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大传
2009-3
东方出版社
朱东润
413
无
二十余年以前，读到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我开始对于传记文学感觉很大的兴趣，但是对于文学的这个部门，做切实的研讨，只是1939年以来的事。在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对于传记文学的观念还是非常模糊，更谈不到对于这类文学有什么进展，于是决定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 宗旨既经决定，便开始研读。除了中国作品以外，对于西方文学，在传记作品方面，我从勃路泰格的《名人传》读到现代作家的著作；在传记理论方面，我从提阿梵特斯的《人格论》读到莫洛亚的《传记综论》。当然，我的能力有限，所在地的书籍也有限，但是我只有尽我的力量在可能范围以内前进。 在这几年以内，陆续写成的《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传记文学之前途》、《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达论》、《传记文学与人格》和其他几篇文字发表了，没有发表的也有几篇。除了散篇以外，本拟叙述中国传记文学之趋势，但是因为参考书籍缺乏，只能写定一些纲领，未能完成；完成的只有《八代传记文学述论》一本十余万字的著作。 对于中国传记文学的进展，总算勉强有些认识，但是认识过去，当然不是开导将来。佛家所谓“阅尽他宝。终非己分”，是一句颠扑不破的名言。要想为中国文学努力，专靠称扬古人，叙述故籍，其结果只落得“阅尽他宝”，谈不上继往开来的工作。
“在写作上，这部传记善于抉择材料、重证据，不忌繁琐、不事谀扬、持论中肯的鲜明特色，既继承、借鉴，而又发展了我国古代传记和西方传记文学的艺术手法，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新体例，使它成为独立的文学样式。”（周捷《毕生心血半世耕耘——记传记文学家朱东润教授》） “朱先生在我国传记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及其理论贡献，更具开拓之功而令人难忘。……其四十年代初出版的《张屠正大传》如先生所说，志在‘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其开创之功不可没。其传记文学创作，很有艺术个性而激动人心。”（蒋凡《风骨铮然自成名家——朱东润先生对传记文学的开拓》） “朱东润先生是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同时也是传记文学作家。《张居正大传》是他传记文学的代表性作品。他吸取了西方传记文学的所长，加之他深厚的古文功底，于是他所有的传记文学作品都具有中西合璧的艺术特征。而这部《张居正大传》更是代表了他传记文学的最高成就。”（徐丽梅《名家撰写名人——四大传记热销》）
朱东润（1896--1988），江苏泰兴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传记文学作家。1913年留学英国伦敦西南学院，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全国写作学会名誉会长等职，是复旦大学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之一。其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历史，尤其擅长历史人物传记文学的创作。他善于将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历史结合起来研究，注重史料的收集和史实的分析考辨。
