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与画像
2003-6
华夏出版社
邹波
无
《书与画像》激发您重新去阅读历史、阅读经典名著、阅读过去、阅读人类其他时代的冲动；试图建立旧书、旧思想、旧的故事、旧的时代与您的联系、试图恢复过去与现在的绵延关系；试图证明那些遥远的、疏离的、甚至已经荡然无存的东西也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在清醒的蒸汽和商业狂热的时代，却出现了一个仅靠想象力而生活的人，他嘲讽那构成他同胞生活之意义的一切东西。”多年之后，这句对于爱伦·坡的评价也会柔顺地贴在日益变为成年人永不妥协的皱波身上。像坡一样，邹波试图进入社会，却最终发现自己与之格格不入。他隐藏在文字构成的梦境中，并在彼时真诚地相信自己参透了这个世界的全部秘密。对于幻想与文字的依赖，使得皱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原教旨主义者”，他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一切陈辞滥调。
通过误读接近写作（自序）与达洛卫夫人散步不是我，是博尔赫斯时间旅行凡高的习作玻璃球游戏国内旅行家谨慎化名奥林匹亚比利·埃里奥特美国的幽灵历史的同时代人诺贝尔奖的幽灵哈代的地图1984年作文札记伤感的旅行忠贞萨特的童年危险的夏天命运交叉的阅读第三种现实玫瑰之名马克·吐温在镀金时代1907年的毕加索霍克尼案的有关控诉流浪者新加坡旅行指南我们的威尼斯格拉斯童话书的主人彩票与传记鲍豪斯的艺术乘磁悬浮列车飞行俄罗斯的飞行史仍在讲故事的人日本盒子谁害怕金字塔防守间谍偏离时间的终结旅行与艳遇毕加索的鸽子怎样飞翔妈妈的农庄警察故事战时的新闻与正义……文学史的最后一幕
书摘1 《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展现了一个沉浸在19世纪60年代英国社会具体问题争执之中的媒体作家形象：他留着大鬢角，面颊宽阔，肌肉结实，他一边写诗，一边针对无穷的现实琐事发言，而结论都千篇一律，都指向他惟一推崇的乌托邦生活，对马修·阿诺德本人而言就是“牛津运动”所倡导的优雅而理智的生活——那正是他的理想本身，知识分子至少是有理想的人。《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恰好是对《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以及《忏悔录》这类公共知识分子回忆录的辩护，是对在报纸上发表的一切“不着边际的诗歌”的辩护，是对《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存在合法性的辩护，是对查理斯·兰姆这类因为“只会写作而别无其他技能”的弱者的辩护…… 马修·阿诺德承认，人一旦有了理想就意味着成为赌徒——你为生活的某一种可能性而放弃了其他的可能性。但正是在有否理想的问题上，马修·阿诺德猛烈地抨击说：l9世纪以来的西方政治实际上是没有理想、没有核心的：它主张自由，但并不知道自由生活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因此“时刻面临着滑向无政府状态的危险”。 正如恺撒大帝个人的悲惨下场以及幼年的亨利·亚当斯暑假在白宫所目击到的南北战争黑幕所证实的：西方政治并不真正追求进步，并不追求美好的生活，政治只是追求所谓和平以及安全，只是利益集团媾和与妥协的结果，只是国家做一切事情的借口的总和……而“文化”则不然，阿诺德认为，“文化”关心的远远不只是“自由”与“和平”，一个处于写作状态中的作家远比其他任何时候的任何其他人都要正直而充满理想，而在一个真正有理想的人眼里，执着于自由不过是一种保守主义，相比之下，“公共知识分子”总是更积极的社会建设的激励因素，因为文化本身代表着对生活最大限度的不满，文化人总是吹毛求疵，正如本书作者给“文化人”下的一个精辟定义：“追求完美的人”。……书摘2 那时波伏娃已37岁，但看起来仍然是个柯莱特式的天真姑娘，更重要的是，似乎什么都伤害不了她，她正在撰写《第二性》，写作让这个女人更加不可侵犯。她努力在“花神”咖啡馆伪装成漂亮老练的女知识分子，与那些好色的新教男知识分子一起嘲讽道德家克洛代尔，她的嘴唇薄而性感，一些仰慕她的女同性恋像蜈蚣一样爬过来，她紧张而又故作镇静，她相信与萨特的爱是“脱俗”的，契约上写道：“我们之间的爱情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爱情，但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偶然的情遇。” “可以”的意思实际上是“肯定会”。