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氏文通》综论
2011-1
九州出版社
白兆麟
288
250000
我国小学向来只有文字、音韵、训诂三类，到了1898年马建忠写的《马氏文通》出，始有第一部讲语法的书。文字、音韵、训诂、语法齐备，我国也就有了完整的汉语语言文字学。《马氏文通》搜集了大量的古汉语例句，大约有七千到八千甸。据张万起《用例小计》统计，《马氏文通》共用例句七千三百二十六例，实为其兄马相伯硎去了三分之二的余数。马建忠为什么要用如此之多的例旬呢？他在（《马氏文通·例言》中说：“此书为古今来特创之书。凡事属创见者，未可徒托空言，必确有凭证而后能见信于人。” 马建忠仔细地观察、品评、比较、分析这七千多例句，探索出前人未能认识到的古汉语遣词造句的许许多多规律来。他在《例言》中说：“虚实之字措诸句读间，凡操笔为文者皆知其当然，而其当然之所以然，虽经师通儒亦有所不知。”他随即提出了三个问题： 1.《孟子》“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也。”两句中“之、其”两字皆指象（人名）言，何以不能相易？ 2.《论语》“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悔乎？”两句之法相似。何为“之、焉”二字变易而不得相通？ 3.“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两句之法亦同，“矣、也”二字何亦不能互变？ 马氏解答第一例云：“句中‘之’、‘其’两字，同指一人，而两字卒不可互易者，则‘之’必宾次，而‘其’必主次之故也。”（《文通》50页） 而解答第二例云：“忠焉’者忠於君也。‘忠’为内动字，不若‘爱’为外动字也。
《综论》大体依《文通》卷次分为十章：一、导论；二、文通语法体系概论，分字类概说和句子概说、句读概说，位次概说；三、名字和代字；四、动字；五、坐动和散动；六、静字和状字；七、介字；八、连字；九、助字；十、句读。十章中，依《文通》原有之语法体系及篇章安排，剖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句，或分析失误的例句。每章必要时作一小结，或加以概括，或予以申说，或突出其价值，或纠正其失误。是则是之，非则非之。有发现处，则赞许、弘扬之；有缺失处，则指出、弥补之。
白兆麟，1937年2月生，安徽安庆人。安徽大学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常务理事，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帖。从事高校教学与科研四十年，共发表论文近七十篇.主要收集在《文法训诂论集》中。出版著作十余种，主要有《简明文言语法》、《简明训诂学》、《左传微点注》、《盐铁论注译》等。
上编 《文通研读》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文通》语法体系概说 第三章 名字和代名 第四章 动字 第五章 坐动和散动 第六章 静字和状字 第七章 介字 第八章 连字 第九章 助字 第十章 句读下编《文通》专论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人类的思维具有共同的规律，这就决定了与思维密切相关的各种语言的语法有其相通性，这是语法体系之共性的一面，即所谓普世语法的存在。 但是，语言毕竟是思维的物质外壳，而不是思维本身。各种类型的语言又有其自身的表现形式，因而各种语言的语法体系又必然含有其个性的一面，即所谓民族语法的存在。这就是说，各种语言都有自身的一套语法手段，各民族语言所采取的表达形式并不完全相同，甚至有很多地方不同。史存直先生在其《汉语语法史纲要》里曾经明确指出：就汉语与西方语言相比，在语法方面至少有三项差异： 一是分析与综合的差异。西方语言的实词，如名词、代词、动词、形容词等，除本身概念之外，还附带表示一些附随概念，即所谓“附加意义”。如名词、代词有“性、数、格”等，动词有“人称、数、时制、体、态”等，形容词有“性、数、格、比较”等。这些附随概念通常都是用所谓“屈折”或“词形变化”来表示的，所以就和词的本身概念纠缠在一起，不可分析。这样的语言被称为综合型语言；而汉语不存在这些情况，故被称为分析型语言。 二是词语结合上的差异。词与词在句中的结合，总起来说有三种办法：用词形变化来表示“支配”和“照应一致”；按词序排列表示关系；借助虚词表示语法意义。在印欧语中，“词形变化”不仅是表示附随概念的语法手段，同时也是表示词与词结合关系的语法手段。譬如：名词、代词的“格”表示名、代在句中所处的地位；动词有“人称、数”等的变形，是为了表示它和某一名词或代词之间有主谓关系。
《马氏文通》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研究古文语法的论著，而本书则是对《马氏文通》的研究。《马氏文通》和本书，对于我们在阅读古文时疑难问题的解决，有很大的帮助。本书装帧朴实雅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