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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与“他乡”

[日] 奈仓京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0-11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

[日] 奈仓京子  

页数:

294  

Tag标签:

无  

前言

  今年5月中旬,日本京都文教大学人类学系奈仓京子博士来信,请我为她研究广东归侨的专著作序。由于教学科研任务多,工作繁忙,一直拖到6月中旬以后才开始动笔。作为奈仓京子博士课程时期的指导老师,一提起笔来,就回想起许多往事,感到有责任写这个序,向读者介绍情况,也想借此机会表达对这位年轻日本学者的期望和支持。  奈仓京子本科和硕士课程期间就读于东京女子大学,师从人类学者聂莉莉教授,研究中国社会文化。她曾经在云南民族大学留学,硕士学位论文做纳西族东巴文化研究。由于学习成绩突出,论文写作出色,她获得了2005年度东京女子大学川上贞子奖学金,为她博士课程的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帮助。2004年2月,她刚完成硕士论文答辩就来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进修,开始了新的学术历程。经过半年多勤奋努力,她通过博士入学考试,并于当年9月攻读博士课程。2005年2月起,她开始在五邑台山地区侨乡村落及粤海湾华侨农场(使用化名)做田野调查,收集到大量第一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撰写成博士论文《广东归侨的多元社区与文化适应》。  她2007年6月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在整个博士课程学习的过程中,她积极努力,表现出很高的学术潜质和进取精神。虽说是外国留学生,但调查写作,不比中国学生逊色,是我指导过的博士研究生中最为出色的一位。毕业3年来,她又在中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重要学术期刊上用中日英三种文字发表多篇论文,并由于成绩显著而获得2008年度日本华侨华人学会优秀论文奖。目前这部专著,是她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糅合了新研究成果,修改加工写成。每次接到她寄来的论文,看着她在迅速成长,我感到一种莫大的欣慰,同时也想到了自己的成长历程,更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这一代学人的责任和学术使命。  1989年4月至1996年3月,我曾在神奈川大学(进修)、埼玉大学(硕士)及东京大学(博士)等三所日本高校学习文化人类学并攻读学位。留学期间,先后师从过神大约翰·保查拉利、和崎春日、埼大阿部年晴和东大关本照夫四位教授。前者为美籍日本文化研究家,后三者则都是人类学家。其中,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原所长关本照夫教授指导我时间最长,严格全面,可以说是我学术思维和研究能力走向成熟的最有力推动者。关本教授是日本著名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教授的学生,而中根教授与费孝通教授又同出一门,有非常良好的个人关系。在20世纪80~90年代,两位大师曾共同组织研究课题、互派访问学者及留学生,为促进中日两国人类学的交流和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关本教授虽不搞中国研究,但曾是60年代东大左翼学生代表,肯定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至今仍能流利背诵几段毛主席语录。加之导师中根千枝与中国人类学界的良好关系,他对中国非常友好,对我的指导也非常投入。  在东大读书期间,关本教授就曾对我说过,费孝通和中根千枝缔造的学术交流传统,需要继承和发扬下去,我们师徒都有责任。最近,他在为我编著的一本中日文化研究论文集所作序中又强调了这一点,希望两国学者将这个传统发扬光大下去。我在大学时期读过《古代社会》等人类学名著,被深深打动,立志要做一名人类学者。