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变人形
2009-4
作家出版社
王蒙
334
无
中国巨轮，乘风破浪，高歌猛进，短短六十载，已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成为人类文明史的一个伟大奇迹。中国文学，风起云涌，蒸蒸日上，流派异彩纷呈，名家力作迭出，同样令世人瞩目。为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我社启动“共和国作家文库”大型文学工程，力图囊括当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以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文学价值观上的人民立场，展示东方文明古国的和平崛起、历史进程、社会变迁与现实图画，表现中华民族的艰辛求索、勇敢实践、创新思想及生存智慧。这套文库，既是欣欣向荣的中国文学事业的一个缩影，也是生机勃勃的转型期中国出版界的一件盛事，其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示出来。我们同时相信，中国的文学事业将伴着蒸蒸日上的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更加绚丽。衷心感谢中宣部有关部门、中国作家协会和全国广大作家、文学评论专家给予本文库的大力支持。
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七日，语言学副教授倪藻作为中国学者代表团的一员，访问欧洲一个发达国家北方的著名港口城市H市。倪藻四十六岁，满头青丝，谈锋机敏，眼神活跃，动作麻利，走起路来两条并不健壮的腿捌得相当快。如果不是看到他脸上的特别是眼角和嘴角的细密的皱纹，如果不是看到他陷入沉思的时候目光中那种深含的悲悯，大概会认为他年轻有为，善于调摄，驻颜有术，风华正茂。 早晨八点十三分，倪藻他们在B市的机场登上大不列颠航空公司的飞机。他的左侧，坐着一位穿着讲究的风雨衣、亭亭玉立的灰发女士，女士面孔庄严，像个男子。女士携着一个讲究的提包。待飞机飞行平稳以后，她打开皮包，竟从皮包里取出一只小小的金毛哈巴狗。她牵着银链，将玩物一样的驯良的小狗放在脚下。倪藻恍然她的表情多半是因为偷偷节省了一个动物所需的机票而庄严。倪藻的右侧，是一位专心致志地操作着计算器，填写着不知什么表格的男子。男子工作得那样专心，不但不去注意飞机的起飞与飞行，不去欣赏舷窗下的风光，而且用“不”字回答了端来饮料的空中小姐。他真忙。 当地时间九点刚过，飞机在H市机场降落。“这么说，我们来到H市了？我也许可以找到史福岗教授了吧？”他问担任他们团的向导和翻译的贝蒂小姐。 “我一定尽力帮您找到您的老朋友史福岗。”殷勤的、一丝不苟的贝蒂小姐，用清楚而又标准的中文回答。 倪藻有点恼恨自己。为史福岗，他哕唆什么呢？史福岗究竟和他有什么相干？归根结底，真正曾经是史福岗的老友的并不是倪藻，而是倪藻的父亲倪吾诚。倪藻这次出访，与父亲倪吾诚有什么相干？倪藻即使不出国，即使他与父亲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他们父子二人之间又有多少相干？ 然而半年之前得到国外有关方面的邀请的时候他立刻想起了史福岗。一路上他没有忘记史福岗。去H市看望一下史福岗，这似乎是去还一个愿，似乎是一种寻根究底，似乎是去拨动一根久已沉睡的古弦。 到达H市以后先是参观东方书店，然后到一个国际学术交流机构与一位体态娇小、面孔庄严、戴着一副巨大的眼镜的女博士会见，然后到港口参观和用饭。用饭的时候由当地最大的报纸的主编陪同，倪藻与他随意地却是全神贯注地讨论了毛泽东在世界历史特别是思想史上的地位。报纸主编向倪藻介绍了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毛主义”的红卫兵运动对于当时的欧洲青年的重大影响……他们谈得这样津津有味，以至午餐以后登上去H大学的汽车的时候，除去最后的浇白兰地酒的布丁以外，倪藻想不起来中午究竟吃了什么。