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大变局下的中国战略定位
2011-7
九州
周力农
317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所面对的国际环境总体上发生了预想不到的变化，世纪之交的兴奋和迷茫已经远去，中国从致力于奋斗和学习的历程已经演进到一个为自己清晰定位的关键时刻。二。一。年给人们的基本印象，就是一个泡沫爆破和神秘消失的年代，用英语来形容就是揭秘或打破神话（debunking）的一年，西方世界在实力意外增强的中国面前，开始失去了以往反复开导和教训的底气。这一局面来之十分不易，可以说是持续埋头苦干和忍辱负重的结果，在开放和外交方面遭受曲折甚多，从长远观点来看，类似于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洋务运动”，同样面对即使努力也可能无法渡过难关、最终难能成功的严重问题。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主推动力和组织结构，从而使结果大为不同。历史和现实值得比较和回顾，但更重要的是预测下一阶段的走向和未来定位。 中国三十余年的转型至今，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复兴，正在面临作出必要抉择的重要关口。复兴这一问题包含着特殊意义，在各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普遍性中带有独特的中华文明属性。西方人普遍持有的观点是西方文明的存在和主导已经足够，中国只需要按照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路径走下去并且严格模仿即可。这种单一性的观点曾经非常时髦和具有说服力，以前有过“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这一说法，之后相当自然地就换成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或后天的比喻。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即使在允许多元化的西方国家内也难免受到质疑，西方的发展特点并不一定能够取代其他地方发展的必然途径。跳出以上单线性发展的理念，才可以谈到复兴的问题，即中国自己的发展路径，在历史的循环往复中确立下一个重要的里程标志，并参照西方和美国等外在因素和经验。这一非西方路径的思考，在二十一世纪初才成为可能，因为在短短十年的时间之内，发生了足以改变人们惯性思维的事件，西方和美国的巨大内部漏洞充分暴露，让人吃惊和质疑，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已成型稳定和无可置疑。以往马克思等人的“非主流”学说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现象是几代中国人都没有经历过的，而且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没有关于上一次西方经济大萧条的具体感受，但是此次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却意外奉献上亲身的切实体验。中国人有幸亲眼目睹美欧各国的窘相败象，同时继续自己的经济活动和扩张，开始具备了探讨体系共存互行格局的实力。中国正在摆脱超级大国和西方强国的束缚和遏制，思想上的束缚依然存在，但确凿无疑的现实最有说服力，足以支持最新萌发的自信心，为文明的复兴提供充分的依据，不再局限于模仿和赶超，与此相对应，西方对中国的上升势头也有必要调整心态和对策。 国际秩序不是一成不变的，从《易经》时代就出现的变化恒久的规律，在二十一世纪再次得到证明。西方文明以“恶”为主的本质，几个世纪以来早已明确显露，但是他们的社会和文明在演进中仍然释放出相当的活力，也被迫作出痛苦的修正，而且二十世纪内的西方国家确实表现得比十九世纪更加文明，体制逐步健全，拾遗补阙，又为以前的赤裸利益追求披上更多更厚的伪装，甚至出现“历史的终结”一说，以图为西方兴起数个世纪至今的惶惑和困扰作出一个完全正面的结论。幸好二十一世纪初的众多事件再次为西方文明的真实本色作出明确的注脚，人性的本质并没有超出西方人最初走出野蛮时代的状态，现实的经济利益决定人性的善恶，任何利益受损、地位受压时都显露其最基本最真实的本质，即贪婪自私的“ 恶”。中国人在面对来自美欧的利益侵犯时，对这一点的感受估计是最深的，大大抵消了长久以来形成的那种虚幻的好感。更为重要的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仍然高于中国现有的发展水平之时，他们的兴盛繁荣景象似乎也同时迈入尾声，过去欧洲小国轮番坐庄世界顶峰，你争我夺，其辉煌在《大国崛起》一片中被详述无遗，如今安居强国前列的又有几位？再推远史，被近现代西方人硬派为文明起源的希腊罗马文明，两国早已陷入平庸，甚至成为美欧核心国家的累赘。二十一世纪不会是西方文明的尽头，但却很有可能是众多西方国家重新折返到他们在十五世纪之前在世界上的蜗居地位，即使有欧盟的关照和捆绑也少有大放异彩的可能。整个西方文明辉煌自负数个世纪，实际上真正领先和傲视中国的只有两个世纪，即十九和二十世纪，其间充分显示了一个新兴文明拥有的活力和推动力，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纪，基本上没有太大可能出现显著的制度变革，或再造新鲜感和吸引众多陷于迷幻的追随者，反而更多地处于抱残守缺、得过且过的境地。