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伟长
2012-10
红旗出版社
于今
336
400000
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带动了人类科学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物理学家和应用数学家云集北美。1941年，一批著名科学家为应用力学大师Theodore von Karman(冯·卡门)祝寿，并决定为其出版一本祝寿文集，在祝寿文集的作者中出现一名27岁的中国青年——钱伟长。后来钱伟长与钱学森、郭永怀一起随von Karman从事喷气推进和宇航研究。这一批在中国成长、在北美取得成就的青年科学家，先后回归祖国。1946年钱伟长回国与周培源等奠定中国近代力学基础，为1956年钱学森、郭永怀回国开拓两弹一星事业准备了人才和学术基础。 钱伟长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具有国学功底、创办新学的贫穷教师家庭。做私塾先生的祖父早逝，钱伟长的父亲钱挚和叔父钱穆是靠在钱家的义庄领取粮米艰苦求学的，他们在家乡七房桥办起了新式小学。钱伟长的母亲王秀珍和善而勤劳，除操持家务外，还养蚕、挑花、糊火柴盒补贴家用。清贫的幼年生活造就了钱伟长正直、善良和勤奋的品德。少年的钱伟长有时寄住在父亲和叔父的教师宿舍里。16岁时父亲病逝，他随钱穆在苏州中学读书。后来钱穆到北京大学教授中国通史，成为国学大师。受钱穆的影响，步人青年的钱伟长到北京求学，为科学救国的理想而自强不息，闯开现代科学技术的大门。 小学时期的钱伟长主要学习国文和历史，也学习算术、自然、音乐。13岁后他先后到无锡荣巷公益学校、县立初中、国学专修学校读书。15岁考取苏州中学，学习数理化和西洋史，苏州中学的教师严晓帆、杨人缏、吕叔湘、陆侃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1931年他在《苏中校刊》上发表“两种特殊滑车的机理”，同年以优异的文学和历史成绩考取清华大学，并获得上海吴蕴初清寒奖学金。钱伟长进入清华大学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出于爱国热情，他要求读物理系。物理系主任吴有训答应他试读一年。钱伟长修读了理学院院长叶企荪和赵忠尧、萨本栋、周培源、任之恭等教授的课程，还选修了数学系熊庆来、杨武之、赵访熊，化学系高崇熙、黄子卿、萨本铁等教授的课。起初，钱伟长像读古文一样，熟读强记物理学典籍。而吴有训教给他，不要以为书本上的东西都是正确的，都已经完善了，每读一本书都要能够看到没有完成的部分。钱伟长学到了这一点，并克服了学习上的困难，从此迈进了自然科学的殿堂。1935年他考取清华大学研究院和高梦旦奖学金，在导师吴有训指导下做光谱分析。在大学四年和研究院两年的学习中，钱伟长如饥似渴地追寻科学的足迹，更新思维，为了钻研问题，经常和彭桓武、张宗燧、傅承义等同学研讨到半夜两三点钟。卢沟桥事变后他辗转来到西南联大，接过叶企荪先生的讲稿用新鲜案例讲授热力学，1939年与郭永怀、林家翘以相同分数考取庚子赔款留英公费生。因欧战突发，延至1940年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在J.L.Synge教授指导下研究板壳理论，1942年获博士学位。Synge教授告诉他：为了解决物理问题，应该有勇气捏着鼻子跳进数学的海洋，但应避免沉人海底，解决了问题要能爬上岸来。1943～1946年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与钱学森、林家翘、郭永怀一起跟着Th.von Karman教授做航空航天研究。在研究所以及von Karman家里的研讨，富有民主精神和创造精神，这影响了钱伟长的一生，使他敢想敢说，勇于探索创新。钱伟长从J.L.Synge、L.Infeld、Th.yon Karman身上学到了哥廷根(Gottingen)学派的精髓。 1946年钱伟长回国，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任教。50年代曾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和副校长，还兼任全国科联常委和组织部长、全国青联常委和副秘书长。1951年任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力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有周培源和沈元。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民盟中央常委。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副所长、自动化所筹委会主任。1957年任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并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所与清华大学合办的力学研究班班主任。