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君子
2008-1
华夏
莫里哀
241
李玉民
无
《伪君子》、《贵人迷》是喜剧大师莫里哀的代表作，体现莫里哀喜剧艺术的最高成果。《伪君子》的矛头直指天主教的精神统治，揭露假信徒的伪善面目和欺诈手段，嘲讽那些上当受骗者的愚蠢蒙昧。《贵人迷》写一个富有的市民儒尔丹先生，出于有了钱便要附庸风雅的心理，处处模仿贵族的行为举止和生活方式，梦想跻身于贵族行列，结果成为贵族诈取钱财和捉弄的对象。
莫里哀（1622－1673），法国古典主义喜剧家。自幼喜爱戏剧，1642年和朋友组成了剧团，亲自参加演出．并为此放弃了继承权。1650年起任剧团负责人并开始喜剧创作。1659年公演的《可笑的女才子》嘲讽当时贵族矫揉造作的风气，也奠定了莫里哀喜剧家的地位。他的主要作品还有讽刺天主教会的《伪君子》、批判修道院妇女教育的《太太学堂》和《丈夫学堂》、《吝啬鬼》（一译《悭吝人》）、《乔治·唐丹》、《唐·璜》、《恨世者》、《无病呻吟》，舞蹈剧《布索那克先生》、《醉心贵族的小市民》等。莫里哀是法国现实主义喜剧的首创者，他对喜剧形式作了多方面的探索，提出了各种严肃的社会问题．用喜剧的形式揭露封建制度、宗教与一切虚假的事物。在艺术手法上，他大胆吸收了很多民间艺术手法，语言自然，把生活中的矛盾和人物性格都表现得很透彻，法国人评价他是“无法模仿的莫里哀”。
真正的不朽者伪君子贵人迷恨世者名家评论莫里哀生平和创作年表
伪君子 序言 这出喜剧引起纷纷议论，长期受到非难，而它所表现的人物比起迄今为止搬上舞台的所有人物，显见在法国更有权势。侯爵们、才女们、乌龟丈夫和医生们，都已经有人搬演，他们只好忍气吞声，看到给他们塑造出来的形象，他们还同大家一起，假装十分开心。然而，伪君子还丝毫没有受到嘲讽，起初他们胆战心惊，不免觉得奇怪，我竟然如此大胆，表现他们的怪态丑相，企图诋毁许多体面的人都参与的一种行业。我这是犯罪，他们不能宽恕，而且义愤填膺，全都武装起来攻击我这出喜剧。不过，他们也格外当心，并不从他们受伤的痛处来反击：他们太过奸诈，也实在老于世故，绝不会暴露他们灵魂的深处。他们沿袭值得称颂的习俗，用上帝的事业来掩饰他们的私利。于是在他们口中，《伪君子》就成了一部中伤虔诚的戏剧作品，它自始至终都充满了污秽的内容，只配付之一炬。剧中的每个音节都亵渎神明，甚至人物的每个动作都是罪恶；哪怕是眼睛一瞥，头微微一动，往左或往右移动一步，无不隐藏着奥秘，他们总有办法找出对我不利的解释。 我把这部喜剧交给朋友们去评断，交给公众去审查，可是无济于事。我也尽可能作出种种修正，国王和王后亲临观赏并给予肯定，王公大臣们也光临演出表示赞赏，许多正直的人出面作证，认为这部作品很有教益，然而这一切都毫无作用。那些人就是咬住不放，他们还每天煽动狂热的信徒对我大肆攻击，存心地侮辱我，还要慈悲地把我打入地狱。 我本不在乎他们所能发表的言论，只因他们以阴险的手段将我所尊敬的人变成我的敌人，抓住一些真正的好人容易受其影响的特点，利用他们的善意和对宗教的热忱，将这些正派人拉入他们一伙，这就迫使我要自卫了。我要就我这部喜剧的主旨，向各处真正的虔诚者申辩，由衷地敦请他们千万不要在亲眼目睹之前就棒杀一些事物，要摈弃一切成见，千万不要支持那些会给他们带来耻辱的哗众取宠的人。 要是谁肯从善意出发，费神来审查我这部喜剧，毫无疑问，他就会看出我在剧中的意图完全是纯诚的，绝无意讥讽大家应当敬重的事物；也会看出我以应有的谨慎态度，处理如此敏感的题材，并且尽可能运用技巧，缜密周全地截然区分虚伪的人物和真正虔诚的人。为此我用了整整两幕来铺垫。有了这样的准备才让这个恶人出场，观众不会有片刻的迟疑，因为根据我赋予这个人物的特点，观众一眼就认出他来。