西方文明对人类的贡献已经达到顶峰，接近枯竭，剩下的只是花样翻新和舆论操控，日益显示出其消极的一面，即比任何其他文明都追求绝对的物质利益和在宗教名义下的强烈排他性。作为西方代表的美国所大力推行的战争，更是粗暴无情地打破了人们以往对西方“文明”准则的无条件折服。 本世纪第二个年代之际，世界依然不宁静，是为多事之年代。中国眼前的烦恼不断，隐含危机，威胁多来自“文明”和“负责任”的美国，前途似乎仍然不明。特别是赖以抵抗入侵的真实军力以及经济金融实力，几十年都未曾试过，一直避免表明态度和切实进入对抗，害怕重蹈“洋务运动”失败的覆辙，功亏一篑。因此保守为上，顾及庞大基业，受眼前的麻烦和纷扰所困，结果丧失主动，连带失去在捍卫国家主权利益上的话语权。如果中国寻求顺利、平淡的过渡，只需和其他处于转型期的中小国家一样，作出部分改变和全面投入西方世界即可。而中国的历史转折重任绝不限于此，必须有更高的目标，或者说与中国地位和历史相称的变革和成就，走出自己的路和建造自己的模式。遥观历史，势为必然，中国的命运中既有十九世纪遭受的冲击和分割，也有二十世纪中的战争和贫困，但是仍然不断地再度起步，重新组织和利用自己庞大的资源和人力，抓住一切机会和外部条件，充分利用西方的现有成果，而脱离政治上的羁绊，以成就前所未有的事业。今日中国具有的条件已然大为不同，人们以往的思维定式必然改变，以适应新的格局和走向，即使只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达到西方一般国家的标准，其综合力量也足以成为在全球化之下拥有决定权的国家。重要的不是成为美国那样的绝对一霸，而是完成最根本的转化，将此大国古国建成真正的现代化大国。霸权不须必有，但霸气和不被侵犯的实力却是必须有的。 美国和日本的政局发生重大的变动，出现了以“改变”为政纲的黑人总统奥巴马，而鸠山由纪夫的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改变了战后逾五十年之久的日本政治定制，两者都是时代性的显著变化，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巨大变化才真正是历史性的，前所未有的，不仅复兴事业标志千年历史的延续和再生，而且现代化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连美国霸权的兴起过程都无法与之相比。而更特别之处是中国非西方、非基督教和非武力的特殊发展性质，是通过正常的经济竞争和自我更新进入世界的前列。当前的问题不是讨论能够在多少年之内使经济总量赶上美国，而是确立复兴的思维和信心，认清至今出现的历史性机会和重大责任，避免“洋务运动”的结局，继续在竞争中挑战现有格局和走向成功，而且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和利益要求达到目的。中国的新定位要界定与主要国家和集团的关系和外部环境的变量，并且在修正思维定式和超越时事纷扰的基础上，从继往开来的角度看待和解读中外历史演变中的阶段性问题。
美国和日本的政局发生重大的变动，出现了以“改变”为政纲的黑人总统奥巴马，而鸠山由纪夫的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改变了战后逾五十年之久的日本政治定制，两者都是时代性的显著变化，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巨大变化才真正是历史性的，前所未有的，不仅复兴事业标志千年历史的延续和再生，而且现代化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连美国霸权的兴起过程都无法与之相比。而更特别之处是中国非西方、非基督教和非武力的特殊发展性质，是通过正常的经济竞争和自我更新进入世界的前列。这本《历史大变局下的中国战略定位》认为当前的问题不是讨论能够在多少年之内使经济总量赶上美国，而是确立复兴的思维和信心，认清至今出现的历史性机会和重大责任，避免“洋务运动”的结局，继续在竞争中挑战现有格局和走向成功，而且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和利益要求达到目的。中国的新定位要界定与主要国家和集团的关系和外部环境的变量，并且在修正思维定式和超越时事纷扰的基础上，从继往开来的角度看待和解读中外历史演变中的阶段性问题。
《历史大变局下的中国战略定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学硕士周力农编著。
周力农，1957年生于北京，为澳大利亚籍学者，获中央民族大学哲学学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学硕士，澳洲拉特罗布大学经济学博士，相继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澳洲拉特罗布大学、迪肯大学、香港大学持续进修学院、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任教职，现居住于中国香港特区。
第一章 美利坚的执着
中美对峙的轨迹
应对政治围堵
“中美国”的互动和交锋
企望“崩溃”
第二章 老欧洲的苍凉
受挫的雄心
欧美依附关系的诡异
欧盟核心与“新欧洲”的分离
立足未定的欧元
欧盟中国的政治争锋
经贸关系难解之结
老欧洲的前景
第三章 两百年之大变局
变化无限之道
