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大变局
2012-4
世界图书出版社公司
周德文,唐灿
301
无
前言一座城市的起伏与危机一段历史的背后，必有一番精神，这一番精神，可以表现在一人或某几人身上。——钱穆关于温州人的故事，你或许早已听烦。那些人云亦云、落入俗套的桥段，一方面成为众生谈资，另一方面也给温州套上了一把枷锁——过去，他们不为人知，闷声发财；现在，他们成为一种符号，面临现实与历史的双重烘烤。烘烤之下，好事者会问，温州人败了吗？这个问题，就像“温州人成功了吗？”需要进行一点稍微深入的推问：如果他们成功，这种成功出于什么原因？如果他们败了，他们的失败又所为何来？要理清这些问题，可不是三言两语的工作。就像钱穆先生所言，每段历史，都有独特的精神，通过个人与群体荫及后世。回溯温州人在当代中国商业史上的脚印，其实类似于做一份带有学术色彩的报告，这份报告由不同的人来做，方法不一样，结论也不一样。但最无可辩驳的一个标准，无外乎是看谁的叙述更周全、谁的总结更能经受时间的考验。这是对那一段历史最好的交代。然后，是透过这段历史，看到古往今来所有的悲欢，这话夸张了，当然不可能完全做到，但却是一个很好的目标。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时代，都不可避免呈现出断裂。有的历史，甚至完全不可复制，但精神是可以传承的，一群特定的人们的遭遇是可以折射一些恒定规律的，这是重点。自1978年，温州，这个土地贫瘠、面积狭小、位置偏隅的小城，以不容置疑的速度与力度在中国的经济版图无限放大，在鲜有政策辐射的劣势中绝处逢生，平地而起。这股力量无他，皆来自民间草根——崛起于草根，游走于民间，他们脚踏实地，以朴实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有意或无意地推动商业的变迁，义无反顾地涌入创造气象万千的民间改革先行者行列之中。要论先天条件，温州实在算不得好，甚至有些令人绝望。这里非但不是“地大物博”，巴掌大的地方甚至既不能“靠山吃山”，也不能“靠海吃海”，唯一一条水路还是死路。而他们的发迹之路，似乎与“知识就是力量”背道而驰。大多数人都是泥腿子下海，与高学历、海归毫无瓜葛，商人的底色大都以“农民”、“小商小贩”渲染；政策撑起保护伞时，他们少受庇佑，往往被边缘化；急刹车时，他们则是风眼，承受着各方的意识形态的压力，是所有口诛笔伐者的活靶子。然而，就是这群人，在巴掌大的温州，顶着“资源禀赋贫乏”的帽子，以彻底弱势的姿态，创造着财富神话，成为经济命题中的悖论。而一场理应自上而下的改革，在温州也自发演变成一出自下而上的、由无数个个人奋斗史所组成的空前宏大的经济运动。运动的关键词曾经一度很敏感，也很“堕落”：私营经济。一个爆发经济革命的时代，必然把人的潜能发挥到极致：最美好的与最丑陋的；最善良的和最卑鄙的；最伟大的和最平凡的；最富有生机的和最没有生命力的；最具价值的与最悖论的……以及介入是与非、左与右两极间的中间状态，都在沸腾的温州尽览无遗。历史在剑走偏锋的道标前徘徊。在苦难的磨砺与生存的压力下，人的爆发力总是相当惊人。短短30年，温州以独辟蹊径的行走模式凸显了中国经济的创造性与原创性。30年风云激荡，透过他们，能看到被无限拉伸的经济变革，其丰富的底蕴超过任何一个时代在经济上的裂变乃至突变。新旧交替的意识流冲突、秩序的重构、伦理道德的徘徊、商业规则的确立……一切，都以他们为载体而变得异常清晰而活跃，考验着政府的执行力、企业的生存力，以及创造力。市场热气腾腾，支流末节，都把自己打扮成理想的模样，赞美祖国与时代。每个人，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一个又一个集体主义的幸福中。