而且自始至终，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向观众描绘一个坏蛋的性格，我有意让他在同真正的好人的对比中，形成鲜明的反差。 我十分清楚，这些先生会极力拐弯抹角地回答，舞台绝非谈论这类话题的场合。可是恕我冒昧，我还要问他们一问，这条出色的准则究竟有什么根据。这种主张纯系他们的臆想，根本无法证实；而我们当然不难向他们指明，在古代，喜剧就起源于宗教，并成为古代人神秘祭祀的组成部分；我们的邻邦西班牙，每逢庆典总要安排演戏；就是我们法兰西，戏剧的诞生也多亏了宗教团体的关照，如今勃艮第剧院还隶属于宗教团体，那舞台上还在演出我们宗教信仰上的最重要的神秘剧，在那里还能看到用哥特字体印行的一些喜剧，署名为索邦神学院一博士，不必追溯久远，就说我们这个时代，也一直在演出全法兰西都敬仰的高乃依先生的一些神圣剧。 喜剧的功用，如果说就是改正人类的毛病，那么我看不出有些弊病凭什么就享有特权而能幸免。在国家里碰不得的弊病，其后果比所有别种弊病都危险得多；而我们已经看到，喜剧有一种巨大的功能，那就是纠正弊端。严肃的道德说教无论多么精彩，也往往不如讽刺作品那么有力量。对大多数人来说，刻画他们的缺点，比任何责备的方式都更有效果。有力打击恶癖的方式，就是把它们展示出来，让它们受到公众的嘲笑。有恶癖的人经得住谴责，但是根本经不住嘲笑。成为坏人倒无所谓，但是他们绝不愿意成为笑柄。 他们指责我居然让这个伪善者满口仁义道德。唉！要充分表现一个伪君子的性格，我能不这样做吗？照这么说，我只要揭示他讲这些话的罪恶动机，删除他滥用的他们听着感到刺耳的这些堂皇词语——在第四幕，他讲了一通极不道德的话——也就足够了。这种伤风败俗的言论，难道不是大家听腻了的东西吗？在我的喜剧中，这种话讲出了什么新意吗？难道还要担心遭到普遍憎恶的污言秽语，能给人的思想造成什么影响吗？我把它们搬上舞台就变得十分危险了吗？在舞台上从一个大坏蛋口中讲出来，它们就有了什么权威性吗？显而易见，这些都是无稽之谈。事实上，要么赞同《达尔图夫》这部喜剧，要么全面否定所有喜剧作品。 这就是近来有些人拼命干的事情：如此猖狂地攻击戏剧还前所未见。我固然不能否认教会的一些神甫在责难喜剧，然而别人也不能否认，有些神甫的态度较为温和。这种意见分歧也就击破了责难喜剧所赖以支撑的权威性。文化素养相同的明白人，见解却这样不同，我们能从中得出的全部结论就是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喜剧，一些人关注其纯正，而另一些人则看到其败坏，将其混同为所有那些理应斥作伤风败俗的下流演出。 的确，既然谈论的是事实，而不是几句话，既然大部分抵牾来自误解，即赋予同一句话以相反的意思，那就完全应该掀掉歧义的罩布，直接看喜剧本身究竟是什么，以便确认它是否应该受到谴责。毫无疑问，大家会认识到，喜剧无非是巧妙的诗篇，以愉悦的忠告来责备人的缺点，因此非难喜剧就有失公允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若是愿意听听古代的证言，就能得知古代最著名的哲学家都赞扬过喜剧，而他们通常标榜一种极为清高冷峻的智慧，不断地斥责他们所处时代的恶习。我们还会得知，亚里士多德就曾致力于喜剧事业，并且辛勤笔耕，将创作喜剧的艺术总结成为格言。同样，我们也会得知，古代最伟大的人物、最尊贵的人物，都以亲手创作喜剧为荣；还有些大人物不惜放下架子，公开朗诵自己创作的喜剧。希腊为了弘扬这种艺术，不仅颁发荣誉的重奖，还建造宏伟的大剧场。在罗马，戏剧艺术也受到特殊的礼遇，我说的不是在放荡皇帝统治下的堕落的罗马，而是执政官明智领导下的安分尚德的盛世罗马。 我也承认，有几段历史时期，喜剧堕落了。这世上又有什么东西，人们不是每天在毁坏呢？无论多么纯洁的东西，都不免被人打上罪恶的烙印；无论多么健康的艺术，人都能使之倒行逆施；无论多么有用之物，也都能被人用来作恶。