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等强国
2009-9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刘涛
284
无
直面“巨人症”：中国离头等强国还有多远？ （代序） 中国可能在今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论愿意与否，中国已站上国际舞台的核心地带。然而，要想成为世界头等强国，无论国内政经结构还是国际交往，都还要做巨大调整。近日，《大国策》丛书作者，政治、经济、文化与国际关系等领域的多位专家在北京举行研讨会，激辩中国崛起过程中的诸多难题及破解之策。 中国处在现代国家构建初期，如何构建一个优良政体，处理好裹在一起的普世原则和国家利益两层关系？ 政治文明就是限权文明，权力与权力间的不均衡是以权制权最重要的动力，而不是道德呼吁、社会呼吁和市场要求。 有无之间的大国 刘东（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这个大国一直在有无之间。GDP是大国，可人均呢？制造业是大国，产品创新呢？人口数量是大国，人口素质呢……昔日的文化大国，在我们这一代也已萎缩成文化小国。 中国在快速发展，如果骨骼不长，肌肉不长，突然一下变得很大，是巨人症。没有内部各种各样的发展，大国很难名副其实。 张宇燕（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不是想不想当，而是全世界都已把中国当大国，中国必须承担国际责任。 现在世界最重要的大事有三件：应对金融危机、清洁能源、气候变化。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能源消费量世界第二，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一，跟美国加一起超过全球总量的一半。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这几件事都很难解决。 陈明（《原道》主编）：我理解的大国，首先是在南海、台湾、新疆、西藏等问题上的核心利益能得到尊重；其次是在这个体系里的“法权”能够得到保障，不受各种超规则的指摘刁难。 跳出复仇心态 张宇燕：撒切尔夫人任首相时的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几年前写了篇文章，对中国提了三个问题：一是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可持续性有多大；二是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适应这种持续高速增长；三是如果中国成功地做到了前两点，30年便会成为世界的领导者，那时，中国将向世界提出什么要求？ 我觉得他内心深处关心的还是最后一个问题，中国真正强大后如何对待曾经侵略凌辱过自己的西方。在部分西方人看来，相当多的中国人所追求的，就是有朝一日向西方复仇。 刘东：“大国”首先有个“大”字。得道可以多助。德国不想当大国？没办法，被打败了。真正的“大国”不仅是中国人的福祉，也是世界的福祉。 乔良（空军指挥学院教授）：不能空谈正确的东西，许多听上去正确的东西，实际上行不通。比如全球资源就这么多，几千年来中国人用很低的成本养活了这么多人，按说这是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模式，但西方崛起的模式是把全世界资源都采完用尽，中国怎么办？学西方，一块完，不学，自己完。这就是今天的悖论：别人都虎狼式发展，中国能洁身自好么？ 刘东：道德是空谈吗？不是。儒家的信仰是，即使陷入到“资源就这么多，我不用你也会用完”的困境之中，我也要修正你。分歧就在这，政治学家已经把道德给阉割掉了，认为都是骗人。 尤其，道德是日常生活的基础，没有它，社会共同体都很难构筑起来，甭说跟别人打交道。苏联就是无法获得内部成员认同，解体了。 乔良：道德对社会内部非常重要，但到了国家层面就很难说。美国人的基督教道德水准比欧洲人还高，很保守，可到了国家层面，美国人最不讲道德。 张宇燕：但丁在《世界帝国》中说，强大的实力和崇高的道德是成为世界帝国的两大条件。道德问题非常复杂，用到个人或小群体时是一种情况，运用到国家层面往往是另一种情况。要多一个心眼，道德被用来服务于国家利益的事例太多了。 以“软外交”化解威胁论 李少军（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的确，中国现在面临两难：为了国家利益，必须进行“权力政治”的互动，特别是发展和使用军力，为了和平发展，又必须尽可能避免其不利影响。基于此，中国应开展三类不同的外交。 首先是与权力互动对应的外交，也就是“实力外交”：韬光养晦，适度发展和使用军力，要尽可能低调，不到万不得已，不显示武力。 其次要有与国际制度对应的“制度外交”，中国早晚要加入绝大多数国际制度和组织，可以更主动一些，对一些不利于中国的制度，只有加入才能改变。 第三是与观念建构对应的“公共外交”，用善意的行为话语，塑造本国良好的形象，改变他国政府和人民在一些领域的误解和偏见。中国必须增加投入，巧用软实力，与各种行为体对话沟通。三类外交中，应以积极的“制度外交”和“公共外交”，消解“实力外交”的消极后果。 反驳“新殖民主义”质疑 乔良：大国思维未必是帝国思维。有人认为中国利益在扩张，应该把别的地方当成殖民地，美国半个世纪前就已经抛弃了这种思维。美国人发明了“金融殖民”这种新模式。从1971年美元跟黄金脱钩，通过金融全球化，把全世界变成了它的金融殖民地：美国只生产美元，全世界用美元购买产品。结果几乎不费一枪一弹，不占一寸领土，就完成了全球财富大转移。 任剑涛（中山大学教授）：中国确实在把廉价产品销到非洲，也需要非洲宝贵的资源，但我们没有能力把它正当化，国际话语很苍白。中国应找到普世话语来讲这种关系，要重建国际政治理论。现在是模仿弱国的国际秩序观。谁呢？新加坡。 中国和非洲国家共同接受、而发达国家也无理由反感的国际话语，就是超越传统殖民主义，后发国家共谋发展。中、非两个曾被传统殖民主义欺凌的地区同时进入发展状态，绝对是对传统殖民主义的超越；非洲与其接受发达国家的不平等分工，不如与中国一起谋划相对低付出的发展路径；西方发达国家曾在非洲殖民，事实上丧失了推进非洲发展的历史契机，失去了指责别人的理由。 当然，中国在非洲如何更成熟地与执政者和民众共同打交道？如何在经济合作之余更好地展开政治合作、在政府互信之外实现社会互信？这必须自我调整。孤立主义的国家话语已成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的重大障碍。 在基本价值上要有重大创新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荷兰创建了国家主权体系的原则，英国建立了宪政体制、现代财政制度、政教分离与宗教宽容，加上工业革命以及自由贸易体制，成了显赫的世界大国。 头等强国的决定性条件，是具有世界历史演进意义的重大创新，否则只会昙花一现。中国能不能成为可持续的强国，取决于在人类基本价值上的重大贡献，尤其是在社会正义、全面发展、生态保护以及国际公约秩序方面能否突破。 陈明：一个古老文化要延续必须浴火重生。在为身心安顿、政治重建和文化认同设计方案的过程中，才能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调整转换、公民社会的建构是当务之急，文化，尤其儒家文化是重要资源。 世界是以美国为轴心的帝国。软实力、文明的冲突等概念表明文化在大国博弈中有作用。和谐是不是普世价值？仁就是博爱啊！要学会用自己的文化符号而不是意识形态话语表述自己的利益。怎么让人家听得进？不能到处搞孔子学院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却不信。人家难道就不会听其言观其行？ 克服普世原则与国家利益的张力 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中国的发展总被当作特殊案例。中国处在现代国家构建初期，面对新帝国主义和普世主义的双重张力构成的挑战，如何构建一个优良政体，处理好裹在一起的普世原则和国家利益两层关系，是要面对的根本问题。 乔良：在政治话语上，中国和西方几乎是鸡同鸭讲。是不是一定要全套跟西方接轨？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理论，连他们都未必那么认真，我们有些人却奉若神明。