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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日战争

宗泽亚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

2012-4  

出版社: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作者:

宗泽亚  

页数:

500  

Tag标签:

无  

前言

  序言  本书所称的“清日战争”,中国依传统,通常以战争爆发当年的干支纪年称为“甲午战争”或“中日甲午战争”;在日本则命名为“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日清战争”;欧美各国命名为“First Sino-Japanese War”。  甲午战争源于清日两国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始于 1894 年 7 月 25 日的丰岛海战。清军在各战场连战连败,最终日军在辽东、山东及台湾登陆,并彻底摧毁了清朝海军主力——北洋舰队。清政府被迫向日求和。1895 年 4 月17 日,清政府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战争宣告结束。  甲午战争对远东战略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日本迅速崛起。而清朝的惨败,使国内的改革派对自身的弱点有了更深的认识,开始积极宣传政治制度的改革。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创办兴中会,倡导民主革命。 甲午战争,被视为近代中日矛盾冲突之始。今日之钓鱼岛、东海等问题,上溯其源,皆与此役有一定关系。至今,双方关系始终是人们关注热点之一。出版本书,有助于人们了解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所在。  作者宗泽亚先生历时数年,大量征引、采用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馆、东京都立图书馆、武藏野市图书馆、西东京市图书馆等处所藏的日本政府、军方、民间的史料和文献,其中包括约 500 幅与战争相关的各类照片、绘画、地图以及近百张数据表格。这些源自日本文献的资料翔实介绍了日本政府、军方、民众、媒体对战争的态度和认识,并对日清两国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及其制度组织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对比。其中许多图、表、数据,是此前较为少见或不为人们所关注的,此番系统整理出版,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学者可进一步研究,读者也可从阅读中启发思考。  通过作者精心整理和分析的日方的文献、统计数据和资料,有助于读者更深层次地认知战争的时代背景,更细致入微地观察战争的历史细节,了解作为战争一方的日本,是如何谋划、准备、应对、看待这场战争的。同时也可以明白,一场战争的胜负,不单纯取决于交战双方的武器、兵力、战术,更取决于双方综合实力的对比,包括了战争体系是否完备、组织理念是否先进,以及国家体制和政治经济制度等多方面因素。作为一部专题史著作,本书内容涉及大量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文献。  本著作依据日本方面保存的档案材料写作而成,故其中有些内容、统计数据、事件因果、人物评价等,与中国学界和读者的认识有所不同。由此形成的观点和主张,也会有分歧,但这些不妨碍其重要的史料和学术参考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和商榷,也希望能引发广大读者对甲午中日战争历史研究和探讨的兴趣。  感谢作者宗泽亚先生,一遇编辑有疑问,即在日本翻查核实文献,保证了本著作数据和资料言必有据。感谢黄东博士,为本着所涉及的中国近代史史料进行审定、校对。 感谢香港商务印书馆编辑徐昕宇先生为本书所做的努力。对于书中可能存在的错漏之处,欢烦请读者不吝指正,以期再版是及时更正。  2012 年1 月  结束语  1894年世界史上记录了一件重大事件,位于亚洲东方大陆的大清国和岛国日本国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战争跨越朝鲜国、清国本土和台湾岛的空间展开,历时一年零七个月,以清国战败日本胜利的结果告终。  近世纪的东方亚洲地域,诸国诸民族在长期的国家关系中,建立了独自的政治秩序。十六世纪,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为实现西下东方大陆的野心,企图打破以明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发动了两次侵略朝鲜的战争。倭军在和明朝军队的作战中败北,丰臣窥视大陆的梦想破灭。十七世纪明朝灭亡,异民族性质的清国诞生,大清国对日本仍然采取外交限定、贸易统制的大国政策。此后在海洋彼岸的大陆和岛国,以大清国皇帝为主流的王朝体制,和江户德川将军为支流的大君体制在东亚形成。两个有着汉唐文化背景的君主国家,创造了各自的近代文化,建立了独自的国际关系秩序,经历了辉煌和衰落。大清国历史延续了二百六十八年,日本江户历史延续了二百六十四年。  十九世纪中叶,东亚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清国发生了两次鸦片战争,国家主权遭到侵害。美国舰队驶入日本江户湾引发“黑船来航”事件,迫使幕府打开国门。明治新政府深感西方外来侵略的危机,为了维护国家自身利益,意欲联清、联韩组成三国同盟,共同抗击外来侵略的威胁。清韩两国无视日本的企望,坚持华夷秩序的宗属国体制,使孤立的日本转而向欧美靠拢,实行脱亚入欧的外交路线。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加快了日本国家政治经济的起步,也使日本和清韩两国的对立日益加深。在西方坚炮利舰轰击两国的国门时,日本选择了敞开国门接受西方的文明。大清王国则继续坚持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结果日本比清国提前四十三年,完成由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  东亚地域国际关系秩序中,大清国最耿耿于怀的是日本明治政府在宪法中公开授与明治天皇,相当皇帝的“天皇”尊号。传统的华夷秩序体制下,清国对“皇帝”的称谓具有唯我独尊的政治解释。明治政府的所为,显然是无视大清国的华夷秩序,这种平起平坐的行为是对大清国皇帝的轻蔑。清国依仗强大经济的支持,加快军事近代化步伐,对抗日本维新国家的崛起。清国组建了强大的北洋水师,建设了配备世界上最新锐大炮的坚固要塞。大清国为了达到维护华夷秩序体制支配朝鲜的目的,全面警戒日本在朝鲜的进出,纵容朝鲜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排挤日本对朝鲜的渗透。大清国把朝鲜视为阻止日本西下最重要的属国,绝不容忍丰臣秀吉当年侵略朝鲜的野心再度重演。  国家间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差距,使日本无法撼动以大清国为主体的东亚华夷秩序体系。明治政府开始了国家的全民动员,军事上直追大清国,伺机挑战清国在东亚的霸主地位。清日战争的前夜,日本终于完成对抗清国的军力整备,趁朝鲜东学党内乱,决意和清国在军事上较量。日本通过朝鲜内政改革议案,陷清国于非文明野蛮国帮凶的指责,在国际舆论上孤立清国。日清间相互非妥协的态度,加剧了日清韩三国间的紧张关系。开战外交在复杂的背景下展开,清国回避战争的努力失败,被动投入与日本对决的战争之中。  清日战争是二十世纪东亚开幕的大戏。战争重组了新的东亚国际关系,欧美列强国在东亚的强权秩序被削弱,东亚国际关系体系中不情愿的接受了新生强国日本的席位,新种复合型的东西方国际秩序开始形成。清日战争的爆发,加深了欧美列强国之间的矛盾,直接影响到国际社会关系的质变。大清国原始的制度被撼动,大中华汉民族为中心的一代有识者,毅然决然挺身角逐乱世的政治舞台。  清日战争,清国失去了对朝鲜的独占权和国土台湾。战后虽然清王朝仍然维持国家的政权,但清日战争失败带来的影响,导致大清王朝气数殆尽。大清国内乱蜂起,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汉民族作为国家的政治主流登上了历史舞台。数百年被“愚”化的大陆臣民,终于看到自身在“国家”价值中的地位,懂得了明治维新赢得战争的理由。政治维新的日本接受了西方“国民”的概念,国家的人民从愚昧狭隘的个人意识,一举跃进到国家观的高度。“国民”的思想,超越了“人民”“臣民”的理念。“民”的脱胎,成为国家为我,我为国家的近代国家主义。日本“国民”地位的诞生,凝聚了国力赢得了胜利,在这场战争中也唤醒了近代大陆民众渴望解放的原动力。  清日战争经过百年时光,给中国人内心深处留下隐隐伤痛与耻辱,从那个时代开始,外来侵略一直成为缠绕这块东方大陆的梦魇。在近代中国历史的进化中,当西方文明和明治维新与古旧的清朝体制发生猛烈碰撞时,战争的失败也催生了中华革命的历史纪元。清日战争的失败是从外来势力的清国观形成开始的,而清国观的形成源于一个懦弱的国家军队,懦弱国家军队的存在,导致中华民族反复遭到列强的伤害和蹂躏。清日战争半个世纪后,当中国军队在朝鲜与强敌美国联军较量中,打出了中华民族的世界地位时,“大中国观”才开始真正意义上形成。中华民族需要一支有能力捍卫国家尊严和民众的强大军队。  纵观中国的近代史,清日战争的失败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是悲哀和幸运的。清日战争的历史意义,在于引导中华民族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奠定一个新概念的国度,确立国家版图的格局,创设国家间关系的新秩序,衍生新兴中华的历史文明,让世界注视到睡狮的醒来。清日战争给中华民族的再生留下了巨大的政治价值,对中华革命的成功和大清王朝的覆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894年清日两国的战争,清国用干支纪年的甲午年命名《甲午战争》;日本国命名《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欧美国命名《First Sino-Japanese War》。清国和日本国的命名均不能准确表达战争当事国的主宾关系。近代以来日本人改称“日清战争”,中国人继续延用清人定义的“甲午战争”或衍生“中日甲午战争”的称呼。依据国际上对战争命名的惯例,明确作战当事国的主宾关系,本著题名《清日战争》,而在日本国角度叙述战争时,使用“日清战争”的表达方式。  本著少量使用“中国”“支那”的用语,早期“中国”一词偶见于清国洋务派李鸿章的外交用语中,日本报刊媒体中亦有少量应用。但是大清朝廷并不完全认同中华或中国的称谓,因为中华带有以汉人文化背景的浓厚色彩。  日本的近代史不把清国看作真正意义上的中华,中华是以汉唐文化为代表的民族传承,清国的华夏子孙只是附庸于大清蛮夷统治下,生存在自己土地上的一个大民族。日本在区别满洲人和汉族人共同存在的国家时,引入了西方词汇中的外来语“China”一词。日本语“China”的西文字表述为“支那”,发音为“西那”。“支那”一词,中性的表述了近代日本对华夏汉民族的认同,对她拥有文化的敬仰,以及对满洲族的区分。“支那”一词的汉文描述和应用,在近代史书里可以看到中国人并不忌讳的痕迹。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战争的长期扩大,原本中性的“支那”一词从侵略者嘴里吐出,就逐渐形成了带有贬义的概念。中国的崛起和对“支那”称谓的非认同,是现代中国反对战争,不忘日本曾经伤害过中华民族的政治取向。  本著的构成以日本国内收藏的历史文献为主要资料源,书中对战争的叙述和图表的解说,是历史上日本人对日清战争的一般认识。由于清国官方缺少对战争的准确记录和统计,本著使用日本文献研究清日战争,会与中国的历史通说存在矛盾或片面性,作者期待中外研究者逐渐澄明正确的历史史实。书中收录的照片、绘画、统计表等文献,仅反映当时代日本人及欧美人对战争描绘的记录,非作者对战争当事国褒贬的立场。  本着使用的统计资料及表格数据,主要采用了日军参谋本部1904年编篡的《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戦史》8卷;2005年旧陆军省编篡的《日清戦争统计集》4巻;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公开的馆藏文献资料。各文献记载的个别数据存在差异,误差理由和产生的原因不明。基于尊重历史文献记载的思考,本文和表记如实转载特此说明。  本着完成之际,诚意向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东京都立图书馆、武藏野市图书馆、西东京市图书馆、资料协力的图书馆致以谢意。对致力研究和整理清日战争史料的中日学者表示敬意。向长年给予本着协力的张黎明博士致谢。书中的参考资料及引用文献列记《参考及引用文献》,特此鸣谢。

