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卖怀疑的商人
2013-1
华夏出版社
Naomi Oreskes,Erik M. Conway
408
366000
于海生
无
本·桑特是那样一种人——你永远无法想象，他会具有任何攻击性。 他的身上，没有一丁点儿让人产生压迫感的地方——中等身高，略胖的体态，温和的气质，温和的政治观点。他也很谦虚——说起话来总是轻声细语，几乎到了谦卑的程度。而且，从他那位于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小小的、几乎没有任何装潢的办公室来看，你可能会认为他是一名会计师。倘若他置身于一个有很多人的房间里，你甚至可能不会注意到他的存在。 但是，桑特不是会计师，而且，整个世界都注意到了他的存在。 他是世界上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他是1998年麦克阿瑟“天才”奖获得者，他也从他的雇主、也即美国能源部那里获得了无数奖项和荣誉，在证实全球变暖的人为原因方面，他所做的几乎比其他任何人都多。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展研究工作以来，他一直在试图了解地球的气候系统是如何运转的，以及我们是否可以确定，人类活动正在改变它。他最终证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桑特是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大气科学家，他所参与的模型诊断和比较项目，是一个庞大的国际项目，旨在储存来自世界各地的气候模型的分析结果，把它们分配给其他研究人员，对模型进行比较——包括与现实世界的数据比较以及模型数据之间的比较。在过去二十年里，他和他的同事们已经证明，我们的地球正在变暖。而且，正如你会想到的那样，地球变暖的方式，类似于温室气体导致的变暖方式。 桑特的工作被称为“指纹识别”——自然气候的变化会产生不同于温室气体所导致的变暖模式和痕迹。桑特会寻找这些“指纹”，其中最重要的指纹涉及大气的两个部分：对流层，即最接近地表的温暖的大气层，以及平流层，即对流层上面的更稀薄、更寒冷的气体部分。物理学告诉我们，如果说是太阳造成了全球变暖——就像一些怀疑论者长期坚称的那样——那么对流层和平流层都会变暖，因为热量会从外层空间进入大气。如果说气候变暖是由于地球表面排放的温室气体导致的，并在很大程度上“潴留”于低层大气中，那么对流层将会变暖，而平流层就会降温。 桑特和他的同事已经表明，对流层正在变暖，而平流层正在变冷。实际上，这两个大气层之间的边界在一定程度上是根据温度而定义的，现在的边界正在向上移动。换句话说，大气的整体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倘若太阳是罪魁祸首，那么这些结果就是无法解释的。这表明，我们所看到的气候变化并非自然结果。 对流层和平流层之间的区别，曾经成为美国最高法院听证会的一部分。这其中涉及到“马萨诸塞州等诉环保署案”，在这个案件中，美国12个州起诉联邦政府没有根据空气清洁法案控制一种污染物——二氧化碳。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提出异议，认为法律并未规定环保署必须采取行动，与此同时，这位最该法院法官也在科学中迷失了方向——在某一时刻，当他提到平流层的时候，他所指的其实是对流层。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律师说，“尊敬的法官大人，这不是平流层。是对流层。”这位法官回答说，“对流层？随便什么层都无所谓。我告诉过你，我不是科学家。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想处理全球变暖这种问题的原因。”1 但是，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都必须应对全球变暖，而且有些人长期抵制这一结论。实际上，有些人攻击的对象不只是信息本身，还有传达这些信息的人。 自从科学家们最初解释我们的气候正在变暖的证据以来——这很可能要归咎于人类活动——有些人一直在质疑这方面的数据，挑战这些证据，并对收集和解释 它们的科学家展开攻讦。