比如这次金融危机，不少人按西方腔调认为一是华尔街贪婪，二是美国政府金融监管缺失，真这么简单吗？怎么解释美国政府几十年来从不真正下力气解决逆差问题、赤字经济？只有逆差、赤字，它才能多印美元，用绿纸换别人的实物。如果顺差，它就得用货真价实的实物去换别人手里的美元，哪个更占便宜？ 民主是理念，也是手段。西方那套话语也不妨拿过来，但不是全盘接受，在自己脑子里过一过。 任剑涛：我也认同在具体做法上不要太较真。国际政治是艺术，国内政治也是。首先把国内基础夯实了，才艺术得起来。 可以跟欧盟、美国讲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要求获得相应待遇，但内部要清楚，很多要素完全国家垄断，怎么市场化？权力一定要让步。 张小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看来，国内政治学者比较悲观，而国际政治学者有些乐观。国内面临的问题的确很多，几乎每个领域、环节都有矛盾。 任剑涛：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习惯抢占道德制高点，通过软性逻辑来谈刚性的政治。政治文明就是限权文明，限权不是道德，是政治。对公民社会和市场经济寄予厚望，都是非政治思维。市场规范、社会规范，权力自然就规范，这是30年来非政治幻想的两部曲，而且是主旋律。英国不是先有公民社会的兴起，尤其是成熟状态的公民社会的兴起。权力与权力间的不均衡是以权制权最重要的动力，而不是道德呼吁、社会呼吁和市场要求。 （本文由苏永通整理，南方周末报发表）
100多年来，中华民族和全体中国国民都在为一个梦想而奋斗：以世界头等强国姿态，拥有与美英等世界强国同等的话语权，与世界大国共同制订游戏规则。
根据众多权威机构的预测，中国将在2020—2040年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然而，纵观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成为头等强国并不容易，历史上真正的头等强国只限于美、英、法、苏四国而已。
毫无疑问，成为世界头等强国，是中国巨大的转型过程，是从执政体制、经济运行体制、社会结构、行为方式到国民素质等各个方面浴火重生的过程，是从“乡土中国”到“世界中国”的转变过程。
刘涛：社会学学者，199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语系德语专业，2005年在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2006年获得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世界社会研究学院的奖学金资助，并成为该学院博士生和研究小组成员，重点研究课题是福利国家的建设和中国工伤保险制度。发表有《中国崛起策》，《论福利国家在建设全国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作用》等。
序：直面“巨人症”：中国离头等强国还有多远？
地缘战略篇
第一章 中国的地缘困境和地缘战略
一、谁统治“世界中心岛”，谁将支配全球
欧亚大陆：最大的“世界岛”
地处“世界心脏”边缘的中国
世界岛的争夺，引发两次世界大战
二、中国是“欧亚心脏”的“起搏器”
前苏联、东欧和中国曾“联手”控制了欧亚大陆
中苏之争：宗主与附庸之争
三、欧亚大陆重现“战略真空”
前苏联解体，世界中心岛成为“无主之地”
中美俄“三国演义”
中国的地缘身份确认
四、中国的地缘战略：西向突围
中国没有出海口
“得伊朗者得天下”
第二章 独特的日本考验中国的崛起
一、“家有恶邻”
日本人相信：“王侯将相，恒有种”
菊花丛中一把刀
假如裕仁天皇下达的不是《终战诏书》
“小日本”和“支那人”
二、“坏孩子”的优点
服输的日本人
中国要有一个“战略帮手”
假如“东亚双雄”联手
三、时间在中国这边
日本人不是铁板一块
驯服日本需要实力
第三章 海陆权双重特征的“天命大国”
一、陆权VS海权
一方水土，造就中国性格
谋求海权大国，还是陆权大国？
二、大国需要天命
中国天生是大国
“北京共识”
三、海权是中国的命根子
中国的海洋战略
海权即商权
国际战略篇
第四章 中美：对抗还是共生
一、龙与鹰
世界经济的两个引擎
面对西方“舶来品”，要多一个心眼
二、对美大战略
美国的想法很简单：不希望看到另一个超级大国
第一个被填平的，是中美间的经济鸿沟
美国实际上已经承认中国的世界性大国地位
中国如何定义美国？
第五章 合纵连横下的全球战略谋局
一、新战国策
合纵与连横
规则决定输赢
“以美国为首”的新战国时代
二、美国五角大楼的战略预案猜想
预案一：欧盟的统一和整合
预案二：俄罗斯的重新崛起
预案三：中国的和平崛起
预案四：日本谋求世界大国地位
三、中国之策
超越意识形态的国家战略
没有永远的国家敌人，只有永远的国家利益
通过另外一种方式“结盟”
不与民争利
国内战略篇
第六章 直面中国之痛
一、警惕社会矛盾的频发
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
摒弃“GDP主义”模式
关注弱势群体，兼顾你我他
二、渐进，渐进
改革有风险，要渐进不要激进
全球还在研究前苏联这块“历史化石”
第七章 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
一、未来15～20年，决定中国命题
突破人均10000美元
“一盘好棋”摆在我们面前
二、模式，靠自己创造
世界十大模式比较
民众需要多元化的表达通道
“橄榄腰”越粗越好
第八章 下一步改革方向：全民共享成果
一、摆脱左右，走中间道路
回归理性和中庸
新自由主义的滥觞
公共产品由谁来提供？
社会福利跟发达程度无关
走中间道路，防止左右摇摆
二、社会福利制度：重中之重
中央财权与地方财权
国家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的角色
医疗、教育投入之国际比较
第九章 民主和法治道路上的挑战和难题
一、民主不坏，仅此而已
前后左右看民主
政权更迭只有两种方式：“数人头”和“砍人头”
政治不应该只有一种颜色
选票经常被“政治掮客”蛊惑
二、法治下的权威与权威下的法治
法治下的强权政府是必需的
中央政府的权威
三、我是“纳税人”
不要把税收跟“横征暴敛”联系在一起
明清税制落伍于世界
警惕税收汲取能力下降
软实力战略篇
第十章 国际政治中的话语强权和话语魔方
一、西方说了算
只有强者才有话语权
话语权即霸权
二、东方不能寂寞
“无法表述自己，就会被别人表述”
中国要跳出深不见底的话语权“陷阱”
敢于跟西方争抢“话筒”
第十一章 西方媒体操纵舆论的秘密
一、一夜之间摧毁一个国家
20名记者调动4000万市民
媒体的魔力
二、媒体是不可能中立的
西方媒体操纵大众心理的几个招数
不制衡西方媒体，就会形成信息霸权
第十二章 中国对西方话语霸权说“不”
一、2008，一个转折点
没有大国兴迭，就没有世界历史
北京奥运给西方人“洗了一次脑”
二、中国的软肋
大国为何“瘸腿”？
学会使用“国际语言”
不妨开放境外媒体，只有开放才能趋同
首先解决“国际形象”问题
《头等强国》精彩文摘： 世界岛的争夺，引发两次世界大战 尽管斯皮克曼生活在20世纪上半期，当时的中国依然是积贫积弱的后进国家，但是斯氏以超前的眼光预测到地处欧亚大陆东部边缘的中国因为人口众多、种族单一和历史上具有组织化的经验，因此有很强的潜质成为世界性强国。 麦金德认为工业化以后欧洲列强的战争主要表现为海权国家和陆权国家之间的战争，而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海洋国家英美为了遏制陆地国家德国夺取东欧和俄罗斯的欧洲部分这片心脏地带的野心而进行的战争。 而斯皮克曼在这点上再次与麦金德持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工业化以来的战争，特别是一战和二战，并不必然表现为海洋国家和陆地中心地带国家的战争，尽管这样的战争存在着，但这并不是战争的唯一形式，战争更多表现为海洋国家和陆地中心地带国家为了反对某个陆地边缘国家的野心而进行的战争。 在斯氏看来，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战均是相同性质的战争，那就是海洋国家英美和陆地中心国家俄罗斯即后来的苏联共同遏制边缘地区强国——德国的战争，事实上海洋国家和陆心国家并不必然表现为冲突，更多的时候却是表现为合作，这类似英国和俄国的关系，而陆地上的边缘国家却可能发生根本冲突，比如法国和德国。 