内容概要

  1894年清日的战争,清朝用干支纪年的甲午年命名“甲午战争”;日本命名“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欧美命名“First
Sino-Japanese
War”。依据国际上对战争命名的惯例,明确作战当事国的主宾关系,本书题为“清日战争”。清日战争已过百年,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留下了伤痛和耻辱。从那个时代开始,外来侵略接踵而至,在中国近代史上,当西方文明和明治维新与古旧的清朝体制发生猛烈碰撞时,战争的失败也催生了中国新的历史纪元。
  作者将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等处馆藏历史文献中收集了大量华语史学界难得一见的史料和大量弥足珍贵的图片,爬梳整理,按战争经过、战争背景、战争、战时、战地各种局部、战争影响、大事记、图记、表记等编纂出一部崭新巨著。书中对甲午战争历史的深层挖掘和剖析,力图站在中间立场分析战争的胜败得失,有助于读者更多地认识战争的背景,客观思考战争胜负的原因,及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
  本书各部分均采用清日两国对比手法写作,全面对比双方的军、政、经、民等各方面因素,清晰直观,一目了然。较之以往单纯纪事或编年手法的突破,有利于对清日两国之间战斗力等军事能力现状的了解。

作者简介

  宗泽亚,日本研究学者,毕业于中山大学,曾在科学院工作。多年专注日本古代民间风俗文化及近代中日甲午战争史的研究。

书籍目录

出版前言
第一章 清日战争 
 1.1 战争背景
  朝鲜之乱 
  清日出兵 
  外交纷争 
  列强仲裁 
  和平破裂 
  战争的民意 
  清日两国宣战 
 1.2 清日军力
  清军战斗力 
  日军战斗力 
  清日两国军力比较 
 1.3 朝鲜战役
  清日两军动向 
  朝鲜王宫之战 
  成欢战斗 
  平壤会战 
 1.4 清日大海战
  丰岛海战前动向 
  丰岛海战 
  黄海战前动向 
  黄海海战 
  黄海战后动向 
 1.5 鸭绿江作战
  清军防御态势 
  日军侵攻满洲 
  山县有朋的冒进作战 
 1.6 金州旅顺作战
  花园口登陆 
  金州攻防战 
  旅顺攻防战 
  旅顺海防战 
 1.7 威海卫作战
  清军在山东半岛防御 
  日军在山东半岛攻势 
  威海卫陆战 
  港湾攻坚战 
 1.8 辽河平原会战
  缸瓦寨作战 
  盖平战斗 
  海城攻防战 
  辽河会战 
 1.9 清日和谈
  和谈背景 
  第一轮和谈 
  第二轮和谈 
  三国干涉 
  清日战争总决算 
 1.10 台湾作战
  日本侵台方略 
  武力夺取台湾 
  台湾民众的抗战 
  占领台湾 
第二章 清日战争观
 2.1 近代军备
  近代清国军队 
  近代日本军队 
 2.2 兵站体系
  清军后勤体系 
  日军兵站体系 
 2.3 情报战争
  清国的情报事情 
  日本的情报战争 
 2.4 野战通信
  清国电报通信 
  日本电报通信 
 2.5 战场医疗
  清军战场医疗 
  日军战场医疗 
 2.6 战争俘虏
  清国俘虏观 
  日本俘虏观 
  日军俘虏收容状况 
 2.7 战场军纪
  清军战场军纪 
  日军战场军纪 
 2.8 战争媒体
  清国战争媒体 
  日本国战争媒体 
 2.9 战争科技
  清国战争科技 
  日本战争科技 
 2.10 战地民政
 2.11 清国观形成
  日本的清国观 
  清国军队观 
 2.12 战争与民众
  战争与清国民众 
  战争与日本民众 
  战争与朝鲜民众 
  出征兵家属 
  战争与宗教 
 2.13 军国与天皇
  日本军国之路 
  武士道军人 
  天皇的士兵 
  战争与天皇 
  军国的崛起 
 2.14 战争的反省
  清国战争反省 
  日本战争反省 
第三章 清日战争大事记 
 3.1 长崎事件
 3.2 高升号事件
  击沉高升号 
  事件的葛藤 
  丰岛海战第一炮 
  高升号裁判 
 3.3 旅顺虐杀事件
  旅顺事件舆论战 
  旅顺事件目击者 
  野蛮对决的证言 
  虐杀事件的隐匿 
  野蛮文化的悲剧 
 3.4 北洋水师降服始末
 3.5 清日战俘交换记
 3.6 李鸿章马关行
  清日和谈 
  日本媒体报道 
 3.7 金玉均之死
  金玉均被暗杀 
  李鸿章谈话报告 
  凌迟金玉均之尸 
  金玉均之墓 
 3.8 清国密电破译集
第四章 清日战争图记 
 4.1 清国北洋水师战舰
 4.2 日本联合舰队战舰
 4.3 黄海海战图记
 4.4 日清战争随军申请愿
 4.5 日军作战地图
 4.6 清国陆军主要炮械
 4.7 日本陆军主要炮械
 4.8 清国陆军主要枪械
 4.9 日本陆军主要枪械
 4.10 日清战争批准条约
 4.11 大清国光绪皇帝对日宣战
  谕旨
 4.12 日本国明治天皇对清宣战
  布告
 4.13 中立国宣言
 4.14 清日战争历史人物
  清国历史人物 
  日本国历史人物 
  朝鲜及三国干涉历史人物 
第五章 清日战争表记 
 5.1 战争机构
 5.2 两国军力
 5.3 朝鲜战役
 5.4 清国本土作战
 5.5 黄海海战
 5.6 清日和谈
 5.7 台湾作战
 5.8 军事体制
 5.9 兵站供给
 5.10 情报战争
 5.11 战争通信
 5.12 战争医疗
 5.13 战争俘虏
 5.14 战场军纪
 5.15 战地民政
 5.16 战中民众
 5.17 日清战争日本民生要事记
  清日战争年表
  表记参考资料
  结束语
  参考及引用文献