但却没有想到,以后能在两国人类学大师所营造的国际学术环境下去日本学习人类学,而学成回国后又能够有机会指导来自日本的年轻学者,为两国人类学的交流和发展做点实事。回想起来,这些自然都是巧合,同时又感到是难得的缘分,也是人生的幸福。中国学界在探讨中日关系时,比较注重历史、政治和经济因素,而不甚关注学术传统的相互影响、合作和互动。我觉得,虽说人类学的事例还不能反映学界整体,但在一定程度上能说明,中日关系及国际交流的维系过程中,还存在一个由人类学研究所支撑的深层互动。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也是中日两国学术界的财富,我们有责任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代代维持下去。  华侨华人研究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学术研究领域,而奈仓博士所从事的归侨及华侨农场研究是其不可或缺的一个门类。世界上有数千万华侨华人,分布在100多个不同国家。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及其他原因,有一部分人又返回祖国,形成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归侨。特别是华南地区,有人口众多的侨乡,研究资源相当丰富。归侨可自行返回故乡,或由国家安置,而国家安置的主要形式之一是华侨农场。20世纪50~70年代之间,中国政府在华南各省及北方个别省份共成立了84个华侨农场,安置主要来自东南亚各国的20多万归侨。其中,广东省有23个华侨农场,安置归侨人数占全国华侨农场安置归侨总数的近一半,可谓归侨安置大省。因此,广东华侨农场研究对归侨整体研究的支撑意义显而易见。这方面的研究,中国和日本学界都有一些积累,但都还不够深入,相互学习、合作交流的空间还很大。  2005年初,经过近一年的理论学习和文献调查,奈仓提出要做华侨华人及归侨研究,并希望在华侨农场做长期田野调查。我感到广东华侨农场的人类学研究还比较缺乏,有必要深入挖掘,就同意了她的提议。当时,考虑到广东省华侨农场分布区域广泛,涉及广府、客家、潮汕等不同民系文化,为了突出重点,奈仓决定去广府文化相对浓重、归侨人口比较集中的台山地区开展调查。她通过咨询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及当地研究机构的专家,并经过一段时间的预备调查,最终将田野调查地锁定在粤海湾华侨农场。在一年多的田野调查中,奈仓获得了反映归侨现实生活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并通过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发现了华侨农场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社会结构及其变化规律。  她的研究告诉我们,华侨农场有许多不同的归侨群体,尽管政府和周围社区赋予他们相同身份,但他们之间却有着明确边界。作为农场两大归侨群体,印尼归侨在行政管理及社会组织层面发挥着精英作用,而越南归侨则在民俗文化建构方面坚持自身特色,并与其他少数归侨群体密切互动,形成归侨社区的多元社会结构。在国家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下,这种社会结构的各个支撑群体都在自我调节,努力适应环境,以维持自身存在和发展。在这种社会变迁和文化适应的形势下,传统再造成为农场各归侨群体的当务之急,依托传统复兴、群体认同、婚姻规制、宗教仪式及政治经济话语的群体博弈,构成了华侨农场复杂多样的文化风景线。奈仓研究的分析基础是归侨社区的多元结构和群体关系,而社会变迁及文化适应则为其论述的展开提供了令人折服的研究视角。她成功的基本条件是广泛的文献阅读、深入的田野调查和敏锐的学术思索,但论文完成的最终动力则是对人类学社会结构理论与文化动态理论的深刻领悟和交叉应用。  奈仓京子这部中国归侨及华侨农场研究,从具体实施的主体及过程来看,是她自身学术耕耘的成果,也是中国人类学界的一个成果;但从学术传承及学科发展的历史渊源来看,还应该说是中日人类学界几代学人长期以来互动合作的一个必然结果。作为这项研究的实施指导者,我为这部作品在中国出版感到高兴,也为其反映出的学科发展前景感到欣慰。  最后,我衷心地祝福奈仓京子,祝福所有耕耘在相关学术田野里的中日年轻学人,希望他们有更多富有创意的作品,不断推进中国归侨、华侨农场乃至世界华侨华人研究。

