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化变革与南社
2008-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卢文芸
321
无
南社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学社团。回首望南社，这个史上罕有的社团巨无霸从成立起至今已将近百年。由于前期南社与辛亥革命的密切关系，人们对南社的揄扬多出于对其政治功绩的夸张评价。而由于南社在文化革新上比继起的“五四”新文化社团相对保守，南社人在性情、修养、思想、行为上相对于新文化人群也保存着传统文人的更多特征，所以作风传统的南社又受到了新文化界的批评。然而事实上，南社及其成员在挣扎于新旧之间的同时，也就中华文化在近代的转型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是双重的贡献。 本书所致力的目标，就是探索和展现南社在传统与现代的两难之间如何寻求微妙的平衡，以及由此产生的“局限性”的双重意义。因而，本书选择了南社的“国学情结”、“民族主义”、“文学选择”与“传统人格”四个问题来进行论述，南社的这四个方面都既立足于深厚的民族传统，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纠结于变革的欲求、时代的局限与民族的情结之间，其间的经验与教训，即使是对今天的民族文化建设，也是有巨大的借鉴意义的。 首先，对中国近现代之交传统文化的整理及中国学术的转型，南社人不仅以丰富的学术成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南社本身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读者群，营造出了国学的整体气候和共同话语。他们一方面欲以国学召唤国魂，拯救民族危亡，寻求民族自信和民族认同，另一方面又强调“孔学之真”，把孔子从圣人还原为一个思想者，同时给学者以思想者的自由，使国学也成为一种思想革命。他们以重新阅读和言说完成将传统学术从君主制的意识形态转化为政治革命的理论准备。但是，南社的国学研究没有完成学术的现代转型，尚局限在传统上附会新思想的阶段。 其次，南社借助“文化民族”意识的传统遗产，承袭惨烈的种族冲突的历史记忆，构建了民族主义的革命意识形态。南社因此对民族历史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挖掘，搜罗了大量的文化语汇，形成了革命所需的丰富完整的民族主义话语，并积极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使之成为对现实革命的言说。他们通过搜集、整理、出版遗烈文献，重建被抹杀的民族历史，进行以排满革命为主旨的研究和创作，来进行民族主义的宣传，也通过祭扫故陵，吊谒遗址，搜集相关文物，来抒发民族主义情怀。 再次，南社文学。南社文学是革命的。南社的许多文学观念，都与其革命立场相关。政治的立场与文学的本质互相冲突，南社内的文学论争，大多因此而起，例如关于是否“以人存诗”的争议，宗唐宗宋之争，关于韩愈的讨论。南社的革命追求，也使他们以“草泽”气概对古典文学传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突破。如果说同光体达到了那个时代民族诗歌所能达到的审美高度，南社则继承晚清的文体革命，并继续发展，达到了那个时代民族诗歌所能达到的革新深度。只是这种革命很有限，因为南社的文学又是笃古的，传统的“文学”观、名士的创作方式、滥腐的文体模式，是南社文学的几大障碍。然而，去粗存精，南社的文学仍然有许多是那个时代最美的收获，不能评价过低。其实作为传统诗词形式的最后创作群落，南社的文学地位与传统诗词创作在新文化运动之后还有没有存在的意义有极大的关系——而这也是一个现在还在争论的问题。 最后，南社的发生发展，正是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由“士”向现代新知识分子转化历程的写照。南社是基于晚清新知识界形成而出现的，从这一代起，可以称作知识分子，而不再是“士”了。南社中很多人是新闻、出版、教育（教育是知识分子的传统职业，但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在目的、内容、形式及师资的来源、培养各方面都有天翻地覆的变化）、法政、工商等现代知识分子新兴职业的第一批开创者和成功者。当然他们接受了西方的一些新思想新观念，然而人生观、价值观大体上还是非常传统的。这种传统人格一方面“把民族文化的精华，提升到一种品格的高度”，“成为民族的脊梁”；另一方面，这种传统人格的落后方面与它的现代使命之间的磨合和冲突也是新文化运动的起点之一。 总之，虽然作风传统的南社受到过新文化界的批评，但南社事实上是新文化的前驱。在新文化诸子出现之前，南社人也曾是一代青年仰望的文化英雄。尽管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比，它的思想和文学的革命相对来说是有局限的、低烈度的，但南社人参与政治革命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并且建立了新文化运动文学、艺术、学术、新闻各方面的基础，而且不少人本身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作为前驱，他们在文化转型中不可避免地先触到传统文化兼容现代文明的底线。南社这一代人的某些困境因而成了新文化的前鉴，扮演了一个奇怪的角色，不是从正面而是从反面启动了新文化运动思想与文学的变革——新文化运动是通过对这一代人的扬弃来实现他们的突围的。 另一方面，即使是南社备受诟病的文化保守风格亦不可一笔抹杀。他们在文化革新上的“局限”，与他们在传承并且发展民族文化遗产上的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是一个硬币同时具有的两面。通过对传统文化精神的持守和再创造，南社人创造了极具特色的南社文化：“典雅”的革命与“诗意”的生活。这种南社文化体现出来的文化命题——在努力促进民族现代化的同时，怀着国魂丧失的隐忧，致力于保存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增进民族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依然是今天面对全球化与文明冲突共存的我们不能抛弃的命题。他们的努力及由此为我们留下的文化财富是如此丰富而广泛，囊括了精神与物质各个方面，包括了思想文化与人格修养、艺术形式与审美追求等诸方面的研究与实践，以及文物、古迹、文献、古籍的收罗与保存。此外还应该提到的是，中国近代西式教育体系建立之后，部分传统文化内容在很大程度上被学院教育拒斥。南社及其成员以及他们所依存所联系的文化圈，通过家传、师承、社团等学院外的民间形式，坚持了民族文化之脉的继续传承。 