章节摘录

  2.1 近代军备  近代清国军队  清朝建国以来,皇帝作为最高统帅君临国家的武装力量。清国早期的军队体系是八旗制,八旗军的兵力总数20万,最初,士兵成分主要由满族旗人构成,后来不断扩充,分为满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八旗三支。清军入关后,组建了以汉人为中心的绿营军,总兵力达50万人。在此后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清朝的军队编制及教育一直沿用旧有体制,没有改革和创新,到了清朝末期,军队已经退化严重,腐弱不堪,失去了抗敌御侮的能力。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国注意到战争工具的落后,开始大力引进西方的先进武器装备军队。到了清日战争时,由绿营军演化而来的勇军和练军,在近代武器装备下成为朝廷对外作战的主力。而八旗军作为朝廷传统的御林军,只负责皇室和京畿地区的安全。  勇军始于嘉庆年间(1796—1820),由地方武装发展而来。勇军不属于国家正规军,有乡勇、楚勇、湘勇、淮勇,在平叛白莲教反乱中有功于朝廷。乱匪剿灭后,大部分勇军被解散,部分壮兵转编为湘淮军,并在太平天国运动中立下赫赫战功。练军始于同治年间(1862—1874),是从退化的八旗军和绿营军中选拔出的健壮士卒组成,改称“练军”。北洋大臣旗下的练军,按照湘淮军的“营哨”“饷章”整编军制,招聘西方国家的军事顾问训练部队,武器装备较多采用西洋枪炮,成为近代清国军队的精锐。  1866年,清政府在福州设立第一所海军军事学校“福州船政学堂”,1880年“北洋水师学堂”在天津开校。至清日战争前,“江南操炮学堂”、“天津武备学堂”、“黄埔水师学堂”等十五所军事院校先后成立。1875—1895年间,清国派往英、美、法等国的军事留学生达百余人。清国还组织翻译了英、美、法、德、俄等军事强国的兵制、军队训练、海防配置、军费开支、临阵用兵、兵器制造、战斗操法等七十余种军事著作。北洋水师二十余艘舰船皆任用有留洋经历的人才担任管带,形成有西方海军特征的清国海军。留学英国的“定远”旗舰管带刘步蟾,参考西洋军制撰写的《北洋水师章程》,成为清国舰队的建军宗旨,受到欧美海军界的关注和赞赏。清政府还从欧洲聘用军事人才,帮助训练指导清国海军。  清国军队有史以来实行佣兵制度,官兵服役大多是为了获得军饷。大多数士卒兵勇是来自没有特权的贫困家庭,从军成为穷人躲避饥饿、解决温饱的一种特殊“职业”。佣兵制度下的军队没有明确的服役年限,军中老年、壮年、青年人混杂,士兵的年龄和经验参差不齐,难以承担相同的军事任务。在长期和平的环境下,军队中滋生各种不良风气,将士逐渐失去了实际作战的能力。清日战争的实践证明,清国军队已经完全没有抵御外来侵略的战斗能力。光绪三十年(1905),清国吸取清日战争失败的教训,仿照外国兵制进行军制改革,制定出以“常备兵”、“续备兵”、“后备兵”三种兵役为代表的清国式兵役制度,但是仍然沿袭饷银佣兵的制度。  1880年,李鸿章奉旨筹办北洋海军,大力采购欧洲近代舰船,兴建海防要塞。李鸿章对建设海防体系颇有见地,主张“水陆相依”,他强调:“水师以船为用,以炮台为体,若有兵船而无炮台庇护,则兵船弹药、煤、水耗尽,必为敌所夺。有池、坞、厂、栈而无后炮台,亦必为敌所夺,故炮台与水师极宜并举。”在德国和英国军事顾问的帮助下,北洋海军修建了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永久炮台群,以及为舰队服务的船坞修理所、鱼雷制造局、栈桥等专用设施。炮台装备德国炮为主的远、近程海岸炮,大炮多为口径35厘米、28厘米、24厘米、21厘米、15厘米、12厘米不等的克鲁伯后膛填弹钢炮,重型炮配置升降机械辅助填弹装置。炮台位置设计互成犄角阵势,能发射穿甲弹、榴霰弹等轻重型弹种,交叉攻击敌舰。清国海防永固型防御体系的建设,大大强化了清国海岸的防御能力,舰队在港湾内的停泊安全得到保障。  清国近代军事变革的潮流中,缺少战略和战术意义上的远见,使清国在和日本的军备竞赛中逐渐落后。清国在引进西式武器过程中,没有章法、各自为政,进口装备种类繁多、五花八门,营中新旧兵器混杂情况严重。通过日本在平壤、九连城、缸瓦寨、辽阳、海城、牛庄、营口、田庄台等处的战斗中缴获的清军武器弹药统计可见,清军装备混乱状况十分严重。安徽廪生朱照在给张之洞的《上张香涛制府条陈平倭事宜书》中写道:“炮则有格林、阿姆斯脱郎、克虏伯、田鸡炮、开花炮等种,枪则有新旧毛瑟、林明敦并中国自制之快利枪,名色繁多,殆难指屈。夫枪炮一种有一种之弹药,即一种有一种之施放之法。弹药或误,则与枪炮格格不入,或大或小,或长或短,或松或紧,皆不适于用,则有器与无器等。中国海军兵轮所用之炮,如格林、克虏伯等,一艘必有数种,此炮之弹或误入他炮,则必不能开放;重新取易,愈觉劳费,迟误稽延,多由于此。陆营兵士或持毛瑟,或持林明敦,或持快利等枪,临阵往往有枪与弹不合之弊。盖由常兵入伍者多系椎野粗卤之夫,不能一一辨认;间有一二老于兵者,虽有认识,而仓促时或信手误携,贻害匪浅。况种类繁多,即营官、哨弁尚有不能尽识者哉。”亦有报告:“军内配备之马梯尼枪弹丸有四五种规格之多,制造局内尚存二十年前旧弹丸八十万粒,毛瑟枪弹丸六十六万粒,不合膛或失效弹丸高达百分之七十以上。”  清国军队不仅枪炮武器装备中存在诸多问题,在后勤、医疗、食品、输送等领域内的战争储备同样存在致命伤,很难应对一场近代战争。清国虽然兴建了亚洲最强大的要塞炮群,但海岸炮台只强调正面攻击力,而忽略后路防御。战争中,日军屡屡从后路迂回夺取炮台,轻易摧毁了李鸿章舰船和炮台相互庇护的作战构想。清国军队的军事改革只学到西方军事的皮毛,没有真正掌握近代西方军队的建军思想和原则,并因此在清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代价。  大清王朝的统治经过二百五十年的兴衰起伏,清初的尚武精神已经所剩无几。朝廷唯恐将领拥兵自重,在军队中设立了文官和武官两重管理制度。武官的权力和地位被不断削弱,在朝廷中的地位明显低于文官。地方战略决策权掌握在属于文职系统的总督、巡抚手中;武官只是战术上的指挥官。战事发生时,各省总督临时任命调动将军参战,文武官员间经常出现作战思维和战法构想相悖的状况。李鸿章身为大清国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是政务官员;又是主理北洋外交事务的外交官,同时还担任对日作战的总司令官,国家政军体制混乱,这样的体制构造对一场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战争来说,无疑是有违近代战争规律的致命错误。  近代日本军队  兵役制  庆应四年(1868)日本国改元“明治”,开始了“明治维新”。