著作有《张居正大传》、 《杜甫叙论》、《陆游传》、《陈子龙及其时代》、《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国文学批评论集》、《中国文学论集》等。
序张氏世系表隆庆、万历十六年间内阁七卿年表第一章 “荆州张秀才”第二章 政治生活的开始第三章 休假三年第四章 再投入政治漩涡第五章 内阁中的混斗（上）第六章 内阁中的混斗（下）第七章 大政变第八章 初步的建设（上）第九章 初步的建设（下）第十章 第一次打击以后第十一章 从夺情到归葬第十二章 元老的成功第十三章 鞠躬尽瘁第十四章 尾声后记
第一章 “荆州张秀才” 宋恭帝德祜二年，临安陷落，皇帝成为俘虏。宋代遗臣，立益王是为帝，改元景炎，继续斗争；景炎三年帝星死了，他们再立卫王爵为帝，改元祥兴。整个的斗争，开始向南转进，南宋王朝的根据地，剩得海南岛的一角。是年，文天祥的孤军失败，天祥也成为俘虏。祥兴二年，崖山的斗争又失败了，陆秀夫抱帝昺投海。张世杰还想再立皇帝，重新燃起斗争的火焰，但是惊天动地的风浪，沉灭了这一个民族英雄。南宋王朝的抗元斗争就这样惨痛地结束了，这一年是元世祖至元十六年。 宋王朝倒下去了，元王朝兴起来了。但被压在底层的广大贫苦人民，地位并没有改善，他们过的仍然是被奴役的生活。在中国境内，仍然是只见到荒淫、暴虐、屠杀和灭亡。部分的统治阶级没落了；曾经统治中国三百二十年的宋室，再不能产生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的死亡，在士大夫的中间，也喊不出一个百折不回的志士。剩余的只是月泉吟社这一流的诗人，借着“春日田园杂兴”的诗题。流露一点改朝换代的叹息。 整个的中国，便随着上层阶级的没落而没落，四千年的历史，从此便成为统治者脚下的灰尘吗？不会的。和西方传说中的长命鸟一样，中国人民正从毁灭里得到再生。人民的力量是不能摧毁的。统治者的错庸腐朽，替他们自己挖掘坟墓，但是人民大众不会随着垂死的统治者走向灭亡，他们要用自己的力量挣断身上的枷锁，争取生存的权利。他们正准备力量给骑在头上的统治者以狠狠的打击，而他们中间，也正在产生领导人物，领导全人民做斗争。这便是元顺帝以后中国的情态。顺帝至正十一年贩布的徐寿辉起兵，十二年卜士的儿子郭子兴起兵，十三年贩盐的张士诚起兵，十五年白莲会的韩林儿称帝。在这一大群人中，最特出的，一个是皇觉寺的和尚朱元璋，一个是沔阳的渔夫陈友谅。朱元璋把握着最后的胜利，成为明朝的太祖高皇帝。 明太祖起兵，定远人李善长到了军门，只是说，“从此有天有日了”。濠人陆仲亨才十七岁，父母兄弟都死了，他怀着最后的一升麦，躲在草中，惟恐被乱兵搜到，把他送上死亡的境地，恰恰被太祖看见了，太祖喊一声“来呀”，仲亨从此投军。这里看到当时的惨状，和一般人对于这一番动乱的期待。以后善长直做到左丞相，仲亨也成为开国功臣，封吉安侯。有名的功臣里，徐达、汤和是濠人，李文忠是盱眙人，李善长、冯国用、冯胜是定远人，邓愈、胡大海是虹县人。常遇春是怀远人，廖永安是巢县人，他们以外还有许多出身濠州附近的功臣。在明太祖的领导下，淮水流域出了许多英雄。到了明室中衰的时期，也幸亏淮水流域一个无名英雄的后裔，再从人民中间出来。重新领导国家的事业，为明王朝的统治，延长了七十二年的存在（自穆宗隆庆六年张居正为首辅起，至思宗崇祯十七年为止）。这是明代的大学士张居正。 居正出生的时候，明室已经中衰了：太祖、成祖的武功没有了。仁宗、宣宗的文治也没有了，接后便是正统十四年英宗出征，不幸恰被鞑靼人包围，大军数十万遇到歼灭的命运，连皇帝也成了俘虏。在这个困难的阶段，幸亏于谦出来，拥立景帝，支持了当日的天下。