内容概要

华侨华人研究是一个世界性的学术研究领域,而归侨及华侨农场研究是其不可或缺的一个门类。世界上有数千万华侨华人,分布在100多个不同国家。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及其他原因,有一部分人又返回祖国,形成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归侨。作者研究的分析基础是归侨社区的多元结构和群体关系,而社会变迁及文化适应则为其论述的展开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研究视角。她成功的基本条件是广泛的文献阅读、深入的田野调查和敏锐的学术思索,但最终动力则是对人类学社会结构理论与文化动态理论的深刻领悟和交叉应用。

作者简介

奈仓京子,1977年出生于日本静冈县沼津市。文化人类学专业,本科(1997~2001)和硕士(2001~2004)就读东京女子大学,2007年6月于中山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07年9月至2009年3月在厦门大学历史学系从事博士后工作,现为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一直以来以人类学民族志的视角,从行为者的角度研究边缘群体,探讨国民国家与个人、群体的关系,以及接触界线的文化混合性和认同意识。

书籍目录

本书使用的发音转写规则导言 多元社区与文化适应的理论视角 第一节 归国“华南移民”研究的选题意义 第二节 “华南移民”文化适应研究综述及理论视角 一 原侨居国“华南移民”文化适应的研究 二 “华南移民”与侨乡互动关系的研究 三 归侨与归侨社会(华侨农场)的研究 第三节 本研究的理论框架与创新点 一 人类学涵化理论与文化适应 二 “多元社区”与归侨适应 第四节 田野调查第一章 走进江门粤海湾华侨农场 第一节 问题意识的萌芽 第二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排华与国家归侨安置政策 一 华南移民出国至东南亚排华活动 二 国家归侨政策方针与华南地区华侨农场 三 新中国成立后广东侨务与华侨农场安置归侨的概况 第三节 粤海湾华侨农场的创建——政治经济结构 一 经济结构与居民经济生活 二 “单位”型社区 第四节 移民社区的特殊性第二章 多元社区的构成 第一节 人口结构 第二节 归侨优惠政策及归侨与“本地人”的关系 第三节 归侨村概况 一 W村和N村的基本情况 二 归侨经历与归侨安置 三 基本生活环境第三章 多元社区的群体关系 第一节 印尼归侨为主导群体的建构 第二节 印尼归侨的中介群体作用 一 印尼归侨家庭展览室 二 风情园 三 电视节目第四章 多元社区整合与群体关系 第一节 新群体的形成——“临工” 第二节 引进新生产方式 第三节 归侨与临工第五章 经济发展与归侨适应 第一节 印尼归侨经济生活的变迁 第二节 越南归侨的经济生活 一 LPD先生家庭个案 二 阿F家庭个案 三 H阿姨家庭个案 第三节 归侨群体间的不平衡 一 家庭经济水平差距 二 新价值观与婚姻关系第六章 日常生活与归侨适应 第一节 生活习惯 第二节 语言互动 第三节 摩擦第七章 传统文化与归侨适应 第一节 印尼归侨的思想意识 一 中国社会主义改造 二 印尼时代的影响 第二节 越南归侨的思想意识 第三节 越南归侨的宗教习俗——“打斋”(dctzai)第八章 跨境归侨——归侨动态及其与中国系移民的互动关系 第一节 印尼归侨与中国系移民的互动关系 一 校友会及印尼地方聚会 二 联谊会 三 寻根活动 第二节 越南归侨的动态结论 广东归侨文化适应的模式及其人类学理论开发 一 “多元社区”与归侨适应的内部机制 二 归侨的认同与文化传承 三 广东归侨的文化适应模式附录 由“归侨之家”活动看“侨”网络的形成 序言 Ⅰ “归侨之家”的概况 Ⅱ “归侨之家”的活动 Ⅲ 归侨独特的经历和记忆 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作为官方创造的移民社区,农场有别于一般的农村社会。通过对比农场和周围地区的情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之间的差别,据此更能了解农场的特殊性。农场的居民与周围地区的居民存在心理上的距离。这种距离感既有来自政治经济体制方面的因素,也有居民的种类、文化生活习惯上的差异等因素。例如,周围地区的居民使用的语言是口音比较重的当地话,这是他们内部沟通的共同语言,同时也是他们与周围村庄的村民沟通的语言。而农场里的语言多种多样,虽然有作为共通语言的普通话,但有一些人并不懂普通话。另外,当地的村庄里往往可以看到排球场,而且男女老少都喜欢打排球或看排球赛。台山是中国著名的“排球之乡”,该镇虽然位于台山的西南边缘,但也可以让人充分领略“排球之乡”的感觉。而农场的居民对排球不感兴趣,农场里没有排球场,只有篮球场。而且,农场的居民和该镇的居民平常也很少接触。农场的居民有时候去镇上买东西,但当地居民很少来农场。我初次到农场时,经斗山镇的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镇上的小学英文老师(c氏,将近40岁),在一次交谈中他提到对农场的居民的看法。他说同事中有一个是农场的印尼归侨,她刚从农场的小学调到镇的小学任教时,表现出很担心镇上的老师不接受她的样子。他又说,“我们镇里的人看不起他们。农场的学校教育水平比不上镇上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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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日本人类学者的作品,一种他者的视角,给人更多的启发