维新政府下的各藩阀兵权奉还天皇,军队合编成明治新军,施行天皇赦令下的“国军”军政体制。明治维新废除了旧的士、农、工、商(四民)差别的封建制度,允许平民名前冠姓,允许平民居住、职业、结婚自由。军内长老山县有朋,倡导在“四民平等”原则下“全民皆兵”的建军方针。明治六年(1873)一月十日天皇颁布“征兵令”,将“四民平等原则”贯彻到兵役制度中,规定日本男性公民不论贫富贵贱、地位高低,都有为国服兵役的义务。日清战争中,日本皇室与国民履行相同的兵役义务,多名适合兵役条件的皇室成员入伍,参加了战争。  明治国家早期兵役制度,常备军三年(在营);第一后备军两年(每年召集一次训练);第二后备军两年(专务家业)。17岁至40岁男子中未服兵役者,皆为国民军(战争爆发时本地域内守备)。明治二十二年一月,为适应扩军的需要,发布了明治新“征兵令”。凡年满17岁至40岁的男性国民,有义务承担国家的兵役。兵役义务分四个阶段,第一“现役”,年满20岁者服现役三年。第二“预备役”,现役期满者服预备役四年四个月。第三“后备役”,预备役期满者服后备役五年。第四“国民兵役”,年满17岁至年满20岁以及预备役期满至40岁者为国民兵役。日本国民的兵役义务,现役、预备役、后备役、国民兵役,满期合计23年。1893年,日本修订战时兵役编制,现役、预备役、后备役,构成国军的野战部队、守备部队、补充部队的兵源。  明治维新的兵役制度,彻底改造了旧藩阀的军队体制,成为“国家军队”最重要的法律支柱。政府设置兵部省(国防省),采用法国式军制改编军队,大力扶植军校教育体制,严格接受西方军事思想的训练。兴建陆军屯兵营地、海陆军士官和将校培养军校、兵器弹药制作所、军队专属医院。在“国家军队”意识统合下,把江户时代续存的尚武精神与近代国军意识融合起来,建设成有极高战斗素养的近代国家军事集团。明治维新导入“国家”和“国民”的概念,把国民和国家捆绑在共同生存的精神支柱上,形成军、民、国一体化的“天皇的国家军队”。  陆军  1889年,陆军发布《野战教范条例》,提出炮兵是战场“主兵”的概念。炮兵作为未来战争的“战斗骨干”开始在军事思想中定位,推动了炮兵兵种空前发展的势头。陆军野战教范采用欧洲炮兵炮术战法,炮兵学校讲义导入“弹道学”课程,聘请意大利武官布拉加尼讲习弹道学,开创了日本弹道学理论基础。弹道学科理论不但在陆军广泛采用,也是当时海军舰炮唯一的弹道理论教程。此后,日本武田大佐又提出了本国的弹道学理论,在陆海军炮兵中推广。炮兵弹道学的应用,使日军炮兵发展迅速,一举跨入炮兵先进国家行列。  日本陆军的炮兵制式,采用野炮还是山炮,在军中出现过严重意见分歧。野炮论者小川又次中将强调“炮火威力优先论”,山炮论者德国教官梅克鲁主张“炮械机动性优先论”。两人在东京炮兵将校研究会上力陈己见、互不相让,最终陆军大臣大山严折中了双方的观点,采用了野炮和山炮混用方案。日清战争中,师团炮兵联队混用野炮、山炮,获得良好的战果,证明野炮和山炮混合使用具有火力和机动性兼备的战术功能。虽然9厘米臼炮、15厘米臼炮、8厘米加农炮、9厘米加农炮、12厘米加农炮等中大口径炮械,也有少数参加日清战争的记录,但这些炮类没有留下值得赞誉的功绩。反倒是小口径7.5厘米马驮可分解山炮、7.5厘米马拉野炮在战争中战果显著。  近代早期炮械受火药技术的限制,炮弹射出后硝烟弥漫,极易暴露炮队位置,为此炮兵不惜采用暴露自身,先发制人的手段,先于对手进行炮击,颇有成效。日军炮弹多采用榴霰弹,以杀伤敌军地表目标为目的,弹内携带新式起爆引信,弹头在到达敌阵地上空时爆炸,能有效杀伤地表敌军,成为炮兵制敌的一大优势。榴霰弹的威力震撼,被清军谓之“天弹”,日军大炮一响,清军阵地的士兵就会立即出现恐慌和动摇。  战前,日本陆军已经发展到六个师团和一个近卫师团的规模,总人数123,047名,马38,009匹。上等兵以下战斗人员总数63,360人、骑兵2,121人,野炮168门、山炮72门。配置有多兵种编制,多方位后方支援建制,全天候军夫机动队,组成集兵站、通信、卫生、情报为一体的近代作战体系。  海军  日本系岛国,四面环海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建设强大的海防要塞成为明治政府政治、军事发展的既定方针。面对清国强大的北洋舰队,日本感到窒息和压抑,决心发展近代海军,加快海防建设的步伐。可是日本同时并举海防建设和扩张海军舰队,庞大军费预算远远超出日本政府的财政能力。面临这一大难题,明治天皇率先从宫内经费中下赐御内帑金,支援国家海防建设。全国有志者在天皇恩惠感召下纷纷响应追随,总计捐献海防金230万日圆。明治二十年(1887)至明治二十五年(1892),全国各要塞装备的海防火炮总数达212门,除两门大炮从外国购入外,其余全部是大阪炮兵工厂用献纳金制造的。国家用献金款制造的大炮,尾部刻有“献纳”文字标识,以向捐纳者表示敬意,并向献金者授予“黄绶褒奖章”,表彰他们为国家作出的贡献。  联合舰队主力战舰“吉野”号,是英国阿姆斯特朗兵工厂制造,使用新型蒸汽机驱动,航速23节,是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装甲巡洋舰。舰上火力配备15.2厘米阿姆斯特朗速射炮4门、12厘米速射炮8门、4.7厘米哈乞开斯机关炮22门、36厘米鱼雷发射管5具。“吉野”舰原是清国北洋水师预购,后因海军经费不足被迫放弃。日本一直关注清国订购该款新型军舰的动向,政府动员全国官民的一切力量募捐,明治天皇也省吃俭用捐赠皇室用度。日本终于购得这艘命名为“吉野”号的新锐战舰,大幅提升了舰队的作战实力。  日本为对抗清国战舰“定远”、“镇远”的巨炮威胁,采用法国造船技术建造了三艘松岛级巡洋舰,并用日本国内绝色佳景“陆奥松岛”、“安芸严岛”、“丹后天桥立”,命名为“松岛”“严岛”“桥立”,海军美其名曰“三景舰”。“三景舰”上装备巨炮,超过“定远”、“镇远”30.5厘米巨炮的口径。但是三景舰的32厘米巨炮在海战中没有发挥预想的作战性能,打败清国舰队实际上是倚仗速射炮强大的速射火力和舰队机敏的运动战法。战后,日本海军通过分析得出清国“定远”、“镇远”舰的30.5厘米主炮优于日舰32厘米主炮的结论,在以后的新造舰上,均采用30.5厘米炮作为主炮标准。  日清开战时,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军舰已经达到可以与清国舰队匹敌的数量:炮舰数28艘,吨位57,631吨;水雷艇24艘,吨位1,475吨,合计舰艇52艘,总吨位59,106吨。联合舰队人才济济,大多数舰长是毕业于西洋军事院校的优秀人才,他们成为日本海军的最重要力量。  军夫体制  明治军队编制中的“军夫”是一支与正规军人不同的集团,在日清战争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军夫起源于江户时代,是藩阀军后勤补给部门的编制,通称“阵夫”。