而这一切，源于我们的国家，经过漫长的沉睡，醒来，并以迅猛的速度奔跑。然而，温州人的过往，似乎违反了众多史家对于“宏观与微观”的剖析：深究他们的那些或许依旧存疑的“成功”，是否能够简单归入“大环境向好”？即便无法全然否定，也不可笼统地忝列其中。之所以如此判断，不能将其简单划归这个奔跑的时代行列，是因为他们奔跑的速度，似乎更快，奔跑的步伐却显得颇为古典。他们以懵懂的姿态，茫然或有意识地走上个体工商户的道路，积攒原始资本，为今后的从商之路埋下伏笔。一批别无所有的温州人南存辉、王振滔、尤小平、邱光和、周成建、叶文贵、钱金波……因为无意间抓住了计划经济的软肋，随后快马扬鞭，一路奔跑。岁月又是一个巨大的滑坡，坠落仿佛是个人的宿命。30年的背景下，一些人的得与失，命运的跌宕起伏显得微不足道，但我们仍旧需要尊重那些在身体滑落的同时内心升腾的人，即使他们已成为悲情的过往。“这里有一种无处投诉的罪行。这里有一种眼泪不足以象征的悲哀。这里有一种绝大的失败，足以使我们的一切成功都垮台。”如若今日的温州真的陷入困境，也只是他们阶段性遭遇的又一次上演，如此看来，成功谈不上，又何来失败？不过是一段又一段既无法复制，又难以忘却的历史。每一段都有前世今生，每一段又似毫无结局，再多的条分缕析，永远都追赶不上现实的剧情，而主角，始终是他们。
温州人敢想、敢试、敢为天下先，打造了许多令人惊羡的第一；温州人胆大包天、包地、包海、包岛、包油田……占尽市场先机、屡屡得胜。短短30年，温州以独辟蹊径的行走模式凸显了中国经济的创造性与原创性。
30年后，这里实体经济崩溃，投机之风横行，私企老板跑路，百姓人心惶惶……民营经济发展先锋面对种种困境如何突围？这将会促进国家在金融和民生领域有何动作，会给2012年以后老百姓的生活带来怎样的讯息？
本书纪实性深刻解读温州的经济迷局，探寻草根商业阶层“中国梦”破灭的基因，揭露大量温州经济的一手资料，全方位揭示了形成温州经济崩盘的原因、历程、未来的发展方向等问题，指出民营经济未来在中国发展的方向。温州之变局，即当下中国之变局。每个老百姓都应该读一读，起码这本书可以告诉你怎样让自己活得更好。
周德文，温州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兼任世界经济贸易联合促进会副会长。温州市八届政协常委、温州市十届人大代表、浙江省第十一届人大代表。
第一章 不可复制的创业史
草根
根底浅薄
“前店后厂”式家庭作坊的兴起
温州游商与供销军
风雨侵袭
崛 起
市场悄然绽放
历史欣然翻篇
第一代温企崭露头角
温州模式的兴起
驰名
第二次创业蜕变
国际舞台竞风流
新温商异军突起
制造业走向品牌化
第二章 实业萎缩
原罪
转型期的阵痛
投机倒把的年代
欺诈起步的市场
暴富之下的畸形
心旁骛 力不足
内外交困
纷争升级
实业精神 渐行渐远
政商关系 越来越亲
机心骤起
错过互联网时代
炒房、炒矿的热潮
奇特的金融投资现象
实业的转移与空心化
第三章 与暴利共存的温商
与暴利共存的温商
出租车与新能源
矿产资源是掘金重地
上达国企下至民生
你不知道的舞台
海外投资有天堂
疯狂的“温州团”
炒房：龙港农民城
温州团的“神州行”
温州炒房的奇人奇事
所到之处 房价飙升
“资”生万“恶”
难以忘却的过往
民办金融的风雨征程
地下钱庄的野蛮生长
“担保”的变异与猖狂
第四章 债云压城
泡沫渐灭
中小企业 潮涨潮落
内部挤压 生命之重
深陷2008楼市泥潭
完败与再战
迪拜的“烂尾楼”
楼市全线崩溃
告 急
逃之夭夭
悲情故事
转型之殇
众生相
隐秘钱殇
全民信贷疯狂
融资“掮客”逃亡
金融体制之弊
黑色钱庄之毒
第五章 归去来兮
期待新生
紧急救火
转机与回归
资本新流向
从“地下”到“阳光下”
小额贷款——阳光样本
融资平台——民间资本的新入口
创投基金——合法的出路