而且，没有人比本·桑特受到的攻击更残酷——或者说，更不公平。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是世界上有关气候问题的主要权威。这个在1988年由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建立的组织，其成立初衷就是为了回应有关全球变暖的预警。 科学家早已知道，燃烧化石燃料而增加的温室气体，可能会造成气候变化——他们在1965年曾向林登·约翰逊总统解释了这一点——但大多数人认为，这种改变只会发生在遥远的未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科学家们才开始普遍担忧，认为未来也许就在眼前，而且几个特立独行的科学家开始指出，人为因素导致的气候变化，实际上已在进行当中。因此，IPCC被建立起来，目的是评估有关证据，并且考虑它们会导致怎样的影响——假若那些特立独行者是正确的话。 IPCC在1995年宣布，人类对气候的影响现在“可以辨别出来”。这不只是个别人的意见；到1995年，IPCC已发展到包括数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气候科学家。 可是，他们怎么知道改变正在进行之中呢，还有，他们怎么知道这些变化是由“我们”造成的？IPCC发表的第二次评估报告《1995年气候变化：气候变化科学》，回答了这些关键问题。这份报告第八章“气候变化检测和归因的原因，”总结了全球气候变暖的确是由温室气体引起的证据，其作者就是本·桑特。 桑特有着无可挑剔的科学资历证明，而且在气候变暖方面，他以前从未公开提出过哪怕是任何形式的不当的意见或建议，然而，和华盛顿的某个智囊团关系密切的一个物理学家团体，现在却指控他篡改了这份报告，以便使这一科学结论看上去更加可靠。 他们撰写报告，指责他进行了“科学清洗”——删除了那些与他意见相左的人士的观点。2 他们撰写的带有类似于“温室辩论仍在继续”和“篡改文件”的题目的报告，发表在《能源日报》和《投资者商业日报》这样的地方。他们给国会议员、能源部官员和科技期刊编辑写信，把他们的指责进一步扩大化。他们向能源部的熟人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将桑特从他的工作中解聘。 最公开的——也是宣传力度最大的——攻击行动，是发表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专栏文章，它指责桑特作出了缺乏可信性的篡改，目的是“欺骗决策者和公众。”3 桑特的确对报告作出过修改，但不是要欺骗任何人。作出这些修改是为了回应其他科学家的审查评论。 每一份科学论文和报告都必须经过其他专家的严格审查：同行评审。科学作者必须严肃对待怀疑论者的意见和批评，并修改任何可能已经发现的错误。这是科学工作的一个基本伦理：在通过同行评审以前，没有任何断言会被视为有效——哪怕是可能有效。 同行评审也被用来帮助作者使其论点更清晰，而且，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有一个具有广泛性和包容性的同行评审过程。它既包括科学专家，也包括各参与国政府的代表，目的是确保和纠正事实上的错误，确保所有的判断和解释得到充分记录和支持，同时确保所有有关各方的观点都有机会被听到。作者要么需要就审查意见作出修改，要么解释为什么这些意见是无关的、无效的或者是完全错误的。桑特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他针对同行评审作出了修改。他完成了IPCC的规则需要他所做的一切。他完成了科学要求他做的事情。尽管如此，桑特却一度因为自己是一个优秀的科学家而遭到攻击。 桑特试图为自己辩护，他给《华尔街日报》编辑写了一封信——一封由包括美国全球变化研究项目主任在内的29个共同作者签名的信。4 美国气象学会给桑特写了一封公开信，声明那些攻击是完全没有法律依据的。5 在亲自写给《华尔街日报》的一封信中，IPCC的创始人兼主席伯特·博林证实了桑特的陈述，他指出，那些指控完全没有任何证据，而且，那些指控者没有联系过他，没有联系过任何IPCC官员，也没有联系过参与事实核证的任何科学家。 他指出，他们“只需花点儿时间熟悉一下IPCC的议事规则”就很容易发现，没有哪一项规则遭到过破坏，没有哪一个程序被违背，这中间也没用发生任何错误。