当时江户百姓每年负担国家规定的年贡和国役,而阵夫役本身就相当一种国役,属于既有收入又履行国役的人气职业,但也伴有战争伤亡的风险。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军队引入西方近代军制,模仿德法两国兵站编制,使用更多的近代化手段运送载荷,突出了军夫的应用价值。  日军远赴国外作战时,受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物资运输面临许多新的考验和问题,迫使日军重新起用“军夫”,担任向前线部队输送辎重、弹药、粮草、救护等后勤保障任务。军夫的雇用采取军方和民间契约的承包制,承包业者协助军兵站包揽军队战时需求的马匹征集、物资调集、被服供给、武器搬运、军夫管理等复杂的业务。在马匹车辆不能到达的地方,军夫用“驮马队”或“背负子队”(人力肩担背扛),完成艰难地段的运输业务。虽然军夫的职能主要是单纯体力劳动,但是薪水收入远高于正规军士兵的津贴。而且军夫在受雇用前没有受到专门军政教育训练,从军者中不乏地痞、流氓、赌徒等不务正业者,成为战争中违反军纪的突出代表,给部队管理带来诸多困难。  战场上军夫存在的纪律问题,很快引起陆军省法官部的注意。1894年8月27日,儿玉源太郎陆军次官强调指出:“军夫没有军人的素质,没有军纪习惯,任务执行中无法按照军人的标准来约束。”“军夫缺少文明的人格,在敌国作战容易作出有伤我军名誉的行为。对发生劣迹的军夫必须施以严罚、解雇、减薪的纪律。”10月22日,日军越过鸭绿江进入清国,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发出训示:“日军侵入清国领地时的重要一点,是要管好自己的士兵和军夫,对他们必须严格训诫。作为文明国家的军队,厉行军纪乃我军天职所在,绝不能让害群之马乱暴胡来。那些缺少军队教养的军夫,只是以赚钱为目的从军,如今数万后勤支援的军夫与野战军共同作战,军纪上会成为我军的累赘,甚至妨碍正常的作战秩序。因此,对在战场上烧民屋者、掠民财物者、羞辱妇女者,必须军法从事,赶出神圣的战场。”战争中,军夫的表现如上官预料一样,尤其在违反风俗军纪的数量上远超过正规士兵,酗酒赌博、打架斗殴、偷骗财物、侵扰妇女、战场逃兵,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明治军队的文明形象。  在战争中组织军夫担负作战部队物质输送的重要任务,这种方式在各国军队中都曾经使用过。日本采用的是高薪雇用制,国内的军夫每日薪水40钱,出征海外的军夫每日薪水50—70钱,饭食、衣类和住宿自理。战场上的军夫,穿戴江户时代式样的防寒服和裤子,佩戴护手护脚,头戴日式斗笠,脚穿草鞋,粗衣粗食,时常以盐为菜,在恶劣环境中肩负繁重的劳动。军人所到之处有帐篷栖息,军夫则没有这样的设备,只能自己寻找遮寒场所。1894年12月12日《东京日日新闻》报道,仅一两日就有二十余军夫在严寒中冻死。而且,军夫每日的收入都明文规定上交5钱,是军夫承包商的中介费。  日清战争中,担任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作战任务的日军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师团,均配置了军夫编制。战时一个师团的编制人员约18,500人,马5,600匹,其中军夫人数占编制总数的26.7%。战争中,军夫的伤亡在日军伤亡总数中占较大比例,然而日本在日清战争统计中,人为地忽略了军夫的伤亡数。根据获得战争抚恤金“恩给”的记载,军夫阵亡7,000—8,000人,其中绝大部分死于疾病,这一事实使得日军在日清战争中阵亡的总人数超过两万。  军人的野心  日清战争为日本军人登上政治舞台带来了机遇,军人势力抬头,推动了日本国半个世纪的战争政治。依照明治国家宪法,国防计划、作战计划、用兵计划等军事大权独立于日常国务范围之外,内阁不能干涉军务,军部大臣可以直接上奏天皇,呈请敕裁。利用日清战争,军部第一次验证了宪法中规定的,军人拥有军事大权的实效性,这一验证助长了军方的野心。战争中,军方坚持我行我素的军事独立行动,当他们的行为超越政府预案时,文官也必须为维护国家利益而开脱武官的过失。联合舰队击沉英国商船“高升”号;未经宣战先行进攻驻朝清军;旅顺虐杀事件;执意发动直隶决战等军事行动,暴露出军方违背内阁初衷,野心勃勃的好战欲望。内阁文官曾尝试向军方做过若干挑战,企图削弱军队在国家政治上的决策权,结果没有取得明显效果。例如,战争中,军界长老、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作为第一军司令官,在进攻海城的决策上抵制大本营作战意图,孤军深入,给作战部队造成重大伤亡,最终被天皇撤换职务,就是文官挑战武官的一场较量。  明治维新鼓吹全民拥戴天皇,宪法给予天皇统帅军队的最高荣誉。军部利用宪法中“天皇统帅权独立”的条款,混淆明治民主国家和明治军国的概念,力图从民主国家“文民统制”原则的束缚中摆脱出来。日清战争前夜,军部利用文官外交诱导战争气氛,战争中又意欲脱离文官政治的约束,推动战争政治。战争胜利的结果,进一步助长了军人的野心,军方主导国家政治的军国主义倾向日益公开化。军人在皇道军统政治框架下架空了天皇,支配了国家,愚弄了国民,日本民族终于被拖入五十年战争的深渊。  2.2 兵站体系  清军后勤体系  后勤体制  鸦片战争后,清国朝廷开始关注军队改革的重要性。但是近代军事科学理念,难以撼动二百年的陈腐观念,军队后勤体制的思维仍然停留在“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初级阶段。太平天国战争中,清军主力湘、淮两军的后勤体制开始有些改革,专设有饷械粮台的部门。粮台内设有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探所、发审所、采编所等八所。粮台总理事一人,都统全军粮草,下属各所督办,分管本辖内筹粮筹饷、输送粮草军械等事务。战役中,又增设前敌粮台、后敌粮台和转运局,明确各部职责提高作业效率。清军的粮台机制,在镇压太平天国的13年内战中,起到了重要的后勤保障作用。  1854年,曾国藩在湘军首创“长夫制”,在军营中设置担任杂务的后勤兵,规定营官及帮办配给长夫48人,军需搬运配备长夫30人,五百人一营的编制配备各种职能的长夫总数180人,相当每百人兵勇拥有长夫36人。长夫是临时雇用的随军人员,不属于军队的编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战斗力与后勤保障的效率。曾国藩创设的军内长夫制,合理运用了民间的人力、物力资源,成为近代战争的一项典范。  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胜利后,清国陆军进行了大规模裁军。