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五四现场
2009-4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叶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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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一 五四运动似乎已经盖棺定论。这个由蔡陈胡鲁们引导、由傅罗段等人发动的朝野博弈的政治运动，经由国共双方以及胡适、罗家伦、毛泽东等一大批现代中国巨人们的评估，已经被定性为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奠基者。即使反对五四运动的论断，也承认五四运动所起的重大作用：五四运动撕裂了文明或说我们民族的文化。 但五四运动仍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它的当是时究竟是什么状态，至今人言言殊。当时参与的各方是否有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五四运动时的中国是否如同当下的网络中国，有着混乱的自由？当时人以及当下人是否都善用了这种自由？当时人和当下人是否有着足够的思想资源、道义支撑？不仅如此，关于五四运动的全部言说仍归属两大阵营：赞成，反对。即使“胡适，还是鲁迅？”这样的伪命题滋养当代知识界十年之久，赞成者仍难在复述旧言外有新说辞；而反对者或嗫嚅其言或冷嘲热讽，甚至从“原因的原因的原因”中将百年中国的罪苦归结到五四运动。 近百年前的一场运动至今仍给我们情感的波动、认知的分野。这说明我们确实在心智、视野、群己权界、历史观念、先人尊崇等方面仍未走出五四运动的阴影；我们在革命、改良、文化、运动等方面仍未有历史的共识或伦理共识。据说西人生活中有二三十年以上者即为古物、即属历史，即可成为公共财产供全民保护、认知、怀古。我在大众游玩的地方，也确实见过墨索里尼的遗迹，独裁者当年演讲的阳台；我见过对垒牺牲的两军将士的墓园，那样分明又统一地成为今人的历史风景，一种意味深长的厚重之美。但我们的五四，无论赞美或反对者其实都尘封了它，其中的人物至今因阵营归属而未能展现其全部的真实，未能成为人民当下生活的真正背景。 二 康梁孙黄的革命，缺乏西人革命那之前可长达百年的启蒙、理论准备。顾、王、黄等人的担当，曹雪芹、龚自珍们的天才创作，仍只是挽歌而已。徐继畲、魏源等人的思考，也不足以给华夏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提供有效的思想资源。故曾左李摸着石头办洋务，康梁黑猫白猫地借孔改制变法，孙黄自备学说或建国大纲，政道合一，酿成“不彻底的”辛亥革命。 蔡陈胡鲁们的新文化运动，本是补辛亥革命的思想道义之缺失，在政统崩解重构之际，别立可审判、监督、分权的道统。但运动的领袖们虽然重估一切价值，虽然尊奉德赛二先生，他们并未能像启蒙运动中的西人那样获得人的自觉而沟通人心，也未能像百科全书派那样为华夏或人类的一切领域立言立法。 这样的历史比较当然对新文化运动的诸多圣贤有失公允。何况当时的中国确实内忧外患，亡国亡种之说夸张，但在文明的他者眼中，中国实为木乃伊般的国度。以胡适之温和，到抗日战争，才说中国终于从一个中世纪的国家演变成现代国家。因此，我们必须同情地理解新文化运动对辛亥革命的背书。它支持了政治革命、全民革命；但它还没有承认阶级革命、暴力革命。它失望于政统的混乱，但它未能夯实并强调道统，它未能如周作人说的努力经营“自己的园地”，反而介入并为政统的变革所裹挟。 如果没有了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将如何演变？孙文学说肯定不是和谐社会理论，但他有建立道统的用心，袁世凯复辟也是敏感到意识形态的重要而欲寻求道统的支撑，因此，南北军阀的割据和兼并不会比五代十国更糟，反而会在思想资源上争胜。显然，中国仍会在世界的带动下进入革命的世纪。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们少有从道统的角度梳理革命，多将现成的革命介绍给政统以充任思想争胜的奴仆、苦力。陈独秀、李大钊、罗家伦、张国焘、毛泽东们知行合一，成为小平头知识分子的先驱者，加快了这一革命进程。“不彻底的”辛亥革命被更彻底的革命抛开。革命发生了变异，阶级革命、暴力革命登场，到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革命世纪天翻地覆的序幕。
五四时代是一个永远激动人心的时代。它让人们看到，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曾经有那么一个辉煌的时代。诸子放恣，处士横议，百家之言盈天下。主张文学改良的，主张保护国粹的，主张三纲五常的，主张个性解放的，这边要打孔家店，那边要把孔儒升格为宗教，思想的多元化，创造了众声喧哗、精彩纷呈的剧场效果。有人把它称为文学革命运动，有人把它称为新文化运动，也有人把它称为启蒙运动。 这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异数，是一股偶尔漫出了河道的激流。五四运动的爆发，学生们高揭起“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旗帜，走上了街头，宣告回归革命时代。中国的历史，在这里与辛亥革命重新接轨，一度漫出河道的激流，也终于纳入了河道。
叶曙明，广东作家。1980年起开始写作，并从事图书编辑出版工作，曾任职于花城出版社、广东省出版总公司、广东潇洒杂志社、广东教育出版社。创作以历史、散文、小说为主，出版了《军阀》、《草莽中国》、《百年激荡：20世纪广东实录》（三卷）、《共和将军》、《大国的迷失》、《广州旧事》、《其实你不懂广东人》、《万花之城：广州的2000年与30年》、《最是梦萦家国：霍英东与改革开放》、《雕刻美色：广东玉雕》、《大都市综合症》、《女巫之歌》等十几部著作。
