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的世界
2007-1
作家出版社
[法] 玛格丽特·杜拉斯
358
袁筱一
无
《外面的世界》有的文章源于政治或社会事件，有的是因为一部心爱的电影，一帧帧看了良久的画作，一次相逢，一夜寂寞。这些文字是玛格丽特?杜拉斯为身外的世界写的，它们构成了她的作品集的一个补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外面的世界》算不上是杜拉斯最重要的作品，就像她自己在前言里说的那样，她写了很多文章，却忘得也很快。然而她从来不会忘记自己写的书，从来不会。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个缘故，她同意把三十几年间陆陆续续给报纸杂志写的文章辑成集子，出了第一本，接着又出了第二本，毕竟有了她不会忘却的书的形式。其实典型的杜拉斯作品是时下流行的“私人语言”的写作。杜拉斯不相信有除却自身之外的故事，虚构从来不存在，她说。或者可以这样说，她本身就是虚构的，有开头、结尾，有命定的快乐、悲伤和动荡。在文学史上抹去她会像抹去一个故事那么简单而不留痕迹——她知道这一点，如此才有生命与成名的局促感。她害怕“卡车”那样的旅程，永远望不到头似的。然而《外面的世界》不是这样的作品。所谓的“外”，原来就是与“内”相对而言。热衷于私人写作的杜拉斯对外面的世界一样很感兴趣。她的工作台铺得很开。媒介——尽管她扬言鄙视媒介,政治——尽管她不承认萨特或波伏瓦的那种“介入”文学，以及一切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艺术的，一切形式与非形式的，一切道德的与非道德的。
译序再版序前言关于文章排列的顺序阿尔及利亚人的鲜花小学生杜弗莱斯恩可以做得更好“LILAS”这个词的高和宽差不多巴塔耶、费多和上帝关于乔治·巴塔耶啊，不再有绞刑了吗？（从王宫咖啡馆听来的谈话）下等人的巴黎巴黎的旅游业维耶特的贵族血统莫尔尼公爵的沼泽地巴黎的拥挤百分之一的小说可见天日人造卫星时代的孩子并不胡思乱想只够两个人的，就没有第三个人的份公交公司的这些先生们巴黎的种族主义走开！皮埃尔·A，七岁零五个月为《七月十四日》辩布达佩斯的杀手们巴黎，8月6日引人发笑的绘画（杰尼克·杜科的画展）塞纳－瓦兹，我的故土奥朗什的纳迪娜“垃圾箱”和“木板”要死了施瓦西－勒洛瓦的恐慌和一个不思梅改的“小流氓”的谈话两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与一个加尔默罗会修女的对话快乐的绝望之路这个黑色的大家伙恐怖的知识（罗伯特·兰阿尔的《工作台》）被驱逐出威尼斯的人：萨特萨驱逐出威尼斯的人：萨特萨洛尼克的猛兽（瓦西里斯－瓦西里科斯的《Z》）载着一千具尸体的火车从巴基斯坦开来让－玛丽·斯特罗布的《奥通》……
前言 没有不涉及道德的新闻写作。所有的记者都是伦理学家。这绝对无可避免。记者就是一个观察世界的人，观察这个世界的运转，每天，站在很近的地方注视着它，把它展现出来，让大家得以再度审视——这世界，这世界里的事件。从事这项工作就必须对所看到的东西做出判断。不可能不做。换句话说，所谓客观的信息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是谎言。从来没有客观的新闻写作，没有客观的记者。我已经摆脱了许多加之于记者的偏见，而这一点，我认为是最严重的：即相信可以理清一桩事件的客观联系。 为报纸写作意味着即时写作。不等待。所以，这样的写作应当让人感觉到这份焦灼，这份迫不得已的快捷，以及一点点的不假思索。是的，不假思索，我不讨厌这个词。 您瞧，有时我自己就会给报纸写点儿文章。时不时地，每当外面的世界将我吞没，每当发生了一些让我疯狂，让我必须蹿出去、走到大街上去的事儿——或者我没有更重要的事情可做。有时的确会这样。 因此，我为报纸写文章的理由很多。