回归实业必须面对的三大问题
“家天下”
品牌“合力”为王
告别江湖
附录：温州近年经济大事记
参考书目
版权页： 插图： 第一章不可复制的创业史时光层层叠叠，距离我们越近的回忆，越有死生契阔的感觉。明清时期，浙江温州、处州就开始出现专业的坑户负责采矿，而炉户则负责冶炼：“至于坑、炉各户，多者数十人，少者不过五六人，所费工本无多，煎洗甚易为力，散处众山，零星工作，各自依山为业。”以分工为基础，出现了矿石买卖行为，而这，就成为了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形成。据道光年间《辰溪县志》卷二十一记载：“又有厂民收买炭矿，雇募人夫，煽铸生板，计每炉一座所需雇工及挑运脚夫约数十人。”设炉雇人冶铁的“厂民”多是外来商人，也有土著居民，因而铁厂有客厂、乡厂之分：“其收买炭矿，开设炉墩于县属溪边河岸，雇募人夫煽铸生铁，名生板者，有多厂、客厂之分。乡厂者，数人共一炉墩，各以所获炭矿轮流煽铸，为日甚暂。客厂者，或一人或数人合伙，先期收买炭矿，每秋凉时开炉，至次年春夏之交为止。”温州，在不经意间就进入了中国经济史当中，不过这些模糊的经济模型还远不能与改革开放之后，温州真正经历的东西相比。1978年是当代中国商业史的新开端，也是温州人作为“草根商业阶层”实现“中国财富梦”的另类样本。在新中国经济发展大潮中，温州人敢想、敢试、敢为、敢为天下先，打造了许多令人惊羡的第一；温州人胆大包天、包地、包海、包岛、包油田……占尽市场先机、屡屡得胜。温州人的胆大包天不是个别温州人的行为，它更深刻地体现为整个温州团体的特征和品质而被社会各界广为流传。就是这段“另类”的市场样本，却有着特殊的历史机遇，它离我们今天的生活不过30年，却又似相隔千万里。尽管我们总在事后感慨“历史有惊人的相似性”，但对于某些历史而言，又是如此不可复制。草根每一代人都需要自己的革命。政策的鼓励，舆论的支持，社会环境的好转，商业形态处于一种懵懂的萌芽姿态。在历史的感召下，许多出身困苦的人，主动或被动地纷纷走上个体工商户的道路，积攒原始资本，为今后的从商之路埋下伏笔。他们，就是我们。根底浅薄这是一群怎样的草根？他们的出生地，并非“地大物博”，巴掌大的地方既不能“靠山吃山”，也不能“靠海吃海”，唯一一条水路还是死路。而他们的发迹之路，似乎与“知识就是力量”背道而驰。大多数人都是泥腿子下海，与高学历、海归毫无瓜葛，商人的底色大都以“农民”、“小商小贩”渲染；政策撑起保护伞时，他们少受庇佑，往往被边缘化；急刹车时，他们则是风眼，承受着各方的意识形态的压力，是所有口诛笔伐者的活靶子。然而，就是这群人，在巴掌大的温州，顶着“资源禀赋贫乏”的帽子，以彻底弱势的姿态，创造着财富神话，成为经济命题中的悖论。土地，是中国人祖祖辈辈赖以养家糊口的生产资料。在中国历史上，土地肥沃就意味着物产丰硕，百姓富裕。温州市位于浙江省东南部，三面环山，东临大海，山地超过总面积78%，“七山一水两分田”之说名副其实。据资料记载，温州在新中国成立前人均耕地仅三分四厘，人多地少，生存压力巨大。有时候，造物主似乎并不公平。耕地稀缺的温州在地质矿藏上也非常贫乏，除了一些较为廉价的石材，就剩下零零星星的金属矿藏，规模小，开采价值不高。温州所有需要的煤炭资源全部来自外地，由海上船只送来。属于丘陵地带的温州，周边的山海拔不高，却分外陡峭。温州就更夸张了，清江、瓯江、飞云江、鳌江平行分布在温州境内，汽车横穿温州需要摆渡四次。“汽车跳，温州到”“跑遍天下路，就怕温州渡”，此类民间谚语把温州的恶劣交通条件形容得淋漓尽致。在改革开放之前，从温州前往大都市上海，需要乘坐三天三夜的轮船。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海上交通提速，也依然需要一天一夜。温州与上海的距离也象征着温州经济与发达之间的距离。