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行本二十四史勘评选
2011-12
新世界出版社
陈兴武
321
无
百衲本《二十四史》为商务印书馆于民国期间,由著名出版大家张元济先生亲自遴选校订的最佳版本,而中华书局通行本《二十四史》作为大陆建国以至“文革”时期最重要的古籍整理成果,则尽量回避百衲本,选用其它版本参校排印,刊行以后迅速取代了各种史籍旧刻本。《通行本〈二十四史〉勘评选》作者借助当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钱锺书先生所倡导、而由文学所研究员乐贵明先生主持的中国古典文献数字工程库,利用其中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数据,对两本进行通体核校,创获甚丰。为方便读者查考使用,加注通行本索引页码。作者认为,通行本《二十四史》当年由于种种非学术因素强行介入,导致体例不一,随意改窜,颇失本真。因此撰成《通行本〈二十四史〉勘评选》,于以彰显二本优劣。《通行本〈二十四史〉勘评选》非争一二版本之是非,而是讨论校勘学普通原则,如可否依类书而改古本,随便删窜旧本正字以及臆断妄改之类,对校勘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启迪和示范作用。
陈兴武,广东大埔人。1996年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工程系,1996至2003年供职于广州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任工程师。主编大型地方综合文献《桃源古今文萃》(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4年版,40万字。)2005年6月起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栾贵明先生,从事中国古典数字工程建设及文史研究至今。2007年起应龚鹏程教授之邀于北京国学小院主持燕鸣诗社,2009年2月以大陆地区惟一获奖者身份获第11届台北文学奖成人组古典诗奖项。
龚序
自序
例言
目录
1.史记
2.汉书
3.后漠书
4.三国志
5.晋书
6.宋书
7.南齐书
8.梁书
9.陈书
10.魏书
11.北齐书
12.周书
13.隋书
14.南史
15.北史
16.旧唐书
17.新唐书
18.旧五代史
19.新五代史
20.宋史
21.辽史
22.金史
23.元史
24.明史
跋
版权页:《汉书》,亦称《前汉书》,东汉·班彪(叔皮)始撰后传六十五篇,未竟而卒。子固(孟坚)续之,成纪表志传凡百篇。嗣固死狱中,其女弟昭(曹大家)补八表及天文志,卒成其书,今传《汉书》一百二十卷(析子卷二十)。王先谦《前汉补注序例》云:“颜注《漠书》,至宋仁宗景佑二年,韶州余靖为秘书丞,奏言文字舛讹,命与王洙同校。靖撰《刊误》一书,增入江南张泌校说六条,所谓景佑刊误本也。嗣又有宋景文公祁,合十六家校本。至宁宗度元中,建安刘之问又取宋校本,更别用十四家本参校,又采入萧该《音义》、司马贞《索隐》、孙巨源《经纶集学官考异》、章衡《编年通载》、杨侃《两漠博文》、《漠书刊误》、《楚汉春秋》、史义宗本《西京杂记》、朱子文《辨正》、孔武仲《笔记》、三刘《刊误》、《纪年通谱》,刻之为建安本。明南监本,即用建安本者也。但于注文刊落甚多。汲古阁本注文完足而去其《叙例》,又于《艺文志》、《张良》、《司马相如》、《东方朔》、《扬雄》、《贾谊传》后,附臣秘校书六条,即张秘也;而三刘《刊误》及景佑《刊误》,皆未之采。国朝文教昌明,图书大备,乾隆四年武英殿校刊《漠书》,用监本精校付梓,别加考证。今《补注》以汲古阁本为主,仪说并入注文,遵用官本校定,详载文字异同,备录诸人考证,颜监《叙例》,宋、刘校语,粲然具列,庶览者无遗憾焉。”
较诸传统“手工作坊式”治学方法而言,本书最大特点,在于以计算器与古文献有机结合,做到人库合一,才识并兼,既重技能,尤高品鉴。本书最终成稿,经过多次严格校对,允称基础扎实,可堪信据。是一部科学严谨而又不乏真知灼见的学术专著,也是在新工具大革命时代,正确有效地运用计算器智能进行学术研究的典范性作品。 ——中国古典数字工程库创建人 乐贵明