第一点无疑就是让自己走出房间。如果我写书，每天都要写上八个小时。写书的时候，我从来不写其他文章。我蜷缩在窝里，时间对我来说一片空茫。我害怕外界。写书的时候，我想我甚至都不读报纸。我无法在写书的间歇插进这样的事情，我不明白身边都发生了些什么。而写文章对我来说就是走出我的房间，那是我最初的影院。 还有别的理由，比如说我没钱了。所有应景之作都很来钱。要不就是我答应了人家的，例如我答应过《法兰西观察家》为它写定期专栏，于是我就不得不定期交稿，比如说在1980年，我为《解放报》写专栏。 我之所以写作，在报纸上写文章，还有别的原因，那就是我为各种运动所席卷，难以抗拒：法国的抵抗运动、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反政府运动、反军国主义运动以及反选举运动；或者，和你们一样，和所有人一样，想要揭露某一阶层、某一群人或某一个人所忍受的不公正——不论是什么范围内的不公正；而如果一个人疯了，丧失了理智，迷失了自己，我也会因为心生爱怜而写；我还关注犯罪，关注不名誉的事，卑劣的事，特别是司法无能、社会允许之时，我会做出自己的评判——这是一种自然的评判，就像人们评判暴风雨和火灾。这里，我想起了我写的第一篇文章——我很愿意把它放在篇头——《阿尔及利亚人的鲜花》，我也想起了《奥朗什的纳迪娜》，想起了《垃圾箱和木板》，想起了公共救济事业局的那些孩子，还有在1958年，十八岁就掉了脑袋的人；而我与乔治·费贡的所有谈话亦属此列，他是我的朋友，坐了十四年牢才出来；我还想到了施瓦西-勒洛瓦的西蒙娜·德尚。 文章有的是为外界所动，我乐于写的；也有的是为了糊口不得不写的，比如我为《星座》写的那些文章，我都签上了姑妈的名字，苔蕾丝·勒格朗，这些文章早就找不到了；还有的是在战争期间，我们为年轻人写的连载文章，当时只是为了挣钱买黑市上的黄油、香烟和咖啡，而今也不见踪影了。 有不少文章都丢了，其中有一篇是写卡拉斯1的，尽管我从来没有去看过她的歌剧，但正是这篇文章养活了我一年的时间，我别无选择。 我忘记了不少自己写的文章。但是我不会忘记自己写的书。书是从来不会忘的。我忘记了我所经历过的许多事，除了我的童年，还有那些我认为是超越日常生活规则之外的事。对于每日流逝的生活我几乎一无所知。除了我的孩子。 剩下来的，便是与我的生活同时展开的许多事件。写作的动机无非是上述那些，或者还有别的。每每有所不同，就像所有的相遇、友情、爱情或悲情故事的演绎都不尽相同。 当然，不是我自己想起来要出版这些文章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这么做。这要归功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名流丛书”的负责人让-吕克·海尼，是他动了念头要把它们辑在一起。于是我说，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一下子竟有些害羞呢？如果我们只把今天写的东西拿出来，可能这世界上一个作家也没有，而如果我们只喜欢今天写的东西，不喜欢昨天写的，那么现在剩下的可能只是贫瘠，是的，现在，这本身就是一个骗局。 还有一点注意事项：我上过不少回当。我声明这本书的版权归我自己。 对这些文字，我没有做出过评价，我甚至没有再回头去读一遍。扬·安德烈亚替我做了这一切。我全权交给他去处理。这一切与我再无任何关系。 玛格丽特·杜拉斯 1980年11月6日