钱伟长还获选波兰科学院院士，担任北京市第一、二届人大常委，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7年钱伟长因建议理工合校、对科学体制提出意见、参加六教授会议，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撤销一切职务，保留教授，长期受到不公正批判，文革期间深受冲击。妻子孔祥瑛毕业于清华大学文学院国文系，多年来备受磨难，始终忠实地陪伴他。儿女钱元凯、钱开来、钱歌放，孙子女钱泽红、钱乐川也受到牵连，但都能自立自强。 1974年钱伟长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76年恢复为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和《力学学报》编委。1980年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的请示报告，将错划为右派的“六教授”曾昭抡、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钱伟长、吴景超全部予以改正。随之他出任全国政协常委并恢复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所长、中文信息学会理事长、《应用数学和力学》杂志主编、全国人大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海外交流协会会长。自1994年起任上海大学校长。 钱伟长的学术研究活动主要有：1934～1935年测定北京地区大气电参数；1935～1939年做稀土元素光谱分析和X光衍射，研究溶液理论；1940～1941年在加拿大研究板壳的内禀理论；1941～1942年研究雷达波导管内的电抗以及固支受拉方板的振动；1943～1946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及喷射推进研究所研究火箭弹道、火箭的空气动力学设计、气象火箭、人造卫星轨道、气动阻力损失、降落伞运动、火箭飞行稳定性、变扭率的扭转、超音速对称锥流等问题；1946～1957年研究圆薄板大挠度的摄动解和奇异摄动解、润滑理论、压延加工、连续梁、扭转问题、建筑史、扁壳跳跃和方板大挠度问题；1957～1976年很少发表论文，承担了飞机颤振、潜艇龙骨设计、化工管板设计、氧气顶吹的转炉炉盖设计、大型电机零件设计、高能电池设计等重要任务，并从事广义变分原理研究，推导12000种三角级数求和公式；1977年以后研究环壳理论、广义变分原理、有限元、中文信息处理、薄板大挠度、管板、断裂力学、加肋壳、穿甲力学、三角级数求和等。迄今发表论文200余篇，专著22部。 钱伟长是中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之一。他辛勤耕耘，不断进取，善于与学生和青年探讨如何攻难关，做学问。钱伟长思路敏捷，见多识广，心地坦诚，随时都有令人叹止的新点子。他精心指点、善意扶持，20世纪50年代曾经指导陈至达、叶开沅、潘立宙等18名研究生和胡海昌、郭仲衡、黄敦等10多名共事的助手以及三期力学研究班学员。他和叶开沅合著的《弹性力学》是力学专业的经典教材。1979年以来，他又指导了陈山林、黄黔、周哲玮等50多名研究生，特别重视学生自己研究问题、提出新的概念和新的方法。他注意保护人才，身边聚集着一批不同领域的科技工作者。 钱伟长始终保持旺盛的学术活力，与年轻人打成一片，推动科学事业发展。1979年，他组建中国力学学会理性力学和力学中的数学方法专业组并任组长(后改为专业委员会)。他主持非线性力学会议，后发展为现代数学和力学系列会议。1980年他创办《应用数学和力学》杂志，使一大批不为人知的力学、物理和数学研究者得以发表论文，从讲师和助研成长为教授和研究员，涌现一批大学校长和院士。他举办了49期应用数学和力学讲座，广泛传播各方面的科学进展。1984年他创办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聚集了一批活跃的年轻力学工作者。1985年起他倡导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成为该领域最重要的国际例会。 钱伟长一生热爱祖国，追求进步。1935年他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担任自行车队副队长带队南下宣传抗日救国。1948年他骑自行车到石景山和良乡见到叶剑英、陶铸和钱俊瑞，带回共产党和解放军对清华师生的关怀和补给。在制定国家《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过程中，他协调汇报57项任务中的几个项目，并筹划引进科技图书期刊，还参加了确定四项紧急措施的专门小组，负责筹建自动化所，居功至伟。规划结束前，周恩来总理高兴地把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誉为“三钱”。