由“三千年一大变局”到“两百年之大变局”
中西之势的世纪逆转
摆脱经济金融领域的窘境
西部和“新边疆”
第四章 思想解困
公平竞争心态
跳出思维和认识误区
第五章 卧榻之侧的隐忧
日本
印度
越南
俄国
澳洲
第六章 战略和军力
判断决策
海陆权争
海军建设
军队战力
结语
中美建交基于特定的地缘政治因素，但两国之问的经贸往来成为关系正常化之后的主题，演变成今日双方的经济利益互相纠结，也成就了中国由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被美国视为威胁其独大地位的一个重要理据。美国在持续享受中国的市场机会和廉价出口产品的福利之际，开始不断在贸易方面对中国施加限制和约束。中美双方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上很少有互相通融的余地，基本上各行其是，出现直接军事冲突和大战的概率也比较低，因此经贸方面既是双边关系至今保持相对稳定的基石，也是频繁摩擦的根源，既互惠又对立，既冲突又可以协商甚至妥协。以往基本上是由中方去熟悉和接受美方提供的框架和规则，今后也有中国争取修改和制定游戏规则的可能。 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比较灵活，与国际接轨的欲望强烈，一向强调“ 出口创汇”和“出口导向”的方针，从最初的外汇饥渴到如今作为世界工厂向全球供应产品，两头在外和订单生产，都是以增加出口为首要目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的贸易依存度一直居高不下，而出口目的地则是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市场。“中国制造”的泛滥既为中国带来美元、就业和税收在内的收入，也滋长为中美贸易纠纷的主要症结。目前中国的强大实力大半来源于此，外部压力的增大也由此而来。 出口大涨发生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前期“出口导向”方针下的艰苦努力在二十一世纪初获得回报。美国当时同意并且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也有失算之处。美国此前的表现主要是推托，致使中国未能及时加入《关税贸易总协定》，其后的入世申请和谈判拖沓不已。美国一度以这个国际组织作为限制中国势力的主要地方，中国既然不具备加入资格，就仍然被作为另类排斥在外，难以成为被认可的大国。中国和俄国都被划在这一圈子之外，享受不到互惠贸易的好处，被迫承受高关税。特别是在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之后，美国人的对立意识更加强烈，允许中国加入这一国际组织是同他们普遍的感受和心态相悖的。但在另一方面，美国的跨国公司又渴望进入中国尚未充分开发的市场，得以在稳固的基础上和稳定的商业环境中进行贸易和投资。在由他们引导和推动的全球化进程中，扩大海外市场是最基本的要求，以前被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锁住的潜在人口和市场在冷战结束后得到开放，他们所面对的世界市场规模突然增加了一倍有余，包括中国，必须尽快占领和争夺新的市场份额，抓住天赐良机，把自己的产品和品牌推销给更多的海外消费者。跨国公司在全球化之下向外扩张的动力是如此巨大，甚至可以超越本国狭隘意识形态的局限和阻力。 因此，美国以前给予中国的年度最惠国待遇仍然要延续下去，作为双方贸易的基础。在政治挂帅的冷战后初期，美国企图以贸易条件为武器制裁和遏制中国，给予最惠国待遇要经过年审，由充满敌意的国会加以通过，不确定性和突发偶然性很强，任何一年都可能因为个别原因而无法通过。海外民运组织就是坚决的反对者，希望美国政府放弃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从而在经济上把中国压垮，政府垮台，有助于他们重返大陆掌权。某一年中的形势特别恶劣，不少所谓的专家都认为此待遇无可避免地要被取消了，结果克林顿总统仍然予以通过，并宣布他以前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的做法无效。这主要是因为主张促进开放和贸易的国内势力也在提出加强贸易和进入中国市场的强烈要求，美国政府无法置之不理。这种每年一次的游戏折腾令美国工商界十分烦恼，让他们难以进行长期商业规划和海外投资准备，触底反弹的结果，形势逆转，造成以后不再进行年审的主流意见。而稳定持续的最惠国待遇又是一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前提条件，迫使美国政府必须考虑给予中国正常的贸易待遇这一非常实际、与道德或宗教无关的问题。为了避开敏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纠缠，克林顿总统推动国会通过了“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法令，实际上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得以合法地固定下来，不受某些临时因素和政党意识的干扰。 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有很大的诱惑力，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许多内部条例法规修改都是以向世贸组织规定靠拢为标准而推出的，在最后阶段与美国谈判时又由高层作出政治性决定，为达到签订协议的目的作出了让步。 