此，如何建立一种高效实用的官员选拔制度，是每个朝代，每个君王都必然要面临和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商、周时代还处于奴隶制社会，那时官员的选拔、任用，采用的基本上是世袭缸度。这种制度虽然简便。但有很大的局限性和诸多弊病。当官的都是奴隶主、贵族阶层。不管才干如何，代代相传。姜子牙不过是庶民中的幸运者，尽管他有经纬天地之才，但如果不是费尽心机见到了文王，也注定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这种情况到了周朝后期出现了一些改观。王公贵族们纷纷打起“招贤纳士”的旗号，掀起了一股不问门第出身的“养士”之风。有的权贵“养士”多达几千人。所养之士称为“门客”或“食客”，无职无权，基本上充当谋士和办事员的角色，与主人的关系形同主仆。当然，其中也有少数人依靠自身才能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如魏国大夫须贾的门客范雎。范睢因才华出众遭主人嫉妒、陷害，亡命秦国，在秦国为官时，他屡建功勋，使秦国变得越来越强，范睢因此成了封侯拜相的人物，名列史册。 汉代选用官员的制度主要是“察举”和“征辟”两种。前者是一种推举制，由地方官员负责按照朝廷的要求把各个方面有突出表现的人才推荐上报朝廷。如品德优秀者，行为端正者，敢于直言进谏者，才学出众者，孝敬父母者，等等，由朝廷经一定考核后酌情录用。“征辟”制的做法是对某些有特殊名望和才能的人士，可不经推荐，由皇帝或高级官员直接征召，授官使用。 汉以后的四百多年间，实行的所谓。九品中正制”，实际上仍是。“察举”和“征辟”的延续，只不过是将备选的人，分成了由高至低的九个等级，选拔过程有朝廷的专职官员介入。 举荐制的不足之处是缺乏明确统一的考察标准，主管官员的个人好恶、豪门世族的权势等都起着重要作用，拉关系、走门路的不正之风于是层出不穷，举荐的结果往往都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豪门权贵还是操控着通往仕途的实权。这种局面直到公元七世纪隋唐年间，科举制度出现后，才得到了实质性的改变。 科举，又称“科考”，它实际上是通过一种金字塔形的层层考试，筛选各级官吏。科举考试的等级，在初创的隋唐时期分为地方（州，县）级、省级、中央（全国统考）级三个等级。宋代之后增加了一个由皇帝亲自主考的。“殿试”，由三级变成了四级，一直沿用了下来。 县级考试也称“童试”，并不是指参加者的年龄，而是最初级考试的意思，童试也可以说是参加科考的资格考试。合格者俗称“秀才”。只有取得了秀才身份者，才有资格参加更高一级的科举考试，才有了登上仕途路的可能性。参加省级考试的合格者称。“举人”，考中举人就等于获取了做官的资格，但不一定都有官可做，碰到机会才有可能弄个学官、知县的做做。中央一级的考试，又称“会试”，一般由朝廷的礼部主持，应试者必须是举人，合格者称。“贡士”，取得了贡士头衔，有点像赢得了进入。“决赛”的资格。贡士都可以参加最高等级的“殿试”，如无特殊情况，他们都可以通过殿试取得“进士”身份，关键是排名的高低。竞争最激烈的是皇帝钦定的前三名，第一为状元，第二为榜眼，第三为探花。进士都有官可做，而前三名一般都可以得到品级、职位较高一些的官职。 科举考试的开放范围非常大，可以说是面向全社会，除妇女之外的所有读书人均可参加，不分年龄、贫富、出身、门第。得中与否全看考试成绩，而且考试的次数没有限制，不中者可反复参考，考场的大门永远敞开。因此，在长达1300年的科考历史上，从十几岁的青少年到八九十岁的老翁，金榜题名都不是什么天方夜谭，如清代乾隆四十年（1775年）会试，各省得中举人中，年届九十者一名，八十以上者二十名，七十以上者五名。 古诗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名句，也绝非文学艺术的夸张。千年前，宋朝有个叫吕蒙正的人，出身寒门。他刻苦攻读，中名中状元，后来官至宰相。他曾在一篇诗文中，以自己的亲身感受，道出了得中前后的巨大身份反差：“昔时也，余在洛阳，日投僧院，夜宿寒窑，布衣不能遮其体，淡粥不能充其饥。上人憎，下人厌，皆言余之贱也。进居朝堂，官至极品，位列三公，出则壮士执鞭，入则佳人捧觞，思衣则绫罗绸缎，思食则山珍海味，上人宠，下人拥，人皆仰慕，言余之贵也。” ……
十年来的《尚古情怀》栏目，以文化艺术、社会生活等方面为主导，也涵盖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这个栏目一直颇受海外读者和传媒的青睐。这也难怪，从一个小物件或追寻着古人的足迹入手，用平实的语言讲述旧时的故事，有情节、有细节，透露出的是中国人独有的历史、生活状态和品性，这是人们普遍乐见的方式和视角。 这些年，中国人收藏的热度不断高涨，但是对所藏古董本身所承载的文化和精神的价值有多少热衷却成了问号。而老霍的《艺术雅趣——尚古情怀书系》还是沉浸在他收集的那些旧物和曾经走访过的文物古迹，及其所承载的独特人性和事件之中，为它们撰写文字、拍照、配图。他希望更多的人分享这些旧事旧物所承载的中国人的生活轨迹和精神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