从1970年起，周恩来总理在谋划对外开放时安排他接待韩丁、斯诺、伊文思等一批国际友人和记者以及众多华裔学者。1972年周恩来总理安排他考察英、瑞典、加、美四国，让他担任代表团发言人。在20世纪70～90年代，他走遍祖国山河，到各省市自治区及贫困偏远地区考察，作了数百场讲座和报告，宣讲四个现代化，提倡科学发展，在干部和群众中成为对外开放和现代化的启蒙者。他为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奔走，献上他赤诚的心。 自1983年，钱伟长出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他十分关注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亲自带队考察北美大学的管理制度、人事制度、教务制度和财务制度，并派干部分批到加拿大和美国进修一年。他把延揽人才作为办好院系的根本，希望各院系发扬学术民主，提倡学术自由、学术自律和学术自治，不赞成强调行政管理和创收经营。 在上海市委领导下，钱伟长曾经主持过招生制度改革的试点，一半新生按中学会考成绩录取，一半新生按高考成绩录取。三年试验，平稳有序，深受学生欢迎。新生入学后实行导师制，安排教授深入学生，指导选课，改进学习方法。通过学分制和选课制发挥学生主动性，曾试着把高等学位课程的学分制延伸到高中。还曾经在上海市经委协助下组织学生在学习基础课之后到企业带薪实习，再回学校上专业课。从学位制度和人事制度的改革入手，使教育适应市场经济体制。 钱伟长组织研究生到企业考察实习，组织企业技术人员来校读研究生课程；对高考落榜希望读大学课程的青年，举办了两年制中外合作教育，通过两年学位课程学习，有的落榜生外语能力、信息技术和就业能力超过了本科学生，在上海外资企业中赢得良好声誉。钱伟长以极大热情支持农民办大学，亲自担任沙洲工学院名誉院长，每年都去参加开学典礼和结业典礼。 钱伟长把教育改革归纳为“拆掉四堵‘墙”’：即拆掉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拆掉校内各学科之间的“墙”，拆掉教学和科研之间的“墙”，拆掉教与学之间的“墙”。钱伟长认为教育的核心作用是促进人的自由发展，学习高等学位基础课程是人生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必由之路。在受命组建新的上海大学之后，他聘请了一批科学文化大师担任各学院院长。在他亲手绘制的蓝图上，他把12个院系紧紧连在一起，仔细盘算在课间休息时间里一个青年怎样从一个科学文化领域飞进另一个科学文化殿堂。 学校在按照科研方向组建学院之外，还划分了学生生活的社区学院，建立了课外活动的体育学院和音乐学院、强化不同基础课程的自强学院，以及训练学生干部的人才学院等。钱伟长认为，现在出现了很多新兴交叉学科，学校里不教，而学校的专业太旧太窄，综合性不够。他善于启发学生思维，引导学生关注新的问题。钱伟长提出，大学就是要把一个需要教师教才能获得知识的人，培养成为不需要教师也能获取知识无师自通的人。如果学生毕业后还是不教不会，就说明大学教育失败了。他主张课堂上提纲挈领地把重要观点交代清楚，知识性的东西让学生自己深入研究。他说，现在知识发展很快，永远也学不完，最好的办法是培养学生自学的能力，让学生自己去学。学习是一辈子的事，在学校里固然是学习，工作以后同样要学习，工作中学到的知识超过学校里学的知识。 年逾九十以后，钱伟长继续担任上海大学校长，他认为大学有发展科学和传播知识的双重任务；大学应该为地方服务，为国家服务，他形象地说，解决好上海问题就是国内一流学校，解决好中国问题就是世界一流学校。在他的扶持下，上海大学建立了10个文科博士点，积极开展上海的社会学研究；钱伟长总是立足现有条件，着眼长远发展，不怕挫折，为实现他建设一流学校的梦而奉献终生。 钱伟长，这位出身清贫、热爱祖国、追求进步的学者，走过一条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他与祖国现代化事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他超人的才华、坦率的品格和精到的见解已经广为人知。钱伟长一生从不停顿地辛勤耕耘和开拓，对中国应用数学和力学的发展，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是中国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青年一代学习的榜样。 黄黔 2012年5月4日