《通行本〈二十四史〉勘评选》: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失误举例,兼评五十年来史部古籍整理得失。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无
《通行本〈二十四史〉勘评选》内容简介:百衲本《二十四史》为商务印书馆于民国期间,由著名出版大家张元济先生亲自遴选校订的最佳版本,而中华书局通行本《二十四史》作为大陆建国以至“文革”时期最重要的古籍整理成果,则尽量回避百衲本,选用其它版本参校排印,刊行以后迅速取代了各种史籍旧刻本。《通行本〈二十四史〉勘评选》作者借助当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钱锺书先生所倡导、而由文学所研究员乐贵明先生主持的中国古典文献数字工程库,利用其中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数据,对两本进行通体核校,创获甚丰。为方便读者查考使用,加注通行本索引页码。作者认为,通行本《二十四史》当年由于种种非学术因素强行介入,导致体例不一,随意改窜,颇失本真。因此撰成《通行本〈二十四史〉勘评选》,于以彰显二本优劣。《通行本〈二十四史〉勘评选》非争一二版本之是非,而是讨论校勘学普通原则,如可否依类书而改古本,随便删窜旧本正字以及臆断妄改之类,对校勘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启迪和示范作用。
中华书局全新修订史记已出,原删的内容虽补,但位置次序未正。阅读仍有不便。
繁体 横排只靠数据库检索和古汉语辞书来做学问的典范之作。徒以撮录为功,发明极少,案语多空论,几成蛇足。
故纸堆里辨真伪,可不是易事。
是书以百纳本与通行本《二十四史》勘校,近年来对通行本《二十四史》勘校著作较多,如《文史》等中多有连载。是书则以二书对勘,量大而可观。值得一置。唯“按”语似待作思惟修。
《通行本二十四史勘评选》作者 陈兴武
粗粗浏览一遍,感到有话要说。幸得见豆瓣读书无知妄人兄一篇评论,发我所欲发,特转引于此,该书究竟如何,诸君明鉴: 只靠数据库检索和古汉语辞书来做学问的典范之作。徒以撮录为功,所发明者少,案语多空论,几成蛇足。 中华书局校点本问题多多,为世所知。其因或如作者所言“編校未得其时、取据未得其本、領事未得其人、任人未尽其才、举錯不得其法”。但一涉及具体问题,作者便一味指责点校者学识浅薄,妄增臆改,“少所见而多所怪”,至于究竟是所依据版本出问题(受客观条件限制较严重,您不可能要求点校者自备善本吧),还是在校勘上出问题,是当时国家文字政策的强制命令,是排版印刷鲁鱼之误,还是出于其他非学术原因(参看赵守俨的回忆文章)则完全无心探究。故陈直、王仲荦、唐长孺、陈垣、刘节、柴德赓、罗继祖、邓广铭、杨伯峻诸老先生在作者笔下俨然为造成神州文化沦胥之罪人,直可谓抱屈黄壤,含冤莫白。此可议者一。 此书于前四史,尚稍采南北二监、江南、金陵诸本参校,其中《史记》不采日人水泽利忠校补之泷川《史记会注考证》,是为极大疏失。泷川、水泽二氏所搜罗中外旧刻本齐全,胪列异同不厌繁琐,校勘太史公者岂可绕行?《晋书》以后八代史之部及两唐书等只录百衲本、点校本二者异同,余皆不观。可议者二。 又立说太易,且极狂傲。如通行本《三国志虞翻传》据晋写本古卷改“大司农”为“大农”一...例,此处或可商榷。然作者似全不知西北出土《三国志》吴志残卷之事,遂大诟通行本整理者们“于所谓古写本极为珍视,秘而不宣,未肯言明系何朝何代何时之本”(p43)。其实写本藏于新疆博物馆、敦煌研究院,日本亦有收藏,点校者何得宝而秘之耶?三国志写本残卷自出土以来,广受重视,罗振玉增订《汉晋书影》曾收虞翻传部分,易培基、蒋天枢、日人内藤虎次郎(湖南)等曾据写本进行研究,张元济先生《校史随笔》中《三国志》部分有“古写本之异同”条,单校写本与宋版不同处,六十年代郭沫若据写本三国志论兰亭之真伪,曾引起轩然大波,史界几无人不知。其照片曾刊于1972《文物》杂志、《兰亭论辩》、通行本《三国志》扉页,极为易得。