  中国的华人华侨研究有着很长的传统,无论是重点的闽广两省,还是整个东南沿海地区,都有着悠久的海外移民历史(且不说这些移民路径是内陆人群压力向沿海施加的结果),与此相伴的,是同样有着广泛基础的华人华侨研究。但是,这些研究迄今没有一本无论在理论、方法甚至内容上令人深有启发的著作(无意埋汰李长傅、王赓武等老先生)——包括这奈良京子小姐的博士论文,尽管我与她还挺有渊源的。这甚至与学科无关,无论是根正苗红的华侨研究,还是打着跨学科旗号的社会学、人类学或是人口学,甚至南洋研究,研究者日众,研究经费日钜,却没有任何起色。
  Why?研究缺乏主题,以描述替代分析。在继续批判之前,我们可以先参考一个类似的研究:犹太人在世界范围内的离散/散居——Diaspora。自犹太失国以来,犹太人在世界范围内经受了上千年的颠沛流离,但这些离散无论漂泊何处,都有怀着一个明确而共同的理想——重建以色列国,回到圣城锡安。正是在这样一个明确的目标指引下,有了二战之后“犹太复国运动”高涨,以色列的建国,当然,也才有了若干次中东战争和今天的巴以问题。但无论如何,这种明确的目标和价值取向,也给了犹太人的Diaspora研究非常鲜明的方向(这与今天满世界泛滥的“Diaspora”研究有着本质的不同,不是只要发生migration,人口流动就是“离散”)。
  正因为要“重建以色列王国”,重回圣城,那么表现为“散居”、“离散”、“移居”的Diaspora就不仅是人口流动,而是重返家园道路上的一个过程——散居不是终点,只是回归路上的一个环节。正是这样一个核心价值观,指引了犹太人上千年来向世界各地的迁移(当然,更明显的是50年代以来的行动)——换言之,是这样一种结构性的准则,塑造了几乎每个犹太散居者的具体行为:失国-离散-回归。那么所有关于犹太人Diaspora的研究脉络都显得无比清晰,无论是针对个体还是群体的分析,都是个体行动者按照永恒“回归”深层结构的一次具体实践。
  由此反观中国的华人华侨研究,问题就是显而易见的,人们为何要离去/移居他国,成为侨居者?为何要保持和故乡的纽带?为何在有的时候会回归故国?时代背景是怎样影响人们的行动的?人们是如何看待自己选择的道路和命运的?从未有人从一个深层结构的层面来思考,探究其中的背景,也没有人试图系统地给出答案,而只是满足于表面的叙述,比如京子小姐,仅仅描述了华侨农场中归侨家庭的种种境况,而无法从一个更大的背景分析、建构起人们行为的基本逻辑。
  因为中国式“Diaspora”背后的,不是永恒“启示”的光荣“回归”,而是压力释放导致的人口移动(“迁海”引发“土客之争”,互相将对方俘虏贩至南洋),以及对去国者永久的政治剥夺(19世纪闽南小刀会叛乱,导致新加坡华埠繁荣)。长期以来,内陆农业人口向沿海的渗透,在很早的时代就已经建立起沿海人群受季风影响的移动路线;但是对于农业帝国的政治家来说,逃离阃内的人群,便是“可耻”的逃亡者,非但不该受到帝国庇护,甚至还是加诸迫害的对象。正是这种帝国“弃民”的状况,构成了影响海外华人行为模式的深层结构:致富则归国置产,低调地重回故国,终生积贫,则仅以骸骨返唐山。即便是孙逸仙时代,建立在华侨社会基础上的民国政府,也无非是利用了富裕华侨试图重获政治地位的心理——衣锦还乡,这与“安土重迁”、“落叶归根”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捞到了足够的资本。
  另一方面,侨居本身是一场赌博。如果说陈嘉庚、胡文虎兄弟时代的回报乡梓,以及80年代以来成为“招商引资”策略的主要对象,海外华侨都还是一个被利用的对象——用经济成就来购买因“逃离帝国”而“被剥夺的政治地位”;那么,京子小姐笔下的华侨农场,就更是一个帝国乐于见到的反面教材:逃国者的下场——无论在外国是经济殷实,还是地位高贵——在帝国怜悯下归来,就得终生如政治囚徒一样接受“劳动改造”,一如农场本身的建制。即便是“改革开放”的时代,华侨农场始终是一个被漠视的,不受经济浪潮冲击的场所,任凭岁月终老。所以作者眼中看到的逐渐“老去”的华侨农场,在简单的东南亚排华背景后面,国家“挺身”安置撤侨背后,更有一层深刻的政治教育意义。
  侨居、移民、流动在每个文化中都有着不同的意义,在马来亚米南加保人的“出走”习俗中,“离开”意味着经受挑战与考验,获得人生的成长;对于Diaspora中的犹太人,移动,意味着向着“永恒回归”越来越近;而对于中国人,侨居,似乎意味着充满创痛地逃离,和政治地位的边缘化(去中国,居四夷),无论继续流动,还是选择归来,既是一次居住地的改变,社会结构中的流动,也是一次政治地位的升降。人们选择移动、生存、发展的方向,其实早已被文化赋予的“深层结构”指明了终极方向。
  那么,华人华侨研究只有触及某种决定人们选择的“文化结构”,才能真正成为一种有意义的研究。