美国此前因为犹豫已经放弃了一次达成协议的机会，现在也抓住时机最后结束中美入世谈判，为中国正式成为成员扫清了障碍。在加入了联合国之后，中国于二十一世纪初又加入一个主要国际组织，可以说从那时起就不再被排除在西方为主的国际社会之外了。一个长远性的结果就是美国不能再轻易对中国采取针对非成员的歧视性措施，两国关系之间增加了一个稳定器，除非发生正面战争，双方的贸易往来仍会继续进行，中国享受正常贸易待遇的权利从理论上讲可以避免轻易受到侵犯甚至被剥夺。这与入世前美国每年审查最惠国待遇的危急局面是完全不同的。 美国谈判团队在签署协议后表现得非常高兴，完成了他们的指定任务，从事后公布的清单中可以看出，美国方面提出的要求涉及众多领域，细致而微，得到中国的承诺后可以进入许多行业，包括尚未开放的行业，所以美国政府当时认为已经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不然不会决定签署。他们后来发现，不是当时在谈判中施压不够或利益榨取不足，而是未能准确预测中国的发展速度，大为低估，以致感到有些后悔以往要价过低。这不是美国谈判代表们的过错，没有人可以预期中国在入世之后的疯狂发展和强大出口能力，以及美国在双边贸易中迅速积累的巨额逆差，不少美国人此前还在跟随“中国崩溃论”的旋律起舞，设想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外资冲击下出现萎缩，因此当时签署的文件确实反映了美国官方的预期，有效地达到了美国的既定目的。 对于这个后来意识到的错估问题，美国人采用了三个应对方法。他们首先试图在世贸组织之外解决，返回到双边关系的范畴，依靠自身实力对入世谈判中忽略的部分与中国进行再谈判，分开谈不行，还要集中归拢来谈，具体做法就是设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构架，自二○○六年起，半年一次，以便及时提出美国关心的议题和临时要求，以得到中方的积极回应和解决问题。回顾历次中美对话的主要内容，基本上是由美国人提出各项要求，由中方被动地以不同方式给以满足，或者会后派出大型采购团到美国签单，以额外增加美方的实际收入。对话中前后提出的议题包括向美国企业更多更广地开放国内行业，特别是美国企业占优势的金融和服务业，扩大进口美国产品，用人民币升值抵消美国贸易逆差，更多地购买美国国债，等等。直到第四次对话，美国已然身陷次贷危机，才由中方主动一次，提出金融监管、美元贬值、市场经济地位等自己关心的议题，略微扭转以往的被动局面。第五次对话举行时，小布什政权苟延残喘，奥巴马已经击败年迈的麦凯恩当选下一届总统，对话变得毫无意义，财长保尔森也意兴阑珊，即将离开白宫，就业前景未明。各国包括中国都在等待新的奥巴马政权出台新的政策，之后的会谈被改为奥巴马总统主持下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些双边关系中的角力，虽然不会影响世贸组织之下得到保证的最惠国待遇，但是给美国人提供了一个更加合适的场合，来推动自己的议程和通过单方面施压获得更多的收益，而在双边会谈中也确实比多边会谈更加容易从中方代表处获得让步。 美国的第二个应对之策是充分利用当年在中美入世协议里边加上的一个特别条款，确认中国在十五年内不得享受“市场经济地位”。在这一设定前提之下，美国可以很方便地对中国实行区别对待，不同于其他世贸组织成员，按照自己的需要施加贸易压力，有足够的借口发起反倾销、反补贴指控和活动。这在中国出口大涨、美国贸易逆差剧增时非常有效，而且容易获得国内国际的认可，即使那些提倡自由贸易的美国人士，对此也难以反驳。中国当时估计美国不会频繁引用此项条款，未充分意识到美国依据这一条款采取限制行动的意愿如此之强，成为双方贸易纠纷一个主要来源。中国无法诉诸世贸组织将此条款取消或驳回，只有在随后的时间内极力设法获得其他国家认可中国的实际市场经济地位，结果等于又在进行新一轮的入世谈判，投入与单个国家的谈判并提供优惠条件，以获得那个国际组织的完整成员身份。但是直至今日，中国无法得到主要经济体和贸易伙伴的认可，如美国、欧盟和日本，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西方国家之一是澳大利亚，承认的原因也不外乎中国是它的最大客户和双方正在进行自由贸易谈判，不承认那个经济地位身份双方就无法进行任何有意义的会谈了。 ……
了解各国历史和情结，才对近来发生的一些事不至于懵懂，如美国封堵中国华为，欧洲抵制中国光伏，日本钓鱼岛挑事，印度增加藏南山地部队。
新的战略定位
这本书的论点新颖、阐述逻辑性强，对于认识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非常有帮助，值得推荐。
国人就该多了解点自己的国家。
包装很好，去掉外包装后很好，内容还没看，我想看完后应该会有启发，总体满意1
营销工作很重要的一条是企业给自身的定位、给产品的定位等，首先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角色，然后再图谋或远或近的发展，此乃战略定位的最基本的作用。然而，如果把一个国家看成一个企业的话，我想这也是说得通的。所以，作为一个国家也该在分析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情况下，明了自己的战略定位。从而为未来的发展寻找机会和挑战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