以后是英宗复辟，于谦被杀，再下便是宪宗即位，全国的政治，更看不到清明的时代。宪宗的儿子孝宗，总算是一个贤君，但是孝宗下面。便是荒唐的武宗：北京古老了，宣府是他的“家里”；皇宫住腻了，他住在“豹房”；皇帝做厌了，他自称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太子没有，东宫也不要了，他有无数的义子，把积庆坊、鸣玉坊毁去，改建他的义子府。正德五年安化王寡镭造反，十四年宁王宸濠造反，总算没有成为大乱，但是明室的元气，已经衰耗了。武宗殁后，他的从弟世宗即位。世宗是一个有名的干才，但是聪明当中带着痴呆的气息，尽管一面制礼作乐，处处表现太平盛世的现象，可是建斋兴醮，也处处流露荒诞无稽的思想。整个政治的提示是偏执和专制：大臣常有的机遇是廷杖和杀戮。因此到处都是谄谀逢迎的风气。政治的措施只能加速全社会的腐化和动摇。这是张居正出生的时代。 居正的先代，一直推到元末的张关保，凤阳定远人（文集十《先考观澜公行略》。其子敬修作《文忠公行实》，则称始祖福，庐州合肥人）。关保是太祖初起时的一个兵士，以后渡江，破采石矶，从大将军徐达平定江南，立功浙江、福建、广东，最后授归州长宁所世袭干户。居正的祖先，只是定远一个无名的英雄，以后入了湖广的军籍。军籍是明代的一种制度，天下初定，各府设所，诸府要害之地设卫，大致五千六百人为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干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百户所，兵士和官长都有世籍，所谓军籍。居正的祖先，是太祖的功臣，以后又世隶军籍，这便造成了他一生以身许国的夙愿。 关保在史册上没有留下怎样的功绩，死后葬在宜都。居正答宜都知县许印峰说“远祖孤茔，辱垂青扫拂” （书牍十），大致即指此。关保的子孙，在居正《先考观澜公行略》里，仅仅传下两个名字，但是到了关保的曾孙，便有事迹可考。他名诚，字怀葛，是居正的曾祖。 张诚只是次子，世袭干户的尊荣，当然与他无关，因此从归州迁到江陵，入江陵籍。张诚到了江陵以后，不得不靠自己谋生，有余的时候，他便施舍穷人，斋供和尚，因此自己永远处在困顿的中间。张诚有点口吃，江陵人给他起一个外号“张謇子” （《方言》，吃也，謇子二字出此）。謇子尽管謇子，但是他的话特别多，江陵人常常引“张謇子”的话，教训子弟。居正自己也引过这样几句：昔念先曾祖，平生急难振乏，尝愿以其身为蓐荐，而使人寝处其上。使其有知，决不忍困吾乡中父老，以自炫其闾里。 （书牍三《答楚按院陈燕野辞表闾》）二十年前曾有一宏愿，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之，垢秽之，吾无间焉。此亦吴子所知。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欢喜施与，况诋毁而已乎？（书牍三《答吴尧山言宏愿济世》） 答吴尧山书作于万历元年，上溯二十年为嘉靖三十二年，是年居正二十九岁，正在居正为翰林院编修，大学士徐阶深相期许之后，也正在他以相业自期的时代。宰相的抱负，直溯到一个“謇子”的教训，似是不易理解而其实是最易理解的事。居正把曾祖的宏愿，作为自己的宏愿，这不是蹈袭而是心理的契合。 “謇子”三个儿子：钺、镇、钱。镇字东湖，是居正的祖父。钺长于治产，家道日渐殷实；读书，补县学生；偏偏张镇既不读书，又不治产，只是一味放浪，最后在江陵辽王府充当护卫（王世贞《首辅传》。周圣楷《楚宝，张居正传》、 《观澜公行略》、 《文忠公行实》皆讳其事）。从张关保从军到张镇当护卫，总算是一线相传，克绍箕裘。但是中间已隔四代，一切的观念都改变了，这里没有慷慨从军的气概，没有英雄事业的声誉，所剩的只是豪爽的气魄，放浪的生活。偏偏“謇子”喜欢他。