作为海滨城市，历史上的温州，曾有过一段不瘟不火的时期。其南部的泉州、其北部的宁波，成名于大唐盛世，纷纷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到宋朝时期，泉州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宁波也位列对外贸易的港口重镇，其辉煌不可一世。位居中国东部海岸线中段，同样，作为一个海滨城市，温州也有着对外海上交往的任务，但在宁波、泉州、扬州等的比较之下，始终平淡无奇，乏善可陈。明清时，长江沿岸的南京、九江、武汉也因地利而日益繁荣，而由于海禁政策，温州沿海全线内迁，温州终究未能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虽然温州也沿海而建，但却并没有突出的建港条件，并且作为港口腹地也不够广阔。因为其背后的大山阻隔了货物的运输。”并不出众的地理位置，温州无计可施，始终与发达的对外海上贸易无缘。先天“资质”的浅薄，似乎注定了温州的落后。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60～70年代，贫穷和饥荒依然困扰着温州。“平阳讨饭，文城人贩，永嘉逃难，洞头靠贷款吃饭”的民谣流传甚广。改革开放前的温州有8个县，其中苍南、平阳、文城、泰顺、永嘉的居民都有“忙时种地，闲时讨饭”的习惯。据记载：“1978年的温州，560万人口的温州，GDP是13.22亿元，全市人均储蓄仅有8元。以永嘉县为例，1978年的耕地面积是38.29万亩，比1949年少了4.1万亩；但是人口在这年达到了68.32万，比1949年足足多了33.76万人。更要命的是，年初的一场暴雨，让县内2万亩农田受了灾。到了夏天，一场干旱从8月29日一直持续到10月30日，受灾农田7万多亩。”如此无以复加的贫穷困苦之下，是一个个被贫穷逼得走投无路的家庭。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样的故事在20世纪70年代的温州层出不穷。据传，温州一带姓南的人家回溯三代以上，就会发现他们大都来自一个地方：乐清黄华镇叫做南宅的古村，为当地望族。1976年，温州柳市上园村，一个姓南的补鞋匠，有个长子叫南存辉。碎石片垒墙、茅草盖顶的住房，半饥半饱的日子，遭人歧视的感受刻骨铭心，历尽艰辛与磨难，南存辉的童年和少年与望族无关。6岁时，他挑着米糠，提着鸡蛋沿街叫卖。一天，补鞋匠外出发生意外，腿部粉碎性骨折，医生吩咐需要休养一两年。这家女主人向来身子孱弱，一时间整个家庭失去了顶梁柱，陷入焦虑。于是，补鞋匠把长子南存辉叫到跟前，手把手传授他补鞋技术。无需多言，养家糊口的重担落在了这个年仅13岁的少年身上。离初中毕业只有十来天，生活的压力迫使少年南存辉辍学，成为一名小手工业者。寒冷的冬天，补鞋的锥子扎入手中，咬牙拔出锥子，用破纸包上伤口，坚持为客人补好鞋——这是南存辉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他不敢去人多的地方，怕同学看见后没面子。终于，他遇到了同学的母亲。她关切地问：“怎么是你？你怎么在这里补鞋？难道你不上学了？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也一定要读好书。”几句关心话冲破了南存辉的心理承受极限。他当即收摊回家，对躺在床上的父亲大声喊道：“这事没有前途，拿刀架在脖子上我也不干了。”他父亲耐心地劝说：“靠自己双手养活一家很光荣。如果弟妹们将来成才，那就是你的成功。”就这样，生活的无奈让南存辉不得不重新背起工具箱，早出晚归，一晃就是3年。