6 就像评论家后来指出的那样，没有任何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成员国支持过这种投诉。7 但是，《华尔街日报》仅仅刊登了桑特和博林的信件的一部分内容，两个星期后，该报再次给了那些指控者进行诽谤的机会——他们刊登了一封信，宣称IPCC报告已经“为了政治目的而被篡改”。8 这种诽谤奏效了，这些指控得到了来自企业集团、商业报纸和杂志以及智囊团的广泛回应。它们今天仍保留在互联网上。如果你用谷歌搜索“桑特+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你获得的搜索结果不是存在疑问的个别章节——更不要说IPCC的整篇报告——而是重复了1995年的那些指控的各种各样的网站。9 一个网站甚至（错误地）宣称，桑特承认他“调整了数据，以便使之适应政策的需要”，仿佛美国甚至有一个可以随时调整数据的气候政策(在1995年，我们没有这样的政策，而且我们现在也没有)。10 这种经历让桑特大吃苦头，他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捍卫自己的科学声誉和诚信，他试图化解这个经历给他带来的婚姻危机（他未能做到这一点)。今天，每当回想起那些事件，这个一向温和的人就会气得脸色发白。没有哪一个忠诚于其职业生涯的科学家会期待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些指责桑特的人为什么懒得去查清事实？为什么在那些指控已被证明毫无根据很长时间以后，他们还要继续重复那些指控？ 答案当然是：他们对寻找事实不感兴趣。 他们感兴趣的是对抗事实。 几年后，桑特在阅读晨报时偶然看到一篇文章，描述了一伙科学家如何参与到由烟草业组织实施的一个计划中，目的是诋毁那些表明烟草有致癌作用的科学证据。文章解释说，这个计划的宗旨就是“让这种争议失去存在的价值”。11 只要人们对这种因果关系存在疑问，烟草业就可以从诉讼和监管中安全脱身。桑特当时就感觉到，这个故事对他而言是那样惊人地熟悉。 他是对的。而且不仅仅如此。他看到的不单单是同样的战术，也看到了同样的人。那些攻击他的群体的带头人是两个退休的物理学家，他们的名字当中都有弗雷德：弗雷德里克·塞茨和S·(齐格弗里德·)弗雷德·辛格。塞茨是一个固态物理学家，他在第二次次世界大战期间声名鹊起：他当时帮助建造了原子弹；他后来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辛格是一个物理学家——实际上，他就是那个众所周知的火箭专家——在开发地球观测卫星的过程中，他成为领军人物，担任过全国气象卫星服务局的首任负责人，后来成为里根政府时期交通运输部的首席科学家。12 这两个人都属于极端强硬派，他们当时都坚决相信苏联的威胁的严重性，以及使用高技术武器装备来保卫美国对抗这种威胁的必要性。他们都与一个保守的智囊团——华盛顿的乔治·C·马歇尔研究所关系密切——当初成立这个研究所，就是为了捍卫罗纳德·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SDI或者“星球大战”)。而且，这两个人都曾任职于烟草业，帮助人们怀疑对于吸烟和死亡的关联性的科学证据。 从1979年到1985年，弗雷德·塞茨为R·J·雷诺兹烟草公司组织实施了一项计划，将4500万美元分发给全国各地的科学家用于生物医学研究，以便获得可以在法庭上捍卫“怀疑”这种产品的证据，并培养可以发挥这种作用的专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弗雷德·辛格与他人共同撰写了一份重要的报告，对美国环保署就健康的危险性所作的结论进行攻击。几年前，美国卫生局局长已经宣布，二手烟不仅会给吸烟者的健康带来危险，也会威胁到所有接触到它的人。辛格攻击这一发现，声称这种研究是被人操纵的，而且环保署的科学评审过程——由全国各地的首席专家主持——被一种政治议程所扭曲，目的是扩大政府对于我们的生活各个方面的监管。辛格对抗环保署的报告，得到了烟草业协会的批准并获得资金支持，而这些资金是通过一个智囊团——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研究所输送的。13 烟草诉讼期间公布的数百万页的文件，显示出这种关联性。