对，有一小碗浓汤，有很重的洋葱味，又咸……日程排得太紧了。 下午两点钟开始与H大学的六位汉学家座谈。这六个人当中有四个人是欧洲血统。一个长着漂亮的大蓝眼睛，棕色的头发向后背过去，说话细声细气，彬彬有礼，绅士派头十足。但他带着善良无邪的微笑提了许多乍一听是相当令人为难的问题。第二个人长胳臂长腿，说话的时候爱挤眼睛，一边说话一边自己先笑个不停。第三个人虽是男性.却留着披肩的长发，他的汉话说得最好，对中国的事知道得相当多，有点当今中国通的劲儿。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人目光非常阴沉，身体的每个部位都是浑圆多肉的，看着他的肥嫩欲滴、洗得清洁得像是半透明的蜡团的手指，倪藻觉得有点不太自在，就像看到餐桌上的香肠突然变活了，动作起来了一样。 另外两位先生本是倪藻的同胞。年长的那位是汉口的一位著名京剧武生的弟弟。那位武生演的武松风靡大江南北几十年，以至后来取材于《水浒传》的连环图画画武松的时候都以这位演员为模特儿。如果你画得不像这位名武生，老少读者就不认可，就认为你画得不像武松。名武生的弟弟从四十年代出洋留学，后来定居在H市，现在穿着合身的米黄色西服，打着一条双色领带，戴着一副宽边眼镜，气度与做派与那六位无异，完全看不出他的兄长及武二郎对他有什么影响。连他表示兴趣或者没听清楚时眼睛一张、下巴一歪的姿势也都是充分地欧化的，绝无任何京剧或者汉剧或者任何其他中国剧种的作派的影响。只有他说话的腔调，包含着一种老式的多礼和亲热，使倪藻不时想起他接触过的为数不多的梨园子弟来。 另一位同胞一下子就引起了倪藻的兴趣，就像他们过去曾经熟识。那人宽肩膀，身材适中，两颊像刀砍过似的平直有力，大眼睛柔和当中充满畏缩和惶恐，与他那上挑的、眉心连在一起的长眉颇不协调。依倪藻的经验，这样的眉毛应该是争强好胜、显露浮躁的性格的征兆，这样的眉毛的主人的目光也应该是得意洋洋的。这样的人按理属于一触即发、随时准备露一手和压别人一头、什么情形下面都不甘寂寞的那种类型。 这位同胞的整个神态也是自从倪藻在H市航空港缴验护照入境以来所没有看到过的。这里与以谦虚为最大美德的东方不同，这里的每个男人与女人，包括小孩子都是那样地挺胸腆肚，神气活现，趾高气扬。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个都显得那样自我感觉良好。但是，现下的这位西装笔挺的同胞老弟，虽然具有一切令人自我感觉良好的外部征兆，却表现出一种莫名的卑怯，近乎凄凉。可又为什么要去关心一个萍水相逢的不相干者呢？天涯海角，到处都有形容枯槁的、心情忧郁的、处境艰难的偏偏自己和自己过不去的令人感到亲切的人。那些直接与倪藻有关的人倪藻还关心不过来呢。 一进这一间清爽的、一尘不染的、虽然顶棚不高面积也不大却是非常明亮和舒适的会议室，倪藻第一眼便发现了这位同胞老弟。他身上的悲剧气氛，悲剧气氛下蜷缩着的暴躁、才情或者顽劣，一下子就打动了倪藻。倪藻选择了一个离他近的座位，向他微笑，并递过去自己的一张名片。 “老弟”立刻掏出了自己的淡蓝色的姓名卡。一面是英文，一面是中文。（中文！） H大学副教授 文学博士、历史学硕士 赵微土 他向他点头致意，并奇怪世上竟还有这样的名字。 座谈进行得比较表面，主要由健谈而又博学的代表团团长与德方的几位学者进行。倪藻稍稍放松了一下自己，他一会儿欣赏房间四角呈大花瓶形的台灯，一会儿抬头望着窗外的绿树和树枝上跳跃着的两只小鸟。小鸟互相跳了、叫了一会儿，然后静下来，各自转过头颈用尖尖的黄嘴巴啄洗整理自己的羽毛。倪藻觉得不可思议，甚至连种类相同的鸟儿也生活在不同的国度。它们不是能够在天空自由地飞翔吗？是它们自己选择过了吗？是不是鸟儿也有自己的命运、自己的怨嗟和快乐呢？倪藻他们的代表团长侃侃而谈：“先生们对于中国历史上，近百年来、近三十年来以及近年来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觉得困惑、意外、难以猜测甚至难以理解，这本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要说你们，就是我们这些从祖先就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参与了许多事变、对于在中国发生的许多戏剧性事件都是身临其境的人，就是我们也常常觉得困惑和难以理解……” 团长的话引起了笑声，倪藻也笑了。