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的蚯蚓
2003-07
作家出版社
（英）菲利普斯
161
100000
王佐良,张海迪
无
所有的人都感到震惊，这个世界上居然有太多的苦难，好像我们真的相信苦难本来能够少一点，或者应当少一点的。的确，当我们在谈论公正和科学进步这样的话题时，其实也是这样说，有些苦难是可以避免的。作者采用了一种独特的视角，他借用了达尔文和弗洛伊德这两个人，通过对他们的论述，来谈自己的生死观，很有意思。
作者：（英国）亚当·菲利普斯 译者：王佐良 张海迪
我们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译者的对话序言达尔文为蚯蚓正名弗洛伊德之死结束语
书摘 单个的人，就像物种的一个成员，她的去向是模糊不清的(不可预知的)，也不是特殊的。但是作为继续虚构未来的一张请帖，悲痛还不足以成为原因。当达尔文和弗洛伊德越来越多地发现过去的力量时，发现当今不断地被过去超越时，他们也认识到一个简单的事实：过去影响着一切，却并不支配什么。那种所谓关于过去的知识既不预言也不保证我们对未来的认知。未来不是由过去引起的，而仅仅是由过去告知的。荒谬的是，他们新发现的死亡的终极性是和这个开放的终结性相一致的。我们行将死去，这个事实仅仅说明我们就要死去，而没有说到未来。一旦我们的死对任何其他人、对上帝、对众神、对自然本身都无关紧要，而仅仅与我们自己有关，死亡对于我们就是另一回事了；一旦没有任何东西(或任何人)俯瞰着死亡，死亡就开始变成另一种样子。我们应当看到，达尔文和弗洛伊德为我们创造了新的死亡，他们不得不使死亡和一种世俗的语言有关。这反过来使得未来成为欲望的一种新的目标。 达尔文遗产的一部分让人惊奇的是，我们可以为自己认领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的东西。化石记录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化石的残存物暗示着某种已经无法恢复的消失。换句话说，达尔文在其写作生涯初期写的这四篇论文中，在那篇著名的论述珊瑚形成的论文里就已经“第一次透露出他对进化的信仰”，在这里已经潜伏着被压抑的精神危机。有他自己特征的经验主义观察把他推向了一个让人极反感的问题，一个在政治上和神学上都引起分裂的问题。当然，他从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真的认为瞬息是不可挽回的，那我们该如何生活?他转向蚯蚓正是为了寻找有可能被称为精神营养的东西：寻找抚慰，寻找激励，甚至还为了寻找欢乐，华滋华斯认为快乐是自然最大的恩惠。 “泥土表面的一层，通常叫做腐殖土，它的形成，”达尔文在他的论文《论腐殖土的形成》一文开头写道， “有许多困难的问题需要充分地理解，可它们显然被忽视了。”困难的问题被忽视是因为它们是看不见的，达尔文用了忽视(overlooking)这个词的两层意思：看得过度使眼睛失明。达尔文像弗洛伊德一样，总是认为他所能看见的事物和现象都是一种隐伏的过程的产物(在这里，这个隐伏的过程的产物字面上指的是泥土的表层)。而这一过程需要进一步的证明来重构。之所以会有地面，是因为在地表下正发生某种过程，而看得见的是这个故事的结尾。这个特别的故事是从蚯蚓开头的，而讲述这个故事使用的是一种形而上学式的启发的语言，也就是了解地表的形成需要往地表下的深处看，等等。而达尔文的简短调查的结果却必须换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表述。达尔文写道，“从‘腐殖土’这个词目前流行的意义来看，一般认为它是由于植物生长形成的，”可是“‘动物腐殖土’这个术语在某些方面比‘植物腐殖土’更恰当。”由于我们的忽视，弄错了腐殖土的起源。