而陆地上的边缘强国和中心强国也会发生激烈的战争，比如法国拿破仑进攻俄国的战争，和二战中的苏德战争。因此将战争仅仅理解为海权国家和陆权国家之间的战争是非常偏颇、片面和不足的，战争形态和国家之间的合纵连横是非常复杂的。 从中国自身战略利益角度来分析，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和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都对认识二战后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局势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在1949年人民解放军兵临长江北岸，即将解放南京的前夕，世界上两个意识形态完全对立、互相以消灭对方为目的的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在中国时局上却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双方均要求中国南北两方划江而治，这是斯皮克曼边缘地带理论最集中的体现：在欧亚世界岛东西两端的边缘地带因为人口众多，经济区域密集和资源丰富，任何一个区域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则无论其是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其必将对美苏的超级霸权构成挑战。 因此互为敌对的美苏战略性地达成了一致，要求成立南北中国。当时中国的两位领袖都顶住了美苏的压力，蒋介石拒绝了美国的南北朝的建议，而毛泽东则以“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魄力粉碎了美苏在边缘地带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捍卫了中国国家利益，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国人以实际行动掌握了中国战略主动权，在亚洲大陆边缘地带完成了中国大陆的统一，为中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地缘战略局面。因此仅仅将中国革命的胜利归结为苏联势力扩张到欧亚大陆东端的纯意识形态的看法是偏颇和不足的，之后中苏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完全印证了这样的事实：中国革命的胜利造就的是欧亚大陆东部边缘地带一个独立大国力量的兴起，而不是任何一种依附力量的兴起。 假如裕仁天皇下达的不是《终战诏书》 天皇万世一系的思想成为日本富国强兵、迅速崛起的重要动员力量，一个原始宗教神话不仅为日本社会在国家层面建立了一个稳定的体制，也曾经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动员人民的重要手段之一。随着日本对临近亚洲国家疯狂的侵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两颗原子弹投在广岛和长崎，日本给亚洲各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国家带入战火和灾难。日本万世一系的宗教神话成为日本现代化的稳定力量的同时，也因为煽动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狂热，差点让自己的国家毁灭。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宣布了《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而令人吃惊的是，当天皇宣布投降后，之前誓言要与美军决一死战的日本居民转眼之间就接受了这样的结果，美军在进驻日本列岛时没有遇到很大的麻烦，而且大多数日本居民见到美军时都是彬彬有礼。这是什么原因呢？归根结底还是日本天皇的宗教神话在起作用，之前的战争是天皇发动的，日本人就认为这是为天皇而战；而现在天皇要求大家放下武器，于是日本人就顺从地放下武器，其基本思维都是一样的，要让“天皇陛下安心”。著名的日本电影导演黑泽明反思到：如果当时天皇宣布的不是终战诏书，而是要求日本国民血战到底，要求所谓的“一亿玉碎”（一亿日本人全部战死，直到最后一人），那会出现什么样的可怕后果呢？日本人也会如同催眠一般战到最后，直至日本列岛的毁灭。 天皇在发表《终战诏书》的同时为了维持日本国体发表了《凡人宣言》，第一次走下神坛，承认自己并不是神，并强调天皇和日本国民之间的关系是依据敬爱和相互信赖的历史传统沿袭而来的，而不仅单单是因为宗教神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的李兆忠先生在其所著的《暧昧的日本人》一书中非常精确地指出了天皇不倒翁的奇特现象，天皇不仅是发动侵韩战争、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而且也应该对日本军人和平民的大量伤亡负有直接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和意大利的首要战犯都遭到了严厉惩处，唯独日本的头号战犯不仅没有得到惩罚，反而继续享有天皇称号的荣誉，受到日本人的绝对遵从。 在天皇发表《凡人宣言》后，天皇开始了对全国各地的视察和慰问，无论他到哪里，都受到日本民众的热烈欢迎。为了目睹天皇，许多日本人成群结队地涌来，但是没有任何人批评和谴责他所发动的战争给世界和日本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没有任何人去思考眼前这个所谓慈祥老人是让千千万万家庭妻离子散的罪魁祸首。 这样一种君民同乐、其乐融融的温馨场面似乎不应该出现在战败的日本，当时的一些外国媒体也对这种令人匪夷所思和违背人类理性常规的行为进行了报道。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很受日本人尊敬，日本人普遍认为在他的占领下日本制定了和平民主的宪法，日本从此走上了和平发展和经济崛起的道路；但是麦克阿瑟将军却对日本人的精神文化做出了否定性评价，认为日本人的心理成熟程度只有12岁，这让许多日本人恼怒不已。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美国将军，却认为日本天皇的存在可以和美国及盟国军队20个师的力量相提并论。美国人敢于扔下两颗原子弹，却不能动天皇，归根结底在于这种文化和宗教延续而来的力量是非常巨大和不可预测的，用得好，可以为美国稳定在日本的统治和把日本纳入当时西方世界服务；用不好，或是把天皇这个“现世神”请上法庭，就可能投下了一颗精神原子弹，让美国在日本的统治永不得安宁。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美国人才决定继续维护天皇这个“现世神”的“神圣”地位的。事实上，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和科技上巨大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美国的扶植、朝鲜战争的爆发、正确的产业政策、重视国民福利和教育等都是日本成功的重要条件，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日本人把自身文化中的一些独特的因素结合到现代化的发展中，建立了牢固稳定的政治结构，天皇的存在给日本人带来了一种稳定安全的心理基础，这些都是日本成功的重要原因。 两邻对骂：“小日本”和“支那人” 本尼迪克在其经典名著《菊与刀》里给我们描述了一幅奇特的场景，一个东方的岛国民族，具有许多不可思议的独特的民族特性，综合了各种矛盾的心理特质，他们既谦逊有礼，又野蛮残暴；他们既温文儒雅，热衷于花道、茶道，又嗜血好斗，酷爱剑道；他们既吸收了儒家文化中的忠孝仁义礼节的思想，又对本集团之外的弱势成员极端的冷酷无情；他们的个子非常地矮小，但是在战争中却惊人地顽强，能完成与其身材不相符合的超人般的军事战绩，让他们的对手即使在战胜他们的情况下也对他们充满着敬意。 如果沿着鲁思?