笑是好兆头，倪藻想，共同的笑声，这也算是一种沟通吧？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用革命的手段把中国社会翻了一个个儿，用革命的手段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这是绝对必要的、伟大的与神圣的。没有这样一个天翻地覆的革命，古老的中国就无法继续生存，无法迈开一步。当然，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 团长继续谈。倪藻觉得他谈得很好。为了振作精神好好听一听团长的谈话，倪藻站起身来，走到透明的恒温咖啡壶边，为自己倒了一杯咖啡。赵微土示意他加糖和白色配料（用来代替奶粉以免催肥的“咖啡之友”），被他谢绝。喝黑咖啡，这是他小的时候便从父亲那里学到的习惯。 “……但是我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感到遗憾。”长着多肉的半透明的手指的浑圆的学者结结巴巴地用中文说，他寻找翻译，扫了一圈，贝蒂小姐不在场。赵微土向他做了一个“您请”的手势，他改用母语说话，赵微土给他当翻译。“我对中国的红卫兵运动的失败感到遗憾。一九六六年我还在大学读书，我认为中国的红卫兵为全世界树立了榜样，反传统、反体制的青年人找到了一条快速地改造社会的方法……” 多肉的学者的话使倪藻吃了一惊。这次出国，对于来自右面、来自西方世界的反共偏见的种种误解、疑问乃至挑衅，他是有准备的。但他没想到这里还有这种超左的论调。只是这位先生的外形与他的观点似乎一下无法令人协调起来。按照公认的标准，这位先生显然应该算是属于“资产阶级”的。 “然而，改造社会的任务，从来不是能够快速地完成的。”团长简略地，却是针锋相对地回答。 再一次响起了共同的笑声。 赵微土用英语补充了几句话，然后自己翻译说：“我说，我对他所说的文化革命与红卫兵运动的‘失败’感到快慰，感到欢欣若狂，要不然，咱们中国就完蛋了……” 倪藻立即听出来了，赵副教授的中国话不像久居海外的人的那种口音和腔调，倒更像“自己人”。同时，赵的这几句相当口语化的话，反而一下子给一直温文尔雅的座谈增加了一点沉重的气氛。 天色突然黑了，主人打开了会议室屋顶上的隐灯。倪藻看了看表，还不到五点钟。他又看了看窗户，是天阴了下来。停在树枝上的两只小鸟不见了。从窗前飞过的鸟儿显得惊惶，雨快要来了。不知道H市的小鸟能不能找到避雨的地方……这里的房子好像缺少屋檐。 贝蒂小姐匆匆走进了屋子。她走路的时候决不摆弄腰肢与卖弄风情，而是带着一种职业妇女的目不斜视的庄重与讲求效率的紧张。其实，贝蒂小姐还很年轻，正是谈情说爱的年纪。但她的穿着、举止、言谈乃至于笑容都带有一种中国式的朴素。倪藻坚信这种朴素是中国式的。学习某一种语言就会不自觉地受到某种文化的熏陶，倪藻自己就有这样的经验。而且，他相信，把一种语言当作一种文化的轨迹而不是仅仅当作一种表意的、随时可与自己的母语互换的符号，乃是学好那种语言的首要条件。 贝蒂小姐径直来到倪藻身边，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来，悄声告诉倪藻说：“我去了解了有关史福岗的信息。史福岗从中国回来以后，一直在这所大学任教。去年十一月，他退休了。他经常不在这里，或者到亚洲一些地方旅行，或者到乡下去。据说前不久他和他的太太还在中国，现在呢，人们说他们夫妻二人可能是在马尼拉。史教授在这里退休了，却接受了菲律宾大学的聘书……” “您是说，现在在这里，是找不着他或者他太太了。”“太太”这个词，已经搁置得很久了，倪藻用起来略觉异样。 窗外似乎已经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树叶和细枝颤动着，道路上驶过的汽车溅起了些许水花。窗子的隔音性能绝好，人们在室内听不到雨声，因而看起来一切像是一幅画。 远看山有色， 近听水无声， 春去花不落， 人来鸟不惊。 ……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