它们表明在制造对于吸烟和健康风险的关联性的怀疑的过程中，科学家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文件——除了律师和少数大学教师，很少有人对它们进行细致的研究——还表明，同样的策略不仅应用于全球变暖，而且应用于对环境和健康问题的一系列关注对象，包括石棉、二手烟、酸雨和臭氧洞。 不妨把它称为“烟草战略”。它的对抗目标是科学，因此它主要依赖于科学家本身——借助于行业律师和公共关系专家的辅助和指导——能够拿起步枪并扣动扳机。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在众多文件当中看到了一种所谓《伪科学：一个资源手册》——一个为对抗事实的人准备的操作手册，它提供了一个又一个用于破坏科学的成功的战略范例，以及一份拥有各种科学头衔的专家名单——当一个智囊团或者公司需要强有力的负面评论时，这些人可以随时站出来，就一个话题发表意见。14 在许多案例中，弗雷德·辛格、弗雷德·塞茨等科学家与智囊团、私营公司结成联盟，挑战有关当代一系列问题的科学证据。在早些年里，这项工作的大部分资金来自烟草业；在随后几年中，它们来自基金会、智囊团和化石燃料工业。他们声称，吸烟与癌症之间的联系仍未得到证实。他们坚持认为，科学家错误地看待了“战略防御计划”的风险和局限性。他们认为，酸雨是由于火山爆发而引起的，臭氧洞同样如此。他们指控说，环保署操纵了有关二手烟的科学结论。最近——在面对二十年积累的越来越多的证据的过程中——他们反驳了全球变暖的现实性。最初，他们声称不存在变暖这种事实，后来又声称，变暖只是自然变异的结果，接着他们声称，即使变暖正在发生，而且是由于我们的错误所致，这也并不重要，因为我们完全能够适应它。在许多案例中，他们都坚决否认存在科学结论的一致性，尽管只有他们才是唯一否认科学结论的人。 如果没有人去关注他们，那么这区区少数人不会有任何影响，但是，人们的确在关注他们的说法。凭借在冷战武器计划当中的早期工作，这些人在华盛顿声名显赫而且深受尊敬，他们能够直接接触到白宫的权力人物。我们只需举一个例子：1989年，塞茨连同我们的故事中其他两个角色——物理学家罗伯特·贾斯特罗和威廉·尼伦伯格——撰写了一份报告，质疑全球变暖的证据。15 他们很快被邀请到白宫向布什政府汇报情况。内阁事务办公室的一个成员这样说起这份报告：“每个人都读过它。每一个人都认真对待它。”16 不仅仅是布什政府认真对待这些声明；大众媒体也是如此。类似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这些受人尊敬的媒体以及其他许多媒体，都重复报道过这些声明，好像它们是一场科学辩论的“一方”。这些声明于是被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重复它们的是参与公共辩论的各种各样的人，从网络博客作者到美国国会成员，甚至包括美国总统和副总统。值得一提的是，记者和公众从来都没有认识到，这些都不是科学争论——它应当发生在科学殿堂的那些活跃的科技人员当中——而是错误信息，是一个庞大的烟草业战略的一部分。 这本书将讲述这个烟草战略的故事，以及它如何被用来攻击科学和科学家，混淆我们对于影响我们生活的重要问题——以及我们居住的星球——的认识。遗憾的是，本·桑特的故事并不是唯一的。当平流层臭氧被逐渐耗尽的科学证据不断增加时，弗雷德·辛格开始攻击舍伍德·罗兰——诺贝尔奖得主和美国科学促进协会主席，他第一次意识到，某些化学品(含氯氟烃)可以摧毁平流层臭氧。当一个名叫贾斯廷·兰开斯特的研究生反对罗杰·雷维尔已经发生改变的关于全球变暖的说法，坚持为他自己的观点正名时，他成为一场诽谤官司的被告(由于缺乏资金为自己辩护，兰开斯特被迫同意庭外和解，这也使他的个人和职业生活陷入支离破碎的境地)。17 弗雷德·塞茨和弗雷德·辛格二人作为物理学家，都是参与这些活动的最著名、最执着的科学家。威廉·尼伦伯格和罗伯特·贾斯特罗也都是物理学家。尼伦伯格一度担任过斯克里普斯海洋学研究所所长，也是罗纳德·里根接收政权专家组的成员，协助推荐科学家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位。就像塞茨一样，他曾参与建立了原子弹系统，而且后来还参与过几项冷战武器计划和实验室的建立。贾斯特罗是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和成功的畅销书作家，也曾担任过戈达德太空研究所所长，长期参与美国太空计划。这些人在环境问题和健康问题方面并无特别的专长，但他们确实拥有权力和影响力。 