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效率崇拜
2011-1
教育科学
(美)雷蒙德E.卡拉汉|译者:马焕灵|校注:陈如平//刘宏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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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焕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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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为马焕灵博士翻译的《教育与效率崇拜》一书作序。记得还在20多年前，我刚留校没几年，就受学校委派，赴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进修教育管理学。有一学期，我选了一门研究生课程：“西方教育管理思想史”。当时任课教师弗莱明（Thomas Fleming）教授开出了阅读书单，第一本就是雷蒙德E.卡拉汉的《教育与效率崇拜》。弗莱明教授对该书推崇备至，认为它不仅对美国学校管理的一段历史做了忠实的记载，更重要的是，对美国乃至西方教育管理思想和实践的发展都有深刻影响。遵照弗莱明教授吩咐，我认认真真地通读了全书。读完后，虽然对该书价值的认识远比不上弗莱明教授深刻，但却被该书作者认真的写作态度、严谨的求证方法以及书中随处可见的翔实的材料所征服了。当时我就想，将来回到国内，如果有机会，把该书翻译出来该有多好，一定对国内教育管理学研究有很大帮助。一转眼20多年过去了，由于种种原因，我的想法一直未能实现。幸运的是，沈阳师范大学青年学者马焕灵博士将我的愿望变成了现实。7年前，他被我校教育管理学院录取，成为我指导的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博士生。
《教育与效率崇拜：公立学校管理的社会影响因素研究》的确是一本振聋发聩的教育管理学名著。作者雷蒙德E.卡拉汉，通过详实的历史背景介绍，结合大量经典的、争议性的案例，以叙事的方法带领读者回到20世纪前25年那个充斥着工商业大亨的哲理、揭黑记者的鼓噪以及教育家们的极端软弱的时空中，了解那个时候美国的学校中出现的一系列教育效率化改革闹剧。比如将金钱作为衡量教育的标准，依据成本核算进行教学，教育管理者成为学校经理，等等。作者用生动的文笔描述了美国教育管理者们走过的曲折道路，深刻反思以牺牲教育目标来满足工商业需求的历史教训。 时至今日，中西方教育发展中仍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尤其是违背教育公益性原则的种种产业化倾向与行为，严重背离了教育的本质，而如何能够从历史经验中获得更为理性的洞察，则《教育与效率崇拜：公立学校管理的社会影响因素研究》无疑值得一读。
序幕：1900-1910商业社会中的学校为效率专家搭建舞台2．具有改革意识的美国人发现了效率专家科学管理原则科学管理机制施密特，生铁和一流的工人3．效率时代初期的批判与回应对教育与日俱增的批评：1911-1913学校管理者的软弱性管理人员对效率需求的反应4．美国教育家应用伟大的灵丹妙药将美元作为衡量教育之尺度管理与教育工人5．教育效率专家在行动对学校的效率测量I学校调查徒劳的异议6．教育中的“工厂制”——双部制学校葛雷计划与科学管理纽约故事动机问题7．依据成本核算进行教学利用档案和报告体现效率教育成本核算教育资产负债表和儿童核算教育陷入文牍主义的陷阱8．新职业的出现教育的统帅大学的教育管理研究学校“经理人员”的教育极大的不安全感通过职业“专家”寻找安全感新“职业”——学校经理9．效率的后裔向公众出售学校教育服务站教育中的大规模生产本末倒置10．美国教育的悲剧大扩散美国自食恶果展望未来
除最后一点外，以上各结果都可以轻易获得，但它们在衡量学校教育工作方面，作用是有限的。而斯波尔丁所列举的最后一点，即学校教学质量，对任何教育事业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它也是衡量学校教育效果的基本尺度。 斯波尔丁坦称教育质量十分重要，但很难测量。他介绍了牛顿市学校是怎样运用科学管理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他们所得到的方法“既不完美也不完整，但它却是对几所文法学校的教育质量进行了有价值的比较测量”。他说可以用一张图表比较出牛顿市各学校的学生成绩，图表显示出9号学校的学生表现最优秀，而11号学校最差，但两校间的差距甚至是最好与最差成绩间的差值也并不大。他说，如果把图表中的差值转化为百分比，那么9号学校比11号学校高出17％。 当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来衡量这种相对“成功”？他所说的“有价值的质量测量方法”又是指什么？对此，斯波尔丁回答得很简洁：“这些以表格形式出现的各文法学校学生业绩是怎样测量的，没有必要去解释。”除此之外，他只说“这种方法可用来测量质量上是否成功——即所学科目的地位……”这种地位也许取决于分数，因为在他后来的讲话中，当论及这一题目的另一方面时，他说分数是用来决定“平均质量”的。他也用到了量化标准——“超过或获得的点”数——来测量质量，因此，他有可能结合这些因素来衡量“质量上的成功”。在他对质量测量结果的详尽阐述中，他说：“这些测量结果的价值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以此来掩饰他是适用何种方法获得学生学业质量的测量结果这一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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