医学是一门有益的技艺，人人都崇敬之，奉为至宝，然而有时候，医学也声名狼藉，有人常把它变成下毒害命的技艺。哲学是上天的恩赐，人用哲学武装了头脑，就能通过观赏自然奇观来认识上帝，然而，我们也都知道，哲学往往被移作他用，公开用来支持大逆不道。哪怕是最神圣的事物也绝难保全，也会受到人的腐蚀。我们看到那些恶人每天都滥用虔诚，阴险地假借虔诚来犯下滔天大罪，然而，我们并不因此就不作出必要的识别。我们绝不能得出一种错误的结论，混淆正在被人败坏的事物的良善本质和败坏者的罪恶用心。我们要时时区分艺术的主旨和对艺术的错误的使用。我们不能因为罗马取缔过医学就禁止医术，也不能因为哲学在雅典曾公开遭受谴责就禁绝哲学，同样，我们也不应因为喜剧在某些时期遭受查禁，就禁演喜剧。当时查禁所依据的理由，今天已经根本不存在了。那时的查禁仅限于那时所见的弊病，我们绝不应该将那种查禁拉出其自我限定的范围，不适当地扩大应用，从而不分青红皂白，处置有罪而殃及无辜。那时查禁所针对的喜剧，根本就不是我们今天要捍卫的喜剧，两者绝不要混为一谈。这就像生活习俗截然相反的两个人，除了相同的名称，两者毫无共通之处；因为有过一个名叫奥林匹斯的荡妇，就要谴责也叫奥林匹斯的一个良家妇女，那就太不公道了。这样胡乱封杀，势必要在社会上制造极大的混乱。如照这样下去，那么世上就没有任何东西不遭贬斥了。我们既然并不苛责天天被人滥用的许多事物，那么也应该同样宽待喜剧，赞成那些显见以正派和教益为主导的剧本。 我知道有些人特别挑剔，不能容忍任何一种喜剧；他们说喜剧越好危害就越大，还说剧中所描绘的激情因为充满了美德而尤为感人，观众的心灵会深深地被这种演出所打动。我实在不明白，因看到一种正当的激情而感动，怎么就有那么大的罪过；他们要把我们的灵魂推上道德的高度，而所谓的道德竟然是这种十足的麻木不仁。我不免怀疑，这样高洁的完德是否符合人的天性；我也不知道，尽量纠正并削弱人的激情而不要完全斩断是不是更好。我承认有些场所，比剧院更值得经常前往。如果说凡是同上帝和人的永福没有直接关系的事物都要受到谴责，那么喜剧肯定也名列其中，而将喜剧同其他所有事物一并禁绝，我绝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然而，假设——事实也如此——宗教活动还允许有间歇，人们也需要娱乐的话，那么我就要坚持说，再也找不出比喜剧更为有益而无害的东西了。我离题太远了，还是让我们在序言的结尾，引用一位伟大的王爷对喜剧《达尔图夫》讲的一句话吧。 本剧遭禁演之后一周，在宫廷演出了一场戏，名为《隐修士斯卡拉穆什》。国王㈤看完了戏，对王爷说了我要讲的话：“我很想了解，对莫里哀的喜剧无比愤慨的那些人，看了《隐修士斯卡拉穆什》怎么就一言不发了？”王爷便回答：“原因就在于《隐修士斯卡拉穆什》这出喜剧讽刺的是上帝和宗教，那些先生毫不在意，而莫里哀的喜剧则嘲笑他们本人，这是他们不能容忍的。” 第一陈情表 为喜剧《达尔图夫》演出事，上书国王 陛下： 喜剧的责任，就是通过娱乐来纠正人的缺点，因而我认为，我做任何事情，都不如以嘲讽的描绘来鞭挞我们时代的弊病。毫无疑问，虚伪是最常见的、最烦扰又最危险的弊病之一，那么我想，陛下，假如我编写一部喜剧，贬斥那些伪君子，恰当地揭露那些过分冒充好人的惯常嘴脸、要以伪装的热忱和慈善骗人的假圣徒的各种各样的骗术，诚能如此，我给国内所有正派人帮的恐怕就不是一个小忙了。 这部喜剧，陛下，我写出来了，而且我认为我精雕细刻，并且按照这一特别敏感题材的要求，尽量做到审慎缜密。为了更好地保持对真正信徒应有的敬重，我也尽可能将他们同我要触及的人物区别开来，绝不留下模棱两可的东西，删除任何可能混淆善恶的部分，在刻画中仅仅使用鲜明的色彩，表现主要特征，让人一见就能看出，那是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 讵料，我所有的谨防措施全归徒劳。