很清晰的评介。打出没用这个评论一定是没有好好的看。


嗯呐~内牛满面抓紧ls


这个“深层结构”中,总是少不了政治诉求


哇,居然刷一下,4个“没用”,故意的不~


再想哦,政治诉求嘛,归结到底,又跑不掉“认同”、“身份”、“地位”等这些居于更基本层次的概念


不知道啊,女王之前是3个没用,一个有用都没有啊。
我的意思,是说中国人的侨居,有两层含义啊,个人那边是为了赚钱,以后能“衣锦还乡”,这是回归的原动力,不管留学也好,赚钱也好,这种文化上的安排,决定了中国人的移民的具体行为。
从国家的层面看,传统上国家不鼓励移居,觉得这是“逃民”,觉得你出去混的不好是活该,混得好回来捐钱是应该。
所以对中国人来说,侨居是一种赌博,只图赚了大钱,衣锦还乡。这又决定了中国侨民只追求经济,不问政治的行为方式,随时卷了钱就跑,这种政治-经济不对称进一步决定了成为侨居国释放民族情绪的对象。而回国后,又被当作里外不是人的投机分子。
这种文化心理就构成了中国侨民的两难抉择。。。


最近接待一位研究香港侨商的老师,感觉给我了解的材料都显示出侨商现在有很大的政治抱负,在争取政治身份、地位时,团体之间也有很强的竞争。


这种项目都有侨商协会在后面捐钱,当然要反映正面形象


遇到很奇怪的现象哦,请他们合作一个正式的学术研究项目他们就很谨慎,但是单独学者田野,什么内部活动都让参与~


好吧,可以理解成香港人对大陆表示压力很大吧。。。


啊~可能吧


明天再给你卖力推一推,我觉得给出没用评论的人很不负责任


最喜欢这一段“侨居、移民、流动在每个文化中都有着不同的意义,在马来亚米南加保人的“出走”习俗中,“离开”意味着经受挑战与考验,获得人生的成长;对于Diaspora中的犹太人,移动,意味着向着“永恒回归”越来越近;而对于中国人,侨居,似乎意味着充满创痛地逃离,和政治地位的边缘化(去中国,居四夷),无论继续流动,还是选择归来,既是一次居住地的改变,社会结构中的流动,也是一次政治地位的升降。人们选择移动、生存、发展的方向,其实早已被文化赋予的“深层结构”指明了终极方向。 ”


疑问吖 “自犹太失国以来,犹太人在世界范围内经受了上千年的颠沛流离,但这些离散无论漂泊何处,都有怀着一个明确而共同的理想——重建以色列国,回到圣城锡安。” 我的印象中,作为一种政治诉求的犹太复国主义,主张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思潮还得到19世纪后期吧 之前的犹太人更多的是宗教上的、寄希望于弥赛亚的降临吧……


陈秉安的《大逃港》或可作为有强烈立场的案例描述加分析


加保人、犹太人的离散就没有生存压力的决定因素了吗。在选择去留问题上,同样是生态、社会压力的结果,回去的决定也是基于理性逻辑。犹太人回归的诉求,也是力量微弱的文化因素在社会生态压力改变后才表述出来的,不然为什么他们只在20世纪才回去呢。如果中国本土形成了一战后巴勒斯坦的人口特征、二战后流散地的社会压力,华人移民照样会和犹太人一样,根本不用扯文化决定论。