古写本或有讹脱,未必无误,此亦可商之事。然其价值岂可以一言磨灭?作者于此一无所知,乃狂言“通行本不据宋明清诸朝正版史书而妄引写本,无事生非,引喻失义,非谓邪僻而何?”宋明刊刻之《三国志》为“正版史书”,请问出土之晋写本《三国志》残卷乃为“盗版史书”耶?又,不知作者解夫“邪僻”二字为何谓耶?可议者三。 校勘、考证之案语,言贵清通,事贵谨密,自古迄今,无改斯道。本书案语支离浮滥,如论《史记张耳陈余传》(p8)等条,大有“以论代史”之流风遗韵,再如金陵本删司马贞《三皇本纪》条(p6),全钞小司马补《纪》,浪费楮墨,甚是无谓,盖上海古籍所出之缩印版殿本,泷川氏《会注考证》均收此篇,学人所共知。其后案语虽痛斥红朝学阀之劣行,终归无甚识见,于学术有何补益?詈罢作者豪兴大发,于案语后大书“诗曰”二字,赋七绝一首,遂使文献学研究一变为小说稗官者流。可议者四。 校点本多改古字,其因颇复杂。以余意观之,未必全缪。譬如“呼吁”,今港台所用正体字均作“呼籲”,“吁”“籲”二字秦汉以后意义各别,而“吁”之一字见于金文,而“籲”则后起孳乳浸多之字,先秦出土文字中罕见,后之墓志碑刻中以“吁”代“籲”者亦夥。再如“萬”字,苏轼《寒食帖》作“万”,与今俗字同,盖此字非东坡所创,唐宋人习用也久。今《苏轼文集》、台版《寒食帖》释文均作“萬”,识者无人讥其改窜东坡原文。可见古人所用之异体字未必尽为正体。点校本以“役”改“伇”,以“燕”改“鷰”,以“廟”改“庿”,虽于旧刻本有悖(这当然违背了古籍整理原则,但我个人仍坚持认为此事与时之文字政策有关,绝非诸老先生学识浅薄所致,览诸公著作可知其学问根底),但从文字学角度来看,未必是错。此书谓“鷰”乃“燕”之本字,非是。“庿”字为古文,固然,然此“古文”实为六国别体文字,“庿”形不早于“廟”,观《金文编》可知。再举一例,《鲁周公世家》:“无坠天之降葆命”(此句诸本皆同),“葆命”之“葆”,金文多作“宝”、“保”,与传世先秦古籍同。陈直谓西周无作“葆”者,此系太史公以汉隶古定书写。请问,依此书作者之逻辑,太史公是否臆断妄窜?此处之“葆”当改否?不当改否? 意以为董理古籍,当明确其文化定位,纯为学术目的者,则宁失于固,毋失于误,不可率尔操觚,妄下雌黄;倘为通俗历史读物者(如标点本二十四史即是),则不必对旧刻搞“两个凡是”,倘若以“整旧如旧”为原则,则宋版中讳“構”为“枏”者,“恒”“弘”阙笔者均当不改,一如原文,徒费排版工作量与读者心力,何益?此类事专业人士知之可矣,学者天职乃是替人读古书,固非逼人读古书也。诚然,点校本中确不当改之字甚多,此涉及文字改革及相关之一系列政治运动与文化风波,倘尽归于参事者学术低劣,则徒逞一时口舌之利而已。为学当有“批判之精神”,亦当有“了解之同情”,二者阙一不可,阙前者则近乎谄谀,阙后者则近乎刻薄。作者率尔断言“多用俗字,非俗本而何”,全拟金圣叹口吻,果足为训欤?观全书所勘评者,十之八九为辨明本字,可谓太仓之谷陈陈相因。撰专文论述可矣,强著一书则不必。可议者五。 八十年代以来,就中华书局校点本提出疑义并作出订正者众多,散见于各类人文社科刊物,此书不见一引。可议者六。 “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中华标点本句读多歧误,争议纷纭,此书对句读标点之误全然无视,疑是用计算机检索多而通读爬梳之功少。可议者七。 此书言及音训字义几乎全据《王力古汉语字典》,于近百年出土文献与文字学成果一无所取,无乃太惰乎?倘此君试览周法高《金文詁林》数页,持论必不致如此胶柱鼓瑟。前辈学者陈直先生之史记、汉书两《新证》、台湾学人王叔岷之《史记斠证》等书,于字义训诂,名物典则等诸多发明,亦被作者所漠视。可议者八。 另,此书亮点本应在校勘一事上,可惜作者用力不勤,尽用“检索”法 +“理校”法,不仅未能在张元济、张楷森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即方之以“漏洞百出”的通行本二十四史校勘记,亦远远不及。即使攀扯上已故钱默存先生,对本书的失败而言,仍是无补于事。 阅读更多 ›
买了2个多月了,已经看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