本尼迪克的逻辑再按照今天的情况推论下去，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日本民族今天依然具有无数充满矛盾和令人惊奇的地方：他们生活在亚洲，却被视为西方，他们自己的民族心态上也把自己看作是西方的一部分；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产出，却拥有一个非常封闭的市场，外国的大公司老是抱怨无法进入日本的市场；他们被美国击败和军事占领，心里却无比崇拜美国…… 其实，何止是日本民族的特性充满着矛盾，中日双方的相互观感也充满着矛盾。具体说来，中日两国和两个民族在审视对方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都很容易受到一种“自卑和自大”混合情结的影响。比如说有人常常把“小日本”一词挂在口头，以显示对日本一种潜意识中的轻蔑，但对日本电器却有超乎寻常的信任和偏爱；有人常常觉得日本文化是中华文化下的附属文化产品，却对日本成功的现代化羡慕无比。在海外的华人尤其能常常体会到这种复杂感情的交替，一方面觉得日本是“小”日本，个子矮小，身材短小，在西方传播的所谓日本文化源自于中国（如盆栽、茶道）；另外一方面看到的却是西方社会对日本人的尊敬，日本海外游客的超强的购买力和文明有礼，日本侨民在不同国家中的遵纪守法和秩序井然，让人不得不佩服日本民族的成功和独特之处。 日本人对中国的自大和轻蔑意识主要产生与19世纪末期中国急剧衰落的时期和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日本军国主义曾刻意宣传一种论调：中国是个腐败、没落和没有前途的国家，中国的民族也是一个自甘堕落的次等民族，败坏了老祖宗遗留的丰厚家产。 日本军国主义者还开始从这个时期使用“支那”或“支那人”一词，来故意贬低中国和中国人。这种轻视或是蔑视中国的情结今天依然很强烈地存在于日本的右翼之中，而较少提到的是日本对中国的“自卑”情结。其实，正如个体心理学一样，民族集体心理学也有许多类似于个人的特点：那就是过分的自大往往来源于过分的自卑。 譬如说为什么日本右翼要刻意宣扬和维持一种“大和民族是优秀民族，中国人是落后民族”而不是去宣扬日本人优秀于韩国人、马来人、老挝人、缅甸人、泰国人或是尼泊尔人，根源在于这种论调中暗含着比较和较劲的意思，也就是说，日本人要跟中国比，把中国看成是竞争对手。为什么日本人要偏偏挑中国为竞争对手？因为中国是历史上多年间东亚主导的强权，无论是经济上、政治上，或是文化上中国在某种意义上维持着领导地位。 日本从隋唐以来的民族精神和民族驱动力就在于尽一切可能性学习先进的中国，然后伺机而动，在中国衰落的时候乘机攻入亚洲大陆，取中国而代之。在古代，中国广袤的幅员、众多的居民、富饶的资源和其整体国力是扶桑岛国的居民难以超越的，发誓与中国一比高低的古代日本居民在面对大陆中国时极容易产生一种岛国的自卑感和压力，因为难以超越中国，难以超越中国璀璨发达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文明，因而更难实现日本远古以来企图进攻并占领亚洲大陆的野心。 今天的日本民族在集体民族意识中也积淀了一种对中国强烈的自卑情结，因为无论日本如何发达，但日本文化中无时无刻不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印记，包括艺术、书法、盆栽、禅宗和绘画等，都渗透着中国文化和宗教的深刻影响。甚至连日本文字都无法完全通过平假名和片假名来表达意思，必须借助至少2000多个汉字日本人才能正确地沟通交流，而日本人在表示人名和地名时几乎必须完全借助汉字。在文化和文字上，日本人根本无法做到去中国化，中国文化已成了日本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这对于自恃甚高、时时刻刻要与中国人一比高低的日本人来说构成了一种深刻的、无法驱除的自卑感。 可以说，中国人面对日本人的自卑情结源于中国现实中相对的经济落后，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比较容易自然地调整我们的心态，树立对日本更加客观的认识；相反日本人对中国的自卑情结是结构性的、根本性的，其根源在于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某些依赖性。 中国的海洋战略 根据中国经济外向性和开放性的特点，根据中国经济重心的地理分布，根据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对海外销售市场、海外贸易、国际资本和原材料能源等高度依赖的特点，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已经牢牢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中国既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同时外部世界也是中国经济的最大动力源头。 当今，中国内需市场还没有完全被调动起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将长期保持高度关联的态势。即使未来中国内需大市场完全开发出来，中国经济也已经是义无反顾地走进世界。中国经济的开放性和外部经济相关联的特性已经使得中国的商业利益全球化，中国的经济边界已经到达世界各个角落，因此针对中国经济全球化的特点，我们急需建立强大的海洋力量，必须拥有正当的海洋权力，来捍卫我国的商业船只、贸易船队、产品进出口和能源输入，一支适度的强大海军对中国的现代化大业甚至对中国崛起的整体成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应当建立的不是全球争霸式的海权，我们没有这样的实力，也没有这样的国力，同时全球的海权极有可能让中国在军事力量建设上过度投入，实为不可取。中国需要的是一支适度的、适中的、防御性的，但是能够保证中国经济安全、商业贸易和能源运输的海上力量，尤其需要集海陆空权为一体的大型的海上作战平台，以保证中国经济命脉不致于被人掐断，以维护中国巨大的海外商业利益。 海权即商权 世界自由贸易体系从来就是强者需要自由的时候就高唱“自由贸易万岁”，强者需要维护本国经济利益的时候就采取非市场经济的政治霸权手段。谁能担保美国在对中国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的打算落空以后，不会采取其它手段？尤其考虑到中国不似德国和日本，美国单纯的运用体系内的霸权手段是无法对付独立的世界经济大国——中国的，谁能担保美国不会在中美贸易冲突千钧一发的时候暗示中国的海权仍然掌控在美国手中？美国正在为日本松绑，鼓励日本发展海洋防务力量，如果我们只是寄托于中美具有巨大共同利益就幻想美国放弃遏制中国，那未免太过幼稚了。 当然，中美经济利益的相互渗透是好事情，是我们可以合理利用的资源，将中美的利益逐步实现战略捆绑，但是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危险，我们就应该作百分之百的努力。正如人类对待飞机这样的空中交通工具一样，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安全隐患，人类依然会竭尽全力去改进飞机的安全。这也是当前中国海权的写照，我们哪怕有一万个有利的因素，但是只要战略上我们存在被封锁的危险，我们就必须去改变，争取将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无论美国有没有封锁中国海洋和能源通道的意图，但是只要美国有这样的能力，就会让我们在国家战略上处于不利地位。中国人特有的独立精神使得我们必须正视海权这样一个事关国家命运的问题。 如果关于海洋战略的大方向能够得到基本统一的话，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中国在当前的国际文明体系中如何能够平稳实现海权，又不会招致西方世界联手抵制中国以及引起国际社会的疑虑了。 话语权也是一种霸权 在当代西方文明主义的话语霸权的背景下，“民主”和“人权”的语意可以持续地把别国降低在道德的至低点，普通的西方公众可以面对一个所谓大规模侵犯人权和践踏人权的国家树立起强烈的敌意和道德优越感，而受到持续批判和谴责的国家和人民可能也会降低自己的民族自尊和民族自信，从而使得“民主”、“人权”等规范性口号成为西方凝聚自身、树立西方普遍的文明优越感和道德优越感的简单实用的控制性符号。通过这样的“文明化”的控制性符号来实现强势的西方世界对非西方世界的权力支配，不仅大大降低成本（相比较于过去暴力式的殖民主义统治），也降低了反抗的成本（当铺天盖地指责一国侵犯人权的时候，被指责国家和人民由于其弱势地位和道德至低点的地位根本无法进行有效抗辩），也树立了优越的道德制高点形象（西方世界是关心世界各国人权和民主的），同时实现了巨大的权力支配关系（通过迫使他国进行符合西方愿望的改革使其彻底被纳入西方利益的体系）。 