南社所遭遇的困境，涉及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中的几大基本问题，例如如何对待国学（及传统文化）的问题、民族主义的问题、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传统文学形式的生命力的问题、传统人格与现代人格的问题，在此后的历史以至今天仍然不断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而这些问题的核心，其实就是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南社人在这些问题上，用他们的丰富实践提供了一份回答，是我们现在与将来面对现实的一份有力的借鉴。南社的意义，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重要。 与南社半途而废的思想文化变革相比，更重要的是南社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勇气和付出的巨大努力。他们依靠充满激情的主体投入，最大限度地激发古老文化的活力，撞破传统的坚冰。在那么陈腐的思想和律令中间，他们仍然体现了自由、个性的力量，这是今天我们继承民族传统、建设现代文明最可宝贵的财富。徐蔚南将这种力量概括为意志，“他们的气概是勃然的，精力是弥漫的。他们作品的内容就是他们的意志，一篇文、一篇诗、一首词，甚至一首短札，都是热烘烘地表现了他们的意志”。正是这种意志点燃了一个过于衰老的文明，“使颓唐的中国，从垂死的病床上，振作起来，而能长春不老，永远年轻”。
《中国近代文化变革与南社》所致力的目标，就是探索和表现南社在传统与现代的两难之间如何寻求微妙的平衡，以及由此产生的“局限性”的双重意义。因而，《中国近代文化变革与南社》选择了南社的“国学情结”、“民族主义”、“文学选择”与“传统人格”四个问题来进行论述。首先，对中国近现代之交传统文化的整理及中国学术的转型，南社人不仅以丰富的学术成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南社本身形成一个巨大的读者群，营造出国学的整体气候和共同话语。其次，南社借助“文化民族”意识的传统遗产，承袭惨烈的种族冲突的历史记忆，构建了民族主义的革命意识形态。再次，南社文学是革命的。南社的许多文学观念，都与其革命立场相关。最后，南社的发生发展，正是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由“士”向现代新知识分子转化历程的写照。 南社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社团，因为它囊括了当时中国最杰出的一批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国学家、教育家、新闻出版家、政治家以及军事学家，但同时它又是个被常常忽视的文学社团，常被后人视为保守主义文学的代表。就是这个矛盾的文学社团，引起了一代又一代研究者的兴趣，不断去关注它、研究它，《中国近代文化变革与南社》就是这样的一部研究著作。
卢文芸，女，1973年1月7日生，江西南康人。1990～1994年就读于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1996～1999年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获硕士学位；1999～2002年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获博士学位。现于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思想文化史研究所任教，从事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2000年开始关注南社，主要研究南社这个文学社团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现象，及其与中国近现代文化变革的关系。现为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会员，建立并主持南社研究网，发表相关论文多篇。
绪论 喧哗与寂寞——南社及南社研究一 一个矛盾的传奇二 喧哗一时的南社三 一度寂寞的南社研究第一章 欲存国魂——南社的国学情结一 南社的国学情结二 国魂、国学与国家的三位一体三 从孔学之真到国学之真四 伦理政治观下的国学五 于救世与逃禅之间（南社与佛教）第二章 井中心史——南社与民族主义一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及其特殊历史语境二 历史文化符号的挖掘三 民族主义话语的营造形式四 历史记忆的重构第三章 依然笃古——南社的文学选择一 革命影响下的南社文学观二 政治的南社与文学的南社三 文学笃古的“围城”四 南社文学的结束与新文学革命的登场第四章 花前说剑——南社与传统人格一 从“士”到“新知识分子”二 士人传统的遗存三 文人习气的张扬四 嬗变中的痛苦与启示结语 我们自己的陶杯参考文献
所以，南社学者追求孔学之真，与他们用近代意识观照和重新言说古老的经典，所谓“参稽世界学以会其通”，所谓“专表彰孔子民族，孟子民权主义，盖为正本清源之计”，并不矛盾。只取符合新思想的孔学，原本为专制服务的孔学，就变成反专制的思想武器。原始儒学中本就有许多反对专制，注重民本的成分，为南社学者们所充分利用。高燮就认为，孔学之真，应该是平等而不是专制：“夫所谓孔学之真者，何也？其论君臣也，一皆无所偏倚，相提并举，未尝以君为独尊也。……其论君民也，亦必一体相关，好恶与共，未尝以民为可欺也。”因此，高燮的《忠》根据古儒学说，“吾国古时之言日：上思利民忠也。孔子之言日：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认为古代讲忠是报施主义，抨击韩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荒谬思想。报施主义虽不可为平等，而可为平等之道引线，亦可为平等之基础。高燮的《论学书三》，说孔子没有三纲之说，只有五伦之说，“三纲之说，自后世伪儒倡之，乃孔学之蟊贼也”。而且五伦“则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君臣之际，固无一不得其平者也”，本来都是平等的。“且孔门之立教也，亦一以平等为主”。
南社是一个以古典文学形式作为联谊手段，社会各领域知识分子结合成的一个文化团体。它是神奇的，一千余名社员中，囊括了当时中国最杰出的一批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国学家、教育家、新闻出版家、政治家以及军事学家……在中国近现代的文化转型中，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南社，其实是“五四”新文化的前驱，是文化变革的最早探索者。另一方面，南社人对传统文化的保存、开掘和发展，为清末困难重重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动力，也保存了民族文化的精华，使中国近代文化在不断变革的同时，仍然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守望的心灵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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