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修鞋补鞋的南存辉见多识广，3年后便有了新的发家念头。1984年的某一天，南存辉遇到了小学同班同学胡成中。胡成中比南存辉大3岁，此时的他已经在外跑推销长达数年。胡成中的“高收入”让后者既羡慕又嫉妒，南存辉动心了。眼瞅着柳市许多家庭以“前店后厂”的方式做起了低压电器生意，南存辉与胡成中一起凑钱摆了个柜台，之后发展成为“求精开关厂”。这就是如今温州鼎鼎有名的民营企业两大巨头——正泰集团和德力西集团的前身。土地稀缺，地处一隅，温州的贫瘠与造化的冷落，迫使着温州人自寻门路，苦心钻营，发奋图强。“前店后厂”式家庭作坊的兴起上苍也是公平的。温州没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却孕育了一群心灵手巧的人。温州古称“瓯地”，所谓“瓯”，是一种陶制器皿，据历史学家判断，在新石器时代，居住在温州一带的原始人就开始制作陶器。从唐宋时期开始，温州的造纸、造船、丝绸、绣品、漆器、鞋革等手工制作业就有着不可小觑的地位。瓯绣、发绣、瓯塑（油泥塑）、石雕、黄杨木雕、笋壳雕、乐清细纹刻纸、彩石镶嵌、米塑、篾丝镶嵌等传统民间手工艺技术精湛，能工巧匠比比皆是。有手艺便有生意。作为港口城市，温州可谓是暗淡无光，但作为手工业制作城市，温州的小生意兴旺。北宋诗人杨蟠的《咏永嘉》记载了温州的热闹与繁荣，“一片繁荣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手工制造业、商业的发达由此可见一斑。南宋时期永嘉学派形成，提倡功利之学，反对虚谈性命，这一思想所对应的即是南宋时期温州地区浓郁的商品经济气息。当时，富工、富商及经营工商业的地主等新兴阶层已经在永嘉地区出现，并不断发展。事功的永嘉学派即代表了这一群人的思想。但是在温州，更多的是工匠、手艺人、小生意人。这些人始终是以技艺、苦力挣钱，利润微薄，地位谦卑，养家糊口都难以保障，更遑论富甲一方。北宋诗人张俞的《蚕妇》：“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曾经是手工业者最真实的写照。但今时不同往日。当人民生活的物质需求逐渐被释放，并日益丰富起来时，心灵手巧、会手艺的温州人就开始活络起来。有着浓厚的商品经济基础，又有着一身过硬的手艺，在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人抢先一步，开创了“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的先例。改革开放已经到了第二年，虽然在单位有着固定的工作，但郑秀康的生活依然艰辛。再三思考之下，郑秀康辞掉了单位的工作，在家里开设了一个作坊。“我决定做消费品，要么做沙发，要么制鞋。最终选择制鞋，是因为家里的住房太小，一家老小挤在只有8平方米的小屋里，连个沙发都放不下。”33岁的郑秀康拜师学做了第一双皮鞋，“康奈”品牌的历史由此起源。家庭作坊式的启动基金并不需要太多，但场地和资金问题还是让郑秀康焦头烂额。最终，他的老婆将陪嫁的物品悉数拿出，包括那个年代最少见的五块毛料和一只手表，全部半价忍痛贱卖。在仅仅3平方米的作坊里，郑秀康从下午5点多做鞋，晚上八九点钟吃晚饭，饭后继续，一直到次日凌晨两三点钟，天天如此。由于双手过度疲劳，10个手指竟颤抖不止。财富缓慢而有序地被积攒着。这样一天，他能做3双，赚十几元，一个月下来能有几百元钱。正是那些不起眼的“家庭作坊”，是温州经济的第一次整体创业，是日后温州辉煌的萌芽。拾遗补缺，以小补大，是温州家庭式作坊的最大特点，可以说，温州的经济是从捡垃圾起步的。家庭作坊没有机器，于是去把国有大型企业废弃的机器设备捡回来，或者从废品站收购回来，修补修补，喷上油漆，就成了作坊里的生产工具。