《追思钱伟长》根据钱老的生平和重大的历史年献结合在一起，从其清寒家境的出身到坚韧性格的养成，从少年的他为了国家弃文从理、挑战自我，从成就卓越、报效祖国一幅幅感人的画卷重温演绎着钱老的平凡而又伟大的生平史，读来让人思绪万千感概万千，为祖国和人民奋斗是伟大的，是最有意义的。 《追思钱伟长》分九大篇章，爱国情、科研情、师生情、同窗同事情、乡情、亲友情、生命赞歌、生平轶事和图解人生，图文并茂，让读者的感觉就是不由自主地走近了钱老，好像在倾听他的故事，感悟着他的思想，体悟到什么是人生的真谛——为了祖国和人民，我要永远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于今，满族，知名青年学者，长期从事科学发展观基础研究工作，“十五”、“十一五”国家重点研究项目主持人，参与中央国家部委组织的重大项目报告审核制定，提出了诸多前瞻性的政策改革建议，发表《论国家哲学的地位与作用》、《以战略思维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国区域发展30年的经验与教训》、《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的回顾与前瞻》、《中国西部大开发十周年的回顾与展望》、《构建科学发展观的科学理论体系》、《浅谈构建“两型社团”》、《聚焦海峡西岸经济区》等百余文章，出版《科学发展观丛书》、《中国智库发展报告》
一、爱国情——为强国而学 青年时代的钱伟长 爱国是我终生不渝的情怀——访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院士 对亲爱的祖国永不言“不”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弃文从理 六十余载报国路 以赤子之心办兴国之学——钱伟长的教育思想和壮美人生 二、科研情——学术界回忆 他一辈子喜欢教书育人 钱老开放式的办学理念值得继承 大师不是计划出来的 钱伟长对我国力学事业的贡献永垂不朽 中国航天人缅怀大师钱伟长 校长应捍卫大学精神 暨南大学校长追忆钱伟长 钱伟长：用知识来爱国强国的“万能科学家” 三、师生情——学生回忆 两院院士刘人怀深情忆师恩 郑哲敏追忆恩师钱伟长 指导学生论文坚决不署名 一个倔强可爱的老者 地铁国产化钱老功劳最大 清华师生缅怀“学长”钱伟长 纪念他是为了完成他教导的事情 上海大学的精神领袖钱伟长 葆有珍贵记忆的信件——记钱伟长先生25年前给我的一封信 习惯找青年教师谈话的钱校长 一位老人一份报纸一群伙伴 四、同窗同事情——同窗回忆 林家翘教授追忆钱伟长 怎样告慰老校长在天之灵 把“教”和“学”辩证统一起来 桑榆匪晚奔驰不息 怀念钱伟长校长 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 五、乡情——家乡人回忆 家乡人追忆钱伟长 母校校长忆钱老 钱伟长和无锡“钱家” 钱伟长主持的一次特殊鉴定会 六、亲友情——亲人朋友回忆 钱伟长之子追思父亲 钱元凯在钱伟长图书资料捐赠仪式上的讲话 追忆钱穆和钱伟长的叔侄情 钱伟长先生是上海大学的精神 一位当代杰出的知识分子楷模 科教兴中华 奔走为苍生 忆钱伟长兼谈教育改革 郭永怀夫人李佩追忆钱伟长 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钱伟长先生 不能忘却的纪念——怀念钱伟长先生 与钱伟长先生相交二十年 我认识的钱伟长先生（一） 我认识的钱伟长先生（二） 我认识的钱伟长先生（三） 留得丹心报暖晖——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奋斗一生的钱伟长 钱伟长谈学习与成材 仁者光风，学界楷模 保护文化遗产 留住精神家园 七、谱写生命赞歌——思想评论 苍茫远去的光荣和坎坷 科学伟人 精神常在 钱伟长不进文学院 大师与大众 “中国三钱”之一的钱伟长 科学老爷爷那张顽皮笑脸 用最合适的刀去杀最难的问题 永远的学者风范钱伟长 钱伟长与上海大学 大学校长的标杆 不上课就不是老师，不搞科研就不是好老师 钱伟长眼里的好学生 总有一些大师在静默中生长 但愿“三钱”别成大师的句号 追忆教育家钱伟长的教育人生 做钱老那样的爱国者 八、生平轶事 附录一钱伟长畅谈学术人生 附录二钱伟长精彩语录 附录三钱伟长留下的足球智慧 附录四钱伟长与中国的百科全书事业 附录五钱伟长与妻子相濡以沫61年 附录六钱伟长的养生之道 后记
版权页： 钱伟长先生逝世了，人们说他是教育家、应用数学与力学家、社会活动家。为了纪念这位我国力学界的领军人物，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系武际可教授追忆了在我国力学事业上所作出的贡献。 力学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所起的作用，我想力学界的朋友是不言而喻的。但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独立的力学研究和教学。早先的力学研究和教学都是大学工科、数学、物理系科的教员在教学之余开展的研究工作。最早在国内从事力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只有两名，一名是当年清华大学的物理系教授周培源，还有一位就是周培源曾经教过的学生钱伟长。所以他们两位和后来归国的钱学森和郭永怀一起被称为我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 关于钱伟长对我国力学事业的贡献，武教授认为只要提到以下几件事就足以表明他的学术地位的重要性了。 第一，我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力学研究的单位，是钱伟长先生创建的。