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的气象
2008-1
新世界出版社
袁行霈
460
无
偶检旧箧，得短文百篇，稍事董理，裒为是集。世林兄以为有可观者，遂付梓刊行。昔刘彦和云：“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余之为文固无关乎大道，然皆由心而生，自然流出，可见真性情者也。披览旧文，则昔日之人、之物、之情、之境，毕现于眼前。流光易逝，倏逾古稀。是编于己雪泥鸿爪，颇有可资纪念者；于人有益与否，岂敢言哉！是为序。
《学问的气象》收录了作者近三十年问撰写的短文约110篇，按内容分为论学、演讲、祝贺与悼念、序跋、散记五部分，另有附录。论学部分乃作者本人治学心得之结晶，以气象论学问，倡横通与纵通，谈体志与气韵，论国学的当代形态与当代意义，均能给人以启迪。演讲部分则重在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及其对今人的启示，探讨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应有的人类文化生态。对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作者亦有所思考。其他三部分，或用文言，或用白话，兴之所至，不拘一格。文笔优雅、活泼，感情丰富、含蓄，极见作者的文思和性情。
袁行霈（1936-），江苏武进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人文学部主任、国学研究院院长，文科资深教授。1957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留校任教至今，1984年晋升教授，1986年取得博士生导师资格。先后执教于日本东京大学、日本爱知大学，并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台湾淡江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客座教授；也曾在美国哈佛大学从事研究，并在美国、欧洲多所大学讲学。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主要著作有《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国文学概论》、《陶渊明研究》、《中国诗学通论》（合著）、《中国文学史》（主编）、《陶渊明集笺注》、《唐诗风神及其他》、《中华文明史》（第一主编）、《中国文学作品选注》（主编）、《愈庐集》、《清思录一袁行霈自选集》（北京社科名家文库之一）等。另有《陶渊明影像一文学史与美术史之交叉研究》即将出版。 曾获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国家级特等奖（个人，1989），国家图书奖（2001），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991）、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2006）及特等奖（2004、2008），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2001），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暨人民教师奖章（1991），北京市人民教师称号（1993），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称号（1995），北京大学最高奖首届蔡元培奖（2006）。
自序论学学问的气象横通与纵通博采精鉴深味妙悟——研究中国诗歌艺术的点滴体会中华文化精神——《中华文明之光》电视系列专题片第一讲诗国文学的质与量时代、作家和文学的繁荣文学与时尚受重当时与蜚声后世文风的交流雅俗之间江山之助说趣奇峭体志气韵国学与二十一世纪国学的当代形态与当代意义走上宽广通达之路——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趋向守正出新及其他——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与教学文学史研究的前瞻祝贺《中国赋学》创刊关于古籍整理的几点意见古代文学传播的方式与媒介中国神话研究断想关于鬼诗的考索逝川之叹——古代哲人和诗人对时间的思考长江文化漫议我和陶渊明演讲学术的凤气与学者的风范——在2001年北大文科教师大会上的讲话多元与自主：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的人类文化生态——在2002年第二届北大论坛上的报告文化的馈赠——在2004年北京论坛闭幕式上的演讲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在2006年北京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报告自信与尊严：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姿态——在2008年中华文化论坛上的演讲关于人文学科博士生的培养——在1996年教育部召开的文科研究生培养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北大学者应有的风度和气象——在1988年北大青年教师培训班上的讲话把一切时光变成现茬——在北大2000级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呼唤伟大的作家——在新加坡作家协会l993年元旦茶话会上的讲话关于汲古阁藏陶渊明集十卷本——2005年4月在东京日中友好会馆的演讲古代诗歌研究要关注当代诗歌创作——在北大诗歌中心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文学与资讯技术国际研