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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

周明初 东方出版社
出版时间:

1997-08-01  

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  

作者:

周明初  

页数:

269  

Tag标签:

无  

前言

  总序  东方出版社与吴先宁同志共同合作,经周密考虑与多方联系,约集近数年来获得博士学位的古典文学研究者,组织出版一套中国文学史研究系列著作,第一批共十二种,起名为《日晷文库》。我觉得这一丛书的名称很有特色,它不但是比喻中华古典文学还如日行天,灿烂辉煌,照耀我们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祖国大地,而且象征我们这一代年轻的研究群体视野开阔,思想敏锐,全身心地投入这一蓬勃向上的精神领域,努力开创一个更加光彩夺目的学术天地。  80年代以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确实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转型时期。这是本世纪前80年所未曾有过的。所谓转型,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对古代文学由单纯的价值判断而转向文学事实的清理,也就是由主观框架的设施而向客观历史的回归。这是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界在观念上的一大跃进。前几年在学术界曾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可惜口号虽然提出,讨论并未具体展开。但我们的研究实践却明确回答了这一问题。那就是文学史的研究,应当注意史的发展线索,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单位,不是简单排列的一个个作家,而是连续不断向前推进的不同时段。这就不是作家评论的程序汇编,而是文学群体的有机活动系列,包括作家之间的关系(如新老作家的交替,文人集团的友谊与冲突),作家群体的形成与消散,文学思潮的兴起与衰落,创作风格的变化,不同文体的代兴。这之中,群体与时段的研究,是这些年来最出色的成绩。有谁在这方面下了工夫,他的著作就能使人耳目一新。因为即使历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也不是孤立的人,在他的周围,有一个流动着的文学环境,有一个层次不等的群体,即使是大师级的人物,他也是属于同时同地的艺术家族的。  这种趋向,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特别是在年轻研究者中,已经形成一种冲力,那就是要从过去占很大优势的局部、个体研究中挣脱出来,对文学的长时期发展阶段作出整体的把握,在这种把握中表明研究者的力度与深度,反映这一代学人所特有的对文学命运的关切与忧思。  转型期的另一表现,就是重视“历史一文化”的综合研究。古代文学研究要向深度发掘,当然要着力于文学内部发展规律的探求,但这种探求是不能孤立进行的。这些年来,文学与哲学思想、政治制度,以及与宗教、教育、艺术、民俗等关系,已被人们逐渐重视。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期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一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正如19世纪法国文艺评论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说的,“个人的特色是由于社会生活决定的,艺术家创造的才能是以民族活跃的精力为比例的”。当然,我们这样做,不仅要考虑文学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亲缘关系,更要探索文学在总的“历史一文化”环境中怎样显示其特色。它不是使文学隐没,而应是使文学作为主体更加突出。  这就是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意识。如果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真正有所进展的话,那么,这种文化意识的观念及其在实际研究工作中的运用,是最可值得称道的成就。如果我们要从理论上对古典文学研究的经验进行一些探讨,那么这个文化意识问题就是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新的课题。  我觉得,从以上两方面的研究新格局和新思路来看这套丛书,可以说现在这十二种著作正是从总体上体现这一时代的学术风貌与年轻一代的创新气度。这十二种书,从先秦时期的《诗经》、楚辞开始,一直至明清时期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都是从思潮、流派、群体出发,有意识地对文学史的线索进行清理,重在清理事实,而不简单地品评高下,不单纯立足于点的深化,而在于线的连续;与此同时,又善于从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相互关系中把握恰当的中介环节,使我们接触到那一时代、社会所特有的色彩和音响。

内容概要

本书着重研究处于晚明这一历史转型时期作为时代精英的士人的心态变化,认为士人心态的变化与晚明时社会文化方面的变化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士人心态长期发展深化的结果。晚明士人就其群体而言,存在着一个基本心理趋向,就是力求道统与政统合一的理想人格的解体,自我觉醒和个性的张扬;而就其个性而言,则每个士人的个性不同,他们的心态也很不同。本书在进行群体心态探讨的同时,对晚明时在文学或思想上富有建树的四位代表性士人的心态,也作了个案分析。