这不是因为张镇的可喜，而是因为父母对于不成材的子女，常有特别爱护的意趣。居正称“謇祖顾独爱之，逾于伯季远甚”（《观澜公行略》），其因在此。张镇的豪爽放浪，在居正的生活里，留下一些痕迹：专权、自恣，正是豪爽放浪的人走上政治生活以后的形态。 尽管“謇子”对于张镇特别爱护，但是始终感到一点失望。第二个儿子既不如他的哥哥和弟弟，只有希望他生一个好孩子。所以张镇生子文明的时候，“謇子”说：“我这一生，帮人的忙多了，应当出一个好子孙，也许就是这个孩子罢！”文明字治卿，别号观澜，二十岁上，补上府学生，在科举的时代，总算是一种发展，但是考过七次乡试，始终没有录取。一直到居正点了翰林，三年秩满以后，文明才掷下考篮，叹道： “我从小读书，到今四十年，自己看看，没有什么不如人，但是一直困顿到现在，这是命呀！”其实这不是命，只是文明的“学问”不够。居正说： 先君幼警敏，为文下笔立就，不复改窜，口占为诗，往往有奇句，然不能俯首就绳墨，循矩矱，以是见诎于有司。（文集十《先考观澜公行略》） 四十年的读书，毕竟不能使文明认识自己的不就绳墨，这正是他的倔强。居正又说他“性任真坦率，与人处，无贵贱贤不肖，咸平心无竞，不宿仇怨，人亦无怨恨之者。……喜饮酒，善谈谑，里中燕会，得先君即终席欢饮。自荐绅大夫以至齐民，莫不爱敬，有佳酒，必延致之，或载至就饮”。这里写的当然是文明父以子贵以后的形态，但是也看出他那种放浪不羁的意境。他毕竟是张镇的儿子，也正是张居正的父亲。 “謇子”对于文明的期望，显然还是一个泡影，但是最后他看见居正的出生。居正的成就，是“謇子”存心济世的“报应”吗？未见得。但是他有那种发心济世的宏愿，当然他的子孙会有一天实现他的志愿。居正出生在嘉靖四年五月初三日，他的曾祖父张诚，祖父张镇，父张文明都在。文明是年二十二岁。母赵氏，比文明小两岁。
朱东润是中国第一位用现代方法写作的最重要的传记文学作者。 《张居正大传》是中国第一部接近西方传记风格的现代传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张居正乃大毁之人：誉之者，推为“圣人”，比其为伊尹、周公；毁之者，贬为“禽兽”，斥其为王莽、朱温。朱东润则合两方面而观，认为其既非伊，周，亦非莽、温、固“禽兽”，亦志不在“圣人”，只是一“爱时代陶熔而同时又想陶熔时代”之人物……
无
一举扭转“神运鬼输，亦难为谋”的财政危机，弼成万历初年之治。改赋税，督国防，整吏治。。。催使资本主义在中国萌芽。对于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朱先生给了惊喜的解读。此势当顺当推。
对比了很多有关张居正的自传的书，最终还是选择了这本。该书附有很多张居正对待事情的一些原话，很有学习价值！
大家作品，感觉果然，非同一般。爱不释手。
好书，精彩
不错，看着是正版。以前常在亚马逊买书，几次都是盗版，很不爽。以后就在当当买了，要是折扣再低一点就更好了。
买过一本可惜丢了，这次再买一本
很好——————————
文字严谨，不喜欢这种风格的朋友可以去读读樊树志的《张居正与万历皇帝》或者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
书评似乎应该客观地评述，纵论优劣。读完《张居正大传》，本书优点自不用说，无论是行文风格还是内容铺陈，内在逻辑性颇为紧凑，读之洋洋洒洒，让读者了解历史外，还能从主人公的性格以及处事态度中摄取智慧。在日常的生活或者工作交际中，益处颇多。这本书也让我对传记产生了极大兴趣。
其他读者对于本书的正面评价阐述已经够多，在此我也不再赘述。仅从读完的延伸思考指出一二点欠缺之处。
最明显的便是书的最后一章草草收尾。张居正的身后事尚未过多料理，明神宗便开始秋后算账。明神宗的态度转变未免有点过于匆忙，不仅是文忠公，就连读者也颇感莫名其妙。因此本书在这一章节的分析力度明显减弱，不得不说豹尾成了猫尾，抖动不力。当然，这也给我们留下了思考的空间。由此便借本书整体的阐述与一些课外资料查阅稍作分析：