序：百年淬厉电光开 上篇 启蒙 第一章 价值崩溃的年代 一场未遂的五四运动 尝试用宫廷政变来进行政治改革 “托洋改制”对决“托古改制” 体制内改革走进死胡同 这样的国家，你爱它就是害它 有了二次革命，就有三次、四次革命 第二章 向北京大学集合 胡适率先打出“文学革命”旗号 “开下了一场战争” 蔡元培入主北大 校长为教员伪造履历 载酒行吟的古文家林纾 八方风雨会中央 在“二千人之社会”中试验民主自由 第三章 新旧文化的“双簧戏” 林纾被无辜拖下水 学术自由，终于还是难自由 “用石条压驼背” 《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的烈士情结 谁是孩子？谁有资格去救孩子？ 胡适为独立人格呐喊 五四运动的预演 两军对垒，鸣鼓而攻 下篇 救亡 第四章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从巴黎传来的噩耗 北京，山雨欲来风满楼 今夜无人人睡 五月四日那一天 以爱国的名义 “杀君马者道旁儿” 学潮的扩大与升级 六月的怒吼 第五章 诸神的分手 出了研究室就进监狱 “还有一点人味”的社会 谈主义的左边来，研究问题的右边去 散伙的时刻到了 模范小中国 逃往南方，酝酿组党 另敲锣鼓另开张 第六章 尾声与楔子：革命来了！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中徘徊 《新青年》的归宿 广州，新文化运动的终点站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五四”精神有千种，“五四”结果只一个 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 后记
五月四日那一天 1919年5月4日，星期日。 鲁迅用一个字记录了这天北京的天气：“昙”——浓云密布。柳絮在天空中飞舞。胡同里的香椿树悄悄地绿了，洋槐花已开始绽放。 在前一天晚上的会议上，议决行动时间为5月4日下午1时。但后来有不少人回忆说，示威活动，实际上从早上就开始了。北大学生方豪说：“于1919年的5月4日上午8时，在北京的天安门前聚集了一万左右的大专学生和部分中学生。”方豪《回忆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金华(市)文史资料》第2辑，1986年版。俞劲也说：“1919年5月4日上午10时左右，各校学生约六七千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每人手执小旗，上面写着‘打倒卖国贼，收回山东权利’等标语。”俞劲《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许德珩的回忆录是这么写的：“1919年5月4日早晨，北京各校学生按计划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约计有三千余人。那天到天安门最早的是高师、汇文两校。”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1979年版。 但更多的回忆材料都说，天安门前的示威活动，是从下午才开始。上午9时，各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在堂子胡同法政专门学校开会，讨论下午的游行路线，决定从天安门出中华门，先到东交民巷，向美、英、法、意四国使馆陈述青岛必须归还中国的意见，促请他们电告各国政府。然后转入崇文门大街、东长安街，前往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将旗帜投入曹宅，以表达愤怒。傅斯年被推举为行动委员会主席，由他正式宣布，下午1时在天安门广场集合，前往东交民巷进行和平的示威抗议。 但参加者来自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团体，傅斯年并不完全掌握他们的情况。事实上，他们当中不少人已下了决心，必要时以暴力进行抗议。 下午1时，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着愈来愈多的学生，而且不断有学生队伍开来加入，北大学生在上午10时提前吃饭，饭后在马神庙二院大讲堂前集合，按班级排队，约一千人（几乎占了北大全校学生的一半），列队前往天安门广场。教育部派了官员到北大，希望阻止学生外出。蔡元培在校门口拦住同学们，劝他们不要上街游行。 蔡氏神色凝重地说：示威游行并不能扭转时局，北大因提倡学术自由，颇为守旧人物和政府所厌恶，被视为鼓吹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现在同学们再出校游行，如果闹出事来，予人以口实，这个惨淡经营，植根未固的北大，将要首先受到摧残了。他说学生们有什么要求，他可以代表同学们向政府提出来。 易克嶷挺身而出，向蔡校长说明学生们上街游行的理由，请校长不要阻拦。队伍中响起了一片嘘声，张国焘挤到前面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罢。”几个学生一拥而上，把蔡氏半请半推地拥走。其实蔡氏也只是尽校长的本分，做做样子而已，并非认真阻拦学生。他后来自述其态度是“不去阻止他们了”。蔡元培《我在五四运动时的回忆》。《中国学生》第3卷第9期，1936年10月23日。于是，队伍立即像开闸的洪水一样，一泻而出了。 学生们沿着北池子向天安门广场前进，队伍高揭起谢绍敏那件写着“还我青岛”血字的衣服开路，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气氛，笼罩现场。走在前面的同学举着一副挽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后面的学生不断高呼口号，向围观的路人派发传单。市民夹道欢迎，鼓掌助威。 由于出校时耽搁了一会，北大成了最后一支到达广场的学生队伍。这时，广场上已人如潮涌，各式各样的旗帜迎风飘扬。太阳从云层后透露出来，有如苍天之眼，俯瞰着这动荡不安的大地。