@何 米南加保人v5
@琥珀 我也偶尔跑一下火车嘛。。。但是选择耶路撒冷建国,而不是萨拉热窝,不是麦加,不是麦地那,我想这种选择从某种意义上应该是“文化决定论”的吧
@切 我去看一下 我觉得学术研究如果写得很新闻报道差不多就没啥意思了啊
@羊杂 同琥珀 我的意思是离去与回归可以有很多选择,为什么不去其他地方建国,比如去当时人口不多的巴西、澳大利亚建一个以色列国呢?这是围绕“犹太失国”神话建立的一整套文化逻辑,对当代以色列人具体行为的影响——比如今天在甘肃天水建一个伏羲庙,而不在广东或福建建造;或者在后者那边建一个临水宫,而不在西北建,同样是受这样的逻辑决定。当然,每个犹太人个体的移动肯定有其内在因素,但他们仍然回过光明节,而不是其他。
我的意思是,研究中国华侨,要围绕一种人类行为的内在逻辑去理解具体的行为,而不是仅仅描述某国有华人几多,庙宇、华校、经济各是怎样这种传统研究主题了。


恩,有用已经战胜没用了!


问题是没用居然还飙到6了。。。看来真是争议很大吖


其实你的意思很明确的,就是说目前华侨研究流于表面


争议大才证明有用啊,难道观点不同就是没用?


关键是,说没用的人也不来发表意见吖,让偶情何以堪。。。


哎呀,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讲得出来这么多话的~


好吧~我发现自己是不能点“有用”的。。。


哎呀,想多点几次有用,刚才把网页点崩溃了~


情何以堪。。。


她田野做得怎么样?
日本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在我看来是优点,就是他们不野心勃勃地去追求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但对每一个细节的描述都非常细腻。


做得还行吧,文章么,即不必中国人好,也不比中国人差吧。。。


到底要不要追求什么理论呢


理论来自描述本身(这是现象学方法),而不是与现成概念进行机械对话。


所以某人想一味幻想自己上升理论,就会和材料脱节,拔太高


对材料的细致分析本身就是理论,国内的研究者对啥是理论都没搞清楚呢,就想着对话了。。。


大部分人是不是就想着提出自己的什么模型啊,概念啊。。。


其实完全是本末倒置,人类学最重要的部分在描述,甚至没有理论都可以;“描述”够了,已经是非常好的成果了


见到魔王这番话,觉得超安慰~


好吧,看出来了,你没理论。。。


真是直白呀!掩面。。。


一般都会被问,你用的什么理论呀!?


“对材料的细致分析本身就是理论”,zenzen是历史主义者,不知是boas第几代弟子


@ls请叫偶阐释人类学家,其实格尔茨强调深描的同时,从来没有刻意的提出神马理论。
@lss乃被问的时候,可以用上面这句反驳~


恩,我答辩的时候就飙这一句吧,看看什么效果!


ls加油


老G说,我怎么没有理论,我素阐释理论~


gbz?


geertz啊


其实我第一反应是老公。。。


不知道你咋个反应滴~


老G说...


老g也是老b的好几代孙了


Why?研究缺乏主题,以描述替代分析。
然后看了一下你后面的回复:2011-04-18 16:16:45 辄馨 其实完全是本末倒置,人类学最重要的部分在描述,甚至没有理论都可以;“描述”够了,已经是非常好的成果了
ORZ……


我所谓的描述是指解释学意义上的“深描”,而不是一般的叙述


不是一般的叙述,是fictional的描述,只是还没到sci-fic的地步


你是说这本书的作者没有做到 深描么?


这本书的问题不在有没有深描,而在于,没有把有限的调查材料和一个更大的背景联系在一起,使叙事没有深度和广度


NOD


为diaspora课题而烦恼中的人来冒个泡 得到很多启发 谢谢!


现在diaspora的所指已经渐渐出现跟移民的概念混同的倾向
中国现在的出国热以及留学潮应该放到哪一框架下研究更有意义呢
90后大学生一枚 还请多多指教


今天中国队出国潮应该放到全球化的角度下研究,无论是留学还是打工,其实都利用了全球经济发展不平等的特征,赚的是中国劳动力成本较低的钱。总体上,是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技术趋于平均化的过程的一部分。


多谢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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