常言道“伴君如伴虎”，神宗刚登基时年仅十岁，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四年级小学生，一个偌大的国家交由这么一个小娃管理，难怪高拱会喊：“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也正由于此，权力的重心才会逐渐转移到内阁首辅身上。明太祖开国时创了个先例，废了宰相，权力紧紧地攥在手里，可是事必躬亲难免身疲力竭。明成祖时，便设了内阁作为秘书机构。内阁大学士起初并无多大权力，只是皇帝的顾问罢了。明中叶以后，皇帝逐渐放权，内阁首辅权力日益膨胀，渐渐地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宰相，只不过内阁的票拟还需依赖于内部太监送达批红。因此，内阁首辅不得不跟宦官合作，张居正和冯保便是例子。高拱致仕以后，张居正便成了内阁首辅，又有顾命大臣的身份，还能与冯保、慈圣太后交好，懵懂的神宗便会全权依赖于他。当然，张居正也确实有能力，万历中兴也足以证明他的成功。假如张居正作为神宗的少傅，而神宗又在年长之后才登基，或许他的下场便不会变得那么可怜。
张居正的出发点固然是好的，富国强兵，最离不开的便是国库的充实，而开源节流往往都在此时此刻提上议程。节流的一个很好入手点便是皇室，身为一国之君，难免要做出表率，而神宗年幼，因此张居正只能代为决定，神宗也只能言听计从。张居正成了神宗所谓的监护人。当然，神宗还有两个母后，只不过明朝没有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先例，仁圣与慈圣太后还算知书达理，总算把权力放心地交到张居正手上。因此，张居正除了是内阁首辅外，无疑又多了一层身份。而张居正掌权的十年里，恰恰是神宗的青春期，每个人都经历过青春，都有过叛逆的时代。青春时期受到父母长辈或者老师的压制时，往往会有逆反心理。很多人都是当时便爆发，而这种状况起码能让人及时地采取措施应付。而另一种人会将其压抑住，表现得很温顺，可是一旦有了导火线，便一触即发，让人难以理解。这也是当今不少青少年犯罪的原因之一。明神宗其实也不例外，在居正尚在人世的时候，明神宗基本对其所做的决策都没有明显的反对。而张居正要是能言传身教倒也罢了。朱东润先生在书中仅是写张居正对于一些贿赂没有坚决地拒绝，至于受贿的钱财多少，并无过多描述。也有野史指出，张居正个人生活糜烂，晚年的疾病是由于过多服用春药导致的，材料是否可信，我们无从考究。但可以看出，张居正起码不是完全廉洁的，其家人更不用说。因此，后期神宗的抄家便有了借口。
朱老先生将明神宗的贪财本性归结于其祖宗的小农心态，未免有所不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尚且爱财，何况他人呢？只不过“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三国演义》中刘备在娶了孙尚香之后便堕入温柔乡无法自拔，因为他受尽了颠沛流离之苦，因此一旦有了机会享受便一发不可收拾，多少人能像关二爷一样美色财富不为所动。幸得子龙在身边看了诸葛孔明的锦囊妙计及时拉了他一把，否则荆州已早归东吴。明神宗在张居正当权的时代，被迫节俭，可是一旦自己当权，敛财的本性便冲破牢笼，何况是一国之君，说抄家便抄家，先是冯保，后是张居正。钱财在他眼里总是来得这么容易，因此后期才会将张居正所立的禁令一条一条地废了。