于是我们在现代世界中看到的大量的反常的话语支配权就产生了，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进攻被描述成为“解除大规模的杀伤武器”，而在一切证据都显示论据错误的时候，则被描述成为“为了世界和平而铲除了独裁者”；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轰炸被描述成为“对恐怖分子的精确攻击”，而当炸弹戕害普通平民的生命的时候，却可以解释为“精确攻击所产生的误差”；对缅甸实施制裁的论据是“缅甸军事当局是独裁政府”，而某些西方国家与沙特君主制政府产生密切联系却是因为要“促进大中东的民主计划”；中国与津巴布韦的贸易被指责成“中国支持独裁政权”，而法国支持西非独裁的军人政府则是“自由贸易”；非洲国家保护自己脆弱的国内市场被称为是“贸易壁垒和贸易保护”，而西方国家对自己农业产品的巨额补贴却成为“保护民主社会中的国民利益”；西方国家长期肆无忌惮地掠夺非洲的市场和资源却称为“市场自由”，而中国为非洲大陆带来了巨额的生产投资和基础建设投资却被称为“新殖民主义者”；西方世界每家每户使用汽车被称为是“工业化”，中国人和印度人生活水平的改善却被描述为“中国人和印度人吃光了地球的粮食”。 在不同的话语权背后体现的是西方社会综合运用不同手段树立起的第三世界国家“非我族类”、“没有道德”、“人权和民主难以达标”的“他者”形象和客体化的形象，通过西方世界强势的财政、经济、政治、金融、科技和文化优势所建立的绝对的话语权，成功地将西方媒体塑造的观点放大成为世界的观点，将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塑造成为绝对的、普世的、不容有偏差的价值观，将西方世界的民意放大成为世界的公意，我们对待世界的看法，包括非西方文明互相之间的观感和看法都不免受到这样的世界民意——也就是西方世界主流民意的形塑。中国和印度相互凝望的时候，我们关于对方的第一观感也许是受西方媒体这个“舶来品”影响而形成的；中国和阿拉伯相互凝望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觉得相当陌生，我们对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印象和观感以及阿拉伯国家在中国的形象或多或少受到了西方观点的左右，例如我们提到伊斯兰恐怕很容易联想到“本拉登”、“好战”、“恐怖主义”等，这样的印象从何而来？当然是在一个受西方价值观主导世界、受西方话语权支配的世界中的产生的印象。 然而我们何曾想到，在西方世界一片反恐的声音中，一片话语权绝对主宰世界和背后的权力支配关系中，我们怎能详尽了解到穆斯林在近代以来面临西方世界时所遭受的屈辱和全面的压制。我们看到的是穆斯林世界恐怖主义的上升，但是我们有没有去了解过恐怖主义之所以产生的深刻社会、经济、文化和宗教背景？当我们感觉到穆斯林世界好战的气氛的时候，我们是否有想到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近半个世纪的压迫和绝对剥夺；当血泪染红了阿拉伯国家近现代历史的时候，当弱者面临强者而被剥夺话语权的时候，当弱者永远无法为自己进行抗辩的时候，当弱者的声音永远不等量地被压制、被屏蔽、被掩盖、被歪曲、被选择、被截取以至于最后失声的时候，当强者的暴力通过一种新型的文明话语权并携带着“民主”、“人权”和“自由贸易”的印记而来的时候，弱者是永恒的话语权弱者，也是永恒的失败者。强者不仅不会产生愧疚和道德亏欠感，反而会产生道德优越和“我们是文明人”的感觉。 在穆斯林世界和西方的冲突中，我们什么时候听到了双方平等和理性的申述，一种真正基于民主精神的理性探讨？我们什么时候在知名的世界媒体（西方媒体）中听到阿拉伯人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观点和自己的看法？我们看到的最多是研究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西方学者发出的声音，偶尔也会有一丝微弱的宽容和理解，但大多数时候是符合西方意志和西方话语权支配的声音。在缅甸救灾的过程中，我们什么时候听到缅甸政府为自己辩护的声音，我们什么时候听到了缅甸普通人民的声音和缅甸公民社会发出的声音？当然西方让我们听到了昂山素季的声音，但那只是西方声音的延续，是西方社会想让世界听到的声音，是西方本身的“回音”，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缅甸的声音。应该承认，笔者并不认同缅甸军人政府的治理形式，也不否认缅甸存在着严重的人权问题，缅甸要融入国际大家庭就必须遵守一定的国际规范，但是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单方面剥夺一方的话语权力，而用一种话语霸权去掩盖复杂的社会、政治、文化、民族和种族关系，我们更不应该不问任何是非就在一国面临空前灾难的时候、利用救灾时机谋取某种政治权谋、实施颠覆计划，而当这样的政治意图是以一种文明话语的形式出现的时候，就更加值得我们警惕了。 当人权远离真正“人权”的实质的时候，当民主远离“民主”的基本内涵的时候，当“自由贸易”越来越被工具化时候，话语权越来越成为一种权力支配关系，一种颠倒黑白和是非的、强者对弱者全面的统摄和肆意的讹诈。西方某些集团把“民主”、“人权”等人类美好的理想转化成为一种奇妙的话语魔方，随着魔方的转动这些动听的语意转化成为不同的话语控制力，成为一种可以肆意发挥的语言创造和肆意的语言压迫，而弱者的哀与泪、弱者人权惨遭凌辱的哀痛完全被不等量的缩小再缩小，弱者的声音完全被强权机器的洪水和自封的“世界民意”所淹没。话语权的压迫，构成了殖民主义解体以来最为沉重的压迫，成为心灵深处的奴役，成为强者实现利益最简单实用的工具，成为新兴的霸权主义结构，其背后反映的还是一种绝对的不对等的权力支配关系和某些力量试图永远合法化单一霸权的努力。 走向崛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历一系列挫折和危机后，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强大，更加团结，我们终于深刻认识到了：话语权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权力，少了话语权的强国，是一个可以被任意攻击和欺压的客体对象，而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主体意义上的大国。 大众媒体的煽动性 在中西媒体之间的争论战中，西方媒体经常运用“国营的中国媒体”或是“国家控制的中国媒体”等词语，其实这就是一种精巧的心理暗示和魔力催眠，然而却巧妙地掩盖了复杂的社会层面：一是西方媒体并非如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完全独立运作，其中媒体市场、公众舆论和政治市场完全在影响媒体操作，这样的事实被巧妙地掩盖了；二是中国经过三十年的市场改革，媒体观点早就非常多元，虽然国家的控制依然存在，但是市场化的运作和公共观点的兴起让中国媒体的运作模式早就不同于党控制一切的毛时代；三是通过“国营”和“国家控制”这样的暗示词语转移了对话题和事件真相的追求，事实上国营媒体也会说真话，自由民主媒体也会进行“宣传”，甚至散布谎言，但是通过语言的巧妙转换，西方公众在读到报道的第一句话时就被催眠了，他们会下意识地思考：“中国媒体是国营的，因此报导是不实的；我们的媒体是独立的，报道当然是真实的”，谁会去辨别话语中的暗示和操纵？ 同理，面对中国公众质疑西方媒体造假的愤怒情绪，西方媒体将其描述为“中国政府操纵的公众舆论”，通过这样一个极为巧妙的语言暗示，西方媒体顺利地消解了中国民众的任何公共舆论，转移了对事件本身真相的探讨，通过心理催眠让西方公众瞬间相信了自己媒体的宣传。在这样的大众心理催眠中，中国13亿人口中不同个体的观点以及新兴的公民社会多元的思想完全被有意识的抑制了，只要一句“中国政府操纵”就可以将所有中国人的观点扼杀和歪曲。 因而，如果说西方媒体对于本国事务还能相对客观公正地进行信息传递的话，在对于国外特别是非西方社会的报道中，媒体对舆论有意识的暗示和操纵就成为了家常便饭。这样的暗示和心理催眠不仅针对本国民众，也直接针对非西方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受众。