在李鸿章洋务运动风潮中,武器装备的近代化推动了军制的部分改革。陆军改革重点侧重于武器装备的增设配给,相对轻视了后勤支援在军队体制中的鼎足作用。清国的军制改革,没有统一规划,各地总督各行其是,没有引进外国近代军制中后勤学的理论,来改造自身落后的军事体系。直至清日战争爆发,清国的陆军实际上已经变成东西南北聚合的大杂烩,后勤体系各自为政,无法适应一场近代化的战争。  1885年,清法战争落幕,海战的失败加速了清国的海防建设。同年清国增设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确定优先发展北洋水师的国家战略。北洋水师号称是一支新型的近代化海军部队,舰船投资与物资消耗量惊人,舰队运行及保养需要注入大量专业技术人才及附属工厂才能维持。李鸿章主持北洋舰队的原则是:“凡筹饷、练将、修船、制器、铸造军火、置设天线,以及储备械具煤斤,无一而非急务……是以地方设清讼、发审、保甲、水利、筹款、车船、厘金、征信等局。海防则有设练饷、支应、军械、机器、制造、电报、船坞、工程等局,并分设营务,建立水师、武备学堂及医院、煤厂,均专职专责以免贻误。”李鸿章的近代军事后勤思想,有力地支持了当时称雄亚洲的北洋舰队。1888年《北洋海军章程》正式颁布,进一步明确了水师各部门的职责。船械局专管维修舰船的船坞和兵船一切器具的添置购买;天津海防支应局专管海军的军俸饷;天津军械局专管水陆各军军火的收发;威海卫水师养病院专管海军将兵战伤救治。清日战争开战前的近十年中,北洋水师实现了较为完整的后勤保障体系。  运输机能  十九世纪末,当全世界文明国都在广泛运用蒸汽机带来的福利时,东方大国却堂堂登场了在铁轨上奔驰的“铁路马车”,用马匹做动力取代蒸汽机车牵引的闹剧。愚昧观念严重制约了清国铁路的发展。1881年11月,全长9.7公里的唐胥铁路竣工,通车运行;1887年,唐胥铁路延长35公里至芦台;1888年,唐胥铁路延长130公里,展筑至天津,更名“津唐铁路”;1894年,天津至山海关间的津榆铁路通车,全长127公里。从1881—1894年的十三年间,清国本土仅修建铁路300多公里。清日战争中,天津以及山海关一线的清军调动,曾经利用了这段铁路作为运兵工具。而其他各地的大部分部队,只能依靠畜力牵引、人力步行方式行军。  大清王朝的康熙年间(1662—1722)奠定了国家的基本疆域,用于交通的工具、设施、动力、管理技术,比前朝在量上有所增加,质上没有大的跃进。作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清朝对全国道路布局经过多次改造,形成以北京为中心的道路网。清国的道路有“官马大路”、“大路”、“小路”之分。官马大路是国家级官道,由北京向各方向辐射,主要通往各省城;大路从省城通往地方主要城市;小路则连接各地主要城市与边远市镇。“官马大路”作为全国交通的总枢纽,分北路、东路、西路和中路四大干线,共长4,000余华里,总驿站设在京城东华门外的皇华驿。其中的干线通往清朝的发祥地满洲,是清日战争中最重要的道路系统。此路从北京经山海关、盛京,一支延伸到雅克萨、庙屯与俄国接壤;另一支通往朝鲜半岛。隶属官马北路网的还有呼伦、恰克图干线,这一道路在开发清代北疆、打击蒙古叛乱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  清代漫长的官马大路,其实是靠马蹄、车轮和人类足迹,经过千百年碾压出来的自然轨迹。这些轨迹通往四面八方,连接有人烟和部落的地方,形成所谓的道路网络。大多数官马大路是沙石路或泥土路,没有人工筑路的痕迹,没有路基填筑和排水构造,晴朗干燥日尚可以支承骡马载荷通过,雨水日在辎重车辆重压下,道路极易变形,泥泞中车马行进艰难。1894年清日战争爆发时,东北大部分地区已经经历了连年涝灾,路状极差,完全不能满足清军辎重运输的需要。7月28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命令丰升阿的奉天盛字练军,从陆路出发赶赴朝鲜,增援牙山叶志超军。丰升阿部沿官马北路昼夜兼程,历尽艰辛,8月9日才疲惫不堪地赶到平壤,此时牙山、成欢的清军已经败战多日。  侵入满洲的日军面对清国泥泞的道路也经常陷入困境,幸运的是战争中日军的辎重运输采用的是驮马搬运方式,可解体组装的山炮发挥了能适应恶劣天气和地貌作战的特点。而清军拖拽式炮械经常举步艰难,大炮一旦进入阵地就失去了进退机动性,在敌军进攻的状况下,炮兵只能丢弃炮械等辎重逃命。  清国派往朝鲜的军队和给养,最初的投送方式是海上运输。十九世纪末,清国海上大型运输业几乎被外国洋行垄断,经海路运送兵员只能依赖租借外国汽船公司的船队。丰岛海战,日本联合舰队击沉清国租借的英国籍商船“高升”号,就隶属英国印度支那汽船公司。1894年9月17日,清国租用英国和美国的多艘商船向朝鲜运兵,北洋水师主力护送船队时,在大东沟与日本联合舰队发生了黄海海战,结果北洋水师败战,制海权丧失。此后,清军运兵和一切后方支援,只能依靠奉天至平壤间约千里的泥土官道。  战时后勤  战争胜负乃决于“天时”、“地利”、“人和”等多方面因素。清日战争中清军与日军作战于本土,战略上占有“地利”的优势。可是清国连年的自然灾害和严重饥荒,使清军仅有的“地利”优势陷入“天时”的厄运之中。  清日战争爆发前十年,顺天府、直隶地区连续发生旱灾水害。甲午年夏秋,又遭洪水侵袭。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报,“本年顺、直各属,自春徂夏阳雨应时,麦秋尚称中稔。”“自五月下旬起,至七月底止,节次大雨淫霖。加上上游边外山水及西南邻省诸水同时汇注,汹涌奔腾来源骤旺,下游宣泄不及,以致南北运河、大清、子牙、滏阳、潴龙、潮白、蓟、滦各河纷纷漫决,平地水深数尺至丈余不等,汪洋一片,民田庐舍多被冲塌。计秋禾灾歉者一百二州县,内有被潮、被雹之处。”后任直隶总督王文韶也上奏顺直地区灾情:“永平、遵化两府州属,雨水连绵,冰雹频降,滦、青各河同时涨发,漫决横溢,庐舍民田尽成泽国”;“收成不及十分之一,小民无以为食,专恃糠粃。入春以来不但糠粃全无,并草根树皮剥掘已尽。无力春耕,秋成无望,较寻常之青黄不接更形危机”;“访查该处情形,一村之中举火者不过数家,有并一家而无之者。死亡枕藉,转徙流离,闻有一家七八口无从觅食,服毒自尽者。”  辽东半岛是清日战争的主战场,1894年夏季连降暴雨,河水泛滥、灾害不断。12月15日,盛京将军裕禄上奏:“奉省自本年夏间大雨连绵、河水涨发,所有沿河之承德及省城西南之新民、广宁、锦县、辽阳、海城、盖平、复州、岫岩等处各厅、州、县均被淹涝。”翌年2月18日又奏:“去岁奉天夏雨过多,沿河州县所属低洼地方田亩被水淹涝。受灾各区以锦县、广宁、新民、牛庄为最重,辽阳、海城、承德、岫岩次之,盖平、复州、熊岳又次之。”