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与中小企业融资机制
2008-6
经济科学出版社
赵祥
198
无
本书的基本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导论，提出本书要研究的问题，界定所研究的产业集群对象，阐明研究方法和基本分析思路，提出理论假设；第二章文献回顾和评述，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回顾和评述，厘清所研究问题的理论来源，指明本书要加以拓展的研究路向；第三章理论框架和分析思路，提出一个分析集群企业融资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将具体的融资制度安排作为内生变量，从宏观金融环境、集群中观环境和企业微观层面三个角度来分析在产业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影响企业融资制度选择的需求和供给因素；第四章中山市小榄镇五金产业集群企业融资机制的变迁，运用我们提出的理论框架研究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五金产业集群案例，验证我们的理论假说。第五章分别利用全国与广东省的数据，对产业集聚的外部效应、企业规模与企业正规金融供给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第六章总结和讨论，对本书的研究进行总结，并指出有待进一步探索的研究路径。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 研究的意义 第三节 研究对象、方法和资料来源 第四节 理论假设和基本分析框架第二章 文献回顾和评述 第一节 关于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研究 第二节 关于产业集群中企业融资机制的研究 第三节 文献评述第三章 理论框架和分析思路 第一节 有关概念的辨析- 第二节 宏观金融环境变化对企业融资机制的影响 第三节 产业集群环境对企业融资机制的影响 第四节 企业规模对融资机制的影响 第五节 理论框架总结第四章 中山市小榄镇五金产业集群企业融资机制的变迁 第一节 案例调查方法和资料收集 第二节 案例概况 第三节 非正式融资机制与小榄五金产业集群的早期发展 第四节 产业集群内部融资中介组织的制度创新第五章 产业集聚与企业正规金融供给第六章 总结和讨论参考文献后记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目前关于中小企业融资机制研究的文献浩如烟海，基本上形成了分别从企业自身条件的微观层面和外部制度环境的宏观层面出发的两条研究路径。 （1）西方主流融资理论以市场经济为制度背景，在信息不对称理论的框架下，用均衡分析的方法集中探讨了微观因素对融资方式的影响。罗斯（Ross，1977）、里兰德和派尔（Leland and Pyle，1977）开创了这种研究的先河。他们的研究思路是：经营者对企业的真实情况比外部投资者有着更多的了解，外部投资者往往根据经营者的筹资决策来判断企业的真实经营情况，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起到了向投资者传递企业经营状况的功能，并从而影响了企业的市场价值。但融资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是有很大差别的，企业规模是造成现实的融资交易中信息不对称程度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斯蒂格利茨和魏斯（Stiglitz和Weiss，1981）的均衡信贷配给模型指出，由于信息不对称，银行信贷中存在着逆向选择（Aderverse Selection）和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问题，银行贷款供给并非利率的单调函数，从而导致在竞争均衡条件下出现信贷配给，即在所有的贷款申请中，一部分人得到贷款，另一部分人被拒绝，被拒绝的申请人即使愿意支付更高的利息也不能得到贷款；或者在银行标明的利率水平下，特定申请人的借款需求只能部分地被满足。中小企业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通常存在着更为严重的信息问题，因而成为金融机构主要的信贷配给对象，在正式的资本市场上面临着更多的市场失灵和更大的融资约束，不得不主要依靠自我积累和利用非正式机制融资。20世纪末期出现的金融成长周期理论（Financial GrowthCycle Theory）为我们深刻地揭示了企业规模因素对企业融资机制的影响[伯杰（Berger）和阿德尔（Udell），1998]。不同规模的企业向外部投资者显示自己有效信息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导致它们在融资方式的选择上也存在很大差异。在企业成立初期，企业的资产规模较小，缺乏信用记录和财务审计，大部分信息是封闭的，企业难以通过外部正式的金融市场融资，主要依赖自我积累融资；当企业进入成长期后，企业规模扩大，可抵押资产增加，业务记录和信息透明度增加，企业更多地依赖外部金融中介机构进行融资；当进入稳定增长的成熟期后，企业规模进一步扩大，企业的业务记录和财务管理趋于完善，达到了进入公开资本市场发行有价证券的要求，来自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持续增加。与理论上的进展相呼应，大量文献也实证地分析了企业规模因素对企业实际融资方式和行为的影响[彼得森（Peterson）和瑞哲（Rajan），1994，1995；布鲁尔（Brewer），1997；科尔（Cole），1997；马蒂内利（Matinelli），1997；哈霍夫（Harhoff）和KOrtin9，1998；安吉利尼（Angelini），Salvo and Ferri，1998等]。随着实证研究的深入，目前关于企业自身的微观因素对融资机制影响的认识已十分成熟。 （2）另一种研究路径集中关注了一国（地区）的宏观金融环境因素对中小企业融资机制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发展经济学的兴起，作为发展经济学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深化理论被广泛地接受。金融深化理论发现西方主流信贷理论所赖以成立的市场条件在发展中国家还不存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资本形成严重不足。罗纳德?麦金农（R.I.Mackinnon，1973）和爱德华?肖（E.S.Shaw，1973）指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金融抑制阻碍了经济增长，经济停滞又导致金融发展缓慢，加重了金融抑制。