其实张居正的下场不免让我想到了商鞅。秦孝公在世时，商鞅大刀阔斧，才令秦国的国力日渐提升，但也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贵，甚至太子，也就是后来的秦惠文王。秦惠文王执政之后便开始找商鞅算账，死后尸体仍被车裂。只不过商鞅变法并没有被完全废除。秦惠文王尚可称为明君，倒是苦了商鞅，公报私仇，缓和了与贵族间的矛盾，也巩固了自己的统治。而张居正生前身后所侍奉的都是同一个明神宗，明神宗没有变，只不过是被压制和释放后的爆发之区别而已，所以他根本称不上明君，所以他除了清算死后的张居正之外，后来还废除了张居正变法的条例，朝政上也日渐懈怠，明朝逐渐走向衰亡也就不难理解了。
假如张居正在万历八年能够隐退成功，或许倒能落得个好下场，可是他辞得不够坚决，再加上李太后那句“待辅尔到三十岁”更加深了神宗对权力回归受到层层阻碍的憎恶。其死后的清算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当权时得罪了太多权贵。改革手段必须强硬，而得罪权贵的利益是在所难免的，商鞅如此，王安石如此，张居正亦如此。因此，他们便在居正死后煽风点火，敬修的遗书读之令人不寒而栗。
还记得辛弃疾那句“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吗？前一句是做到了，生前名也有了，只可惜了身后事。功高可以，切莫震主。混迹官场，功臣与权臣之间的平衡度如何把握永远都是个难题？如何在如虎之君幕僚之下明哲保身更是值得思考！后人都说“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盖谓“明主图危以制变，忠臣虑难以立权”，神宗并非明主，所以图危、虑难都是居正所做的。万历之后也没有再出现居正这样的能臣。所以不能将明亡仅仅归咎于明神宗的昏庸，还应该看到万历之后“非常之人”已不复出现，大概申时行是看到了居正的下场，胆颤心惊，唯唯诺诺地继续在内阁任职，终究只是“和事老”。其他朝臣更不必说。因此，“非常之人”、“非常之事”、“非常之功”在万历之后成了泡沫。
张居正有他的天才，有他的政治理想，惟其天才才能使其有那样高度的理想，惟其理想才能发挥那样的天才。作为一个先行者，一个改革者，张居正也幸运地遇到了教会他如何隐忍的老师，在一个不以天才、理想为评价标准的机制里，唯有纯粹但可笑的书生才会把这标签贴在外面，这无异于是在马蜂堆里往脸上凃蜜。
前任的首辅们下台后的境况都不容乐观，甚而凄惨，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归纳，张居正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但是对于一个对权力与高度极其热爱且自信无比的政治家而言，对未来的怀疑或是恐惧实在太微不足道了，他拥有的能力甚而可以用“肃清寰宇”来形容，这份创造历史的满足可以盖过一切。
但整个封建历史的历程重来从来不是发展的，制度远远谈不上是逐步完善的，皇位上换了一个人，一个姓氏取代了另一个姓氏，甚至作为一个整体的一家皇朝其制度也不是递进的，尽管每个时代都有其出色的政治家，前朝的经验大可以拿来借鉴，斟酌得失，但是在一个长者需要称一个小孩为“君父”的时代，太悲哀了。对于张居正，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他本身作为一个制度的创立者，首先是一个制度的背叛者。约定俗成的情况下尽管会偶尔有喜闻乐见，但其本身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却是无比危险的。
可怕的是，时至今天，这种危险还大范围散布在这片承载文明很久很久的土地上。