人们一看到北大队伍到达，欢呼声、口号声、鼓掌声，把广场的气氛推到了沸点。 北京步军统领李长泰、警察总监吴炳湘，都赶到了广场，劝学生立即散去。学生们以嘘声作为回答。教育部的官员告诉学生，他们无法通过使馆区，建议学生返回学校，改推代表向政府和各国公使馆交涉。李长泰说：“有话尽对我说，不必如此招摇。”学生们叫嚷：我们不信任当官的人！ 学生代表向前对李长泰说：“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的行动定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现场学生已经等得不耐烦了，纷纷催促启程。李长泰取下眼镜，认真读了传单，嘱咐学生们：“那么，任凭你们走么。可是，千万必要谨慎，别弄起国际交涉来了。”说完，跳上汽车，绝尘而去。 罗家伦、江绍原、张廷济三名总代表，因为要准备一些文件，1时10分才赶到广场。学生们随即整队出发，在傅斯年带领下，打着两面巨大的五色国旗，浩浩荡荡向东交民巷前进。游行队伍整齐，气氛严肃，受到狂热气氛的感染，所有人都忘记了恐惧，成了凛凛正气满心间的勇士。 忽然一阵大风，吹得漫天尘土。学生在风中用力举着旗帜，继续前行。在东交民巷口，他们被巡捕拦住，不准通行。这时学生们还是相当克制，相当守秩序，他们派罗家伦、江绍原二人为代表（另一说为段锡朋、罗家伦、许德珩、狄君武四人），到美国公使馆递交说帖。说帖指出： 1915年5月7日二十一条中日协约，乃日本乘大战之际，以武力胁迫我政府强制而成，吾中国国民誓不承认之。青岛山东一切德国利益，乃德国以暴力夺去，而吾人之所日思取还者。具以对德宣战故，断不承认日本或其他任何国继承之。如不直接交还中国，则东亚和平与世界永久和平，均不能得确切之保证。龚振黄编《青岛潮》。《五四爱国运动》（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当天美国公使去了西山休息，由参赞出来接见学生，他接了说帖，讲了些同情的话。学生们又转去其他国家的使馆，递交说帖。但因为是星期天，大部分公使都不在。后来有人感叹，如果学生们得到各国公使的接见，有机会向国际社会表达意见，也许就不会发生火烧赵家楼的事件了。就游行组织者而言，确实如此，但就少数激进学生而言，他们是揣着火柴而来，赵家楼是非烧不可的。 因沿途受到巡捕的阻拦，成了学生情绪愤激的发酵剂。但他们并不打算在使馆区闹事，有人高喊：“到外交部去！”也有人高喊：“到卖国贼的家去！”“我们去除国贼吧！”声浪此起彼伏，一呼百应。傅斯年劝大家冷静，但没有人能够冷静下来，傅斯年只好扛起大旗，领着队伍离开东交民巷，经御河桥、东单牌楼，往赵家楼的曹汝霖住宅去了。
感受那代书生的青春激情 ——读叶曙明《重返五四现场》 十年砍柴 我和叶曙明从未谋面，谈不上熟悉。但我知道，《重返五四现场》是他种因久远、打磨多年的一本著作。 今年2月底，我去海南参加天涯社区十周年庆典，旧雨新朋会聚三亚，闲谈中说起了当年天涯社区特别是我当年常去流连、受惠非浅的关天茶舍板块。大约2002年左右，关天茶舍聚集了一帮很有见识的读书人，那些ID当初刚出江湖，后来名满网路，而现在，很少在关天茶舍露面了。比如易大旗、童天一、王怡、冉云飞等，其中还有ID为“一听”的叶曙明先生。当时他正致力于研究后世争议颇多的陈炯明，以及广东地区的“红卫兵”历史，这两件事或远或近，和90年前的五四运动乃至发端于清末民初的新文化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02年5月2日，叶曙明在“关天茶舍”发表了一篇题为《五四又来了 照例纪念一番》的文章，《重返五四现场》的主旨已现于这篇短文中。 叶先生在那篇短文中开宗明义便道：“从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中国基本上处于一个政治权威的真空期。皇帝打倒了，传统的伦理道德、纲常秩序、价值信仰，一旦失去皇权的靠山，便再没有了往日的威摄力。民国第一、二任总统，都是匆匆上台，又匆匆被自己的手下逐去，使政治权威的失落，达到崩溃的边缘。台上幕落暗场，幕后在忙忙碌碌地更换布景，而幕前的观众，却已经不耐烦地跳将起来，他们发现，这是一出无剧本、无导演、无监制，亦无固定演员的戏。中原逐鹿，捷足先得。于是纷纷登台，各显身手。思想的自由度、学术的自由度，反而空前大增。” “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是为辛亥革命补上理论的一课，那么，它便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为新的政治权威作诠释的使命。这就游离了《新青年》杂志创刊时的初衷，也是导致新文化运动式微的主要原因之一。新文化的巨匠们，几乎无一不是怀着急切的救世之心，他们引进西方思想，与其说是为了启蒙人心，解放个性，不如说是为了 直接利用来改造社会。陈独秀就曾幻想，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这样一来，德先生和赛先生最终被升格为‘德菩萨’和‘赛菩萨’，也就在所难免了。” 而今距叶先生写那篇帖子7年了，7年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短短一瞬，但在网路中却像一个世纪漫长，其间中国的网络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网络世界已经完成了彻底的社会化，不再属于少数对新生事物敏感的人士之乐园。叶曙明先生当初那篇文章中所埋下的因，经七载寒往暑来，终于开花结果，有了这本煌煌30万字的大作。 五四距今90周年了，身经其事的一堂师友，都已先后作古了。五四运动，在后世官方的言说体系中，经过一番拨弄，早就成为一个“符号”，套用叶曙明形容科学民主升格为“德菩萨”、“赛菩萨”，“五四运动”早就被赋予神格，高居太庙之上，供人顶礼膜拜。而一个人或一件事，一旦神化，基本上会遮蔽其本来面目。《重返五四现场》，就是试图突破“五四”被符号化后的重重外包装，采取胡适先生“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谨严态度，来尽量还原“五四”时期人与事的生动场景。