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琐记
2006-5
中央文献出版社
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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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写的不是自传，而是关于若干历史的片段回忆。抚今追昔，作者能够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给读者提供一些参考，告慰故人，实在是作者的幸事。几年前，作者偶尔应邀写过几篇回忆文章，也常常和亲友们说起一些往事，但从没想过要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这些年来，读过一些人的回忆录。其中有提到作者个人和作者所熟悉的人或事，往往使作者有些似是而非之感。亲友们鼓励作者自己写。现在，读者有幸可以读到作者的回忆，本书中大致包括作者本人几个时期的经历、接触过的人和一些事情。 几年前，我偶尔应邀写过几篇回忆文章，也常常和亲友们说起一些往事，但从没想过要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这些年来，读过一些人的回忆录。其中有提到我个人和我所熟悉的人或事，往往使我有些似是而非之感。亲友们鼓励我自己写。我想，个人虽然平凡，但经历过的时代和遇到的人物不少都值得怀念，值得如实地写下来。即使不能付印成书，我也要做到问心无愧地、真实地记述那若干历史片段。至于我本人和我的家庭及亲人，就只作简单的记述，甚至略去。 我时断时续地写了好些年，也没有一个定稿。直到进入二十一世纪，本人已达耄耋之年，才产生了一点紧迫感。于是整理写下的东西，大致包括我本人几个时期的经历、接触过的人和一些事情。诚如我的初衷，我写的不是自传，而是关于若干历史的片段回忆。 抚今追昔，我能够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给读者提供一些参考，告慰故人，实在是我的幸事。
我的父亲林伯渠(林祖涵)，于1905年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1921年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此后他终生投身于我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而我的家庭命运自然也就同他的活动紧密相连了。1938年以前，尤其是1924～1927年大革命期间，我的家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而辗转于湖南、上海、广州、杭州等地。因此，孩子们也就跟着在这些地方生活和上学。 在我最早的记忆中，比较清晰的印象是从上海坐海船到广州。这大约是1925年末的事。我们五兄妹--大姐(林秉权)、二姐(林秉蘅，有时也称作秉衡)、哥哥(林秉益)、我、四妹(林秉琪，又名林琳)，随母亲坐了几天几夜的船。在船上，我经常跑到楼上的大餐间(头等舱)找一个小朋友玩，她是程潜的三女儿，叫Baby(贝贝)。我们差不多年纪，都是四岁左右。由于两家大人们很熟，所以让我们在一起玩。我们整天在宽敞的大餐间里跑来跑去，又笑又跳。只有一次，我们目睹了一件不幸事件。我们看到一个男人坐在甲板的栏杆上喝酒，大约喝醉了，把一个女人拖到身边，接着推到海里去了。船员虽进行了打捞抢救，但救上来的女人已经死了，停放在一间舱房里。我们完全不懂这是酗酒的有钱人作践人命的悲剧，仍然在那里玩，有时还悄悄推开那间停放女尸的舱门瞄一眼--除了蒙盖着的白布，什么也瞧不见。我之所以记得这一幕，大约是因为坐海船，和小朋友玩，当时是很新鲜的事。 在广州的家，所在街道的名称我已不记得了。只记得我家住在二楼，楼下是一爿水果店。平常家里大人不让我上街，只有母亲出去做客时才偶尔带着我们。在别人家做客的也有许多大人们带去的孩子。吃饭时孩子们坐在一起。有一些女客来看我们，逗我们玩。有两位女客，当场就认了我做干女儿，其中之一是蔡畅，我称她为蔡干妈。对别的活动，像母亲说带我去过电影院等，我却毫无印象。 当时正是大革命时期，在广州应该有不少有意义的历史时刻。但我还太小，大人们也没空对我说什么。只记得有一次特别的活动，父母带着我们小孩，坐着一辆当时很稀罕的黑色小汽车去黄花岗。那里人山人海，有许多彩色的小旗。我们很兴奋、快活。但这是一个纪念什么的活动，我却不知道。后来在莫斯科遇到孙维世，她说她也记得跟着父母去过黄花岗，参加什么活动，她也不清楚。我记得清楚的是，孩子们晚上常常坐在大厅里等候父母回家。我隐隐有一种惴惴不安的心情，天越晚，我越感到紧张。加上广州夏季晚上经常雷雨交加，更加使我们莫名地为父母担心。一次，也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由于等待的焦虑心情，我竟口不择言地问了一句：“不是把他们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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