作者简介

周明初(1964-),男,浙江海宁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晚明士人心态变化捍代背景 一 政治的腐坏 二 时尚的变迁 三 哲学的突破 四 士心的嬗变第二章 高居庙堂的士人和士人心态 一 弼诣无闻,循默避事——阁臣的依阿心态 二 忠厚意薄,衒沽情胜 三 延论纷呶,物议横生 四 名丽阉党,依媚取容——士人的人格泯灭 五 生以理全,死与义合——道义承担者的求仁心态第三章 远处江湖的士人和士人心态 一 从需士到名士和隐士 二 士人心态换上现性 三 士人心态摧在性第四 章 士人心态的文学个案 一 徐渭:自我挣扎 二 李贽:激情与谵妄 三 汤显祖:情与理的冲突 四 袁宏道:适意与避世主要参考书目

章节摘录

  导致万历帝倦政,以致长期怠政的主要原因可能就出在立储一事上。在这一事上,他和他的臣子群体之间发生了长期而激烈的争执和冲突,这就是明史上有名的“争国本”事件。万历帝的王皇后不能生育,没有嫡子。万历帝在和自己母亲慈圣太后身边的王宫女的偶然遇合中,使她怀了孕,生下了皇长子。尽管王宫女被封为恭妃,但万历帝并不喜欢她。万历帝所宠爱的郑贵妃则为他生下了皇三子。可能是由于枕边风的缘故,万历帝想要在继承人间题上废长立幼。这遭到了几乎全体朝臣的反对,群臣们反对皇上的废长立幼,要求确立皇长子的太子地位是有无可辩驳的正当理由的,那就是祖宗成宪和礼法观念。在这两条上,贵为天子的万历帝也无可奈何,他不得不承认群臣们的要求是合理合法的,并且否认自己有废长立幼的企图,但他仍然不愿意立他所不喜欢的女人所生的儿子为太子。皇帝的自尊心促使他不愿向他的臣子们屈服,他以顽强的意志与群臣们对抗着,尽管所能采用的唯一办法很消极——以各种借口拖延立储。经过几个轮回的争执以后,双方形成了僵持的局面,直到万历二十二年(1594),皇长子十三岁了,万历帝才让他正式出阁讲学接受教育,这已经算是万历帝对群臣们的一次初步让步。这以后,万历帝继续拖延册立太子。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万历帝才向他的群臣彻底妥协,皇长子终于被册立为太子。这时候皇长子已20岁了。  这场国本之争一直延续了15年,表面上,似乎群臣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实际上,这场冲突没有赢家,双方都惨败了。内向而懦弱的万历帝因自己的意志受到了压抑,感情受到了挫伤而变得心灰意冷,他以自己的消极怠政来报复他的臣子们。万历帝的怠政对群臣的严重危害之一是,官员的任免处于半停顿的状态,在职的官吏不再能得到正常的升迁,空缺了的官职得不到及时的补充。一方面是“人滞于官”,另一方面是“官曹空虚”,而且这种情况越到后来就越严重。除了消极怠政外,万历帝甚至还有意识地制造和加剧这种现象。官吏既然得不到正常的升迁,那么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对大多数官吏来说,原有的那种奋发向上的积极性和自信心受到了削弱,想通过升迁而取得更多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报答的希望也就成了泡影,对皇上、对帝国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涣散以至消失了。贪污腐化的现象更加严重,吏治也就更加败坏。空缺的官职得不到补充,使得政府机构处于瘫痪状态,国家机器残缺不全,不能正常运转。  万历怠政对群臣造成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渐开党派门户之争。皇帝既然放弃了自己的职责,帝国也就没有了一种统率全局的主导力量,原来用来维系群臣的伦理道德观念也就失去了约束力。臣子们的个人私欲急剧膨胀,他们为了各自的利害关系,或通过地缘关系,或通过师生之谊,分成了许多小集团,争权夺利,纷争不已。门户之争在争国本阶段的万历二十一年癸巳(1593)的京察中已经初露端倪,此后每逢京察,总要有一番激烈的争斗。此外,只要朝廷中发生了一件事情,哪怕是微末小事,都会引起一场大争斗。党派之争到了万历三十五年(1607)后,更加趋于尖锐化和公开化。