萨特几乎是从契约签定的第二天起就不断开始“偶然的情遇”的，仿佛是契约所规定的那样，他毫不避讳地与波伏娃讨论这些经历，当然他是以坦白的口吻，他一生对波伏娃保持着忏悔式的尊敬，这种尊敬包含了这个花心男人全部的真诚：那时她仍然相信，每次他都会回到她的身边，正如他生命的归宿是写作。他在书信中叫她妻子。 就像人生的其他奥秘一样，我们只能到临死时才能证实他到底爱不爱她。在此以前，人们生活在不安中，没有婚姻约束的爱情更加不安，37岁是风声鹤唳的年龄，这一次萨特看起来走得太远，他与多洛雷丝谈及了婚姻，他从美国回来，当着波伏娃的面在公共场合讨论多洛雷丝的美貌，他甚至将与波伏娃一起创办的《摩登时代》的创刊号题献给多洛雷丝……1945年至1947年，萨特与波伏娃陷入冷战，冷战是制造宁静的最好方式，那几年他们话很少，那贯穿一生的对话陷入了沉寂，此间萨特经常返回美国，而波伏娃的生活则忠贞得出奇，她几乎报复式地过起了一种修女式的生活，她疏远了博斯特，她疯狂地写作，直到1947年的美国之行。她后来在《美国纪行》的开头写道：“有事即将发生。” 与克洛迪娜·蒙泰伊一样，萨特相信波伏娃在吃醋，因此她不会放过会见多洛雷丝的机会，为了避免“发生这样的事”，他甚至安排多洛雷丝来法，两个情敌就这样交换场地，但他低估了波伏娃——另一些事发生了：当波伏娃兴奋地到达纽约，她几乎是在重复体验萨特美国之行的所有经历，他们的经历十分相似，他们代表法国、法语、法国文学、法国左派、法国共产党、欧洲风俗与美国、美国英语、美国文学、美国右派和左派、美国风俗进行了对话，并且最终都找到了自己的美国恋人——1947年2月，她在芝加哥拨通了纳尔逊·奥尔格伦的电话，开始了同这个“长得土头土脸”的美国作家18年的爱情，那几乎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好戏——一个美国朋友给了她两个号码，要进入芝加哥的生活，她必须拨其中一个号码，要么是男作家，要么是老太太，老太太不在家，而男作家爱上了她……波伏娃通过304封情书证明与奥尔格伦的爱是真实的。与萨特的经历相对称，奥尔格伦甚至也跑到法国来向波伏娃求婚，并要求见见情敌，据说萨特拒绝了，这时他已经抛弃了多洛雷丝，同时更加发奋写作…… 萨特至死也不愿承认他对奥尔格伦的嫉妒。他吻着妻子的嘴唇死去。 萨特的童年 对于这个小孩子，书并不真正带来任何知识，书只在他体内产生一种异己的力量 根据让-保罗·萨特对童年的模糊记忆，某年夏天，他在卢森堡公园里奔跑，母亲安娜-玛丽见他满头大汗，就召唤他坐在自己身旁的长凳上休息。但母亲并不知道：萨特奔跑正是为了“出一身汗以便让母亲有机会把我叫过去”。 这就是萨特童年生活的逻辑，用他自己的话说：生活的“顺序弄颠倒了”，他老在努力促成某些微不足道的行为，他希望每一分钟都过得有意义——而不是为争取糖果、玩具以及同龄人中的荣耀而活着——他生活的目的是奇怪的：比如，这个夏天的上午，他认为“这么坐着非常重要”——这个小男开始意识到生活并非它本身，而只是更深刻的生活的仪式。有时候他甚至认为自己活着只是在执行某种不可告人的神谕，而他以及他的“邻人”（包括母亲和外祖父）都只是“角色和道具”。萨特从此不再能自然地生活，他感觉自己“外在于人类的种种需要、希望和快乐。” 萨特将这种同生活的疏离感归咎于父亲的早逝，这不仅仅是因为：如果父亲还活着，他“会整个压在我身上，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还因为这样一来，母亲就得回到娘家，“重新变为处女”，以至于当母子俩在外祖父家里安顿下来，在同一个房间住下，萨特无法想象自己是由这个女人生出来的…… 在《自我认识》中，别尔嘉耶夫说过类似的话：“我永远也没有感到双亲是生我之人。”但别尔嘉耶夫的确是个无情无意的人，他认为“爱的对象应该是遥远的，超验的”——别尔加耶夫认为这是作家的特权，他永远觉得自己是贵族，他因此而骄傲。 作为一个早熟的孩子，萨特手中当然也紧握着“早熟”这一特权——仿佛他来自未来，因此他知道一切事件的最终结果，但保有这一秘密的承诺令他不安……他出现在自己的童年，就像个无票乘车的旅客——他从未觉得自己是出于某种特权而无需购票，他只能极力装出一副买了票的样子，这使得他的童年疲惫不堪。 因此他从未因过早地开始读写而骄傲，这反而令他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他渴望过正常孩子的生活，渴望加入卢森堡公园里结伴玩耍的孩子当中，但他从未被接纳过：“……他们从我身边擦过，却连看都不看我一眼……”他渴望依靠完美而自然的亲情生活，但他在童年回忆录《词语》中自卑地写道：“……我只是在尚未存在的那个自我身上找到依靠”，卢森堡公园是别的孩子的世界，而不是萨特的——外祖父的书房才是萨特的地狱，有一天他打开了外祖父的书房门，或者是被外祖父强行投入到书堆里，然后他再也没有从书里走出来——以后直到死，我从未见他真正快乐过。那时他才7岁。但生活不正是痛苦吗？ 对于这个小孩子，书并不真正带来任何知识，书只在他体内产生一种异己的力量：“句子难以理解地滑过去了，我的嗓音在我自己的耳朵听来就像一个陌生人的声音。”——阅读令他不再相信自己。他开始认为生活就是在演戏——写作也是演戏。……