塞茨、辛格、尼伦伯格和贾斯特罗都在政府的高层科学管理部门任职，他们在那里熟悉了将军、国会议员和参议员甚至是总统。他们还经常与媒体打交道，所以他们知道如何让媒体报道他们的观点，以及当他们不需要让他们的观点曝光时，如何对媒体施加压力。他们使用他们的科学资历，强化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科学权威的形象，而且他们也会使用个人权力去诋毁任何他们不喜欢的科学。 事实上，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在对于他们可以施加影响力的问题方面，这些人几乎没有任何具有原创性的科学研究成果。他们曾经是杰出的研究人员，可是，当他们面对我们的故事所涉及的主题的时候，他们基本上都在攻击他人的工作和名誉。实际上，在每一个问题上，他们都站在科学共识的错误的一方。吸烟的确会使人丧命——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污染的确会造成酸雨。火山并不是臭氧洞的成因。我们的海洋正在上升，冰山正在融化，是由于燃烧化石燃料，导致空气中温室气体增加而产生累积效应的缘故。然而，多年来媒体都把这些人作为专家看待而援引其观点，政治家听取他们的意见，将他们的看法作为不采取行动的理由。乔治·W·布什有一次提到他们时，甚至把他们称为“我的科学家”。18 虽然这种情况现在多少有所好转，但他们的意见和论据仍在互联网上和谈话节目中被持续引用，甚至被美国国会成员所引用。19 为什么致力于揭示自然界真理的科学家会故意诋毁自己的同事的工作呢？他们为什么会毫无根据地传播他们的指控呢？当他们已经被证明是不正确的，为什么会拒绝纠正他们的观点呢？还有，为什么媒体会年复一年地不断引用他们的看法，哪怕他们的声明相继被证明是错误的？这就是我们将要讲述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一小撮科学家对抗科学证据、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最重要的问题方面不断混淆视听的故事。这是一个一直持续至今的某种战略模式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对抗事实和贩卖怀疑的故事。
本书讲述了一伙有影响力的科学决策者如何干扰公众了解科学事实，以便推进某种政治和经济议程的令人不安的故事。
在公众健康和环境科学研究方面，美国科学界长期居于世界领导地位。科学家对于滴滴涕、烟草烟雾、酸雨和全球变暖的危险进行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探索。但与此同时，该领域内一个看似渺小、实则强大的附属组织却在极力否认这些危险，并要说服全世界接受他们的观点。
《贩卖怀疑的商人》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相对松散的、与政治和企业有着密切联系的高层次科学家和科学顾问的群体，通过各种卓有成效的宣传运动误导公众，否认过去四十年来得到确认的科学知识。他们会不时站出来发表引人注目的意见；他们声称，全球变暖的科学“尚无定论”；他们中有些人极力否认吸烟与肺癌、煤烟与酸雨、含氯氟烃与臭氧洞的关联性的研究结论。“怀疑是我们的产品，”一个烟草公司的管理者写道。这些“专家”提供的就是这种产品。
科学史家内奥米?奥利斯克斯和埃里克?M.康韦揭露了科学界这个黑暗的角落，展示了在一个过于顺从的媒体系统的帮助下，市场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如何扭曲公众对于这个时代某些最重要问题的认识。
内奥米·奥利斯克斯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和科学研究教授。她发表于《科学》杂志、并由阿尔?戈尔在《难以忽视的真相》一书所引用的研究论文“超越象牙塔”，是对抗否定全球变暖的斗争的一个里程碑。埃里克?M?康韦已出版过包括《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管理局的大气科学：一个历史真相》在内的四本书。《贩卖怀疑的商人》是他们共同撰写的第一本书。
序言
第一章 怀疑是我们的产品
第二章 战略防御、伪造事实和乔治?C?马歇尔研究所的建立
第三章 播下怀疑的种子：酸雨?