这时候已经形成了各种名目的党派,重要的有东林党和与它对立  的宣、昆、齐、楚、浙等党派。在党争中,各派的势力互有消长。万历年间出现的党派门户之争,直到明代灭亡仍没有停止,甚至在南明各个小朝廷中还继续着。  万历时期党争的出现,表明这时期的政局已经失去了控制。这种官僚之间的内部消耗给整个官僚集团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伤,它既是明末政治腐坏的产物,同时也加剧了这种政治体制的衰败,并导致了它的最终灭亡。  万历帝的怠政是出了名的,他的奢侈和贪财同样地出名。这位万历帝贪图享乐,大肆挥霍,弄得宫中的开支常常入不敷出。这位秉性贪婪的皇帝想出了各种方法敛财,其中最重要的方法是派出大批的宦官到全国各地去充当矿监税使。这群丧失了性功能因而心理发生畸变的宦官对钱财有一种疯狂的癖好。他们横征暴敛,胡作非为,为了金钱而无恶不作,弄得民不聊生,因而各地激起了连绵不绝的民变和兵变,不少身受宦官之害的地方官员也参加或配合了这种反税监的斗争。矿监税使激起民变,给本来已经一塌糊涂的晚明政局又增添了新的混乱。  对晚明政局有很大影响的还有著名的三大案。发生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的梃击案是第一案。万历二十九年皇长子册立为太子后,皇三子也受封为福王。皇子受封为亲王后,按例得尽快离开皇宫到为他安排的藩王府居住,称为“之国”。但由于郑贵妃阻挠的缘故,福王迟迟不肯到洛阳福王府。群臣们认为福王在京对皇太子的地位构成了威胁,为此又争执了十多年,直到有人告发妖人王子诏受人指使,企图以蛊巫之术谋害皇太子,且有人欲带刀行刺太子,此案又牵涉到郑贵妃母子后,万历帝迫于群臣的压力,不得不让福王在万历四十二年到他在洛阳的封地去了。梃击案发生在一年之后,一个手持枣木棍的壮实汉子从东华门入宫,直闯太子居住的慈庆宫,击伤了守门太监,后被众太监擒获。最初两次的审讯报告均认为此人疯癫,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因而误闯入宫。这就引起了群臣的怀疑和议论。后经刑部一主事的私审,犯人供出是有人指使并引导入宫的,私审认为此人不是疯子。后来刑部十三司司官进行了会审,犯人的供词中牵涉到郑贵妃宫中的两名太监。群臣们要求进一步追查幕后人。万历帝眼看此案牵涉到了郑贵妃,便让郑贵妃先去太子宫中求情,并特意和太子一起在慈宁宫中召见了大臣,他指责大臣欲借梃击案件离间他们父子,并且声称犯人是个疯子,指令尽快将他和受牵连的两名太监处决了,以便了结此案。皇太子也按照万历帝的意思表示了意见。在万历帝的直接干预下,此案就这样不了了之。但对立的党派之间围绕这一案件在结案前后又争论了很长时间。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万历帝去世。八月初一,太子朱常洛继位,这就是明光宗。这时候郑贵妃担心明光宗因为立储、梃击等事件而对她报复,为了巴结光宗,将几个美女献给他。这位到十三岁才出阁讲学,此后又经常中断的皇长子显然缺少良好的教育,本来他的身体就差,即皇帝位后不进行自我克制,贪恋女色,纵欲无度,把身体弄得很虚弱。有一夜竟对郑贵妃送来的美女连幸数人,把身子淘空了,卧床不起,服了原郑贵妃宫中内侍、这时掌御药房的太监崔文升的大黄药,更是腹泻不止。后来,鸿胪寺官李可灼所进献的两丸红丸药又使光宗命归西天。这时离光宗即位仅一个月。有些大臣要求追究误用药物的李可灼、崔文升以及首辅方从哲等人的责任,围绕光宗致死的原因,对立的党派之间又展开了长期的争论。这就是晚明三大案中的第二案“红丸案”。    王格受吐纳服食之术,吐纳服食即是服气之法,也叫食气,它和行气、胎息、导引诸术都是呼吸修炼之法。道教认为元气为生气之源,气在则神随在,人得元气则生,失元气则死,服气就是吸收天地间的生气,它是呼吸修炼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它与现代气功中所讲的调息、吐纳、内视气功法、守丹田气功法等颇多相似之处。吐故纳新,本是维持生命所必须的,但道教认为通过服气之法,吸入天地之气以及日月星辰的精气,可以使人长寿,服气的方法很  多,并且要看季节、天气、时辰而行。  