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道师说
2013-1
季羡林 东方出版社 (2013-01出版)
季羡林
中国文化书院创办于1984年,是一所在众多老一代著名学者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邓广铭、周一良、任继愈等先生的支持下,由一批中青年学者办起来的民间学术文化团体。到今年(2011)已经有二十七年的历史,一个纯民间的学术团体在艰难的情况下,能坚持下来,而且对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的建设多多少少出了点力,是可以感到欣慰的。 自1949年后,民办的书院在中国大陆逐渐消失了,1984年中国文化书院的建立也可以算是一件新事物。据我所知,如果说中国文化书院不能算1949年后第一个颇有影响的纯民间学术文化团体,大概也是最早办起来的少数几个中的一个了。自中国文化书院建立后,全国各地出现了众多的新办书院,并恢复了多所在历史上有影响的书院。因此,说中国文化书院对民办书院起了个带头作用,大概也不为过吧! 我认为,对中国文化书院来说,也许最为宝贵的是,书院集合了一批有志发展和创新中国文化的老中青三代学者。老一代学者如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邓广铭、周一良、任继愈等,他们的学术风范,无疑是当时维系书院的精神力量。1984年底,文化书院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开会,当时我们没有院址,也没有什么经费。任继愈先生说:“草棚大学可以办,我们连草棚都没有也要办。”因此,1985年3月中国文化书院借青年干部学院场地举办了第一期“中国传统文化讲习班”。这次讲习班是梁漱溟先生自1953年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当时梁先生已经88岁了。我们请他坐着讲,而梁先生一定要站着讲,他说这是一种规范。梁先生在演讲中高声地说:“我是一个拼命干的人,我一生都是拼命干。”这对在场二百多名听众是极大的鼓舞,也给了中国文化书院在风风雨雨艰难的环境中得以支持下去的一种精神力量。 一个希望在中国发生良好作用的学术团体,应该是一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开放型群体。中国文化书院在走过的二十多年中虽然存在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却是一个能容纳不同学术观点,无门户之见,有良好学术风气的团体。例如在中国文化书院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既有持激进批判态度的青年学者,也有被视为致力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师,还有努力寻求使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轨的中坚力量。这些在文化问题上具有不同认识的学者集合在一起,虽然对中国文化发展路向的考虑有所不同,但他们所抱有的一种推动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愿望则是一致的。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化书院也和国内外的许多学术团体和非学术团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中国文化书院导师队伍中不仅有众多的我国第一流学者,而且还聘请了一批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地区的著名学者作为导师。 中国文化书院的“宗旨”是:“通过对中国文化的教学和研究,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通过对海外文化的研究、介绍和学术交流,提高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水平,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弘扬中国文化在世界走向全球化的时刻要有一个观照全球的眼光,我们一方面要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有吸收和融化其他民族文化的开放性。根据这样的认识,中国文化书院一直在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有主体精神、更加开放、能容纳多元趋向的有朝气的学术团体。 回顾中国文化书院二十多年的历史,在它将进入“而立”之年时,我们从2010年起开始筹备编辑出版一套已故去的和现仍在世的九十岁以上导师每人一册的“文集”。在这套“文集”中,收入他们有代表性的论文和他们的子女、学生的纪念文章。这套“文集”不仅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怀念和尊敬,而且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代中国文化走过的历程。 在我们编辑的过程中,江力同志出力颇多,东方出版社的同仁给予大力支持,并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特此致谢。 汤一介 2011年12月1日
《师道师说:季羡林卷》是“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其中一册。《师道师说:季羡林卷》收录了《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关于东方语文学的研究》;《关于神韵》;《记三次反思历程》;《印度文学在中国》等文章。