对于居正，仍应怀着极大的尊敬，甚而师事之，虽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信息的通达，生产力的水平，以及民众的认知，等等等等，但是在基本可以保证制度是不断改善的今天，我们可以从先行者身上借鉴到许多。居正不是一个把自己塞进权力细缝里的人，他构建着这个国家运行的体系，他对政治的敏感，对改良的敏感，亲身经历的细节，还有，他天才的智慧，这倒是最其次的了，给了他一个先觉者和先行者的条件，当然，这也为他在那样一个体制下身后的变局埋下伏笔。作为一个人，哪怕远远不能跟居正相比，我们也能从居正身上获得启示。若然居正的为人是挂着的道，看两眼，对于日常的技也大有裨益。
居正的身后事自然是令人唏嘘不已的，但是正如前面所说，一家人做你的君父，这个大悲哀便摆放在那里，从我们看，从居正看，这片土地文明的曲线上，居正留下了一笔，这一笔确确实实的在那儿。
第一次读张居正大传的时候，还是刚刚毕业，进入工作的时候。年轻人初入社会，各种不适应，内心各种苦闷，当时胡乱地写了些读书笔记。放之今天看来还是略显幼稚和无奈。
人在低谷时就是这样。会读各种名人传记，把自己想象成那样的历史人物，把自己的境地意淫成人物初年，然后就各种激愤各种努力各种隐忍，幻想自己就是明日的****，然后又激愤、努力、隐忍。。。。。。这是个周而复始的循环，不同的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该在“循环”前面加个“死”字。
到了今日的我，年纪长了，心态缓了，各种知识、经历、屈辱过后，倒是沉淀出了一点宁静，但是还不足以致远。只是内心更加平和了，微笑的看待人生。
今天再读这本书，依然觉得自己是那个人物，该来的还是要来，激荡的背后还是宁静的自己。
张居正传虽然对其历史生平考察严谨，但总觉得缺乏统一的归纳总结，后面每一章都有对边防、漕运、改革、权力斗争的叙述，且写法几近枯燥，中间过渡生硬。文中尽是长编累牍的历史资料引用，如：居正某年某月上疏，神宗批示，居正又上疏，神宗再批阅；居正给谁谁某年某月的信；居正某年因某事写的诗。。。。。。等等等等。文字把握完全木曾国藩、朱元璋的高超。也许这书本来就是给专业研究明史的人看的吧，呵呵呵~~~~~~~我比较慵懒，本是冲着四大名传的名声去看的，对书中文字不想有太多的揣摩。
读《张居正大传》，我的眼眶湿润了多次，我前进的方向也明确了多次，不知道多少次我暗暗决心以一己之身为担起整个时代，然而时光，冲淡了许多，也改变了许多。
当毕业季来临，参加选调生考试的已然逼近之时，我的思想动摇了，我失去虽万人，吾往矣的豪气；消磨了以量尽山田与水田，只留沧海与青天壮志；溲溺垢秽之，割去吾耳口鼻者，欢喜施与的奉献。曾经张老墓前的信誓旦旦已然沧海桑田。
岁月改变的许多，无论是变得世故或是成熟，现在的我仅仅希望改变一下家庭的面貌，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生的顺序这样方为大道。
今天用评价《张居正大传》的机会，用以表明自己的心境。虽然选调失败了，我失去了直接改变的中国的面貌的机会，但是我想即使我考上，我依然改变不了中国，因为我修身不够，家庭不齐，而现在，我将为改变此而奋斗。如果将来的有一天，我将倾尽全力，治国平天下。
朱东润先生所著《张居正大传》和《李鸿章传》、《朱元璋传》、《苏东坡传》一起，被誉为“20世纪四大传记”，成为中国传记文学的不朽经典。
此书写于1941年，于此同期的吴晗的《朱元璋传》，在作者的立场上，有着鲜明的差别。吴晗写《朱元璋传》，里面存在着很多吴晗本人的主观臆断， 并且为了那显而易见的含沙射影，在传记的取材上，存在着许多有意的“忽略”，对于此，毛主席曾专门批示：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然而，吴晗还是在偏颇的道路上走到了黑，并最终招致祸端。
在《张居正大传》的写作中，朱东润先生便较为成功地使自己“置身于事外”，使史实的叙述更为客观与公正，并且在史实裁剪上，也实现了体现表达张居正政纲的目的。