第四章 构建对抗机制：臭氧洞之争
第五章 什么是伪科学？由谁决定？
二手烟之争
第六章 否认全球变暖
第七章 再次否认：对于雷切尔?卡森的修正主义攻击
结论：关于自由言论和自由市场
尾声：一个新的科学视角
鸣谢
版权页： 1979年年5月9日，一群烟草业的高管齐聚一堂，聆听一个重要的最新方案。邀请他们的是科林·H斯托克斯，R.J.雷诺兹公司前任董事长，该公司是一家以善于开拓市场而闻名的公司，包括在电台和电视台所作的第一个香烟广告（“步行一英里，购买骆驼烟”）。值得一提的是，在随后几年中，雷诺兹因为违反联邦法而涉罪，因为他们使用“骆驼乔”这个角色（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将其与米老鼠比较）来吸引孩子。眼下，这些高管不是来听取产品或营销报告的。他们是来聆听科学的。当晚的明星不是斯托克斯，而是一个上了年纪、秃顶、戴着眼镜的物理学家，他的名字叫弗雷德里克·塞茨。 塞茨曾是当时美国最知名的科学家之一。作为当年帮助美国建立了原子弹的“神童”，塞茨在美国最高科学部门度过了他的职业生涯：在20世纪50年代，他是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科学顾问，60年代，他是国家科学院院长，70年代，他是美国领先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洛克菲勒大学的校长。塞茨在1979年刚刚退休，而且他此番是要阐述他的最后一项工作：他将代表R.J.雷诺兹公司执行的一个新的计划，目的是在全国主要大学、医院和研究机构资助生物医学研究。 这一新方案的重点是退化性疾病——癌症、心脏病、肺气肿和糖尿病——美国人死亡的重要原因。而且这是一个庞大的项目：在未来的6年将花费4500万美元。这笔钱将资助在哈佛大学、康涅狄格州、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华盛顿的大学、斯隆一凯特林研究所以及（这并不意外）洛克菲勒大学的研究。 一项典型的资助金计划，是在6年时间里每年提供50万美元——在当时的科学研究中，这是一笔庞大的金额。该方案将支持26种不同的研究计划，以及资助最终获得“雷诺兹研究奖学金”的6个年轻研究员。这些研究计划的领域主要涉及慢性退化性疾病、基础免疫领域以及“生活模式”对疾病的影响。 塞茨的角色是研究并选择为哪些项目提供资金，监督和监测这种研究，并向R.J.雷诺兹公司报告进展情况。为了确定项目标准——为哪些类型的项目提供资金——他邀请了另外两个知名的同事给予协助：詹姆斯·A.夏伦和麦克林恩·麦卡蒂。 夏伦是一名医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率先使用了抗疟疾药物“疟涤平”。“疟涤平”当时确实有效，但具有很大的副作用；夏伦想到了怎样应用这种药物，而不会使之产生令人作呕的副作用，他实施了将该药物推广到整个南太平洋地区数百万军队当中的计划，将数以千计的士兵从疾病和死亡中解救出来。后来，作为从1955年到1968年的国家卫生研究所所长，他说服国会批准他们向大学和医院研究人员提供奖学金，从而改变了国家卫生研究所的面貌。在此之前，国家卫生研究所的资金都用在研究所内部；只有很少的钱用于美国的医院和大学的生物医学研究。夏伦的对外资助计划大受欢迎并取得了成功，因此该计划也在不断发展。最终，它产生了庞大的、也是今天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的核心资助体系，该体系推动美国成为生物医学研究的领导者。然而，尽管有了这一切成就，夏伦从来没有获得过一次诺贝尔奖，一枚美国国家科学奖章，甚至是一次拉斯克医学研究奖——一个通常被认为是仅次于诺贝尔奖的生物学研究的最有价值的奖项。 麦克林恩·麦卡蒂同样拥有一个相当成功的职业生涯，但却没有得到最大程度的认可。很多人都听说过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他们因为破译了DNA（脱氧核糖核酸）的双螺旋结而赢得了诺贝尔奖，不过沃森和克里克没有证明，：DNA携有细胞的遗传信息。