季羡林(1911—2009)著名东方学家、印度学家、梵语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散文作家、教育家,北京大学教授,曾先后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兼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也曾先后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宵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以及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等职。英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全集》30卷。
总序一 总序二 印度与中亚古代语言 三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新疆古代民族语言中语尾—am>u的现象 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 梅咀利耶与弥勒 印度文学与文化 《梨俱吠陀》几首哲学赞歌新解 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 《列子》与佛典 浮屠与佛 再谈“浮屠”与“佛” 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 论梵文□的音译 梵语佛典及汉译佛典中四流音□问题 所谓中天音旨 印度文学在中国 《糖史》附录三篇 比较文学 关于东方语文学的研究 关于神韵 《关于神韵》一文的补遗 其他文字 《季羡林散文集》自序 年 老猫 赋得永久的悔 总后记
版权页: 我正在挤出时间,对残卷进行整理、考释的工作。我现在先从中选出三十二相这一段,加以对比研究。原因是三十二相有多种文字的异本可资参照,对确定字义较有把握。可惜残卷原来就已错乱,新疆博物馆的编号不足为凭。我要整理的是81/1和141/2这两页,还有121/1和121/2这两页。81/1和141/2虽然编号相距颇远,实际上应该是相连的。但是核对火烧的痕迹,这两张原来就没有排在一起;所以,对于次序的错乱,新疆博物馆的同志们不能负责。只是这三张的1/1和1/2应该颠倒过来,因为从8和14以及12这三张上三十二相的排列顺序来看,1/2应该在前,1/1应该在后。 为了弄清楚三十二相在整个剧本中的地位,有必要先把与三十二相的出现有联系的故事梗概交代一下。《弥勒会见记》,无论是吐火罗文A本,还是回鹘文本,规模都非常巨大,内容都非常丰富。吐火罗文A本,因为发现的残卷相对地说还比较少,现在还无法确定其规模。回鹘文本,虽然也还不能说残卷已全部被发现,但仅就目前已发现的来看,293张,586页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故事线索已完全清楚。详细内容请参阅耿世民文章。在吐火罗文本中,同回鹘文本一样,三十二相出现了两次,而且都是在第二幕。第一次是吐火罗文81/2和141/2(简称《吐新博本》一),回鹘文是第二幕第五张(简称《回新博本》一);第二次是吐火罗文121/2和121/1(简称《吐新博本》二),回鹘文是第二幕第十一张(简称《回新博本》二)。第一次出现时,两个本子都清清楚楚标出了表示顺序的数字,而第二次出现时则都没有数字,顺序大有差异,内容也不完全相同。可是两个本子又基本相同,只有最后几相不同,二者都不够三十二相。值得注意的是,《吐新博本》一与《回新博本》一之间,顺序也不完全相同。《吐新博本》一的第六相,到了《回新博本》一中变成了第三十一相。因此,从前者的第七相后者的第六相起,二者之间就相差一个数字,这样一直到最后一相才又完全相同。我在这里要提一句:在吐火罗文与回鹘文中,故事开始不太久,三十二相就出现了。故事内容大略是:婆罗门波婆离(Badhari,我借用汉字旧译,与梵音不完全符合),年已120岁,梦中受天神启示,想去拜谒释迦牟尼如来佛。但自己已年迈龙钟,不能亲身前往,遂派弟子弥勒同伙伴16人,代表他谒佛致敬。碰巧弥勒也在梦中受到天神同样的启示,便欣然应命。波婆离告诉弥勒等说:如来身上有三十二大人相,只要看到这些相,那就必然是如来无疑,就可以把疑难问题提出来,以此来考验如来。在这里三十二相第一次出现。等到弥勒等奉师命来到释迦牟尼那里,他仔细观察,果然在佛身上看到了三十二相。在这里三十二相第二次出现。
《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从2010年5月份策划、启动,到现在已经两年零七个月了。从开始的讨论,到今天的编辑、出版,中国文化书院同仁以及导师家属、学生、出版社都付出了很多努力与艰辛,可以说,大家一路相伴,风风雨雨,因而今天能看到这十五卷触手可及的《导师文集》,幸甚大焉! 最初,按汤一介先生的意见,计划给九十岁以上的导师各出一卷文集,按年龄数下来就有二十多位,分别是梁漱溟(院务委员会主席)、冯友兰(名誉院长)、袁晓园(导师)、邓广铭(导师)、张岱年(名誉院长)、虞愚(导师)、季羡林(院务委员会第二任主席)、何兹全(导师)、侯仁之(导师,1911年生)、启功(导师)、金克木(导师)、周一良(导师)、吴晓铃(导师)、杨宪益(导师)、阴法鲁(导师)、任继愈(导师)、石峻(导师)、牙含章(导师)、宫达非(导师)、吴江(导师,1918年生)、王元化(导师)、李慎之(导师)先生等。但最终因各种原因,如有些先生离世多年,亲属虽多方联系没有音信,还有其他“原因”,因此有七位先生的文集无法出版,故而原计划的二十二卷就成了今天大家能看到的十五卷文集。 当时我们在拟定策划案上,写了很多“豪言壮语”——“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处于伟大复兴的前夜,中国文化书院应当继承前贤,担当起时代所赋予的‘反本开新’的历史使命。为此,中国文化书院联合出版社,意图为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们编辑出版一套《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其目的是“为表彰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们为中国文化与社会所做出的贡献,以表达我们深切的敬意与纪念”。