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回顾与评析
2009-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学部工作局 编
672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对我们党和国家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业。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以相关学科总结、评述本学科30年来在我国的发展、成就、作用为主题连续举办18场学术报告会。 学术报告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认识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巨大成就、成功经验和前进方向，总结宣传改革开放以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所取得的成就与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中国当代史上的伟大转折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美学的命运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回顾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30年改革开放30年来的语言学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考古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创新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科的繁荣与发展——兼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第三次研究高潮为新时代哲学发展努力工作——改革开放30年西方哲学史研究感想价值论的兴起及其对哲学的改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伦理学研究的进展30年来中国印度吠檀多哲学的研究概况时代·传统·中国哲学——时代课题与中国哲学史研究30年来的演进逻辑中国基督教研究30年中国佛教研究30年（1978～2008年）伊斯兰教研究30年改革开放时期的道教研究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工业改革开放30年实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农村改革30年的回顾与思考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建立过程与未来趋势——对外开放30年的总结与前瞻30年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历程、成就和进一步发展数量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构建灵活安全的劳动力市场思想解放与我国的人权法治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法治建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民商法律的思想发展和制度更新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与实践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城市化与社会结构变迁30年中国报业的改革和发展中国外交的十个特色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敌手、睦邻与战略协作伙伴：改革开放以来中苏中俄关系演变的战略轨迹中欧关系30年改革开放30年的中非关系改革开放与中拉关系的新发展30年美国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日本研究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运用、深化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后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中国当代史上的伟大转折 一 三中全会及此前中央工作会议的 成果、特点与转折的由来 要搞清楚三中全会为什么能成为中国当代史上的伟大转折，首先应当搞清楚三中全会及此前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成果和基本特点。 （一）关于两个会议的主要成果 三中全会及此前中央工作会议的成果，从当时的全会公报上看，可以大体归纳为六点：一是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从1979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二是讨论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同意党和政府的对外政策；三是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问题和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四是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重新评价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五是决定在党的生活和国家生活中加强民主，明确党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六是加强和充实党中央领导机构，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年半时间里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出现的新进展，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中，从新的认识高度，将三中全会及此前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成果进一步概括成八条：一是结束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之前的“左”倾错误；二是坚决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三是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四是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五是提出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六是着重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七是审查和解决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八是增选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在列举这八大成果后，《历史决议》指出：“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年后的今天，如果要对它的成果再作进一步归纳，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有两个：一是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二是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因为，揭开改革开放序幕、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关键因素，正是这两大成果。说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国当代史上的伟大转折，主要根据也在于此。 1.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邓小平在1989年6月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夕说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三中全会闭幕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共有六个人，主席是华国锋，副主席是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由于会议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中央工作的主导权实际上已从华国锋手中转移到邓小平手中。另外，汪东兴在会议期间作了书面检查，提出辞职的请求，并在不久后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批准辞职。十一届六中全会，华国锋又提出辞去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并得到会议同意。所以，邓小平所讲的三中全会建立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是指也只能是指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对此，邓小平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有更加明确的说明。他指出：“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产生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包括我在内，还有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还有叶帅。”历史证明，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之所以能够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之所以能够逐步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关键就在于有这个中央领导集体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提供坚强的保证。 2.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 对于三中全会的路线，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表述。但无论作哪种表述，意思都差不多，都是指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会后所制定并不断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从三中全会公报上看，这条路线的主要内容是：在思想上，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研究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政治上，把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对经济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同时不放松同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的阶级斗争，不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不允许损害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组织上，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意见的权利，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守党纪。对于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当时虽然没有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但从上述内容不难看出，这个基本意思已经有了。特别是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为了正确贯彻解放思想的方针，及时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明确提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意思更加凸显出来。对于三中全会的组织路线，会后也有进一步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政治合格的前提下，使干部队伍做到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使选拔中青年干部的工作制度化。 由此可见，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是指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前提下，通过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促进生产力不断发展，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相反，要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经济制度的私有化、政治体制的西方化，使中国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融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正如邓小平反复强调的那样，我们说的解放思想，绝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也就谈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我们决定实行的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历史证明，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之所以能够战胜国内国际一个又一个风险的挑战，之所以能够在不断深化和扩大改革开放、经济持续飞速发展的情况下始终保持社会的总体稳定，关键就在于有这条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正确指引。 （二）关于两个会议的基本特点 三中全会及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取得了那么重要的成果，是否是事先就计划好的，是否是有步骤地自然而然地取得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只要看看这两个会议在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上不同寻常的显著特点就清楚了。 1.议题中途发生了违反主持人意愿的改变 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前发出的通知和开始时由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宣布的议题，都是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商定1979年、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学习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只在进入正式议题前，用两三天时间讨论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但是，会议刚进入第三天，党的八大时便是中央副主席而“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是中央委员会一般委员的陈云率先在小组会上发言，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现在干部、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有顾虑。接着，他提出了六个影响大或涉及面广、需要由中央考虑决定的冤假错案和问题，如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案，陶铸、王鹤寿的历史遗留问题，彭德怀的骨灰安放问题，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康生的严重错误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是当时最为敏感，也是大家最为关心但又不便于说的问题，因此，他的发言在简报全文刊出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起到了扭转会议方向的作用。代表们纷纷表示赞成，同时加以发挥和补充。华国锋在紧接着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虽然要求会议由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转入讨论农业文件，但代表们并没有照他的要求办，而是依旧热烈讨论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并且延伸到了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出现的不正常情况、对“两个凡是”的提法和中央个别领导同志的意见、对中央和中央宣传领导部门人事调整的建议等重大现实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