陛下，有人就是利用了您在宗教问题上的谨饬态度，他们善于抓住您唯一的软肋——我是说您对神圣事物的虔敬。达尔图夫之流，暗中耍尽了手腕，谋取陛下的宠信，然而，赝品再怎么显得纯洁，再怎么显得逼真，最终还是被真品取代了。 禁演这部作品，对我虽然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是陛下在这个问题上所作的说明，大大减轻了我的不幸；而且我认为，陛下既已表明禁演的这部喜剧并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当之处，我受陛下这样的知遇之恩，就毫无理由再申诉了。 然而，尽管世界上最伟大和最圣明的国王有了这种高妙的谕旨，尽管在专门的朗诵会上，教皇特使先生和绝大部分高级教士听我朗诵了这部作品，他们的见解同陛下不谋而合，我要说，尽管如此，某教区的一位堂主还是写了一本书，大言不惭地驳斥了所有这些庄严的证言。陛下说话不管用，教皇特使和高级教士诸位先生的判断也不管用，他看也不看我的喜剧，就断言是魔鬼之作，断言我的脑袋中了魔：我成了披着人皮的魔鬼、一个思想自由分子、一个该受刑罚以示惩戒的大逆不道者。我亵渎神灵，当众火焚我还嫌不够，还嫌太便宜了我，这位雅士高人还怀着慈悲的热忱，绝不肯就此罢休，不让我得到上帝的宽恕，坚决要把我打入地狱，而且这是一桩铁案了。 这本书已经呈送给了陛下，毫无疑问，陛下自会作出判断，我每天受这些先生的侮辱，该有多么难堪，而这类诬蔑也得容忍，那要在社会上给我造成多大损害；最后，如能澄清这种毁谤，让公众看到我的喜剧绝非他们所诬陷的那样，这对我关系将是多么重大。陛下，我绝不会讲，为了我的名誉，为了向所有人证明我的作品清白，我应当提出什么要求：如陛下这样圣明的国王，用不着别人告诉他们有什么愿望，他们就像上帝一样，能看出我们需要什么，比我们还要清楚应当俯允我们什么。我把自己的利益交给陛下掌握也就足够了，然后就恭候陛下随意下什么敕令。 第二陈情表 上书国王 （国王陛下当时正在佛兰德斯的里尔城前大营①，陛下的喜剧演员，莫里哀先生的同事德·拉托里利埃尔和德·拉格朗日，将这份陈情表上呈陛下，事关一六六七年八月六日《达尔图夫》禁演，等待陛下新敕令。） 陛下： 一位伟大的君主正进行光荣的征伐之际，我前来烦扰，实在冒昧得很。然而，陛下，我现在有如此遭遇，不到这里寻求保护，又该去哪里寻觅呢？我要抗击欺压我的这种权势，不乞求于权势的本源、绝对命令的公正赋予者、万物的主宰和最高审判官，我又该向谁诉求呢？ 陛下，我的喜剧在这里未能仰蒙圣恩。这出喜剧取名《骗子》，我已经编写出来，让这个角色乔装打扮成上流社会人士，让他戴上一顶小帽，蓄留长发，衣服大翻领上下都镶有花边，佩带一把剑；剧本好几处我都淡化了，仔细删掉所有我认为可能授人以柄、说我影射某些名人的部分，然而这一切努力终归徒劳。这个阴谋集团仅凭简单的臆测，就警觉行动起来了。他们设法愚弄了那些自鸣得意、在别的任何事情上都不会被愚弄的人。
我们还要再谈论莫里哀。过了二百五十年，一部文学作品还保持如此清新，如此自然，如此真实，还能对我们的思想产生如此巨大的作用，这不令人赞叹吗？没有一个词语变得乏味，没有一种表达方式老化，也没有一句引人发笑的俏皮话过时。 ——（法）保尔·莱奥托 莫里哀属于那个世纪，他一生描绘了某些特殊时期与世风，然而，他更属于所有时代，他是体现了人性的人。 ——（法）圣伯夫 莫里哀实在太伟大了，我们第次重读他的作品，总要感到一种新的惊奇。 ——（德）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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