这一关键性的第一步在10年前、也就是在1944年，已经由洛克菲勒大学的三个细菌学家完成，他们是奥斯瓦尔德·埃弗里、麦克林恩·麦卡蒂和科林·麦克劳德。在对肺炎细菌进行的一次实验中，他们发现，通过注射有毒分子链的DNA，良性细菌也会产生毒性。你可以通过改变有机体的DNA来改变它的性质——现在，我们会把它看成是理所当然的结论，但在20世纪40年代，它是一个革命性的理念。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本充满各种各样的、而且颇具对抗性的“科学论战”的著作，论战主题涉及烟草烟雾、酸雨、臭氧洞、全球变暖、战略防御等多个方面，它们无不属于关乎环境保护、公众健康乃至社会安全的重要问题，换句话说，它们与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这个星球所有生物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我们每个人有权了解论战的实质，知晓科学的真相。 然而事实上，就像本书作者所揭示的那样，这种论战并不是真正的科学争论，因为真正的科学争论应当发生在真正的科学殿堂，参与论战的双方应该是客观、公正、称职和活跃的科学工作者，而不是怀有特定的商业动机、政治议程乃至个人私利的个别所谓“专家”。可是，《贩卖怀疑的商人》却向我们展示出一幅幅令人震惊、沮丧甚至愤怒的画面，它会让真切地我们感受到，“伪科学”如何以其特有的杀伤力干扰我们的判断系统，影响我们的意识思维，进而妨碍我们正确而合理地行使公民权利和义务。 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当科学家对于滴滴涕、烟草烟雾、酸雨和全球变暖等问题的危险进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探索时，一伙与企业或政治关系密切的“专家”(其中有些完全是“外行人”)如何结成同盟，并联合媒体系统和公关企业大肆发表对抗性言论。他们制造怀疑，否认危险，歪曲真相，通过各种宣传手段误导公众；他们会不时站出来发表引人注目的意见；他们会不顾一切地质疑和否认完全经得起检验的科学研究结论。换句话说，这些“专家”推销的就是“怀疑”这种产品，由此迫使全社会乃至全世界都接受他们的观点和主张。 本书作者、美国科学史研究专家内奥米·奥利斯克斯和埃里克·M．康韦揭露了科学界这个黑暗的角落，展示了市场原教旨主义意识如何借助于媒体系统的帮助，扭曲公众对于科学真理的认识。 毫无疑问，能够将这样一本不久前刚刚入围洛杉矶时报(科学类)图书奖最终提名的优秀作品翻译过来并介绍给中国读者，是一项艰巨的和富有挑战性的工作，这其中离不开多位专家、同仁和友人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我要感谢曹娜、边静、高斌、宋乃国、王睿等28人，他们对于本书的顺利完稿功不可没，在此表示由衷的和诚挚的谢意。
“内奥米·奥利斯克斯和埃里克·康韦论证了我们很多人一直怀疑的问题：对于气候危机的‘辩论’以及其他许多环境问题，恰恰是由那些向我们提供‘安全香烟’的人制造出来的。任何关心美国民主状态的人，都应该阅读这本书。” ——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难以忽视的真相》的作者 “内奥米·奥利斯克斯和埃里克·康韦创作了一本重要而及时的书。《贩卖怀疑的商人》应当能够最终平息这样一个疑问：气候变化科学是否应当成为定论？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忽视这一定论将会使我们面临危险。” ——伊丽莎白·科尔伯特，《灾难现场笔记：人、自然和气候变化》的作者 “在过去二十年，随着全球变暖科学变得更加确定，对这一科学的攻击也变得更加尖锐；本书有助于解释这一悖论。而且，它不仅仅着眼于诠释有关气候变化的悖论。它对于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引人入胜的叙述。” ——比尔·麦吉本，《地球：一颗危险的行星》的作者 通过……燃烧化石燃料而导致二氧化碳的稳定增长，这一代人改变了全球范围内的大气成分。 ——林登·约翰逊《对国会的特别致辞》，1965年 美国人的麻烦在于，他们看不到以往的会议纪要。 ——阿德莱·史蒂文森