当然，事隔九十年，后人说史，容易陷入“罗生门”之争论，没谁敢说自己所说的就是百分百的真相，问题的关键是能否抱以一种公允的的态度，尽量摈弃各种因意识形态而先入为主的成见，用史料来说话，如果能这样做，虽不中亦不远矣。所谓重返现场，最重要的是要去掉“五四”那代师友日后分道扬镳，所获得不同的官方评价。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他们都卷入了后来的政治纷争中，成为对垒双方的重量级人物。但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们是朋友，是同道者，尽管彼此在性格气质和观点上不无差异。重返现场，就要去掉日后的是是非非，尤其是庙堂的褒贬谥法，让他们重新活在九十年前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这是我对叶曙明“重返”的理解。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大师辈出、群星灿烂的时期，这一点今天看来应无疑问。那一代读书人在青葱年华的激情和行为，影响了尔后的九十年，这种影响还在延续。除当时已有江湖地位的师辈，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鲁迅等人，那些五四的孩子们，当时多是热血青年，读罢叶曙明这本书，似乎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国难当头时一代书生的青春躁动。他们在喧闹中高扬了爱国主义的大旗，这面大旗过于堂皇高大，遮住了大树下面那些丰富的物种，其实就在赵家楼烧起大火的那个夏天，被外界视为愤怒青年的他们，所持的态度并不一样，有些人差别很大。只是这代五四之子作为一个整体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后人对他们当时的行为，容易产生一种整齐划一的印象。他们当时的差异，决定着他们在这场大戏谢幕后的人生选择，傅斯年、罗家伦、段锡鹏、张国焘，也包括五四前已离开北大，南归湖湘的毛泽东。这种态度差异决定人生差异也在他们的师辈身上应验，如陈独秀和胡适。 后世写史者，最大的诱惑，也可说是痛苦，总是不由得设身处地把自己放置到历史场景之中，替古人担忧，替后人惋惜，明明知道历史不容假设，却忍不住设计一条条无法证明的历史路径。就这样，前辈人的血泪情感，一点点催白了写史者的双鬓。 历史现场早被破坏，流失岁月永不再来。但我们总想重返，不为好奇，只希望重返的努力，或许有益于未来的路径选择。
《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中你将领略新与旧交锋的大时代，政界与学界的风云往事。 大师辈出，群星璀璨，风云际会，百年激荡…… 最生动的历史实录，还原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 余世存撰写长序，深度阐扬五四精神 解玺璋·十年砍柴·张宏杰联合力荐 “五四”前后是中国近代史上群贤咸集，大师辈出的年代，各种思想像山崩川涌，汇聚成滔滔巨流，相激相荡，引领风骚。那是一段激情迸发、永不复返、令今人无限神往的光辉岁月。《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再现了这个新旧政治、新旧文化交锋的大时代，细述民国政界与学界的风云往事： 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蔡锷、孙中山、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陈炯明、章士钊、傅增湘、吴稚晖、张东荪、鲁迅……时势造就英雄，人才成就时代。 五四时代的北大，群星璀璨，出入的都是当世名人：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陶孟和、蒋梦麟、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顾颉刚、马叙伦、刘文典、马其昶、梁漱溟……那是属于他们的时代，有请大师们重返五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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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纠正了我对五四的几个认识误区：
1.五四运动与我党其实是木有任何关系的，五四运动的主体还是在城市中的有文化的学生，知识分子，都是有一定的小资产阶级背景。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的失败，点燃了年轻学生的爱国之情，当然也有一定的凑热闹的成分。
2.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名人，也并非想象中的那么高大。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在强大的外来文化的侵入下，国家在外族的欺侮下，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困惑，一部分人故步自封，一部分人对自我文化的强烈否定，一部分人持中立态度，这其实和现在的情况也是相同的。相较之我赞成最后者。最反对自我否定者，没有了自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3.五四时期的北洋政府与目前的天朝相比，对知识分子还是很客气的，我觉得尊重知识分子应该是我国历史一贯的传统，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自从毛当权后，他对知识分子的打击是无情的，但他自己倒很爱读书……