1951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数学研究所，在数学研究所内建立了一个力学研究室。钱伟长是第一任室主任。这个研究室不久接受了一批像胡海昌、林鸿荪、郑哲敏、庄逢甘等这样有为的年轻人，在钱伟长教授的领导下，学术活跃、创造力强。短短几年内出版了研究论文集《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弹性柱体扭转理论》，并且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如胡海昌的论文《论弹性体力学与受范性体力学的一般变分原理》就是被钱伟长先生推荐发表的。后来被称为广义变分原理，世界各国的固体力学论著中称之为“胡一鹫津原理”。1956年1月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成立，就是在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的基础上建立的，当时由新归国的钱学森任所长，钱伟长任副所长。 第二，钱伟长参与筹建北京大学力学专业。我国从来没有专门培养力学人才的系科。1952年国务院对全国高等学校进行了一次大调整，这次调整的主导思想是按照苏联的教育模式来重塑中国的高等学校体制。在苏联的教育模式中，力学专业总是放在综合性大学数学力学系内的一个专业。于是决定在北京大学设置数学力学系，这个系是由原来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燕京大学三校的数学系合并的，下设数学与力学两个专业。力学专业从1952年招收第一届学生，它是中国的第一个力学专业。筹办力学专业的教师以周培源教授为首，连同吴林襄、钱敏三个教员，还有钱伟长先生的研究生叶开沅，以及周培源先生的研究生陈耀松，一共只有5个人。靠这5个人来开出力学专业的全部课程是不可能的，所以北京大学力学专业的筹办实际上多亏许多其他单位的支援，它的开办成功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力学界努力的结果。钱伟长派出他的得意研究生叶开沅参加筹建北大力学专业，实际上是对这个专业的最大支持。因为在前无力学专门人才培养系科的条件下，能够有一个人参加进来是十分值得珍惜和宝贵的。
《百年伟长》一书付梓，我长长了舒了一口气。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对钱老，我除了崇敬，爱戴，还有亏欠。 在钱老近九旬之年方得以结识，但钱老不经意的点拨，总让我豁然开朗。为人、治学、教书、育人，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点点滴滴，片言只语，总在耳边回荡，在脑海中盘旋。虽不敢妄自列于门墙，但教诲之恩，须臾不能忘，感念之情，时时系心间。这一段恩情，蕴积于肺腑，凝结为一段不平之气，不发不快。 钱老一生，光华灿烂，学术地位堪称泰斗，“官”更高至国家领导人。但据我看来，钱老最为看重的乃是其作为校长的身份，最为看重的是治学和育人的成就。 钱老一生，坎坷艰辛，为学子，为教授，为右派，为校长，为高官，无论身处何境，终不改其志，乐观的精神贯穿一生，创新的精神贯穿一生，科学的精神贯穿一生，爱国的精神贯穿一生。一以贯之，何其难也！百年之下，复有俦乎！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泽被今人，沾溉后世。 中央有关领导对本书的编写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还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以及媒体的热心帮助，钱老在上海带的第一位博士生、原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司长黄黔教授在百忙之中欣然为本书作序。上海大学、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国家智库》编辑部、百仁基金、红旗出版社等单位也对本书的编辑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谨以此书献给钱伟长诞辰100周年。 编者·2012年7月
我不是党员，不过我还是拿党的事业作为我的终生事业。为了我们的民族，我们个人吃点亏不要后悔，不值得后悔。我们历史上有许多英雄人物靠这么点精神，为我们中华民族立了大功绩！这就是公而忘私。我们先哲对我们的教育是很多的，譬如像范仲淹那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就很精彩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要为天下着想，也就是为中华民族、为党的事业着想。 ——钱伟长
《百年伟长:追思钱伟长》由红旗出版社出版。
从先生经历，似为国人精华；看先生成就，堪称后人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