张居正不是完人，张居正由于个人生活的一些不检点，使得在传记的史料的选取上，存在着一些偏重。朱先生对此是偏重于张居正的政治生活，而对于他的私生活，着墨很少。朱先生在前言中写到了这点，张居正的私生活不够检点，但私生活的记述也很少，尽管这方面的描写可以使传记更生动，但为了慎重，没有轻易采用，并认为这是一个缺憾。
明朝是中国封建史中最后一个以汉族为最高统治者的朝代，了解明朝，对于透析整个明清的政治风气和社会流向，有着很大的价值。我们看明朝和清朝的皇帝，有着很大的差异，明朝政治有很多怪人怪事，很多皇帝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的性格，都是很让人无语的呃，但是清朝皇帝则显得正常了许多。可见明朝皇帝的荒诞给女真朋友们留下了怎样深刻的印象…
从皇帝的荒诞，到一个王朝的运行，足见其政治体制的完善。一个荒诞的皇帝，背后必须要有某位有狠有谋的太监或一个杰出卓越的内阁。个人浅见，张居正是命好，碰上的是一个年幼的皇帝，能够给他施展的机会，如果换做其他的如世宗、穆宗，那张居正的才华大略也就埋没了。
看书中的书信和奏章，是比较辛苦滴…文言文的功夫还不是很够，只好一点一点地细细品读，看了那些会发现，张居正说话是很客气很谦卑的，对一些下属亦是，有时候甚至会产生“他说话好贱”的错觉…但是在谦卑的措辞下，是强硬坚定的观点，这是让我印象深刻的。
张居正的改革，从大面上来讲，是很成功的，他抓住了国家的问题，并想方设法来解决。但是，在明朝，困难总比办法多，张居正这样能力的首辅不少，但是有他这样的机遇和力量的不多，所以明朝长期是怪里怪气。随着神宗对张居正的反攻倒算，张居正的改革都被取消了，一切的努力也都付诸东流。所以从这点来看，这个贪财的皇帝很愚蠢，蠢在你烦张居正，就干掉他嘛，你废掉他的政策，根本就是给自己抛坟。就这样，明朝的中兴没有能够真正到来，而随后的崇祯皇帝，也成功继承了祖宗们的偏激和倨傲的血液，以一如既往的偏执，正宗的明朝皇帝性格，葬送了整个天下。
张居正生前已做好了死后被报复的准备，而真正受罪的是他的子孙。随着国运将尽，终于被拿来恢复臣心。从张关保到张居正，从张居正到张同敞，一个家族的臣忠。一代又一代，一朝又一朝。
对于更多感触，实在是难以一一敲击下来，希望有书友能看一下这本书，交流一下感受吧。在读的过程中，一直有一个超现实的假设，如果张居正是我党的政治局常委，我们的国务院总理，我们又会生活在怎样的政策下，我们又会怎样看待他？笑谈，笑谈。
最后，以朱先生在《张居正大传》中的最后一段，来作为这篇文字的最后一段，像朱先生致敬，像张居正致敬，像推动历史前进的先辈致敬，并以同辈以共勉！
“整个的中国，不是一家一姓的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的祖先的时候，总会发见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有的显焕一些，，也许有的暗淡一些，但是当我们想到自己的祖先，曾经为自由而奋斗，为发展而努力，乃至为生存而流血，我们对于过去，固然看到无穷的光辉，对于未来，也必然抱着更大的期待。前进啊，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
上世纪四大传记之一，引用了大量史实记载文字资料，相对比较客观，立场比较中立，像看历史教材。尽管如此，阅毕还是有种坐过山车的感觉，就好比北野武的《全员恶人》的感觉一样，再智慧再风光，后面也得让位出来。历史大步往前，大浪淘沙，一个又一个人物，轰然出现然后惨淡消失，过往云烟。
朱老夫子写文章太有激情了，有点不适应，好久没读民国时期的书了，忘了还有这种风格存在。读完还是有点悲凉，是不是我太多情了。。。
谋大事者，以找替手为先。徐阶去职有张居正，张呢？？？？？？
张之后有申时行，有王锡爵。
很差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