《贩卖怀疑的商人》是一部关于阴谋论的“阴谋论”。科学史家内奥米·奥利斯克斯和埃里克·康韦揭露了科学界这个黑暗的角落，展示了在一个过于顺从的媒体系统的帮助下，市场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如何扭曲公众对于这个时代某些最重要问题的认识。
“内奥米·奥利斯克斯和埃里克·康韦论证了我们很多人一直怀疑的问题：对于气候危机的‘辩论’以及其他许多环境问题，恰恰是由那些向我们提供‘安全香烟’的人制造出来的。任何关心美国民主状态的人，都应该阅读这本书。” ——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难以忽视的真相》作者 “内奥米·奥利斯克斯和埃里克·康韦创作了一本重要而及时的书。《贩卖怀疑的商人》应当能够最终平息这样一个疑问：气候变化科学是否应当成为定论？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忽视这一定论将会使我们面临危险。” ——伊丽莎白·科尔伯特，《灾难现场笔记：人、自然和气候变化》作者 “在过去二十年，随着全球变暖科学变得更加确定，对这一科学的攻击也变得更加尖锐；本书有助于解释这一悖论。而且，它不仅仅着眼于诠释有关气候变化的悖论，它对于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引人入胜的叙述。” ——比尔·麦吉本。《地球：一颗危险的行星》作者 通过……燃烧化石燃料而导致二氧化碳的稳定增长，这一代人改变了全球范围内的大气成分。 ——林登·约翰逊，《对国会的特别致辞》，1965年 美国人的麻烦在于，他们看不到以往的会议纪要。 ——阿德莱·史蒂文森
无
两个字！实用
另一种的科学服务经济，经济挟持科学
昨天上午定的，今天就收到了，惊喜
本书讲的是美国科学家的败类如何在一些科学问题上出于种种目的胡搅蛮缠影响公众判断、影响政府决策的故事。这些科学上的问题目前看科学界已经没有争议，公众也已经基本没有怀疑了：吸烟有害健康、星球大战计划根本不能有效防御核战争、酸雨对全人类有害、臭氧空洞对全人类有害、由于碳排放增加地球正在变暖变暖。但是在美国的历史上，一些科学家或者是出于利益集团的收买，或者是出于个人的政治信仰，就故意在科学界已经没有争议的情况下向公众散布不全面的、不专业的、不代表科学界主流意见的看法，并尽量伪装成全面的、专业的、主流的意见。公众和媒体屡屡上当。历史已经证明他们是错的，并且他们犯错不是因为技术原因，而是主观上因为利益或者政治目的而去刻意歪曲事实。书中涉及到了美国历史上的许多重要的决策过程的细节。这也是档案公开的一个好处。决策者不能把责任推给集体。
土摩托推荐的，看起来很累，很震惊，感觉不知道该相信谁
教育是以服从为主，强调权威或者威权的不可置疑；所以，很多人从小就失去了质疑的能力，只想快快要一个答案，从不问为什么，很少会去思考其中是否会隐藏什么问题，这造成了很大的问题，比如线性的思维模式，比如非此即彼，比如迷信专家学者甚至文字，但凡书上写的，报纸上有的，电视里播的，都是真的——有一些人有一点独立思考的能力，但又往往走向另一个极端，国内的统统不可信，外国的月亮更圆更亮。这本书则告诉我们，国外的专家学者，甚至诺奖得主，出于种种的原因，照样会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一些所谓的严肃的研究成果，其实也不是那么可信，甚至是在一些大是大非上，比如气候转变等。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