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笔记
2008-11
中国文联出版社
高莽
250
无
我比较幸运，出生在我国北方多雪的城市哈尔滨。雪使我迷恋，雪是我的梦。那儿风景绚丽，像一个神秘的黑土世界。 我的家乡一度沦于敌伪统治铁蹄下，青年学子的思想受尽奴化教育的毒害。可是那儿人民勤劳、粗犷、憨厚，又是多民族混居之地，吸收了各国人民的文化。同时，也影响着我的人生观和审美观，并使我长大之后有机会在国际文化交流领域中，特别是在中俄文化交流中，略尽绵薄之力。 我比较幸运，有一个温馨的家。 父母、兄长、妻女——性格不同，但都有一颗善良纯朴的心，明事达理，善解人意，敬老爱幼，体贴互助。我们几辈人经历了不同的时代，又经受了历次政治运动的考验，家庭在风雨中变得更和谐更团结。 我比较幸运。在工作岗位时，有机会多次随各种代表团出国访问。 去的国家和地区虽然不多，但毕竟亲眼见到了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一角，并了解那儿的风土人情，社会形态，开拓了视野，改变了闭塞的生活，思想多少进入世界轨道。 我这本集子，主要记述的是成长中给我以教育的家人和不同行业的师长们，以纪念和感谢他们在我的人生中给予的关爱和帮助。 高莽 2008年夏
《人生笔记》作者高莽作为杰出的俄语翻译家，在文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他的散文也为国内推崇。他是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所以他在文章中现出来的胸襟更加宽广，能够在更广阔的背景下谈论文学现象；其次由于他对中俄文化的深入了解，对文学的理解更深刻而不仅停留在作品表现。
高莽，1926年出生于哈尔滨，著名学者，翻译家、作家和文化文学评论家，长期从事苏俄文学研究、翻译、编辑工作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曾任《世界文学》主编。主要译作有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马雅克夫斯基等诗文。著有《久违了，莫斯科！》、《画译中的纪念》、《圣山行》、《俄罗斯大师故居》、《俄罗斯美术随笔》等随笔集和长篇传记《帕斯捷尔纳克》等。1997年被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献而授予“友谊”勋章。此外还获得普希金、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等奖章，俄罗斯作家协会吸收他为荣誉会员、俄罗斯美术研究院聘请他为荣誉院士，俄罗斯远东研究所授予他“名誉博士”称号等。
写在书前我的家庭我的家妈妈的手放一本字典妻默默的壮丽——悼楷哥我的故乡哈尔滨——多么动听的声音我的母校白雪丁香教堂钟声告别哈尔滨我的师友感念恩师——戈宝权永远是兵——华群武盗火者与养花的老人茅盾与苏联作家散记我们的大旗——冯至怀念荻帆大雪纷飞的时刻——哭孙芋闯将——篆刻家李骆公俄罗斯文学翻译大家——记草婴犹太女同学——季娜·吉列维奇“爱国华侨”——徐立群命运多舛的大姐——关予素翻译家+烹调师+美容师——王汶红莓花——孟广钧“胖翻译官”——王澍回忆几位老同事让贺卡传情我的游历·俄罗斯·心仪莫斯科圣彼得堡漫步古城漫游——雅罗斯拉夫尔喀山览胜凭吊二战战场——斯大林格勒·非洲坦桑尼亚·心之歌诗人的泪希望我自已写在书后
我的家庭 我的家 我的家和千千万万个家庭，没有什么区别，如果硬要找一点与众不同的地方，那么只能说，我的母亲比较长寿，她活了102岁；我的妻子双目失明，这种悲剧不是每个家庭都会发生的；我女儿比较孝顺，为了照顾我们老两口，她放弃了国外的生活。 进入古稀之年，我才更清晰地意识到母亲在我生活中的作用。她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而且是个文盲。按理说，解放后，我完全可以帮助她摘掉文盲的帽子，她也很渴望识字读书，但那时我整个身心都放在工作上，没有顾得上教她。临终前，我才知道她为不能看书而终生悔恨。她告诉我：“等我死了，在我胸口上放一本书。我是那么想识字……” 火化时，满足了她的愿望，却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她的文化素质，我感到万分悲痛。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认识到，母亲在我心目中是一盏灯。她为我照亮了很多很多。 我小的时候，所有衣服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甚至墨水都是她用颜料配制的。她喜欢自己动手，又勇于创造。我五十岁时，母亲要为我写个条幅。