陵寝总管联瑞给军机处电报中称:“本年夏间,南路之辽、复、海、盖,西路之新民、锦县、广宁各城,以及省城附近地方,农田多被淹潦,灾歉甚广,数十万饥馁之民嗷嗷待哺。瞬届天气严寒,无衣无食,更难免不乘间滋事。兵荒交困,万分危迫。”时任锦州转运局知府的周冕,电致盛宣怀称:“查自锦至辽,沿途大水为灾,类多颗粒无获,极好者不过一二分收成。”翌年初夏再电:“锦州、广宁一带,上年秋灾既重,今年春荒尤甚,现在麦秋无望,节逾小满,尚是赤野千里,拆屋卖人,道馑相望。”战前从朝鲜秘密潜回清国的袁世凯,被降职协助直隶臬司办理东征粮秣转运事宜,为清军作战部队提供后勤支援。他在给上官奏报函中写道:“辽沈自遭兵祸,四民失业,饥馑流离。关外居民本极困苦,近遭灾荒,营勇骚扰太甚,哭声载道,惨不忍闻。”刘坤一之弟刘侃在《从征别记》中,记录了他在唐山的见闻:“既至,见饥民数千,疲困道旁,日毙数十人,幼稚十六七;盖壮者或他适,妇女惜廉耻,忍死不出,风俗良厚。而地方多巨富,无赈济者。军中倡义赈款钱三十余万贯,施放三十余州县,地广事繁,筹措须日。余彷徨庭户,虑迟则创,命帐前差官、兵目人等多备饼饵、米粥,日就道旁给之。许队伍中收养小儿,由是收养以百数。余拟资二千贯,用二百五十串合众人所施至八百串,而义赈事大集矣,斯民庶几少苏。然乐亭、滦州有一村人口仅存十三四者,盖三年水患,播种无收,官吏贪征粮税,隐匿不报,致奇穷无补救也。”  清军在这种情形下作战,粮食短缺成为最严重的问题。征粮官在饿莩遍野的州县催征、筹集兵粮,加重了当地百姓的负担,加剧了官民矛盾。在自然灾害沉重打击下的民众无力支援战争,甚至出现部分清军匀出有限的军资军粮,拯救垂死挣扎中的百姓的事情。清日开战后,时任湖南巡抚的吴大澂斗志昂扬,主动请缨参战,被任命为帮办东征军务。而当他在灾区筹赈军粮时,所见所闻惨不忍睹。于是,他向朝廷上奏,向李鸿章、王文韶、盛宣怀以及广东、浙江、湖北等地督抚发电报请求支援,强调奉天各地“水灾甚重”、“饥民遍野”、“道馑相望”、“幸存百姓甚或有十余日不得食者”、“灾民之悲惨,目击伤心,不忍漠视。如若不迅速抚辑饥黎收拾人心,战争将很难进行”。 面对尸横遍野的饥民,吴大澂完全丧失了战争必胜的信心。  清军粮食供给问题在战争初期的朝鲜战场就已经露出破绽,驻防部队上奏折报告:“朝鲜地瘠民贫,大军云集之时,一切米粮及日用所需无从购觅,皆需由奉天省城及凤凰城转运而往,饷馈艰难,繁费尤属不赀。”赴朝作战清军的一切军需均由满洲境内负责供给,增加了奉天衙门的负担。严重的自然灾害,使集市上粮少价高,军粮采购十分困难。盛京将军裕禄抱怨:“现在奉天大军云集,需粮甚多,虽经各军设法购运,而去岁本省秋收甚歉,存粮无多,办运过远,脚费又复太昂,军食攸关,亟须预为筹备。”将军依克唐阿亦奏:“粮米价昂,运脚耗费,若在各兵口分内扣留银两,预为办运粮食,窃恐大敌当前,军心解体,难期得力。”清军战时供给状况,如翰林院蒯光典所云:“兵事一兴,偶有灾歉,采办艰难,归之于公,则此项无著;扣之于兵勇,有不哗溃者哉。”  自然灾害直接影响到后方对前线作战部队的支援。清军在仓促出兵上阵的背景下,粮秣辎重大部分随军而行,木轮马车在朝鲜及满洲官马土石道上行进困难重重,降低了部队的推进速度和机动性。然而,清军在后勤保障严重不足的被动状况下,没有全力保护有限的粮秣辎重,在数次重要战斗中都轻易丢弃大量粮秣辎重,不战而逃。溃退清军的粮食状况陷入严重困难境地,造成部队士气低下、战斗力丧失,强抢朝鲜百姓食粮家财的事件频发。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保存的日清作战记录记载,朝鲜的“成欢”、“平壤”及清国鸭绿江的“九连城”战斗,清军都丢弃了大量军粮和炮械。仅平壤一战,清军丢弃的军粮,粮米2,900石、杂谷2,500石,其量是15,000清兵一个月的口粮。当时赴朝作战的山县第一军,因海军尚未取得制海权,海路军需物资运输尚没有开通,前线部队也出现军需补给的困难局面。清军丢弃的大量军粮,及时缓解了日军食粮短缺的困境,确保了第一、二两方面军同时向清国侵入的计划。失去食粮的清军,在朝鲜境内展开了疯狂的掠夺,沿途的民众成为抢掠的牺牲品。日清战争结束后,日军参谋本部统计,战争中共缴获清军粮秣,精米7,000石、玄米2,000石、杂谷6,000石。这些战利品被分配给战地部队、充作马粮、供给俘虏及雇用的民工,也用于救助当地百姓的粮荒。  清国军事后勤体制的诸多缺陷是导致其在清日战争中全面失败的致命要素。和平时期,后勤部门成为许多官人梦寐的肥缺,他们是执掌部队生存的衙门,高高在上。可是一旦大规模战事爆发,就用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的客观因素搪塞前方将士的流血牺牲。此等军事后勤体制,显然不能战胜拥有近代兵站理念的日本军队。  日军兵站体系  兵站概念成立  明治十八年(1885),日本陆军聘请德国军事顾问梅克鲁少佐担任陆军大学教官,当时的陆军大学是培养陆军各级参谋的最高军事院校。梅克鲁的教学,推动了日本陆军的改革——由过去的法式师团建制向德式建制转变。梅克鲁讲述近代兵站基础学,强调日本内地多山、耕种水田、道路桥梁脆弱,不适合像欧洲军队那样运搬野炮的方式。建议日本陆军以山炮为主,组建驮马队输送辎重及行李。梅克鲁教学的成果,改变了日本陆军近代辎重作战的方式,为后来日军在战争中的军事优势奠定了基础。  梅克鲁的教学引入“兵站”和“行李”的概念。“兵站”是军队后勤补给系统,是负责向前线作战部队投送物资的组织体系。“行李”是为前线输送战斗、宿营必要资材的部队,有“大行李”“小行李”区分。大行李是对宿营地所需物品和运输人员的通称,小行李是战斗中必须携带的物品和运输人员的通称。各师团均配备一个“兵站纵列”,担任后方仓库和师团间粮秣输送任务。其中配备三个“辎重监视队”,由将校以下50名骑兵编成,负责辎重纵列的统括、管理、护卫。兵站的职能是负责物资的调度、管理、运送、配送,以及协调搬运工具与押运部队的合理运作。基于梅克鲁的理论,日军在兵站和作战单元之间的比例关系上,进行了多次重要调整。1886年,一个步兵大队(相当清军营建制)的行李编制是:“小行李”卫生驮马3匹、弹药驮马16匹。“大行李”将校物品驮马7匹、炊具驮马8匹、粮秣驮马12匹。1891年,陆军实施《野外要务令适用规则》,步兵大队大行李编制改成,物品驮马9匹、炊具驮马8匹、粮秣驮马13匹。  陆军兵站体系中担任向作战部队投送粮秣的部门,称作“陆军粮秣本厂”。粮秣本厂由“兵站基地”、“积集基地”、“积集主地”、“兵站主地”、“兵站地”、“海运地”等机构负责向战地输送军需,形成一个特有的物流系统。“兵站基地”是出征师团在本土辖区的机关,为本师团出征部队组织、收集、管理必要的军需物资,同时担任从前线回归的兵马物品管理。“积集基地”是在内地主要口岸设置的送往战地的军需品集散地,接收前方回归人员、物品,并向各地疏散的机构,相当于“兵站基地”和“积集主地”之间的配送中心。