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上.下）
2002-2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丁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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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赶上了一个奇怪的年代，看同一个导演拍的同一部电影，居然总会看到孪生的另一胎。且经常随之发生的状况是，健康的那个被调包了，躺在育儿室里的，孱弱多病生命力极其微薄。我们小的时候没见过这种时代潮流，估计即使有也不曾知道。而现在读到这本厚厚的分上下册的《1897/2001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明白了原来这种孪生是一直存在的，不过是近些年来逐渐发展到了令人在感性和理性方面同时不愿接受的地步。这样一种我出生以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有智慧的广大人民群众给了它一个很美好很强大的名字：和谐片。
什么是有艺术价值的影片？侯曜先生在1926年大中华百合公司特刊《透明的上海》中这样解释：“真正的艺术借科学作助力，以家教为指导，能使人类的共同生活本靠着外面的方法（如审判厅、警察、慈善机关、工作监督部等）以作维持的，现在却能用人类自由快乐的事业来助成它。”我想现在的定义应该是，工作监督部既维持又助成也就是基本上一手抓了，人类自由快乐的事业已经相当不自由也快乐不起来了。
在这本书的第一编前三十页中有一篇《影戏概论》（周剑云，汪煦昌《昌明电影函授学校讲义》，1924年版），作者高调地宣扬起“影戏之使命”，即为赞美一国悠久的历史，表扬一国优美的文化，代表一国伟大的民性，宣扬一国高尚的风俗，发展一国雄厚的实业，介绍一国精良的工艺。作为一部函授学校的讲义，其出发点其实是好的。这是1924年，如果中国电影真的诞生于1905年那么彼时它还处于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阶段。我们刚起步，我们要肩负起让世界知道自己并非东亚病夫。之后文章中提到：“我国多数无识的人，所以崇拜他们（西方电影）的缘故，多半是影戏宣传之力。试看欧美运来的影片，从前确也不免有暴露弱点的地方。后来经他们的政府严密审查，从事修剪，遂无一处肯把自己的短处显出来了。……请认清影戏所负之使命！”看，东亚病夫的帽子尚未摘掉，大跃进的精神提前闪光了。在我们比赶超之前，先学来了大洋彼岸的一点皮毛，“严密审查，从事修剪”。所以可以明确，在八十多年前，中国影戏的使命已然相当清晰——护短。而现在二十一世纪过了几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没经受过老一辈的教导，忘了这种神圣的使命，那么老人们就决定，就让他生个怪胎出来吧。最近刚刚登陆院线的《苹果》，据说在通过审查前被修改了五十处，一张脸还不够有五十处让人毁容呢。被删的大概是些：一打工小妹变为妓女，后来被嫖客杀死；引用的旧北京纪录片和天安门升国旗；北京居民楼内地面上的污水镜头。曾几何时郑洞天老师的《邻居》里也有北京筒子楼里的地面污水镜头呢怎么就没被删？据说，又是据说，“广电部领导”表示：“影片（《苹果》）的剧情是对时代的侮辱性描写！”多么有力量的言辞！我们的时代不能被召妓的老板侮辱，不能被一个洗脚妹的大肚子侮辱。
看书才发现，前人栽了树后人也未必能乘到凉。1926年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了一本《影戏剧本作法》，作者还是侯曜先生。我曾经看过他取材自莫泊桑《项链》的《一串珍珠》，觉得在当时真的算是很洋气的影片。侯曜在此书中详细地列举了不宜取做影戏材料的32条具体内容，这里仅摘录一小部分：1.不经许可而擅用国家名位以及社会名人的姓氏。3.说明文字有嘲骂政府者。13.不美的裸体姿势。17.劳资两阶级之仇敌关系及激烈的反抗。18.损害国家名位及制度之价值者。19.停尸床上详细的及延长的情形。27.杀人放火的惨状而足以挑动人的恶意的。29.戏弄公吏、法官、海陆军人，或其他政府官员以致毁坏法律的权威。
……