母亲是文盲，更没有练过书法，但她喜欢画。我问她要写什么？那时我可能流露出某种自满情绪。她说：“记住，天外有天，山外有山……永远要摆正自己的位置，要知道自己水平，你念书太少，要多向别人学习……”我说：“那就写‘人要有自知之明’吧！”她沉吟了半晌，让我写了个样子，她拿起毛笔，沾着墨汁，照葫芦画瓢，在宣纸上写了出来。我怎么也没想到，她的字还颇有风格。我把她的字装裱好，悬挂在书房的墙上，从此，我总感到，母亲像在身边，时刻提醒我要虚心、要认真。“做任何事一定要做到最好，不能留下丝毫的遗憾。”母亲严格认真的工作态度深深地教育了我。从那以后，不论做什么事，我都竭尽全力，精益求精，直到自己满足为止。 婆媳关系在每个家庭中都是很难处的。我的妻子和母亲处得非常好。“文革”前，我和妻子都从事外事工作，一年中很多时间在外地陪同代表团，而家中全靠母亲支撑，常年卧病的父亲和年幼无知的女儿都需要母亲来照顾。母亲默默的奉献和妻子真诚的孝顺使我们很早就得到街道评选的“五好家庭”荣誉。 我母亲逝世那一年，我的妻子第二只眼睛失明，从此五彩缤纷的世界从她的眼前消逝，笼罩她的是一片黑暗，其痛苦可想而知。她第一只眼睛失明是1984年，那时她还在工作，虽然有一定障碍，但观察事物还可以。1996年，她的第二只眼睛失明，这就是和光明的世界永远告别了。这时我的女儿恰好回国探亲，见此情景，决定留下来，照顾失明的母亲。她无法看信，无法看报，无法看书，无法看电视，甚至无法夹菜，等等。她走路磕磕碰碰，两只手不断左摸右摸，用她自己的话说，就像是在游泳。她刷牙需要别人替她挤好牙膏。每天还得多次给她上眼药。我们没有请阿姨、保姆或小时工。原因很简单，电视中介绍的有关保姆的情况使我妻子担心害怕，更何况她双眼什么也看不见。 我觉得最能考验夫妻关系的是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从建国前我们就参加革命工作，历经了所有政治运动。最痛苦的是“文革”。在“文革”期间，那些不实事求是的审查，令我想不通。外调人员要的是假话，而真话没人想听。这让我更加苦恼，有苦无处说，我想到自杀。回家时，我把这个念头告诉了妻子。妻子非常体贴地说：“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我认为你是好人，不能死！”她的话使我顿时感到温暖，感到幸福。我感到家才是我生活中的避风港，那里有同情我的人，理解我的人。妻子的话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其实她当时的处境也不见得比我强。但，女人是伟大的，她们自己可以不动声色地承担种种难以承受的重压，不向别人诉苦。我的妻子如此，我的母亲更是如此。 我和妻子1947年相识在哈尔滨。那时我翻译了根据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话剧剧本《保尔·柯察金》。该剧上演时我妻子在剧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冬妮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赖莎于1956年访问中国时，得知我们与《保尔·柯察金》有那么一段缘分时，便戏称她是我们的“媒人”。这位“媒人”在我们的生活中促进了彼此相互支持相互关爱的作用。当年，保尔失明，身体瘫痪，多亏赖莎的照顾。这种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我们。所以当我的妻子失明以后，赖莎的形象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鞭策我要像赖莎那样去照顾失明的亲人。 妻子虽然远非奥斯特洛夫斯基，但她的自强自立精神很使我受到鼓舞。她双目失明，不但不愿意成为家中的累赘，而且总是替我想着各种事，并从事一切力所能及的工作。淘米，洗碗，洗小件东西，只要在桌面上摸到一点儿渣子，她绝不放过，非得彻底擦干净不可，这种要求和我母亲一样。 女儿是她母亲生活中最大的帮手。连外孙子似乎也懂得事理了，用自己的压岁钱给姥姥买了一个能报时的钟。不知为什么那』八．钟讲的是一口河南话。 妻子失明后，我经常给她拍一些照片。最初，她拒不肯拍。我说：“等你眼睛复明时，再看看自己的形象该有多好！”我明明知道这是自欺，也是欺人，但我总想更多地留下她的影子。 我和妻子都是八十多岁的人了。她双眼失明，我一身是病。我今生最后的愿望是先送走妻子，自己再走。哪怕她先走一天，一小时，一分钟也可以，因为我若先走了，她就太痛苦了。
《人生笔记》主要记述的是成长中给高莽以教育的家人和不同行业的师长们，以纪念和感谢他们在我的人生中给予的关爱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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