杜拉斯和“外面的世界” ■黄荭 杜拉斯的作品读得越多，越发现解读杜拉斯解读得最好的不是研究她的学者，不是模仿她的作家，而是杜拉斯自己，一直都是。一次次，她狡黠地砌筑起文字的重重迷宫，又暗中留下一根甚至多根神话中的阿里阿德涅之线，指引读者一步步深入她的领地，靠近写作半明半暗的内核。 杜拉斯把自己的写作分为两类，一类是写书，是内视的；一类是写给报刊的文章，是外视的。写书的时候，她每天要写八小时，从来不写其他文章。“我蜷缩在窝里，时间对我来说一片空茫。我害怕外界。写书的时候，我想我甚至都不读报纸。我无法在写书的间歇插进这样的事情，我不明白身边都发生了些什么。”而写文章对她首先意味着走出房间，走到大街上，观察世界的运转，站在很近的地方注视它。为报纸写作因此是一种不等待的即时写作，“这样的写作应当让人感觉到这份焦灼，这份迫不得已的快捷，以及一点点的不假思索。”它是客观世界映入作家心灵之镜的瞬间反射，只是这面镜子是面滤镜，它反射的是作家希望读者再度去审视的世界的某个细节。就如同一张照片，我们看到的不是它所反映的真实世界，而是摄影师通过照片让我们看到的世界局部的真实，或者说对世界产生的某种真实感受。在杜拉斯看来，“从来没有客观的新闻写作，没有客观的记者。”因为再现本身就意味着选择，也就是说对所看到的东西作出判断。 “时不时地，每当外面的世界将我吞没，每当发生了一些让我疯狂，让我必须蹿出去、走到大街上去的事儿，我就会为外面的世界写作。”1957－1993年，杜拉斯先后为《法兰西观察家》、《解放报》、《女巫》、《世界报》、《晨报》、《另类日志》等报刊写专栏文章，这些文章和一些未公开的散记书信后来被整理成两本书，分别是1981年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出版、1984年POL出版社再版的《外面的世界》和1993年POL出版的《外面的世界II》。就如克里斯蒂安娜·布洛－拉马雷尔在《外面的世界Ⅱ》的序中所言:“书名本身就不言而喻。和《外面的世界》一样，它收录了玛格丽特·杜拉斯1962－1993年间写的报刊文章、序言、书信、随笔，有的已经发表了，有的从未刊行过。有的文章源于政治或社会事件，出于义愤，有的是因为一部心爱的电影，一帧看了良久的画作，一次相逢，一夜寂寞。这些文字，这些作品集中遗漏的短章，是玛格丽特·杜拉斯为身外的世界写的，它们构成了她的作品集的一个补充。” 这些散落在过去的文章内容芜杂，因为急切、因为不假思索，语言的刺也更加尖锐地戳在时间的齿轮上，那刹那的停顿让我们错愕，眼前突然呈现出某个时刻世界在杜拉斯眼中的样子:各种政治运动中的世界(“历史上的狗”、“右翼，死亡”、“关于里根”)，不公正、残酷、荒谬的世界(“阿尔及利亚人的鲜花”、“垃圾箱和木板”、“巴黎的种族主义”、“下等人的巴黎”)，被漠视、被遗忘的世界(“人造卫星时代的孩子”、“和一个不思悔改的‘小流氓’的谈话”、“两个少数民族聚居区”)……还有杜拉斯眼中的众生百态:芭铎、褒曼、卡拉斯、塞里格、让娜·莫罗和那些不知名的路人，仿佛她一眼就捕捉住了灵魂某个习惯的姿态，看书、看画、看电影也一样，她总能凭直觉就触摸到了作品内心的柔软，打动自己也打动读者。 有时候，回忆把作家带回童年熟悉的风景，大海和母亲、兄弟和河流、爱情和金钱，那根带我们追溯杜拉斯写作和重写源头的隐秘丝线。 忽然，所有看似散乱的文章都串了起来，一个矛盾的意象:断续中的延续或延续中的断续，关于主题，关于激情，关于反抗。杜拉斯一直在热烈地反对，反对所有现有的秩序，反对所有的不公正，反对所有写就的一切，永远都要再度出发，重新开始“同一本书”的写作。于是杜拉斯的“外面的世界”是特别的，它是“内在包裹了外在，就像旋律包容了歌词。” 在《外面的世界》前言的最后，杜拉斯特别提出一点注意事项:“我上过不少回当。我声明这本书的版权归我自己。”这就是杜拉斯的现实一种，记取生活和外面的世界给她的教诲，一刻不忘。 作家出版社“走近杜拉斯”系列之《外面的世界》(辑录杜拉斯1957－1980年散文随笔)，袁筱一译；《外面的世界II》(辑录杜拉斯1962－1993年散文随笔)，黄荭译。
《外面的世界》辑录了玛格丽特·杜拉斯1962年1993年间撰写的报刊文章、序言、书信、随笔。是不是地，每当外面的世界将我吞没，每当发生了一些让我疯狂、让我必须蹿出去、走到大街上去的事儿，我就会为外面的世界写作。 ——玛格丽特·杜拉斯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