温州人还善于废物利用。废旧的塑料被温州人捡了回来，加工后，制成编织袋。到如今编织袋依然还是温州的支柱产业之一。服装厂里花色混杂的边角余料、破碎凌乱的针头线脑，往往被服装厂当做废品处理，擅长纺织的温州苍南宜山镇却能变成崭新的棉絮线团。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起步的再生腈纶生产，不仅让当地居民发家致富，更是让苍南宜山闻名遐迩。时至今日，10多个村落，上千家布料边角购销经营户，数千家相关上下游企业，2万多台加工设备，从业人员达到20余万人，宜山镇的再生腈纶已形成产业化，产品远销国内外。据统计，1999年，宜山镇的再生纺织业总产值超过40亿元。到1985年，据当年5月12日的《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记载，温州有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据浙江大学人文社科部教授罗卫东撰写的论文《温州民间企业成长的路径分析》，相关数据统计显示，1986年，温州地区农户兼营工业达到11万户，从业人员30万，收入达63814万元，农户兼业的工业产值占当年农业总产值比重的50％。正是那些懂点小手艺、善于捣鼓的温州人，成为新中国个体私营经济先驱代表。不管是后来的纽扣、拉链、打火机、剃须刀，还是眼镜、服装、皮革、制鞋、小家电等，都是小商品，都是从家庭作坊开始起家，这与温州历史上的手工业制造发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与家庭作坊的兴起同步的，还有个体经营户。1980年初，家住温州市解放北路的章华妹领到了全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一方面是出于生活的压力，另一方面是我父亲的鼓励，我的店铺在1979年11月就“开张”了。说是店铺，其实就是一张小桌子放在自家门口，卖一些几毛钱的日用品，如纽扣、纪念章、手表表带等。后来，自家开始加工一些日用品，然后拿出来卖。渐渐地周围也有一些人学起了我家。可是，即使在温州，当时的人们也都是看不起做小买卖的，羡慕集体企业、国企，我的一些同学看到我摆摊做起了小买卖，都觉得害臊，他们路过我家门前时，都会把脸转过去，装着不认识我。开始，我也感觉头都抬不起来。但是做了一段时间，发觉每天还有一些钱进账，一个月下来，差不多能赚100多块，这是当时一个普通工人月收入的两倍多，感觉特别高兴，心里也平静了下来。想着人家上班赚钱，我也是赚钱啊！想开就好了。“自家开始加工一些日用品，然后拿出来卖”的形式逐渐流行，这就是“个体户”与“家庭作坊”相得益彰，是温州个体私营经济的萌芽，为“温州模式”培育了最基本的土壤。
温州企业的兴衰荣辱所映射的，就是中国千千万万中小企业的成长轨迹。时至今日，实业萎缩资本狂舞，债云压城温州告急。在中小企业倒闭潮中，大有凋敝之势的“温州模式”能否坚强过冬。应当如何找到“归去来兮”的新生之路，《温州“大变局”》直面惨淡的现实，叩问温州。发人深省。 ——中国民营企业家联合会会长、国务院参事室顾问 保育钧 能在千钧一发中寻找获胜的机会，在极速转弯时发现新的出路。温州经济则能更添几分传奇色彩。我始终相信，温州的中小企业，叶落枝不残、草枯根不死，再漫长的寒冬也会迎来万象更新的春天。 ——中国风险研究院院长、上海交大金融学教授、博导 陈工盂 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今日温州之危机，不是飞来横祸，理应追根溯源，寻找弊病之端。抽丝剥茧，《温州“大变局”》没有忘记温州模式不死的原罪因子，没有回避温州精神日积月累的病菌，温州的过往、现实与未来，都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切割的细节与隐秘。