一条一条白纸黑字摆在这里，只怪后人枉费了前辈辛勤总结的一片苦心。可是没关系，我们看到的是和谐片，和谐的电影里以上内容会被魔法棒轻轻一挥，不见了。我们目光所及的和谐片里出现的说明文字都是积极向上的。《黑社会》哦不，是《龙城岁月》里片尾字幕告诉大家这个最有野心的黑脸孩子实际上是卧底，轮椅上的老头说了，不要加入黑社会噢。《盲山》的片头字幕说，这个故事发生在90年代西北某乡村，注意，是90年代。《马背上的法庭》结尾，及时赶来的字幕慌忙补充了一句，那个出逃的年轻法官又回来了又开始走前人的山路，他曾经的过错是因为思想境界没有拔上去。和谐片《色•戒》里没有不美的裸体姿势，管他是回形针还是大头针，通通敌不过挥舞的大剪刀。老师和学生应该不算是两阶级也提不上有阶级仇恨，但《十三棵泡桐》里永远不会再出现语文老师猥亵学生的场景，即使吕乐忠于原著小说把它拍出来了。“足以挑起人的恶意”，这句话的衡量标准一直都有待商榷。然而为了人民好，坏苗头就要扼杀在襁褓中，必须保证：看《盲山》看不到女大学生白雪梅挥起菜刀向那个把她买来当老婆的农民项上砍去；看《铁三角》听到坏分子说的并不是“我们回家”而是“我们自首吧”；看《出埃及记》看不到背叛老婆的警察詹建业在升职面试上毒药药性发作，只见他老婆被拘留。看，世界多么和谐。
蔡楚生导演写了一篇形式很文艺的《会客室中》（原载《电影.戏剧》1936年第一卷第2、3期），说起拍电影的处境：“……它都是集体的制作，而且和资本有着密切的联系；既需正面地通过外力和政府最少四次或四次以上的检查，又须使思想不至于落伍；要避免经济困竭的制片公司不胜负担，又要使观众能不感到潦草简陋，——在上述的这几种互相关联，也是互相矛盾的条件中，所产生出来的东西，不是已经丧失它的完整，就是‘全军覆没’！” 桎梏是由来已久且必将永久跟随的，这年头貌似经常全军覆没。若一部片子原本想要的结尾偏偏就是不可得，在狭窄余地中再怎么努力回旋，也不能挽回被抽了筋的事实。即使是龙王的太子，也只能变为哪吒腰上的一条带子。
1948年有人批评《小城之春》，费穆导演在《大公报》上小心翼翼地回应：“《小城之春》片子也是亲手剪的，并未遭受一寸一尺的检删，是我自己没有做到预期的效果，该向观众引咎。（《导演•剧作者——写给杨纪》，原载《大公报》1948年10月9日）”面对争议，首先要解释清楚，不是别人检查的时候乱删的，是我自己不好。在感动于费导的诚恳同时，不免唏嘘那黑手在空气中时刻准备着向谁伸去。
某天有人写博客时发现居然不能写“分裂”这个词，惊了，立马把签名改成“和谐影响到我的生活了”。《太阳照常升起》上映之前，爱看电影的愉快地奔走相告：“一刀未剪，一刀未剪！”在长期的和谐空气中成长，令我们欢乐的理由也愈加单纯和谐。真好。
原谅我下面要引用一大段钟惦棐先生的言论，先生真是敲起锣鼓来寻找电影事业不振之原因：“目前许多有经验的艺术家不能充分发挥出创作上的潜力，而只能唯唯听命于行政负责人的指挥，尚未进入创作，已经畏首畏尾，如何谈得到电影艺术的创作？艺术创作必须保证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必须尊重艺术家的风格，而不是‘磨平’它。祥林嫂手中的鱼掉不掉、何时掉？这完全是创作人员，首先是导演自己的事。如果这样的事都需由行政决定，要导演干什么？我们有许多领导人对列宁所说的‘电影是教育群众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理解得不很正确。因为它重要，深怕它搞不好，也就出现了像《祝福》电影中鲁四老爷教阿牛描红的情景。关心过多，也就往往变成干涉过多。当1951年文化部门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时期，领导力量比任何时候都强大，但结果，却是全年没有一部故事影片！（《电影的锣鼓》，原载《文艺报》1956年第23期）”
批评体制是老调重弹，弹啊弹也是白弹。而且一直以来我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是既然不能改变环境那么就努力在环境里生存。只是近来绵延不绝的和谐片着实让人困惑了。就像有人针对“领导”对《苹果》的言论说：“我不认为此君作出这样的判断，仅仅是个智商问题，就像我从来不认为中国电影今日之落魄，和此君所代表的那个堂皇机构毫无关系一样。”
1956年，钟惦棐先生说，目前，我国电影体制正在进行改组工作。
五十一年过去了，我们的生活一片和谐。
你的形式一片大好。
不帶諷刺的
带还是不带，这是一个问题……
哈哈哈哈
mark 可惜这本书逛的人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