序意大利作家昂伯托·埃科认为：“一切阅读都是误读”。这话我相信，我还相信如果没有误读就没有读后感。如果没有误读，你读完一本书之后什么都说不出来，你写不出一个字，同时你得到相应的回报：你将记住书的每一个字。 但我宁可用书的每10000字换自己写的每1个字。 我们可以就此写篇科幻小说，探讨2056年人类的阅读体验，技术很可能使人类在阅读时特别专注，这也正是快速阅读理论对阅读状态的基本要求：短暂的高度专注。 实际上埃科在其小说《玫瑰之名》中已影射了这样一位完美的阅读者——一位在纽约某大学教书的朋友，他形容他是“一个狼吞虎咽的读者，他可以背出图书馆里所有的书，但是他有一个奇怪的弱点，那就是他没有创作的能力。” 但这仅仅属于人类状况的“少数派报告”。目前多数人的阅读体验仍然是相反的——我庆幸自己仍然是大多数人中的一员——这也是本书力求表现的“阅读的真实状况”：本书是对其他书的误 通常情况下，胡思乱想严重干扰着阅读，干扰着我们对书的记忆，否则我们就能记住书里的每个字，但否则音乐中也就不会有强弱；生活里也就不会有所谓最重要的书、最重要的思想、最重要的事件、最重要的细节、最重要的人…… 我承认我的记性相当糟糕，我只记得住最重要的东西。我在妈妈生日那天给她打电话却忘了那天是她的生日，我一心惦记着她咳嗽的老毛病，我只记得在每年冬天她都会犯这老毛病，我对她咳嗽的印象掩盖了她的生日。还好我们家的人都不注重生日，我们也不太注重物质，爸爸是个画家，但朴实得出奇，他对衣着的品位非常差，我还记得从小我们家也很少有额外的装饰，他对材质以及装修的学问并不敏感，他只关注画布之内的事情，物质世界对他来说是幻象，生日也属于物质范畴的东西，就像一切法定节日，生日也只不过是幻象——经济状况、家庭危机、儿子们的前途这类事情在爸爸看来才是真实的，才是值得记住的东西。生活只为我们这样的人打开了一条缝，可是这是最重要的缝隙——我们介入世界的锋利的人口。 我继承了爸爸糟糕的记性，尽管我很少能记住他说的话，以及他对我的教诲，我只记得他的嗓音，他还是一位杰出的业余民歌手，我始终相信20年前武汉歌舞剧院与爸爸所在学校的联合演出中，吴雁泽嫉妒过他，我时常这样对朋友们吹嘘我爸爸。 在过去的岁月里，他一直在歌唱，在画画的时候，在工作间歇，在洗衣服的时候，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在悲伤的时候，在抱着我的时候歌唱，从小我耳边就不缺少音乐，不是乐器而是人声，我在爸爸绵延的歌声中长大，我学会他所有的歌，现在我写作时总有歌声在萦绕，正如爱默生所说的：“即使没有人同我在一起，在我读着写着的时候，我也并不幽静”——歌声有可能来自最近我所迷恋的歌唱家，但更多时候是爸爸的嗓音，有时则是对他小时候的嗓音的想象。我讨厌我没有爸爸那么好的嗓子。我记不住他说的话，但记得住他的嗓音和歌声。 可有一阵我写的东西需要特别多的引语，因此要求我尽量记住别人说的话。这就对记忆力的要求特别高，那一阵我离开书房简直就无法写作，我必须临时去抄书，这也是那时候我害怕旅行的原因之一。在路上写作、在陌生的、没有藏书的酒店房间里写作让我觉得很无助。瓦特·本雅明毕生的志向就是写一部完全由引语镶嵌而成的著作，这需要他把一个巨型图书馆背在背上。 ……
《书与画像》激发您重新去阅读历史、阅读经典名著、阅读过去、阅读人类其他时代的冲动；试图建立旧书、旧思想、旧的故事、旧的时代与您的联系、试图恢复过去与现在的绵延关系；试图证明那些遥远的、疏离的、甚至已经荡然无存的东西也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在清醒的蒸汽和商业狂热的时代，却出现了一个仅靠想象力而生活的人，他嘲讽那构成他同胞生活之意义的一切东西。”多年之后，这句对于爱伦·坡的评价也会柔顺地贴在日益变为成年人永不妥协的皱波身上。像坡一样，邹波试图进入社会，却最终发现自己与之格格不入。他隐藏在文字构成的梦境中，并在彼时真诚地相信自己参透了这个世界的全部秘密。对于幻想与文字的依赖，使得皱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原教旨主义者”，他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一切陈辞滥调。
无
书的装帧朴实、校对上也有疏失，但金玉其中，所以华夏出版社给人一种暴殄天物的感觉。在我们身处的这个文字垃圾泛滥的焦躁而功利的时代，能找到一本可与《书与画像》比肩的书实在太难。我想，如果我们对干净的汉语表述怀有感情，认定文学和幻想之于生活的意义，这本书注定无法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