讨会开幕辞中日学者六朝文学研讨会开幕辞古典诗词与性情的陶冶——2006年春节在国家图书馆的演讲祝贺与悼念燕南园六十二号谢谢您，林庚先生朴实的力量生命的赞歌——《病榻杂记》读后祝贺启功先生九十二岁寿辰悼念启功先生——答《人民政协报》记者王小宁悼念朱家溍先生——在纪念朱家溍先生献身文博事业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切怀念林焘先生怀念大师兄陈贻惞先生悼二冬逝者已矣存者何冀序跋《中国诗歌艺术研究》自序《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日译本序《中国诗歌艺术研究》韩译本序《国学研究》发刊辞《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序《中国文学概论》跋《陶渊明集笺注》跋《袁行霈学术文化随笔》跋《当代学者自选文库·袁行霈卷》跋《唐诗风神及其他》跋《大家小书》序《历代名篇赏析集成》序《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研究论著提要》序《大中华文库·新编千家诗》序《中华诗综》序《人间词话》手稿影印本序孙继芳绘《镜花缘》序《中岛敏夫教授汉学研究五十年志念文集》序《刘继瑛画集》跋《侯德昌隶书古诗》序严绍（汤玉）《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序《中国文学作品选注》前言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序阎采平《齐梁诗歌研究》序尚定《走向盛唐》序孟二冬《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序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序徐宝馀《庾信研究》序董希平《唐五代北宋前期词之研究》序曾祥波《从唐音到宋调一以北宋前期诗歌为中心》序曹胜高《汉赋与汉代制度》序许逸民《徐陵集校笺》序马嘶《林庚评传》序散记书斋乐事书趣琉璃厂亿旧我爱读的十部书茶趣山桃读帖总在遗憾中听雨我心中的北大显示个性鸬鹚读《人物志》琐记唐朝诗坛上的一段佳话广师说玉门关散记东京印象诗的京都奈良的鹿赤门与银杏仙台行樱花黄昏新罕布什尔道上附录入文无用之大用——答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李慧玲问
学问的气象 作诗讲究气象。诗之有气象如山峦之有云烟，江海之有波涛，夺魂摄魄或在于此。气象以雄浑飘逸为上，如“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皆以其超凡的气象而传诵千古。 做学问也讲究气象。学问的气象，如释迦之说法，霁月之在天，庄严恢宏，清远雅正。不强服人而人自服，无庸标榜而下自成蹊。 仅以中国近现代的学者为例，其中即不乏具有大家气象的人物。归纳他们的特点大概有以下这些： 学术的格局和视野开阔，左右逢源，游刃有馀，处处显示出总揽全局的能力。这倒不在研究题目的大小，题目大的如梁启超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题目小的如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气象都不凡。在他们的手里，资料的采用和组织灵活而有规矩，出神而又人化，犹如魔方的组合，而不像积木的堆垛。他们治学的道路平正通达，思维的逻辑清通简畅，如书法之笔笔中锋、万毫齐发、力透纸背。写到这里不禁想起宋代词人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其下阙有日：“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这气象何等恢宏！如果借用来形容学问，“尽挹西江”可以说是把有关的资料全部搜集起来；“细斟北斗”可以说是把有关的材料细细地加以辨析；“万象为宾客”可以说是把相关学科都用来为自己的研究服务。学问能到这一步，也就不是常人所能及的了。 有气象的学问必有开山之功，开拓新领域，建立新学科，发凡起例，为后人树立典范。陈寅恪先生所撰《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说：“自昔大师钜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对王国维先生的开创之功，陈寅恪先生讲了三点：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故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王国维先生的这三点已经被治文史的学者奉为圭臬了。此外，如陈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补释例》、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其发凡起例之功也都是学界公认的。 中国历来是道德学问并重，学问的气象实有赖于道德的高尚。为人正直、诚实、刚强，方能不随波逐流，而勇于坚持真理。如果又能虚怀若谷，富有宽容精神，气象就更加不同了。读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十分佩服其淹博与精审。余先生积毕生之力，指出纪晓岚多处疏漏舛误，但在《序录》中却有这样一段话：“然而纪氏之为提要也难，而余之为辨证也易，何者？无期限之促迫，无考成之顾忌故也。且纪氏于其所未读，不能置之不言，而余则惟吾之所趋避。譬之射然，纪氏控弦引满，下云中之飞鸟，余则树之鹄而后放矢耳。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辨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决也。”这段话在宽容中透出恢弘的气象，令人敬佩！对后进晚辈爱护提携不遗馀力，也是大家气象的表现！