李元昭喜好炼丹服食。道教的炼丹术分为外丹和内丹两种。外丹是指用炉鼎烧炼丹砂、铅、汞等矿石,辅以草木药物而炼成丹药,使人服食的方术。最初炼成的称“丹头”,只能作点化之用,道教书中认为它有剧毒,不能服食。再进一步烧炼,便可成道教认为可以服食的丹药,称为仙丹或金丹。金丹分为三种,一是神丹,二是金液,三是黄白(一种形似黄金的东西,炼丹家认为是黄金,称它为丹金,其实它是一种金属化合物)。这三种丹药可以互相转化,金液与汞合炼而成丹,丹与汞合炼而成一种形似白银的东西,再进一步烧炼即成丹金。金液与黄土合炼而成“黄金”,再进一步烧炼又可成为小豆一样的丹丸。道家认为服食这些丹药,可以使人长生不死。《抱朴子内篇·金丹篇》即认为:“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内丹是一种自我修炼术,它把自身作为鼎炉,以自身中的精气为药物,以神为运用,循行一定的经络,经过一定的炼养步骤,使精、气、神在体内凝聚不散而成为“仙丹”,这实际上是一种气功修炼术。李元昭炼丹供服食之用,当是一种外丹修炼术。  皇甫濂不仅修习吐纳服气之术,而且还修治房中术,终于因为性交过度衰竭而死。房中术又称御女术、黄赤术,源于古代的巫术,在早期道教中流行。提倡房中术的道教徒认为男女禀受的天地之气不同,一为阳气,一为阴气,可以互相补益,男子通过一定的方法与不同女子多多性交,称为“男女合气”,可以采阴补阳、还精补脑,不仅能够补救伤损,功治众病,而且还能够延年益寿,甚至超度成仙。因此早期道家将房中术作为一种养生之道而加以提倡,但这  方法不易于掌握分寸,容易走向纵欲,北魏时道士寇谦之竭力排斥,后来道家也就逐步摈弃了此术。汉魏时期托名黄帝等的讲房中术的书籍非常之多,到唐宋时期已经不多见了,宋以后濒于绝灭。明代中期以后特别是晚明,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房中术又一度盛行起来,许多士人辑佚先代讲房中术的书籍,奉之为秘籍。晚明盛行房中术主要是为了纵欲的需要。而皇甫濂搜采先代的房中秘籍,主要的还是为了修炼长生,但也不免走上了邪路。  晚明士人更多的是信奉佛教,有的佛道兼信。信奉佛教又以信奉禅宗为主。佛教注重于来世,注重于彼岸世界,它相信因果业报、生死轮回,超越人的个体生命价值。佛教认为现实人生是无常、无我,是苦的。苦的根源在于人自身的称为“惑”的贪、嗔、痴等种种烦恼和称为“业”的身、口、意等种种活动,“惑”和“业”为因,造成生死不息之果,根据人的善恶行为轮回报应。摆脱痛苦之路,在于只有进行长期的繁复的艰苦修持,彻底转变自己的世俗欲望和认识,超出生死轮回范围,达到“涅盘”的解脱境界,涅盘也就是成佛,具有常、乐、我、净四德,是永生常乐的,它是佛教修持所要达到的最高理想,是熄灭生死轮回而后获得的一种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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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系列的书,实为难得一遇的好丛书,强烈推荐专业人士购买


好书。我喜欢。


过了这么久也没有返卷。当当不会这么没信誉吧。


学术水平上不敢妄加评论,但是,这本书的作者确实把万明士人的各种心态分析的很透彻。语言过于平实,不像一个史学家说话的语气。不过,很容易理解。适合任何人阅读。


这本书包装虽然一般,但明显可以看出作者用了心去写,比较深刻,比那些所谓的明朝那些事等野史还是好看很多,严谨而不失诙谐,让我对晚明历史有了更清晰认识.


这是本好书,研究明清文学或明清学术的人值得一读。


后面有页纸弄脏了,出版社最好能在外面的层塑封.


对晚明人士何以如此的历史渊源揭示不够,不能很好地表明士子对政治的害处,甚至不如小说窃明。


当当也卖这样的书,鄙视。


以前读书时看过,觉得好看,所以自己买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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