“积集主地”是在战地设置的人员输送、物资积集的机构。“兵站主地”设置在作战地域内,是为司令部、补给厂、卫生机构提供临时驻地的场所。“兵站地”是兵站司令部、出张所(派出所)的人马宿营、给养、诊疗、警备、交通、通信保障的营地。“海运地”是负责连接战地和内地之间,可影响全局作战的重要机构,下设“海运基地”、“海运主地”、“海运补助地”,归大本营直辖,由陆军运输部统一管理。  日清战争,日军海外后勤补给线的开设,第一次尝试了兵站运用近代船舶、铁道、通讯网络、设备器材的统合指挥系统。兵站除了部队物资补给、辎重调运外,还承担部队的营地建设、战斗人员的维持增补,伤病员和各种物类的收容、诊疗、运送、宿营、交通、战场清理、遗弃军需品收集、战地诸资材调查、战地民生等繁杂事项。  铁路运输  日清战争开战前,日本国内铁道线全长3,200公里,铁道网延伸到全国各主要城市。拥有火车头417辆,客车1,550辆、货车5,583辆。本岛的日本铁道、东海铁道、山阳铁道线贯通东北青森至广岛的大半个日本,国铁、私铁的支线与各道县连接。日清宣战后,国铁东海道线、横须贺线、北陆线;私铁日本铁道、九州铁道、北海道炭矿铁道、总武铁道都投入了军队的运输业务。只有新发田和金泽的铁道尚未竣工,出征兵联队只能徒步行军至最近的敦贺车站乘车。  1894年7月下旬,大本营制定了战时铁道运行时刻表,命令铁道局昼夜通行军用列车,从最初的3列增加到10列。7月23日,运输通信长官根据各师团的出征计划,向铁道局和私铁道会社发出“运兵注意书”。7月30日,政府作战方针决定,各地铁道全线开动,输送各地驻屯部队和军需物资,前往广岛诸沿岸的港口集结。战时出征兵员的调运,每日军列满10列负荷。停战凯旋归国时,因船舶时刻变动及检疫延迟等原因所致,以每日军列6列向各地疏散。1894年6月—1896年3月,铁路共发送出征人员24万人,马3.6万匹;送还回归人员15.1万人,马2.1万匹。战时繁忙的铁路运输,军需输送几乎没有间断过,即使天气不佳或出现机械故障,都能按时完成原定的运送计划,保障了战时兵员和军需品的调达。战争末期,日本国内铁路运输发生过一起重大事故,1895年7月25日夜,丝崎和尾道间的铁道因海浪冲垮路基,造成一列运送伤病员的军列脱轨,坠入海中。全车323名伤患者和26名医护者,当场死亡8人,重轻伤93人;列车机组人员当场死亡3人,负伤1人。  海上运输  日清战争是日本近代大规模越海作战的第一次尝试,海上运输成为渡海战争的最大课题。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决定征用民间船只运兵,从日本邮船会社征得汽船12艘,从大阪商船会社征得汽船2艘,其中军需物资及通信物资用船4艘,计24,487吨。当时日本拥有日籍汽船378艘191,491吨;外国造汽船64艘109,817吨。国产内航船106艘52,817吨;近海航船208艘28,786吨。船队航线,北路到海参崴;南路到夏威夷、南洋诸岛;西路到朝鲜、上海、香港、孟买等地。由于船只征用难以适应作战需要,陆军大臣决定增购1,500—3,000吨位的汽船10艘,计18,099吨。7月12日至9月17日,汽船陆续交货,全部贷与日本邮船会社,投入军需运输。  8月下旬,日军赴朝兵力输送量激增,陆军征用船只数达到40艘73,726吨,海军拥有的6艘汽船全部配与巡洋舰补给使用。10月,海军另外追购6艘汽船29,036吨,其中5艘归属海军,1艘归属陆军,全部贷与民间会社运行。随着战争的全面展开,民间航运业者纷纷求购汽船,业界出现相互竞争的局面。10月,第二军花园口登陆作战,民间提供征用船63艘113,372吨;1895年7月,海外部队回归及台湾作战,民间增加提供征用船38艘,民间船只合计101艘195,197吨。日清战争军内外征用汽船总数为,陆军112艘212,636吨;海军24艘45,750吨;另外征用帆船7艘4,619吨,专门用于向国内运送缴获的兵器、弹药等战利品。战时军事运输结果显示,日军渡海作战的船舶吨数明显不足。在兵力、物资运输缓慢的情况下,日军仍然取得花园口、荣城湾登陆作战的成功,主要应归结于联合舰队取得制海权,确保了海上运输通道的畅通。  运输通信支部  战地输送任务,由兵站开设的运输通信支部担任,负责将战斗兵力和物资送至指定作战地域。1894年6月8日,宇品开设运输通信支部,输送先头部队混成第九旅团。6月15日下关的兵站兼停泊场,接受运输通信支部的任务。第九旅团在朝鲜登陆后,兵站监部开设“现地临时运输通信支部”,运送部队前往朝鲜京城,临时运输通信支部的任务一直持续到第一军登陆。10月4日,第一军开设现地运输通信支部,掌管向大同江方面的输送业务。27日,南部兵站监部在渔隐洞开设运输通信支部,负责耳湖浦、大东沟、大孤山方面军用物资的登陆运输。11月13日,第二军兵站监部在花园口柳树屯设立运输通信支部,负责人马、军需品的登陆及患者的送还业务。1895年,运输通信支部在旅顺口设立出张所(派出所),执行旅顺半岛作战军前往山东的运送任务,并随军在登陆地龙睡澳设置出张所。3月1日运输通信支部从威海卫返回旅顺口,会同柳树屯运输通信支部筹备直隶决战。4月初,旅顺口运输通信支部分别在耳湖浦、大孤山、营口设出张所,为辽河平原作战提供支援。近卫师团台湾作战时,在基隆设立运输通信支部,逐次在淡水、澎湖岛、安平、打狗等处设置出张所。1896年3月31日,运输通信长官部宣布关闭这一支部,剩余业务移交台湾临时陆军运输通信部继续完成。  …… 

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也许也不可能得到很多读者的认同,但是我想谁都没有办法否定,作者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的孤诣苦心,他搜集了那么多资料,他对于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对这场战争很多具体的方面,所做的研究和探索,我看在中国的历史学家里面,没有人能够做得到,至少中国的历史学家好像还没有人能够到日本去做这样的史料搜证。  ——香港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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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简体版完整呈现  相较于中文繁体版一字未删  甲午战争老大帝国败于小国  唤醒中国四千年之大梦  以日本视角最完整还原亚洲两强较量的战争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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