在对本国民众的宣传中，要树立的是“我们”或是“西方文明”的优越感，在某些情况下要建构出对方“野蛮”、“妖魔”的“敌人”形象，通过心理暗示树立起西方民众对其它国家强烈的偏见和敌意，在全球化时代就可以顺利引导西方消费者的倾向：通过西方民众对一国的强烈憎恶之情来减少西方消费者对竞争者产品的购买，从而达到保护西方经济产业和打击竞争者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的效果。而针对非西方国家的战略宣传和心理暗示则有更加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争取让别国民众的思想完全随着西方媒体的心理暗示和心理催眠而转动，从而达到自动解除别国思想武装的目的，一旦时机成熟，就毫不犹豫地策动颜色革命，扶持亲西方的政府上台，最大程度上推广西方世界的利益。 美国的想法很简单：不希望看到另一个超级大国 当今世界一超多强，除了美国是超级大国以外，其他强国分别有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巴西和英、法、德。真正能够对美国超级大国地位构成挑战的是欧洲联盟、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其原因在于当今世界的大国或是超级大国一定要有比较辽阔的幅员、庞大的人口和较为宽阔的战略纵深。庞大的人口在过去往往被视为现代化的障碍和羁绊，在进入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时代这样的观念被大大地改变了。因为，一个国家能够合理承载的庞大人口往往也意味着庞大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庞大的市场和庞大的经济产出和容量，德国和日本追赶美国最终没有追上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德、日的国家经济战略上有什么失误，也不是德国人和日本人不如美国人，相反从经济增长速度和个人经济产出的角度来说德国和日本都达到了一个像他们那样大的国家的极限，日、德之所以没有能够超越美国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口规模较小，国内市场规模狭小，市场容量容易达到饱和线。 鉴于欧洲已经统一了货币，从而迈出历史性的一步，美国防范欧洲建立独立防务体系真正走向世界一极的戒心是很重的。美国通过分化欧洲内部，人为地区分所谓的老欧洲和新欧洲，与欧洲一些国家的右派执政政府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再加上欧洲民族国家历史上的冲突和矛盾以及文化价值观的不同，欧洲要真正地迈向一个欧洲合众国，成为真正独立的世界一极还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其未来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除去欧盟之外，中国很自然地成为美国战略防范的重中之重。在这里，我们要区别两个重要的不同的概念，那就是美国当前的地缘政策的重点和美国战略防范的重点。 美国当前的地缘政策的重点不在中国，也不在东亚。美国人往往是从全球（global）的角度出发看待世界的。布热津斯基非常精确地阐述到，世界的中心不在美国所处的美洲，而是在亚欧大陆。那么亚欧大陆的中心在哪里呢？如果我们翻开世界地图仔细观察，在两大洲中间粗粗丈量一下，我们会发现亚欧大陆的中心大约在近东小亚细亚一带。恰恰这里是世界三大文明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发源地，这一带可以说是世界文明的核心区域；这里也恰恰是当前世界冲突热点地区，美国入侵伊拉克、伊朗核武器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军事冲突都发生在这一地区；同一区域恰恰也是全世界重要的产油区，沿波斯湾形成了一个环形的产油带，这里也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所在地； 同时，这一地区也是全球几条最重要的核心咽喉要道所处的地区，如霍尔木兹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和苏伊士运河等。中东无疑是美国当前地缘政策的核心枢纽，亚洲大陆和欧洲大陆则是护卫美国这个地缘核心区域的两条重要支柱，在亚欧大陆之外美国又各有一个铁杆的岛国盟友英国和日本，作为具有相当实力的军事和防务伙伴牵制和平衡亚欧大陆上的偏离美国国家利益的陆权国家。 美国的长远战略防卫在于阻挠全球范围内出现挑战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国家，根据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美国长远的军事战略，中国自然而然成为美国战略防范的重点甚至是核心。一般认为如果中国能够按照现在经济增长的规模和速度持续发展下去，并且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注意到建立现代化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注意到经济、社会和环境保护的和谐发展，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照购买力计算（考虑到经济增长时期货币升值的因素）将在未来20年到30年就可能赶上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当然中国与美国的差距是多方面的，在此把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差距定义为经济鸿沟、金融市场鸿沟、高科技鸿沟、体制鸿沟和软实力鸿沟。 “以美国为首”的新战国时代 当今世界在某些方面的确有些像2500年前中国的战国时期：乱象纷呈，矛盾众多，国与国之间的明争暗斗高潮迭起，民族矛盾、领土冲突、文明碰撞、恐怖主义、大国角逐、能源争夺、宗教争端、叛乱分裂等无数对复杂的矛盾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而高科技的进步、互联网络的普及、世界的e化和全球化的全面展开把人类社会带到一个全新的境界，我们很难在这种乱象和五彩纷呈的发展中分清究竟哪些是表象，哪些是本质，哪些发展才是最具有核心意义的。 回到这个题目上，我们应当怎么判断当今世界最基本的战略格局？什么是当今世界上最基本的战略矛盾？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世界战略格局的确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柏林墙的倒塌，两德的统一，苏欧的巨变，欧盟的统合，北约的东扩，中国的崛起，印度的崛起……今天的世界格局的确大大不同于20年前。在这一系列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的重大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主轴，那就是美国独霸世界，成为无可争议的经济、政治、文化、金融、高科技和军事超级大国。美国的强大在于其全面发展的综合国力，包括软实力和硬实力在内的整体国力。 美国是一个非欧非亚的国家，却深刻介入欧亚大陆上的任何争端和冲突，无论是在欧洲的巴尔干地区，还是亚洲的高加索、中亚、东亚和东南亚，还是欧亚非三洲间的中东地区，美国的力量都深深地介入和投放到这些地区。美国还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许多传统的海权和陆权的欧洲国家结成牢不可破的军事盟国，美国还在亚洲有数个同盟国，其中日本是世界级的经济和科技强国，在东南亚，新加坡等国也是美国的准同盟国。 正如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兴起的超级大国一样，当大国间的势力均衡被彻底打破以后，超级大国必定会走向进一步扩张，谋求永久的霸权地位。美国的战略家看得更远更深，他们的视野不仅在全球范围内，甚至扩展到外太空和外层空间。