4.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序曲，我们需要的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对国家和社会并没有什么好处。新文化运动如果进行下去，继续百家争鸣的状态，然后涉及到政治改革，那我们可能有机会走上宪政的道路。五四运动本身不值得提倡，解决不了问题。
5.临时想到的，毛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看似很有道理，所以我们国家的建立，还是一种农民起义式的革命的胜利，如果真如毛这样说，那么我们最终还是走不出封建式统治的阴影。主要原因还是整体国民的素质水平过低，如果提高整体素质水平，那毛的论断不会成立。
这本书是描写五四的书，让人们看到，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曾经有那么一个辉煌的时代。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但却又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人们愿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牺牲一切，各种中国近代英雄式人物出现在这里，不懈追求的精神也在这里。这是如今的社会没有的。让我们重返五四重返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五四既是新文化运动的延续，也为其终结。新文化运动，以科学、民主为旗帜，然则何为科学、何为民主，即便身为运动旗手的蔡胡陈李鲁也知之不详，但他们终究开启了学术、思想的短暂大自由时代，虽为混乱的自由，但也努力进行了不彻底的启蒙运动，一时乱象纷呈、也精彩纷呈，继而巴黎和会事发，五四运动即轰然而动，虽发生于偶然，其源流在此，新文化的纷乱溪流终于汇集成川，启蒙运动也嘎然而止，中国重又回到了以激进而非渐进为指引的河道，由此江河腾涌，中华大地终弃改良革新而奔向大革命的不归洪流。新文化运动也终究未能成功孕育出科学、民主，却诞生了五四运动这个夹杂着民族主义、青春萌动、权利诉求的怪胎，此种浪潮下，选择暴力革命，弃胡适而取鲁迅已成事实的不可逆之势，而在此同时，极具讽刺的是，与此同时张謇、陈炯明、卢作孚、晏阳初、梁漱溟们正用社会实验证明着唯革命论、毕其功与一役完成民主文化制度建设的荒谬。五四运动，或褒或贬者都无能否定其重要性，正是这场运动将我们引上了今天的道路，构成了今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形成的前提。那场充满蓬勃生命力及盲动的民族救亡运动时刻警醒着今日的我们，将如何选择未来的道路，今天的我们，与当年的他们又有多大的不同呢？五四运动本身已经被赋予了太多的历史内涵，夹杂了太多的历史可能性，或许时至今日盖棺定论仍为时尚早。
新文化启蒙运动从诞生日起就暗藏的救亡基因注定了它的失败，历史的的偶然中蕴藏着它不可逆转的必然性，今天的我们和当年的他们一样，渴望着科学与民主。而正如作者所言：兼容并包的北大是偶然的，“此夜之会”的北大才是必然的；辛亥革命后思想界的百家争鸣是偶然的，“不容匡正”的思想革命才是必然的；自由与理性的声音是偶然的，革命与救亡才是必然的。我不是一个悲观者，我相信偶然积累多了，终有一天是可以变成必然的，虽然那得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才能把基因慢慢改造过来，但希望总是有的。
希望总还是有的……
因为前辈的推荐，所以读了。中国的近代史虽不长，但这个革命那个革命和运动却是多得不得了。所以学历史课的时候像我这种脑子总总是无法理得清，全靠临阵磨枪。那时的历史在我脑中，只是若干重点，背诵点。到了不再需要考试的时候，我面对历史的紧张感才稍有点放下，可以近近地去张望它。 事情总要有了联系才会有故事感，有了人物才会深动。五四这个标签下面到底有多少活跃着的名字，是怎样一个辉煌的过程，对我来说，从来都是模糊的。因为只觉得是标签所以无法觉察出爱国的情绪，无法想像那样的中国，那样的中国人。 可以说我们离那段历史越来越远，不仅是记忆上的，而是感情。虽然时刻还受着爱国教育，但那一辈人对于时代的感情和觉悟我们再难有相同的体会。每个人都有走入不同的方式，商人有商人的方式，军人有军人的方式，而读书人有读书人的方式。这样才能稍稍靠近那个时代里各类人的情感，虽有一致，却各有所别。爱国也可以是千差万别的。 而如今，我们面对着的并不是完美如画的国家，只是在人类再进化了一百年后，我们还有没有那样的勇气，站起来，走出去，说：不。 有时候我在想，外敌入侵，并不完完全全是一件坏事，至少可以唤起因麻木或怯懦隐藏起来的社会责任感。
細讀了葉曙明先生的《1919——一個國家的青春記憶 重返五四現場》這本書，才發現中國近現代史上最值得大書特書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不僅是一場思想啟蒙運動、新文化實踐運動，更是一場“民族自決運動”、“民族覺醒運動”。也許這樣定義這場思想啟蒙運動，更為恰當一些。歷史不容許假設，這次文化運動的余音一直徘徊在萬千中國知識分子的內心，焦灼而迷茫，又有那么一絲微茫的希冀。
正如陳獨秀先生所言，“國人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和人權并重。”五四運動激蕩近百年，中國早以擺脫了“愚冥時代”的控制，而這正是五四傳統給予中國的啟示。然而，科學和人權并重，說起來容易，可到了實際操作便難以控制。意識形態和政治對文化所起的作用，是潛移默化、根深蒂固的。這里想再引用一段胡適先生的名言，“社會的最大罪惡莫過于摧折個人的個性。”個性的自由，與理性、人文、科學、藝術的思想，都是人類最根本的權利，是神授天賦的基本范疇。
由巴黎分贓會議上的中國外交大失敗所引發的這場學潮，最終觸發了民眾的覺醒和民族自決精神，雖然將中國政治導向了過激主義，但從根本上來說，這是場思想啟蒙的運動。人文和理性、科學與民主、新文化與新風潮，還有各種各樣的主義、理想、文學流派紛至沓來，一場激越的中國知識界掀起的思想啟蒙運動，讓民眾知道了“德先生”、“賽先生”，還有新文化，改造社會的各種西方理論和思潮在中國廣泛的流布，一場類似于“百家爭鳴”的春秋諸子百家的文化大潮，在中華大地上涌動……
