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乐舞鼓-民族音乐学研究文集
2009-9
文化艺术出版社
程天健 编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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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是把音乐放入在特定的文化中去审视、研究的学科，亦是一个特别注重音乐实践的理论学科。民族音乐学作为音乐学下属的一门分支学科，起初不称其为此名，历史上被广泛称作“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 musicology（英文）、dievergleichende Musi kwissenschah（德文）]。20世纪始“比较音乐学”的名称首次在德国使用，其研究方法早在17世纪就已开始，19世纪末“比较音乐学”的学科初步得以建立。阿德勒1885年出版了《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一书，标志着这一学科的端起。1930年萨克斯出版了一本《比较音乐学——异国文化的音乐》的专著，就明确地规定了比较音乐学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随后欧美以及东亚许多国家的学者普遍使用这一学科称谓。① 在20世纪初，欧洲传播学派的先驱学者德国的拉策尔首先提出文化研究与具体的地理文化环境和自身的历史条件结合的研究方法。 此时，人类学家开始更多地探究其自身的文化，开始带着这种意识参与到民族音乐的实地调查工作当中。在美国一些音乐家从音乐转向人类学，人类学家也去研究音乐行为。
民族音乐学是一门要把音乐放在特定的文化中去审视与把握的学科。在其发展中，不断汲取我国传统文化精髓，以及多民族音乐文化因素，业已形成音乐学中非常重要的理论分支。实地调查民族音乐学总体研究方法体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通过到音乐文化的发生地去感受和调查，可以获得研究所需要的“第一手资料”。
程天健，男，文学硕士。现任西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主任（主持工作）、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安音乐学院西北民族音乐研究中心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室主任；学报《交响》编辑部副主编。现主要从事“中国民族音乐理论”、“说唱音乐”、“民族器乐”、“长安古乐概论”、“中国古代音乐史”等本科教学和“民族音乐学”硕士研究生教学工作。先后在国内各音乐理论刊物上公开发表民族音乐研究论文数十篇、译文三篇。出版《长安古乐谱》（合作）；《长安古乐研究论文选集》（主编）；《中国民族音乐概论》（编著）；《中国传统音乐普修教程》（编著）等专著。两次主持省教委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民族音乐概论》荣获2005年陕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西安鼓乐研究理论综述》荣获中国艺术研究院、陕西省文化厅颁发优秀论文二等奖。
从“泥土”中走出的音乐（代序）陕北信天游与古代突厥民歌亲缘关系之比较第一章 陕北信天游生态圈的人地关系第二章 陕北信天游与古代突厥民歌亲缘关系之比较第三章 民族冲突与融合下的陕北信天游余论洛川蹩鼓的音乐文化研究——以洛川县黄章 乡现头村蹩鼓队为例第一章 洛川蹩鼓的生存背景第二章 洛川蹩鼓的物质形态第三章 洛川蹩鼓的艺术形态第四章 洛川蹩鼓的文化形态结论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绛州锣鼓传承变迁状况的考察与研究第一章 绛州锣鼓的生成背景与历史发展第二章 绛州锣鼓社会构成的传承变迁第三章 绛州锣鼓物质构成的传承变迁第四章 绛州锣鼓音乐形态构成的传承变迁第五章 绛州锣鼓传承变迁的背景分析结论民间老艺人在汉调二黄传承中的多元解读第一章 汉调二黄艺术概况第二章 民间老艺人在音乐传承中的习惯因素第三章 民间老艺人在民俗传承中的音乐行为第四章 民间老艺人在口传心授中的传承意识结语西安鼓乐社及其民俗活动考察研究文茹第一章 关中平原上的西安鼓乐社第二章 西安鼓乐社中的民俗活动第三章 西安鼓乐传承中民俗的功用结论合阳提线木偶戏的发展历史及唱腔板式结构形式第一章 合阳提线木偶戏的发展历史第二章 线腔音乐的唱腔板式结构形式第三章 提线木偶戏的舞台形象
很明显，这是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信天游。这一类民歌表达了陕北女性对儒家传统意识的轻视，大胆的行为冲破了保守的思想观念。一般的道德尺度不会赞同这种婚外的或非社会属性的婚姻，然而，从这些信天游中透露出的对不幸婚姻的不满及抗争，对命运的反叛，以及对真正爱情，对完满人性的执著追求，应该给予认可。有人说，这是一种“变态”的性爱形式，笔者却不这样认为，“变态”原本是相对于“常态”而言的，通常说来，就是儒家文化的价值标准，从根本上还是以儒家思想为参照系，以我族文化为中心的观念。陕北地界的文化氛围并不仅是儒家一系，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精神价值取向同样在陕北人的观念中占有一席之地。《周书·稽胡传》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居山谷间，种落繁炽。……蹲居无礼，贪而忍害。俗好淫秽，处女尤甚。将嫁之夕，方与淫者叙离。夫氏闻之，以多为贵。即嫁之后，颇亦防困。”在今天陕北的一些村落仍旧存在着“妇贞女淫”的风俗，女孩子在结婚之前，可以自由地交男朋友，婚后就受到一定的约束。这是远古习俗的痕迹。突厥民族的这种男女之间比较自由的关系，以及对女性相对宽松的态度，是陕北女性大胆追求性爱的社会历史根源。对于两性关系的态度的强烈反差，无疑地促使信天游的内容，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女性形象。或者说，是两种不同文化融合后的结果。 最后，信天游的艺术表现手法，即“比”、“兴”的运用也体现了两种文化的交流。 《诗经》相传是由孔子编纂的从周初至春秋中期近五百年间中国中原地区的乐歌，是儒家经典读本之一，同时也是汉族诗歌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诗经》大量运用“比”、“兴”，说明汉族文学中的这一艺术手法从西周初期开始就已相当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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