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系统正是着眼于取得全面的霸权，不仅要求美国有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而且要剥夺其他主要大国和战略对手在受到第一次打击后的还手能力，美国的野心在这里已经暴露无遗。前苏联的解体虽然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覆灭，但由此带来的冷战的结束并没有让世界更加安全，相反，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摧枯拉朽般地消灭了一个中等国家和地区强权，这样的军事实力让整个世界笼罩在新世纪的阴影和寒意中。 正如有些学者讲的那样，美国越来越像罗马帝国，不断地进行全球扩张，越来越远离其建国思想和立国精神，渐渐退化成一个超级的“军事产业复合体”，其全球干预和扩张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美国独霸的世界和一个各方面的均势被彻底打破的世界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世界，整个全球局势失去了基本的动态平衡，这更加间接鼓励了美国的帝国野心。美国国内的新保守主义和新帝国主义学者越来越多地用“帝国”一词和“美国治下的和平”来描述世界格局。 改革有风险，要渐进不要激进 今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像是一场伟大的、但却是充满风险的航行。我们知道中国最终要航向的目标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大众消费、共同富裕和和谐社会，但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起点离这样的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我们要寻求的是一条代价最小、成本最少的理性渐进的改革之路，我们需要树立一种温和、理性、和平的改革精神，把中国的改革进程循序渐进地引向中国现代化的终极目标。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从其他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来看，我们都能发现一个规律，渐进的政治改革胜过激进的社会变革和暴力革命。英国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较少地采取暴力革命的办法，除了在1640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曾经处死了国王查理一世外，之后历史的进程却是平和渐进的，英国最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在保持旧有王位的象征权利下建立了权利制衡的新政治制度，整个社会在妥协和宽容中向前迈进；而法国则是一个盛产暴力革命的国家，尽管我们今天对法国大革命充满敬意，认为法兰西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诞生地之一，但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给法国国家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副作用。 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法国总是处在风暴眼的中心，一次次的革命给社会带来了动荡、不安，对国王和贵族的残酷惩罚和处决也引发了旧有势力一次次的反扑报复。新生权力对过去政治精英无情的专政种下了复辟和政变的恶果，法国长时间处在“处决国王—王权复辟—再处决国王—王权再复辟”的血腥循环中，尤其是雅各宾专政时期建立了一种对待政治敌人的极权主义的动员模式，更是颠覆了社会稳定的根基，让仇恨和恐怖遍布社会每一个角落。所以说，虽然法国同英国一样，通过革命的模式向现代化社会演变，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但是由于过程的不同，产生了很大的差别：法国的暴力革命带来了社会极大的内耗，这样的内耗是一种巨大的社会成本，让法国的整体国力受到极大的损害。在18~19世纪英法在全球争霸的过程中法国不断败下阵来，虽然这是由多方面原因引起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法国社会因为不断的革命产生的“内伤”是让法国在英法竞争中处于劣势的重要原因。 在19世纪末期日本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发现了同样的规律，日本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成功地走上了一条稳定、渐进和有序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日本的明治维新最终的巨大成功当归功于清晰、明确的目标，执政者坚韧不拔的意志，民间社会和政府的良性互动。一种稳定温和的改革避免了社会崩盘和失序的危机，大大降低了社会前进过程中的成本，为社会的整合和国家现代化进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启示我们：一个常常进行革命和激烈政治变革的国家不仅难以向现代化社会演进，而且极易陷入国家大解体和社会大解体的灾难。打着民主和自由的旗号去颠覆一个国家的秩序，其结果反而让一个国家离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目标更远。这里前苏联解体的历史经验教训最值得我们谨记。整个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都试图颠覆前苏联政权，他们在国际间大力宣传苏联和共产主义国家是极权主义国家，国家的力量过于强大，政府的力量也太强大，窒息了民间社会力量的发展，构成了对自由权和公民权极大的威胁，只要颠覆了这个极权政府，实行私有化、西方式的多党选举和三权分立，就会药到病除。事实的发展结果可以说是令人瞠目结舌，前苏联这个国际巨人不仅在国家失序、社会解体和民族残杀中轰然解体，整个国家一度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中。 全球还在研究前苏联这块“历史化石” 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已有20多年，才基本建立了一个以市场经济为主体、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中产阶层逐渐壮大、公民维权意识普遍增强的社会，以后的任务将是一步步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稳固根基。而这一切在前苏联都是通过一夜间的政治巨变来完成的，国家如何能不乱？无论目的看上去如何崇高，但基本的事实是前苏联根本就不可能用几年的工夫来完成西方两三百年的任务。这就好比一个久病缠身的人，需要长时间的药物治疗，要分三年的时间每天服药才能慢慢恢复，而这个病人走了个大极端，把三年该吃的1000多片药一天服光了，那结果是什么？当然是这个病人一命呜呼了。能说药不对症吗？当然不是，关键是病人服药的方式不对。如果说是病人自己决定这么做的，那么他应该自己负责任；如果说是医生开了这么个药方，或是医生明明看到病人这样服药而不加以阻止，那就等于医生在变相杀人。 让人觉得玩味的是，前苏联这个病人去找西方的医生看病抓药时，西方开的正是一剂可以吃死人的猛药。无论是全面私有化，还是休克疗法，还是所谓的“民主药方”都曾让俄罗斯迈向崩溃的边沿。这当中，不仅美国，还有其他一些西方大国，还有一些貌似中立的国际机构，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俄罗斯沉重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不能用抽象的正义原则如“民主”、“人权”、“言论自由”等要求一个尚未进入现代化的国家，要求这些国家一夜之间实现这些目标，就好像再好吃的饭菜都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一样，应该做到的是一年比一年更民主，一年比一年更自由，一年比一年更向法制社会方向迈进，而绝不是激进变革和一夜革命。