发展中国家出现这种金融抑制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制度上的缺陷和错误，如不当的利率管制、市场分割和限制金融市场发育等。金融抑制导致了严重的信贷配给，国家积极干预信贷资金投向，大量金融资源被行政配置给国家偏好的部门和企业，而那些新创办的中小企业则很难得到国家的正规金融供给，面临着较大的外源融资困难。金融抑制的政策扭曲使得新成长的中小企业除了依靠自我融资外，还对非正规金融活动产生了强烈的制度需求[弗莱（Fry），1995；伊萨克森（Issakson），2002]。大量的文献根据金融深化理论对发展中国家非集中厂商的融资机制进行了探讨，揭示了影响中小企业融资行为的体制性根源。显然，上述两种主要研究路径在分析中小企业的融资机制时均未注意到产业组织形态对企业融资机制的影响，没有对单个的中小企业与处于网络化组织群落中的中小企业在融资机制上的差异给予足够的关注。产业集群就是一种网络化的企业群落组织，它在世界经济版图中普遍存在着，现有文献还未就产业集群内中小企业融资机制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我们对不同发展环境下中小企业融资机制的认识。 产业集群是一种有效的产业组织形态，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内互相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的集合，包括一批对竞争起重要作用的、相互联系的产业和其他实体。作为一种产业发展环境，集群在以下几方面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1）集群产生的“外部经济”效应有助于企业高效率获得专业化劳动力及各类中间投入品，分享地区品牌效应和营销优势；（2）集群的知识溢出效应有利于技术、市场等信息的共享和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的传播，企业更容易通过模仿和竞争推进创新活动；（3）集群倡导合作的环境减轻了中小企业在资源获得上的劣势，提高了集体行动效率等。自从波特（Porter，1990）将企业集群与地区竞争力联系起来之后，企业集群便被一系列研究用来解释地区竞争优势和地区竞争力的差异[科尔，1997，2001；克鲁格曼（Krugman），1991，1997；Stoper，1997；斯科特（Scott），1998，2001；Fujita等，2000]。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这种特定行业的中小企业集群在参与国际竞争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全球光滑的产业空间内还存在着许多“粘滞点”（Markusen，1996），吸引了大量生产活动在本地集聚。既然现有研究表明产业集群是一种有利于中小企业成长的产业环境，对中小企业经营的诸多经营环节都能产生积极的影响，那么它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机制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这就是本书要研究的第一个问题。 产业集群的生成有两种情况，一是政府推动的结果，如世界各地的科技、工业园区，它们都是在当地政府的政策推动下形成的；二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这类集群是在经济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后者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外源型和内源型集群。外源型集群是在跨国公司等外部资源移人的情况下形成的，外部公司的迁入促进了企业网络在迁人地形成；内源型集群则是以本地资源为基础，通过本地企业网络的扩展而逐渐形成的。不同类型的产业集群具有不同的结构和特征，对企业融资机制的影响也不一样，就我们的研究目标而言，我们主要关注那些在市场选择过程中生成的内源型产业集群对企业融资机制的影响。综观世界各地产业集群发展的历史，这类产业集群的发展都经历了一个本地企业网络逐步扩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集群环境状态也发生着变化，几乎所有健康成长起来的集群都经历了一个从封闭状态走向开放状态的过程。在集群形成和发展的早期，本地化的生产规模还很有限，工业发展具有鲜明的社区性特征。大多数企业主都是本地的居民，企业所使用的劳动力也以本地职工为主，集群企业利用当地的原材料、家庭积累的资金、依靠传统的生产技术进行小规模的生产，商品主要在本地区或邻近的地区销售，交易范围和交易规模都十分有限，集群与外部世界的要素和商品交换还比较少，集群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但随着集群的发展，集群开始发挥巨大的产业聚集效应，外部要素的流人持续增加，市场条件的改善使得集群产品销售日益扩展到集群以外的地方，集群环境中要素和商品的流动性大大增强，集群环境由封闭走向开放。集群环境的这一变化势必会在很多方面影响到企业的经营行为，那么，它是否以及如何造成了中小企业融资机制的变化呢？这是本书要提出的第二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为我们回答上述两个问题提供了生动的研究案例。我国的产业集聚现象是伴随着经济转轨的改革过程而出现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向市场化转轨过程中，我国沿海省份的乡村或中小城镇地区出现了大量体制外经济主体聚集在一起从事相关或相似产业的现象，二十多年来的产业集群发展实际上是一个市场深化和交易扩展的过程。在集群发展的早期，我国还处于市场化改革的初级阶段，集群处于封闭状态，企业发展面临着严重的金融抑制，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企业难以从国家正规金融供给中获取发展所需资金，集群内部一系列非正式机制替代了国家正规金融安排，为中小企业提供了融资通道。随着市场化改革步伐的加快，集群发展的外部条件和内部结构都发生了变化，宏观金融环境的金融抑制情况有所改变，要素资源的流动性增强导致集群环境也越来越开放。在这种情况下，集群企业的融资机制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迁，产业集群内早期的一些非正式机制对企业融资行为的作用也越来越弱，集群内部出现了一些正式融资制度的创新形式。通过对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现实的深入观察，我们发现集群中小企业的融资机制受到了宏观金融环境、集群环境和企业自身三方面因素的影响，要想对集群中小企业融资机制有深刻而全面的认识，就必须要将这三方面因素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进行分析。