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赢的博弈
2008-11
经济科学出版社
翁礼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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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改革是共赢的博弈人，是世界上200多万种动物中最高级的动物。人类由于有了追求利益的强烈欲望，才能与四肢着地而行的猿猴相揖别，把前腿变成能对指的手，昂首挺胸，成为衣冠望族，走上了成人之路，实现了从动物上升为人的愿望。追求利益，才有成人之美。同样，人类为了有秩序地追求利益，才组织起社会，并最终走上了建立国家的立国之路。作为人类实现群体利益产物的国家机器，不可能以限制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作为自己施政的目标，而是要鼓励人们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追求自身利益。因此，国家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组织设计合理的利益追求规则，供人们在框架内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个规则，就是人们常说的制度和法律。由于人对利益的追求永无止境，一种制度和法律实行久了，人们就容易从中发现漏洞，并从漏洞中钻空子，寻找透过制度和法律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途径，以至于最终以一己之利，损害了国家和他人的利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法久弊深”。至于法律制度本身，如果制定得过
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既有改朝换代的革命，也不乏体制内的改革。在诸多改革中，作为国家命脉的财税体制改革则始终是与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它既关系到纳税人与政府利益的调整，也涉及中央与地方各级财政利益的调整。其过程是利益博弈，其目的是保持社会经济平稳运行并获得发展；而利益各方共赢与否则是衡量改革是否成功的关键，因为成功的改革一定是共赢的博弈，共赢的博弈才能顺应人心，推动发展，实现社会和谐，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翁礼华，1945年生，1962年入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化学系，1967年毕业，当过技术员、工程师、厂长、研究所长，1979年被评为“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批省劳模。80年代从政后历任奉化、鄞县县长，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省政府副秘书长、浙江省财政厅厅长兼省地方税务局局长及省国资办主任。2003年翁礼华从财政厅卸任后，改任浙江省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中国财税博物馆馆长，浙江大学特聘教授、财经文史研究中心主任。
20年的从政生涯，红红火火，睿智通达的他，认为做官只是一个过程，是发挥自身价值的一个平台。从1993年开始，他不仅把浙江财税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坚持全省财政改革“以人为本”、“四两拨千斤”、“省管县”、“地税与财税合署办公”、“让公共财政覆盖农村”、实行“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转移支付制度，而且独辟蹊径，以经济视角面对历史，写出了大气磅礴的系列财税文化散文，成为令人瞩目的专家型、学者型官员。历任财政部部长和国税总局局长对他赞赏有加，刘仲藜说他的书“融历史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项怀诚称赞他“对财税史典籍涉猎甚广，研究有素，说起来旁征博引，头头是道”，金人庆说“现在能写财经杂文数他第一，……不搞财经的人愿意看，搞财经的更愿意读”。著名作家黄亚洲说他是一眼“深井”，作品深刻，视角独特，在短短的几年里写出几百万字，令专业作家望尘莫及。省作协多次为他的作品举办专题研讨会，2000年中国作协吸纳他为会员，翁礼华被称为“中国财税散文第一人”。
中国财税历史源远流长，浩瀚庞杂，当他把财税思想演绎成一部部著作后，他觉得还不够厚重，于是，在其倡议并努力下，位于杭州吴山的中国财税博物馆诞生了。站在博物馆学术楼的阳台上，面对湖山、斜阳，他常常感怀：人生如白驹过隙，唯有文化是永恒的。
前言：成功的改革是共赢的博弈历史：回顾古代财税滥觞点评财税嬗变史事 禹杀防风奠定了中国古代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分配关系 古代田制和税制的每次变革都是各种利益博弈的新平衡 三场你死我活的利益博弈 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变法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实行轻徭薄赋与统治者的长治久安 严重脱离实际的财税政策和措施难逃乌托邦的失败结局 新税往往产生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发生转折的关键时刻 相互妥协和利益交换的财税政策也是一种共赢的博弈 共赴国难号召下的聚敛财税政策支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革命根据地 从“合理负担”到“统一累进税”，财税政策和土地改革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当代：重温财税改革历程探究和谐共赢真谛 在左的指导思想和苏联非税思想影响下税收调节弱化 “公私一律”的税改演变成了一场高层的政治风波 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 从统收统支走向分灶吃饭 地方的“肥水不外流”措施导致中央财政收入比重失衡 分税制财政体制方案形成过程中的中央和地方利益博弈 与其砍地方财政基数，不如保基数把“蛋糕”做大 所得税共享改革过程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利益博弈 中央与地方在出口退税财政负担比例上的若干次博弈 农村税费兴废改革中的诸多利益博弈 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分立与合并 浙江经验 以人为本，四两拨千斤，把“蛋糕”做大 中国当代财税改革大事年表附录：行成于思的中国财税博物馆
历史：回顾古代财税滥觞点评财税嬗变史事禹杀防风奠定了中国古代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分配关系有了国家，才有财政税收。中国古代财政税收制度始建于夏代，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则确立于禹杀防风之后。诚如人们所知，中国地形西高东低，其落差为世界各国平均落差的三倍之多，因此，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水旱灾害特别频繁的国家，大雨时山洪暴发，久晴后赤地千里，水利成了中华民族的命脉。因此，人们便希望找一位道德高尚的水利专家担任领导人。禹，作为在帝舜时掌管水土的“司空”，其职务相当于今水利部长，因悉心治水，一改其父鲧之“堵”策治理为“疏”策治理，成效卓著，大有功于百姓；再加上“三过家门而不入”，一心为公，道德高尚，堪为楷模，于是顺理成章地继舜做了部落联盟的领袖。大约公元前2023年，禹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即“夏后”。通常我们称为华夏民族之“夏”即典出于此，与中国人将传说中的人文始祖炎帝、初祖黄帝合称为炎黄，自称炎黄子孙是一个道理。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生活资料极其贫乏，人类劳动没有剩余产品，因此还没有产生占有，产生赋税，产生国家。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写道：“自虞、夏时，贡赋备矣。”也就是，说在夏禹前夕，虞舜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已有所提高，已经具备产生占有、产生贡赋的条件，从而使禹建立部落国家成为可能。建立国家对部落酋长们的好处是明显的：一是能避免部落之间不必要的战争；二是可以将江河上下游的治理纳入统一规划，使水利建设更好地为百姓的生产和生活服务；三是依靠中央政府的权威，可以名正言顺地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但是，有了国家就得建立国家机器，而要维持其运转就得有财政支出，其主要来源便是征税。因此，纳税是各部落为建立国家所付出的成本。从成本与效益来分析，如果税率合理，建立国家就能够达到中央和地方利益的双赢。
《共赢的博弈》：纵观中国，财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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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没有买这书，我发现目录跟翁礼华其他书籍有重叠的。个人觉得只要买翁礼华09年后出的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