五四民族之魂，是在中華大地上盤桓近一世紀之久的歷史宏大命題，激進與改良，問題與主義，抗爭與屈服，世俗與超凡，全盤西化與整理國故……歷史不允許假設，民主憲政與言論自由沒有因五四運動而來到中國，并非是五四方向的錯誤，更不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缺憾。五四運動是近代中國惟一一次全民思想啟蒙，而之所以在這次思想啟蒙中先驅們沒有提供足夠多的思想資源，并不是中國沒有思想家，而是中國五千年封建余毒太深重了，官本位思想和“學而優其仕”的士子情結，還有冥頑不靈的獨裁官僚主義的積習，是五四運動未能取得根本性扭轉中國文化生態的決定性因素。五四之魂，永遠回眸凝神著這片多災多難的土地……
五四運動最終以撤曹、章、陸三人的職務和迫使中國外交使節拒簽的勝利而告終，而這種勝利并未給中國帶來和平。蔡元培先生倡導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精神，實質上推動了新文化運動在北京的發展，也正是陳獨秀、胡適、魯迅、錢玄同等人的《新青年》，傅斯年、羅家倫等人的《新潮》，段錫朋等人《國民》，引燃了五四運動的沖決網羅、向往至理的熊熊烈焰！
歷史會永遠記住五四，因為中國正是通過這一次的思想啟蒙與民族自決，喚醒了無數同胞冰冷麻木的心靈。現在，我們回憶這段激情的歷史，用理性人文的思想去改良我們現在仍不完善的社會，意義同樣是深遠而重大的。正如著名作家、學者余世存先生所言，“五四還需要更多人尤其是當代人的眼光、思想來解讀。”我們汲取五四精神的思想內涵，就是為了我們今后認清方向，那就是人文、理性、進步、民主的歷史洪流，浩浩蕩蕩，奔流不息……
五四是激进主义的开端，一帮书生想要用新思想来抨击旧思想和旧传统，但在历史的大转型期中，他们也不知道未来的中国方向在何方．他们被西方那个时刻各种激进思想和极端思想所分扰，他们对现实不满，但却做不到象西方启蒙运动那样理性的思考，于是被激进主义者孙文之类所利用，导致了中国全面学苏联，走向党国体制的深渊．从号称中国的启蒙运动开始，到走向终结的苏联体制建立结束，这些学者和学生同样被历史的潮流所积压压倒粉碎和抛弃
当然，这个责任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毕竟激进主义不是由他们开始的，孙文的逻辑就是我不做总统，就一定要到处革命到自己上台而已，孙文的三民主义和民主没有任何关系，国家主义专制主义的起源而已，而激进主义和民族主义口号是他利用学生和社会其他势力夺取政权的有力武器，就象中共所做的一样．民族主义无论是国共两党崛起的有效武器，以民族图存的口号压倒思想启蒙，顺带把中国的民主和公民社会一起压垮
很可爱的一本书，之前从未想过一本略带学术气息的书居然会如此好玩！几乎是抱着一颗不忍读完的心读完的。更好的是，告诉我一些真正属于人性的东西。
该书理清了“五四”运动的源和流，重新审视了“五四”的意义。
该书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状况有了较为全面的展现。
书中对“问题”和“主义”之争、陈炯明的功过，有了较为客观的评价。
1918年深冬，一战结束后的善后会议在巴黎召开，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和会，但是在会议之上却是三流国家身份。英美日等国家有五个会议席位，其他国家三席，像我泱泱中华民国只拥有两个席位。我国五位外交代表只能轮流参加会议，顾维钧先生在和会上激烈雄辩，据理力争，国家利益却仍然被列强绑架，凄凄然让人心痛。梁启超受徐世昌总统委托，作为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远赴伦敦巴黎，以试图寻求国际支持。段祺瑞执政府对日秘密外交丧权辱国，国家积贫积弱不为列强所重，如此种种，中国外交失败。王正廷一封电报责怪任公，国会决定通缉，任公一文刊于晨报，一文既出天下知。国内各界目瞪口呆，誓死抗争，最终我国代表团愤然拒签，日本却也并未得逞，顾维钧先生虎口夺食，最终夺回山东主权，这是后话。
我们放眼海外，当时还有那个国家到了这般田地。我们不言及新文化运动，单单说我们的五四。关于五四有太多的回忆，也有太多的忘记，却抹不去国家积贫积弱时青年学子的智识和激情。想当时，一人高呼，群起而应，为国恨家仇而奋起，为外辱欺凌而拍案。想当时，夫子一言，举国哗然，群情义愤，慷慨激昂。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三十年之后，五四被史家政家屡次评说，几成定论。四十年之后，五十年之后，直至如今，被当政者反复歌咏传唱。爱国、进步、民主、进步的口号几成历史的绝响，问题和主义的争论也难以再掀起历史的尘埃。彼时，汪洋恣肆的文字让我们捶胸顿足，喟叹国家多难，彼时，余响不断的炮声振聋发聩，催人发愤。
五四之后，一位大二的清华学子工笔正楷手书满江红贴于食堂，岳飞千百年前的悲叹被不断重复，却仍只能武穆般的空叹悲切。十七年后，他为了国家进步抗争，在昆明做最后一次演讲之后被害，此乃诗人闻一多。总是想起痛饮酒，熟读离骚的真名士，却早已为了国家而亡，成了我们永远的烈士。傅斯年罗家伦许德珩不断被传说，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不断地被缅怀，但是他们的精神却不断被遗忘。虽然不堪，我们确需回首，五四之后十年，蒋桂战起，以至中原大战；之后二十年，日本侵略我国国土沦丧，半壁江山落难；之后三十年，国共又战，全国不能幸免；之后四十年，反右之凛冽致使国家知识分子断层；之后五十年，国有魑魅，多少人家骨肉分离；之后六十年，始才打开国门，坦然接受世界；之后七十年，那段岁月，情何以堪，学子爱国，又有何辜？之后八十年，改革开放，若有成就，民主政治却举步维艰；时至今日，几近百年沧桑，天翻地覆，九十年前的奋争和努力我们还有多少没齿未忘？