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教授 李连仲 在资本为王的时代，是扎扎实实步步为营，还是大刀阔斧纵横捭阖，温州人所面临的这一困境也正是中国企业的共同考验。没有实业的活水，不可能有资本的循环。《温州“大变局”》值得一读。 ——温州市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奥康集团董事局主席 王振涛 透过温州经济浮华与陨落的背后，《温州“大变局”》将唯利是图的丑陋与投机倒把的罪恶公之于众。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温州民营经济一路狂奔终而失控的故事。再一次诠释了“中庸之道，过犹不及”的真谛。温州模式的商业传奇中，责任与担当，敬畏与自持，不能缺席。 ——廿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教授 邹东涛
《温州"大变局"》编辑推荐：1.温家宝总理口中“温州最有权威的发言人”；温州民营企业眼中：“敢说敢做的温州师爷”；媒体、老百姓眼中“接地气的经济学家”——周德文良心之作，发人深省！2.温州之变局，即当下中国之变局。每个老百姓都应该读一读，起码这本书可以告诉你怎样让自己活得更好。
无
老师推荐的，为了搞一个金融法的项目，对于专业分析温州金融改革区试点提供思路
对民间资本有很深见解，好
名字很吸引人。无独有偶看到的就在当当上定了。
能准确的描述当前温州现状，也能抓住要点，不错的一本书。
好书，包装好。
一般般吧，太罗嗦了，从改革开放开始说起，有点闷。没有《跑路》这本书那么简明扼要，那么形象生动。但这本书还是有点好处的，就是说得非常详细，每个细节都捕抓到了，就是有点太长，太罗嗦了。
作为初步了解温州发展的历史，这本书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目的，对于很多案例及事件都是点到即止，可以作为快餐类阅读的读物。客观地讲，对于一个原本对温州一无所知的人来说，还是有所收获的。文中错别字非常多，建议作者做好校对，要不再好的书也会给人一种山寨的感觉。
我觉得温州模式是我们中国人应该关注的经济发展模式，它是我国金融改革的先头兵，因而这个模式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值得大家思考并引以为戒，然后在其他城市中不断完善，从而促进我国的金融发展
既有意思，又有深刻价值，很值得一读。
原来，不仅温州大小老板，温州百分之九十的市民也都参与了放贷、借贷活动；原来，一天之中温州就有九个老板“跑路”了；原来，许多温州人带着水和干粮住到了“跑路”的公司里，等着拿回自己的钱财……
曾几何时，温州人在国人心目中可不是这种形象啊！他们精明啊，他们高深啊，他们懂得投资啊。另一面，他们也会炒作啊，什么东西搞温州人手上了，就都炒起来了，炒股，炒房，炒这个，炒那个的，温州人真是资金运作的老手和高手啊！许多人为他们贴上了“中国犹太人”的标签。他们靠炒作得来的原始积累，最后又都投入到新的炒作中去了，一时之间，真是越来越风光了。
可是，时至今日再瞧一瞧呢？原来他们的资金链也会断裂啊！原来“中国的犹太人”也有“跑路”甚至“跳楼”的那一天啊！“炒作”、“投机”成就了温州人，也断送了温州人！不管什么人，也不管什么城市，如果根本没有一点踏实做事的劲头，没有务实的精神，没有实在的产业，就会做空玩空，就会搞空投，最后估计都会是这个下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