当腐殖土出现在某一小片土地的表面时，我们使用了一种错误的语言来讲述它的开端。在达尔文这篇简短、朴素的早期论文中隐含的一个笑柄是，蚯蚓创造了地球。达尔文想要向人证明蚯蚓的行为方式，而他是用了这种让人真正目瞪口呆、疑问重重的语言来表述他的见解的。首先，他用一种公认为合理、严肃的散文浯言表述了他的基于经验的询问、调查和实验，然后，在庆贺他荒唐可笑的证明时，他改变了口吻。 在1837年发表的系列论文中的前三篇论文，达尔文要提出来加以阐述的是一种严重的消失，不是一大片陆地的消失，也不是一组已成为化石的生物的消失，而是一种平常得多的消失，而与其说它是失去什么，倒不如说是得到了什么。威杰伍德指出，“几年以前，有几块地还被石灰或者炉渣、泥灰岩覆盖着，可是现在，这些东西全都被埋在了几英寸厚的草根土下面。”在一块地里，炉渣被埋了“大约三英寸深”，而另一块十五年前被抛荒的地后来又被抽干了水，犁耙后覆盖上了泥灰，现在你会发现，“在十五年前覆盖的这层物质上面，是差不多四英寸厚的细的颗粒土和腐烂的植物的混合物。”这块土地现在是一块“可耕的良田，而不是一块半荒的牧草地。”某种自然的掩埋过程就是这样在进行着，起到了改良土壤的作用，这种自然过程像犁一样使土地翻了个身。但是达尔文指出，这种情况“在一开始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实际上是蚯蚓在进行这种翻耕。的确，达尔文一直重复观察的，正是蚯蚓所做的这种掩埋： “在城镇附近的田野里，陶罐的碎片和骨头被埋到了草根土的下面。”蚯蚓所做的掩埋保存并恢复了耕地，达尔文用打上记号的肯定语气写道：“有关这些事实的解释………我确信是正确的。”而“整个的工程”是“由普通蚯蚓的消化过程完成的。” 蚯蚓多得不计其数，类似于地质学家，“它们在掘进中吞下土质的物质……把给它们提供养分的物质分离出来，而把余下的物质排泄到孔洞口。”由于蚯蚓不能吞下“粗糙的团块”，像石灰、陶片和骨头，这样，它们排泄出的较细的泥土就开始覆盖在地表。虽然“在开始时微不足道”，可是达尔文强调，“这种推测决不是凭空的想象。”蚯蚓通过它们的消化“工作”，与人的努力一起给土地施肥，使它变得肥沃；这很难相信，但却是事实。“虽然这个结论在开始时可能让人猛地一惊，”达尔文用他最具有说服力的、最打动人的语言写道：“很难否定这样的可能性，从旧的荒地上冒出来的腐土层，其每一个细小的颗粒竟然都经过了蚯蚓的肠子。”当然，达尔文在以后二十年里，肯定还要得出别的更惊人的结论，也就是难以否定的可能性。但在这篇论文里，蚯蚓是在协助和支持人的工作，谁只要留心看一下，就会发现并证实这一点。蚯蚓齐心协力，从事一项难以置信的工作，“以一种极缓慢的速度，到达一个极了不起的深度。”达尔文想告诫我们不要从第一印象又过渡到第二步的思考； “我重申，这个代理者决不是这么微不足道，以致于可能被人们认为：任何一个人，只要在草地里挖掘过，必定会知道，有这么数量众多的蚯蚓，足以弥补每一条蚯蚓所做的那点无足轻重的工作量。”这里有某种发现了堪称样板的新部族的人所具有的炽热的热情，正如在那场协调一致的科学运动中，达尔文是一个参与者，而赫胥黎则是一个冲锋陷阵的斗土一样。 与前几篇论文不同，达尔文在这篇论文里把动物和人作了鲜明的对比，在这种既有拙劣的模仿，又含有神学暗示的世俗的启示里，人只是笨拙地模仿蚯蚓。达尔文以他特有的谦恭的方式搅乱了传统的等级制度，不是像一个自高自大的神一样把人贬低，而是试图让人有自己合适的位置。“根据观察我推断，”他确实是在根据观察推断。“那位农学家在犁地时所用的方法是刻板的自然的方法，他仅仅是以粗鲁的举止模仿，既没有把砂砾埋到下面，也没有把细土翻到上面，而自然每天都在由蚯蚓做这项工作。”艺术模仿自然，但是模仿得很糟糕；在这首音调不准，却又有讥讽意味的田园诗里，那位农学家，也就是人，是“粗鲁的”，也就是没有教养，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文化，粗俗，头脑简单，不文明，土气，举止不雅，不礼貌，不体面，肮脏，刻薄——《牛津英语词典》里收录了这个词在十九世纪的全部含义。