西方国家对当时俄罗斯的要求和附加条件看上去似乎符合正义标准，要求俄罗斯民主化、私有化和完全开放言论，但实际上西方玩的是偷换概念的游戏，一个发展了三百年的成熟体制可以经得起言论自由的冲击和挑战，而对一个久病缠身、才从极权社会的禁锢中微微打开了国门的前苏联，一个其人民接受了80多年党的宣传的国家，如果骤然全面实现言论自由，而西方国家又开足马力向前苏联人民进行另外一种“心战宣传”时，苏联解体和分裂的结果就基本注定了。道理很简单，一个身体很好的健康人让一个重哮喘病人骤然间像他那样每天跑5000米，病人很可能立即死亡。同样，一个发展得很成熟很完善的体制对待一个百病缠身的体制，你用你的标准来要求他，再对他展开致命攻击，他不垮也难。 如果说1990年大家还看不清历史发展轨迹，倒情有可原。而今天，在经历了那么多历史教训后，如果还再继续鼓吹“全盘西化”，那么就很值得怀疑这样的观点后边的动机了。我们中国人只要牢记俄罗斯生病找“鬼”抓药残害自己的教训，就懂得更加珍惜今天中国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局面。我们当然要学习西方一切先进的东西，如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等等，我们绝不能因噎废食，但我们学习西方时一定要树立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符合中国国情、循序渐进的原则，彻底告别那种依附于别人的后殖民心态，学习西方时要有健全的人格和国格，才能真正迈向独立自主的、有中国特色的、成功的现代化道路。 走中间道路，防止左右摇摆 中国特色道路要求我们有两种心态，一是谦卑平和，认识到人类的有限性和不足。我们作为有限的人类不追求最好的，只追求符合当前时代精神的更好的制度；二是开放的心态和勇于学习一切的态度，这一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领导人的务实和学习的精神形塑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新精神面貌。看看海外30万中国留学生，看看每天络绎不绝奔赴欧美日等国的中国考察团，看看电视片《大国崛起》就会了解到今天中国人的求知欲和一种孜孜不倦探索世界的精神。中国今天的国民心态非常类似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国民心态，也很类似美国人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那种开放和开拓的进取精神。而中国崛起正是需要这种开放和学习的精神，任何人类社会新思维和新思想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随着时代的演进我们不断地为中国特色道路注入时代精神和新内容，利用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来为我们服务。 21世纪的中国人多了一份平和与大国气度，我们开始以更多的自信、更加平等的心态，并且开始运用我们的视角来审视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的同时也不再盲从，并开始观察西方社会本身的缺陷和不足。我们向西方求教的时候也不再迷失自我，而以独立的人格和国格、以健全的本位立场，结合中国国情来借鉴和学习西方经验，既着重学习借鉴，又懂得不断创新；既善于全面交往，又坚定务实地捍卫国家的利益。这一立场的出现，本身就反映了中国国民开始出现了健康的强国心态，这一点，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 中美：对抗还是共生？ ● 全球地缘格局中：为何“得伊朗者得天下”？ ● 同样崛起，为什么西方惧中国而不惧印度？ ● 西方为何不排斥日本人，而排斥中国人？ ● 中国海权软肋：拥有数千公里海岸线却没有出海口 ● 血的教训：国际战略应该超越意识形态 ● 中国内心的伤痛：社会矛盾高发频发群发 ● 下一步改革的方向：破除既得利益，让成果全民共享 ● 中国终于对西方话语霸权说“不” ● 西方媒体操纵世界舆论的秘密
无
很多观点振聋发聩，让我这个自以为对中国近代史，对大国崛起战略略有了解的IT青年惭愧。
作者思路广阔，现实严谨，通过以下大量案例比较研究中国的强国策：
1，比较中国历史和日本文化，解读日本富强的关键因素
2，作者在德国留学，研究俾斯麦是如何让德国统一强大的
3，俄罗斯休克疗法，强推民主导致的国家灾难
4，西方民主制度，富国强兵如何在中国推行
5，如何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下，谋求中国战略空间
一言难尽这本书的好，中国版的 《富国强兵策》。希望祖国富强的，必读。
本书以全球视野分析了中国在成为世界头等强国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结构完整、层次分明，体现出了作者全面的知识素养和严谨的逻辑思维。
在经济层面，作者指出，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二元经济体制暴露出了很多矛盾。这次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大量出口产品到美国，赚取的外汇继续投入到美国金融市场。而美国人的消费意愿一直很高，并且负债消费，这些金融机构不断的提供贷款给消费者，导致消费者的负债水平超过了警戒线。大量资金投入到房地产市场等容易产生泡沫的行业，金融危机借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
中国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损失巨大，投入到美国的资产大幅缩水。这其中也暴露出了中国消费不足，美国过度消费的问题。因为中国赚取的大量外汇并没有转入中国消费，而是投入到过度消费的美国。
中国当前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扩大内需。因为在国际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是首先跑不动的一架马车，而消费还没有启动起来，所以只能依赖投资这驾马车。但是投资在没有出口或者消费支撑的情况下，是无法长久的。在出口受阻的情况下，扩大内需也是保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唯一动力。
况且中国有十三亿人，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是世界上最有潜力的市场。如果内需启动起来的话，足够支撑中国经济长远的发展。
那么，如何才能扩大内需呢？首先，需要调整分配政策，缩小收入差距，让更多的人有能力消费。我国的收入差距已经早已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一方面，少数人占有了大量的资源，他们已经过度消费，没有更多的消费意愿。另一方面，大量有消费意愿的人却没有能力进行消费。如果提升这部分人的收入水平，无疑会大大的促进消费。
其次，需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让人们放心消费。中国大众不是没有能力消费，而是不敢消费。因为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很不完善，很多人出于防范风险或者养老的目的，储蓄了大量的资金。如果能够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话，这些储蓄资金将会有很大一部分直接转化为消费能量。
我敢说在论坛上大放厥词的各位别说书了，哪怕目录也没看过。仅仅是看了个书名就开始乱说了。
这是一本绝对值得一读的书。他并不是自我吹嘘或是意淫，而是以将中国建设成为头等强国为目标而作出的一些战略分析和建议。笔者所站的角度既兼顾国际也有国内，八个字来形容“未来之路，吾国吾民”。开卷读来，受益匪浅。
最后我请求大家珍惜自己的发言权。一切做过的事，说过的话，受影响最深的还是当事人本身。网络也许有隐形作用，但是惩罚自己最重的还是自己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