基于这种认识，本书试图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在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的理论背景下，通过对以上三方面因素的分析，来探讨产业集群中企业融资机制的变化。 第二节 研究的意义 一、实践意义 产业集聚的历史几乎和资本主义的现代工业发展历史一样长，肇始于18世纪的技术和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生活蓝图，以使用机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开始大规模发展起来。由于刚性的生产系统和对工业原材料、能源的依赖，早期的工业布局通常靠近能源、原料产地和交通运输条件较好的地方，形成了工业在特定地域的集聚。虽然世界经济的发展在周期性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已越来越超出地域的局限，生产要素以更低的成本实现了区际自由流动，经济的全球化也增大了区位替代的可能性，但所有这些并没有在实质上降低本地化产业集聚在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以“第三意大利”为代表的此类新产业区的崛起，更向人们显示了本地化生产网络对提高微经济主体和地区竞争力的意义。我国的产业集聚现象是伴随着经济转轨的改革过程而出现的，在广东和浙江两省尤为普遍，已成为两地经济增长的主力军。2004年，广东省有103个专业镇，GDP总量达2171亿元，占全省GDP的13.5％，人均GDP达到2.6万元，是全省人均GDP的1.6倍。2005年，广东省专业镇增加到159个，占全省1117个镇的14.2％，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重为20.7％，GDP占全省GDP的56％，财政收入占60％，专业镇经济已在广东省整体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浙江省2003年有85个区、县（市）形成了约3800多个产业集群，其中产值超亿元的集群达300多个，在这些产业集群内共有约13万家企业，吸收了600多万人就业，总产值占到全省的60％，产业集群地区的平均经济增长率高于全省3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和浙江两省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当地的产业集群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产业集群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产业集群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作用表明了进行相关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中小企业融资历来是各国管理当局关注的主要经济问题之一，中小企业融资所面临的外生制度约束和内生规模约束一直是困扰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任何对于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关注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正处在经济转轨时期的我国来说更是如此。我国的经济转轨过程是一个典型的体制外“增量”改革过程（苗壮，1992；盛洪，1991，1992；樊纲，1993；林毅夫等，1994；胡汝银，1992）。这种改革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双轨制”，即对存量部分的国有经济和增量部分的非国有经济实行制度上的区别对待。国家对国有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计划经济模式，实施保护性政策，以确保渐进性改革的稳定进行，表现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上，国家通常以正规金融供给替代过去的财政资金为国有经济提供保护性注资，正规金融供给长期以来偏好国有经济，排斥非国有经济。1997年以前国家一直以指令性信贷额度计划为手段控制银行体系的信贷投放，保证银行信贷向国有经济倾斜。尽管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日渐下降，但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中，国有企业贷款的比重一直较高，而非国有经济获得的金融机构信贷比重很小，与非国有经济对总产出的贡献度极不相称。 金融机构信贷对国有企业的扶持导致了银行系统风险的大量积累，为了减少国有银行系统的坏账，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提供了以股票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制度供给，企图为国有经济的发展开辟一条新的融资渠道，以割断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和银行系统风险的联系，以往对国有经济的间接信贷支持也就变成了以证券市场为实施机制的直接融资支持。国家较多地运用了计划手段干预证券市场的运作，企业上市的资格、额度和时间等都要通过行政方式进行分配，在这种制度条件下，基本上只有国有企业才有机会到证券市场筹资。在2001年4月企业上市实施核准制之前，管理部门一直认为“证券市场要为国企服务”，因此，直接融资体制的发展不仅没有改变正式金融供给向国有经济倾斜的特点，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一倾向。虽然自核准制实施以来，证券发行的市场化程度得以提高，但证券监管部门仍然保留了相当的行政控制权力，某些证券所代表的权利能否在一级市场上交易仍要首先由监管部门进行价值判断，证券市场上国有经济占主体的特征没有多大改变。因此，各类非国有经济主体要在国家正规金融供给（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不足的条件下进行资金动员。在产业集群大量出现的乡镇地区，由于市场化改革进行得较早，集群内企业基本上都是非国有经济主体，它们自产生以来就遭受了在融资方面的制度性歧视。
无
分析较为透彻
内容比较丰富，但感觉欠缺具体
如果写这方面的论文，可以参考一下
07年出版的书，有些数据和案例有点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