编辑方法和要求,则是“选取导师们代表性文章或散文、随笔,文字30万字以内为宜,由这些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们的直系亲属或其学生担任,文章多能体现导师们的真性情与人生本色,内容活泼,不限定内容的范围,没有固定规则,每本有一简明的内容提要,选取导师们的自述文章作为代序前言,最后由编者写编后记或者跋语。《文集》体现亲情,反映导师们的人格风貌,也能反映后人对前人的认识”。 所以就这个问题回到最初,汤先生最早和我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我也是有顾虑的。因为导师们的学术地位很高,文集、选集出的并不少。当然,也有如研究藏学并护送“班禅”进藏的“特使”牙含章先生,研究佛教因明学的虞愚先生,今天学界亦少有人知。如此,我们中国文化书院再编一套学术文集,其意义和现实作用何在?最终我们决定,从“学术生活史”的概念,编辑一个含有学生、亲属的纪念文章、评论文章的亲情感性文本。我以为,这样的文本,更具有生命及其理由。 中国文化书院自1984年成立,到2014年就是三十年了。成立之初,中国文化书院“是推动八十年代中国‘文化热’的北京三大学术团体之一;九十年代以来的‘国学热’,中国文化书院同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分布在海内外的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们,在各个领域、各个学科、各个专业都做出了不同的努力,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因此,这次编辑出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自然成为我们的责任与使命。 十五卷《导师文集》的出版面世,我特别感激汤一介先生、乐黛云先生,是他们提出并促进完成这样一个任务;还要感激书院副院长李中华教授、魏常海教授,是他们的热情支持,使得编辑以及具体编辑环节都得以顺利实现;书院秘书长苑天舒、院长助理江力,以及在书院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办公室“管家”刘若邻,更是多年来的得力助手。没有他们的参与以及支持,也不会有《导师文集》的及时出版,这是我要深深感谢的! 另外也要感谢老朋友张云昌先生,我们在“大家文丛”、“四为书系”等文集出版方面有着良好愉快的合作,他也是这套文集的发起人之一,感谢他以及继任耿明山社长和中国三峡出版社为了这套书初期付出辛劳的副总编肖玉平先生以及编辑们! 话说到这里该谢幕了,我们要谈谈这套书的出版者东方出版社。中国文化书院与《新华月报》合作“文化中国”学术栏目,故因张杰先生结缘东方出版社,并把《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交付东方出版社出版。这是我要深深感谢的!同时我要感谢《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所有的导师、亲友以及编辑者,没有你们的支持、宽容与理解,是不可能有这套文集的出版。 最后说说书名,汤先生提出一个“师道·师说”,我觉得是神来之笔,突出了这套文集所给予的内容与含义,因此决定这套文集的名称:《师道·师说——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 仅以此书系,献给2014年——“中国文化书院”建院三十周年! 王守常 2012年12月18日于北京大学治贝子园
弘扬中国文化在世界走向全球化的时刻要有一个观照全球的眼光,我们一方面要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有吸收和融化其他民族文化的开放性。根据这样的认识,中国文化书院一直在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有主体精神、更加开放、能容纳多元趋向的有朝气的学术团体。 ——汤一介 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的作者,大多出生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近百年来他们用心血写就了二十世纪学术史上最恢宏的篇章,他们的心路历程是二十世纪的生活史中最让人心痛的一页。他们有过愉快,有过迷茫,有过痛苦,但他们矢志不渝爱着中国。他们用心用笔将世界文化迎进中国,又将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 ——王守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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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中国文化在世界走向全球化的时刻要有一个观照全球的眼光,我们一方面要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有吸收和融化其他民族文化的开放性。根据这样的认识,中国文化书院一直在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有主体精神、更加开放、能容纳多元趋向的有朝气的学术团体。 ——汤一介 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的作者,大多出生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近百年来他们用心血写就了二十世纪学术史上最恢宏的篇章,他们的心路历程是二十世纪的生活史中最让人心痛的一页。他们有过愉快,有过迷茫,有过痛苦,但他们矢志不渝爱着中国。他们用心用笔将世界文化迎进中国,又将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 ——王守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