国军溃败之后，五四的精神领袖们远赴东南一隅，离我们远的不能再远。我们被程式化的教育，被不停地灌输，国家人民利益为上，个人可以忽略不计。在国家民族的名义之下，陈寅恪章伯钧钱钟书被迫害至何种程度，远赴重洋尚得洋人尊重，居于国内却被批被斗。那是个大时代，每个人都是小人物，只能服从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家。这难道就是我们的民主，我们的进步吗？胡适先生在大洋彼岸，洞若观火。回想当时适之先生初回北大，傅斯年曰这位先生学问不多，但他的路是对的，早已恍如隔世。那些有着民族良心的大家早已被驱散，我们也被迫疏远。直到今日，我们会想起来钱穆胡适柏杨竟然感觉来自台湾，回想起于右任张静江蔡元培梅汝璈等中华民国先贤竟然宛若他乡异人一般陌生。我们的传统早已被割裂，绝非五四使然。传统的精神文化记载在大家身上，正如王国维陈寅恪不死，史学经脉不断一般。等到一日，北钱南王已成绝响，民族风华望尘莫及。
让我们再回首，想想陈独秀，想想李大钊，想想瞿秋白，早期的共产党人风格何其高亮。他们对真理不懈地追寻，对真理不惜以生命维护。李大钊身处绞刑，三绞才断气；瞿秋白就义前何其坦然，面不改色，微笑以对，高呼共产主义万岁。政府更迭之后，多少人开始凭借特权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利用人民树立个人权威，又有多少人不顾人民死活，却仍以公仆自居。六十年来，我们再也没有像蔡陈胡鲁，再也没有由傅罗段，却也早已失去了民族的脊梁。
或许，五四早已成为了说辞，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虽然经由断代，五四仍然是我们的五四，五四的精神仍是我们的精神传承。青年人应该抱负民族天下，着眼世界风云际会，成为陈独秀先生所言的民族国家的“新鲜活波之血液”，成为梁任公所言的堂堂“中国之少年”。谨假任公语顿笔：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如果不是这帮年轻人，这场酣畅淋漓的青春，这些幼稚的或是激烈的想法，怎么能有这么个五光十色的年代？
只可惜，一个个人物出场又退场，也只在转瞬之间。书本的最后，不过剩下他们去世日期的串串数字。再意气风发，也做不了岁月的壮士。青春仅存的硕果，无非就是记忆……
此时正是北京柳絮飞舞，香椿绽绿的季节。九十年前的这个时候，北京爆发的那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仍然在无形地影响着中国的现在、甚至未来。
五四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自清末立宪运动至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激荡，最自由的一段时期，简直就是春秋战国的现代版，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又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而五四运动是一个休止符，新文化运动戛然而止。从此中国转向“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道路。就像河道突然收窄，大坝突然合龙，水流必然至为汹涌。在那个宏大的历史事件中，许多人各有着不同的际遇，上至大总统，下至一些普通的学生，都在这个故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激动人心而最后又让人叹息。
岁月已逝，往事沧桑。近百年来，关于五四的书写，已经汗牛充栋。对于五四的评价，也似乎早就盖棺论定。然而，对于这段历史的讨论和书写，现在和未来都还会继续……但如果没有扎实的功力和独特的眼光，要想写出新意，却不容易。值此五四90周年到来之际，叶曙明先生《重返五四现场——1919 ，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的出版，可以说是对五四最好的纪念。
既然五四是那么精彩，因此，写五四也应该写得相当好看。然而在以往的五四书写中，要么是当事人时过境迁之后的琐碎追忆，要么是研究者微言大义式的宏观阐发。前者往往枝节生动，却易流于主观偏颇；后者常常立意宏阔高远，却难免艰涩枯燥。叶曙明先生却能兼取二者之长，避其二者之短，既有历史事实的叙述与考辨，又有高屋建瓴的精辟阐述。他写五四，做到了无一字无来处，又尽可能地摆脱了学术味。可以说，这部记叙五四历史的书，是迄今关于五四题材最好看的一本书。
很多人都有一个习惯，即把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混为一谈，也有人将其合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这些说法都不够严谨。应该说，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有内在联系，但并非一码事。准确说，前者是启蒙运动，后者是救亡运动。也可以说，前者是源，后者是流。在叶先生笔下，这个问题处理得恰到好处。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启蒙”写新文化运动，下篇“救亡”写五四运动，既遵循了时间顺序，又符合历史的逻辑，条理清晰，一目了然。
在上篇中，作者深刻阐述了新文化运动发生的背景，细致梳理了《新青年》同仁的活动和主张。“诸子放恣，处士横议，百家之言盈天下。主张文学改良的，主张保护国粹的，主张三纲五常的，主张个性解放的，这边要打孔家店，那边要把孔儒升格为宗教，思想的多元化，创造了众声喧哗、精彩纷呈的剧场效果。”——那一个激情迸发的时代，在近百年之后，于作者笔下重新复活了。
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的故事，早就被人挖掘穷尽，无数次地讲述过了，但作者并没有炒冷饭，而是对那些已有定评的历史人物提出了很多新的看法。
如著名翻译家林纾，他本来是古文家，自认为“六百年中，震川外无一人敢当我者”，极其的自负。《新青年》同仁为了宣传白话新文学，上演了一场新旧文化的双簧戏，把林当作靶子，把无辜的他拖下了水。后来，甚至谣传他鼓动军阀去镇压北大，其实纯属莫须有。《新青年》夸大所受到的旧势力围攻，主要是陈独秀的烈士情结之故，也是杂志自我炒作的策略。学生运动发生后，蔡元培留下字条悄然隐退，“杀君马者道旁儿”，真正可能害死他的并非北洋政府，而正是那些激进的爱国师生们。在五四时期，胡适与鲁迅交往甚密，思想上并非冲突对立。“胡适还是鲁迅”这个后世虚拟的伪命题，在当时完全不存在，两人的关系必须重新认识。由于历史的原因，数十年来，陈炯明被严重误读甚至忽视，其实他是新文化运动卓有成效的实践者，他治下的漳州，是模范小中国。——诸如此类的新观点，书中比比皆是。