偶读《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收有蔡元培先生手迹六件，其中四件是介绍别人出版著作的，而且有三件讲到版税问题。其措辞如：某君“寒士，版税实缓不济急”；“如贵书局能与预订发行”。使某君“不必再分心于经济问题，则深为感荷”；“寒士打算，殊为可悯”；等等。我一边看他的手迹一边想像他的心肠，感动之馀更增加了几分钦佩。 平时读书有感，多少窥见一点学问的气象，心向往之，聊作这篇札记，藉以自勉。 （原载于《群言》1996年第8期） 横通与纵通 章学诚《文史通义·横通》说：“通人”有两种，一种人学问四冲八达，皆可达于大道，这是博雅君子之通。另一种人，如贩书的老贾、藏书的旧家、勇于刻书的好事者，他们的学问虽不能达于大道，但因接近名流，习闻名论，也有博雅君子不及之处，这叫“横通”。他说：“横通之人可少乎？不可少也。用其所通之横以佐君子之纵也。”但横通毕竟是“道听途说，根底浅陋”，不能和博雅君子相提并论。 章氏之论，颇有可以给我们启发的地方。这些，我不想细说了。我感兴趣的，是他所使用的“横通”二字，想借这个题目另做新解，谈谈文学史研究的方法问题。 研究文学史也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就文学论文学，着重研究文学史上各种现象、体裁、流派的产生发展和衰落；研究一个个时代和作家的成就，及其承上的作用和启下的影响；力求将上下三千年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整理清楚。这种研究方法，可称之为“纵通”。另一种方法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之上：任何时代文学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它同哲学、宗教、历史、艺术乃至科学技术的水平和状疣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为了如实、完整而深刻地了解文学发展的历史，总结文学发展的规律，力求将文学与哲学等其他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努力从它们的关联上，从它们之间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关系上，寻求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这种研究方法，姑称之为“横通”。 “纵通”与“横通”是相辅相成的，、各有各的长处，今天所缺的是后者。我们迫切需要开它几条旁午错出之路，使文学史与哲学史、宗教史、政治史、经济史、艺术史、科技史携起手来，共同前进！ 不妨就我个人耳目之所及，举几个大家习知的例子，来说明“横通”的必要。 宗教和文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不研究宗教史就不能完全弄清楚文学史。譬如，不研究先秦时代的原始巫术和宗教，就不能深刻理解《诗经》、《楚辞》。不研究两汉时期带有宗教意味的五行谶纬观念，对两汉文学总有点隔膜。不研究魏晋以后的道教和佛教，对文学史上许多复杂的现象就得不到完满的解释。李白的求仙，王维的崇佛，唐代的古文运动，明代的神魔小说，都要结合宗教史才能进行深入的研究。 艺术史和文学史是近邻。一个时期，在绘画、雕塑、书法、音乐中表现出来的美学观念和美学理想，在文学作品中可以找到印证；反过来也是一样。晋宋时期，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代表的书法，那种洒脱超逸的风格，同陶诗的萧散闲澹，《世说新语》的玄远冷隽，总让人觉得有某种内在的相似之处。我国的山水诗和山水画在南朝都已出现了，但当时的山水诗多是结合人的行旅、游宦来写的，山水画也是以人物为主，山水作为背景。到了唐代，以自然景物为主体的山水诗大量出现，同时以山水为主、人物做陪衬的山水画也产生了。从这里是不是可以找出一点艺术发展的规律呢？至于音乐史同词曲史的密切关系，更是显而易见，不必赘述了。 作为历史科学一部分的文物考古，可以为文学史提供实物资料，帮助我们了解古代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也是文学史研究者不可忽视的一个领域。1960年在广东韶关发现的张九龄墓志铭，记载他生年“六十有三”，可以纠正两《唐书》卒年六十八岁之误。《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尉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提供了盛唐诗人、《登鹳雀楼》的作者王之涣的第一手资料。广东博物馆所存画有唐僧师徒取经图的元代瓷枕，告诉我们早在元代唐僧师徒的形象已经基本定型了。 天文历算、地理博物等科学技术的发展史，同文学史也有关系。屈原生年的推算，就离不开天文学的知识。李白出生地点的考证，又属于历史地理的范围。张衡是文学家，又是科学家。《水经注》是地理著作，又是优美的散文作品。《诗经》、《离骚》中的草木鸟兽之名，《天问》、《天对》中关于天文地理的问答，都说明文学史和科技史本有不解之缘。《山海经》是中国古代神话的宝库，又记载了许多地理学、生物学、矿物学和医药学的知识。不借助科技史的研究成果，就很难对这部书得到全面深刻的认识。而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展对文学的推动作用，更是明显不过了。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说过：“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各种各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年世纪所持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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