在这种新的想象中，最后的将成为最先的，人成为原始的。达尔文在他对蚯蚓的振奋情绪中，他在那篇论文发表了十三天之后，在原稿上加了一个注解，意思是说已经发现蚯蚓比原先想象的要有能力得多。那篇论文里说，“在一块后来又重新开垦的荒地里，蚯蚓在十五年的时间里已经培育了三英寸深的腐殖土……我们现在发现”，在不到八年的时间里蚯蚓已经“用一层平均厚度不少于十二到十三英寸的土层”把炉渣都覆盖了。蚯蚓在以惊人的速度营造着肥沃的土层，形成了耕地。 ……
序言约翰·凯吉讲了一件事，说他去听一个朋友的音乐会。朋友是一位作曲家，他在音乐会节目单的注解中写道，希望自己的音乐能多少消弭一点这个世界上的苦难。音乐会结束后，他问凯吉对音乐会有什么想法，凯吉回答说： “我喜欢你的音乐，可我讨厌那张节目单。”“你不觉得这个世界上的苦难实在太多了吗”朋友问，他显然是被激怒了。“不。”凯吉回答， “我认为不多不少。” 所有的人都感到震惊，这个世界上居然有太多的苦难，好像我们真的相信苦难本来能够少一点，或者应当少一点的。的确，当我们在谈论公正和科学进步这样的话题时，其实也是在说，有些苦难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应该相信，有人能介入我们的苦难之中，使晴况有显著的改观。如果世界上有太多的苦难是不可回避的事实，那将会引起宗教信仰的丧失。试想，一个容忍人间有这么多的苦难，这样践踏他的子民的上帝，还值得崇拜吗?现在提出这种疑问可能会造成绝望情绪。可是，在一个世俗的世界上，我们除了责备自己，怪罪自然，还能说谁呢?宗教上的绝望情绪会导致政治上的绝望。上帝已经不再拯救我们了，政治进程也不能充分地保护、甚至都不能代表我们最珍视的人和事了，全球资本主义使民主显得幼稚，而仍然得势的宗教都怀有原教旨主义的意图。 以一种严肃地对待经济学、因此也严肃地对待剥削的政治观点来看，凯吉讲的事让人感到恐惧。它似乎暴露了貌似洒脱的禅宗的麻木不仁和冷酷无情。凯吉作为一个有强迫癖的人，在对他的朋友使用休克疗法。有些人相信一种常常被他们称为自然或者本性的东西(这个词：nature通常是小写的)，例如达尔文和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他们都认为这个世界上的苦难不多也不少，即使实际上也确实多了一点。达尔文和弗洛伊德这两位作家都被苦难这个词的各种概念所困扰，认为没有一个活的生命个体能够承免这些苦难，因此，他们告诉我们，要活着，就要把理智丢在一边，就要忍受某些不可躲避的压力，就不能回避不可避免的冲突。他们两人似乎都要我们相信，政治制度可以减轻苦难，却决不可能极大地减少苦难。他们要在自然里生存(除此以外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就要求我们更现实地承认政治的局限性，只能利用政治来改善我们的境遇。表面上，他们对政治活动不无怀疑，认为有些东西是政治所无法改变的，和平主张政治体制的安排应基于这种认识。他们著作的批评者们都认为，这两人的著作——不管它们还是别的什么一其实都是另一种手段的政治。达尔文和弗洛伊德还常常是他们自己著作的评论者，不公开地用自已的语汇来评论自己的著作。每当他们告诫我们不要有危险的乌托邦式(或者救赎的)幻想时，实际上却是在推荐他们自己偏爱的世界图景。在关于人的本性的描述中，他们总想让人相信，那都是可以实现的。 ……
无
勇于直面死亡的书,论述有尊严的死,并有独到地见解.值得反复阅读的书.
生死哲学书，让我初步了解了达尔文和弗洛伊德（Freud）这两个人，当然对Freud更感兴趣一些。不过真正要理解本书作者的意图和所要表达的哲学思想，还需要细细品味书中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