下篇，主要叙述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全过程，前因后果，甚为周详，好像长篇纪实文学，好看之极，而且完全可信。运动之发展，一环扣一环，紧张而刺激，作者叙述之生动，颇有太史公之遗风。九十年前的历史激情，仍然可以感受到温度，令人身临其境，犹如重返五四现场。
平心而论，下篇比上篇更生动更好看，但我个人更喜欢上篇。因为，上篇有作者更多的思考和寄托。读完这部让人耳目一新的书，个人觉得，重返五四现场，作者的言外之意，就是要还原五四的历史真相。
以前那些关于五四的书，很多是没有弄清楚基本的事实，或者缺乏对五四的整体了解，只是抓住一粒芝麻一点皮毛就开始讨论和诠释，甚至是过度地诠释。本书抛弃了那种空洞无物的宏大议论，重新还原了五四时代的人和事，同时也还原了历史的激情，对五四建立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这一张更接近历史真相的面孔，任何讨论五四的人都无法回避。
2009-4-23
5月4日（昨天）晚上，凤凰卫视播出了何亮亮主持的《时事亮亮点》节目，详细介绍了叶曙明这本新书《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何亮亮先生说：这是所有写五四的书中最好的一本！
凤凰宽频的链接，介绍本书的视频有三段：
http://v.ifeng.com/his/200905/e47672ea-4f10-4954-ab6c-6b68e594acf6.shtml#420de98c-e224-4b00-80f0-012f4f76d890
才不过几个月，再回头看看，感觉又有些不同啊。
中国的文化核心是集体主义的，而集体主义是走向奴役之路。孔孟的偶像倒掉了，马列取而代之。蒋毛都是不穿龙袍的皇帝，中国历史传统的惯性太强了。
不管怎么说，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启蒙运动。记得有人说后来五四运动被“劫持”了，这是有道理的。49年以后，思想的大一统，近乎泯灭人性的集体主义，是中国文化思想历史上的严重倒退。当代民智初开与更大范围的觉醒，也只是在国门打开以后的事了。
中国文化核心是仁义道德，在这种情况下，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都有同样机会，儒家是道德精英管，其实偏向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五四打倒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儒家，走向了西方集体主义，专制主义深渊，至今没有走出了，真是民族的悲哀，中国的不幸。
中国传统是宗族中心的集体主义，家国一体的父权家长制，不是什么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要是把宋明理学从佛教学来的的个人苦修悟道当成个人主义，那基督教的苦修士都成个人主义者了.LS连个人主义是啥都不懂。
儒家本就是宗法制时代的产物，讲就等级秩序，还什么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儒家，简直是世界之笑话。儒家文化用来个人修身可以，但用来创建一个近代社会秩序根本格格不入，儒家强调所谓以德治国，但几千年历史下来，中国人的道德何曾比西方人，印度人，中东人高过？
五四后学习了党国体制，正是用新的意识形态取代儒家意识形态的结果，正是儒家在中国历史上长期起专制作用的延续
儒家根本产生不了天赋人权思想，产生不了民主思想，最多搞搞民本主义，也就是盼望一个好的奴隶主出现。
儒家也根本做不到以法治国，所强调的以德治国，中国历代的专制王朝的结果我们看的很清楚，嘴上挂道德的货特别多，根本制约不了皇权
激情四起呀
的确。真向往蔡校长时代的北大。
还有西南联大，也是少有的自由，“培养博雅之士”啊……
最让我吃惊的是孙文这句话：“四 萬 萬 皇 帝 （ 人 民 ） ， 一 來 幼 稚 ， 二 來 不 能 親 政 ”
五四是个分水岭, 从启蒙转向救亡, 从"个人" 转向"集体".
一个人有多少个五四,一个国家又有多少个五四.
最让我吃惊的是孙文这句话：“四 萬 萬 皇 帝 （ 人 民 ） ， 一 來 幼 稚 ， 二 來 不 能 親 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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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我没吃惊。
孙文和毛是一样的货色，中国激进主义的起源和祖宗，中国的列宁而已，有很多人认识到了毛的专制，却把孙作为民主的化身，其实孙文是苏联体制和专制极端的起源，三民主义和民主共和根本是背道而驰，接近红色的国家主义而已
五四是一个旧时代的终结，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应该思考一下，为什么一个文化运动后来就是搞成了政治运动。是文人跑题了，还是历史跑题了？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领袖，反过来也成立。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最终的选择一定是最广大人数的选择，而不可能最正确哪怕相对正确的选择。
他俩是朋友。
一个叫做潘采夫的博主介绍片段，个人觉得这本书还是不错！
凤凰的人都好捧这本书……
我觉得写的很好啊，是不是最好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