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窥历史的底牌
2011-6
人民日报
李著鹏
244
中国自古就有一句俗语，叫“老来得子”。确实，老来得子是一种喜悦，是一种得意，同时也是一种寄托和期盼。对于我来说，这本书就是我的“小儿子”，年届五十才有了这么一个“孩子”，还不是老来得子吗？对于这本书，第一，我希望他是亲生的，希望他有着我的血统。虽然对于真正的养孩子，我是比较开通的，经常宣扬只要孩子好就行，谁生的并不重要，养的要比生的亲。但对于写书这样的事，我思想倒是比较保守，我希望他是我的“亲骨肉”，就像电影《非诚勿扰》上说的，绝对不能干“宝马车头插一奔驰标”那种事。第二，就是我对我的孩子充满了期待。我希望他精干利索，不能叱咤风云，但起码也要做到身手不凡，影响深远。这样才能不辜负我的期望。我一不图名，二不图利，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才生下这么一个“宝贝疙瘩”，如果窝窝囊囊，木然呆滞，那又图了个啥！ 我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对历史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记得那是讲古埃及史的时候，老师说上、下古埃及的统一和尼罗河流域的自然环境有着关系。但是，这又是一种什么关系？谁也说不清。我本能觉得人类历史的面貌和发展与其特殊自然环境有着根本的联系。但是，受到知识积累和理论水平的限制，想不清，说不清，有的只是一种懵懵懂懂的感觉和判断。为此，我积极学习哲学，希望用哲学理论来说明我的想法，但是，用“事物是变化的，变化是有规律的”、用什么“上层建筑”、“经济基础”这些宽泛而模棱两可的东西还是不能说清问题。于是我又开始学习经济学。当时，所学习的经济学是我们那个名牌大学的重点系的看家课——《资本论》。其结果只能是愈陷愈深。这期间，我写的论述自然环境与历史发展方面的文章大概改了6次。每次都是用新学的理论概念来诠释我的想法。但是，我的文章还是被“枪毙”了。在我们学校，大学三年级时要交一篇“学年论文”，文章的重要性仅次于毕业论文。我的指导老师说：“这是马克思主义早已盖棺定论的东西，你怎么还能这样说呢？”于是，就完了。 大学毕业后，我分到了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工作。本来我是要考研究生的，但却激流勇退，放弃了考试。因为，我发现，在社会科学领域，没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因而权威就显得有点霸道。如果你的意见和导师的意见相左，这时能救你的就是你放弃自己的意见，不管是对的还是错的。在大学期间，有两件事深深的刺伤了我，一个是学年论文不能通过，另一件事就是《资本论》第一卷的考试失手。我算彻底的服了。大学毕业到社科院工作后，再也不需要考试，也不需要别人的裁判，于是我开始自己大量看书。我的知识体系在这时比较完善起来了。前不久，历史所搬家，正好我们的孙院长也在场，大家从那些多年的“古董”里发现了我的一个笔记本。这是20多年前的一个笔记本。同事们发现后非常感兴趣，孙院长说话了：“让李著鹏花两千块钱买回去！”后来，我请大家吃了饭、唱了歌，大家才把这个笔记本还了我。我打开一看，果然是自己年轻时的笔记。笔记非常认真，字写得像印下的一样。笔记内容除涉及大量的论文外，还有马歇尔的经济学、荣格心理学、普通心理学、普通遗传学、维纳的控制论以及哈肯的《控制论与社会》，等等。还有一些英文的笔记。20多年后的今天，我看到我的这本笔记也感到很欣慰。就是在那个时期，我发表了一篇经济学论文（1988年），明确提出要实行市场经济。这篇文章写得很系统，从工资到人员流动，从人员流动到社会劳动力的合理分配，从合理分配到企业的合理利益，从企业的合理利益到合理的市场机制，最后提出要实行市场经济。而实行市场经济的根本是企业要私有化。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试论均衡工资》。随后，我又想起我的那篇命苦的“学年论文”。于是又拿出来重新武装一番。文章洋洋洒洒，写了两万五千多字。写好后寄到哪里发表呢？我的一位年长的同事说，如果你感觉到文章好，就可寄到好一点的刊物去，他们识货，不像一些小刊物，随便得很。于是，我把文章寄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世界历史》杂志社。有时也真感谢自己的运气。看我文章的是一位年轻的编辑朱建军（现定居美国），给我回信说文章写得凌乱冗长，但却有不少“思想火花”。他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于是就开始了不断修改的过程．每次都是他提出意见我修改，来来回回，一共四次，文章由两万五千字变成了一万三千字。题目也最终改成《论系统的输入与历史的特殊性》，在修改过程中，我的认识水平有了大幅的升华。四稿之后，文章没动一个字全文发表。 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能在国家一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自然是欣喜若狂。客观地讲，我的这篇文章应该是在史学领域划时代的理论文章。因为这篇文章用大篇的篇幅论证了系统论的一个命题：系统的输入决定了系统的特殊性，进而推论出人类社会也是一个系统，特殊自然条件的输入关系决定了历史的特殊性。全新的推论，全新的命题，解决了许多似是而非或模棱两可的学术理论。我期待着反响，期待着争论，期待着它的“划时代”意义。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这篇文章石沉大海，我没有看到过一篇商榷的文章或些许反响，好像世界上压根就没有发表过这样一篇文章似的。客观原因也可能是这篇文章刚好发表在《世界历史》1989年的第二期上，正好和“六四风波”重合，人们正在“政治”而无暇学术。后来，我把文章送给我的朋友看，这位朋友学有造诣，当时就发表了许多重要的隋唐史论文。后来读了博士，现在是史学界响当当的人物。他当时看了我的文章说“这文章看不太懂”。我的这篇文章到底是“生不逢时”还是曲高和寡，不得而知！反正就这么回事了。 自从这篇史论文章发表之后，我感到自己有点像是被“挖空”了，也不知道再写点什么东西好。理论文章不象是其它较具体一点的史学文章，不能一篇接一篇地写。我觉得自己不知道该搞点什么了。想搞点具体的史学研究，又不知道从何下手，也不知道自己“兴奋点”在哪里。总之，感到茫然。更何况这时家里的经济情况也陷入了危机，一家四口人甚至为吃饭而发愁。无奈，我的兴趣从学问转到了赚钱，但关系还是分得很清楚，赚钱是为了支持学术研究，渴望着有一天我能衣食无忧，潜心搞我的学术研究。这期间，除了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发了点小财外，在经济方面我并没有多大的收获。于是我又幻想着出国当洋教授，幻想着有一天能坐着飞机在美国和欧洲之间穿梭讲学。但是，失败的托福考试砸烂了我的梦想。看来，托美国人的福也托不上了，心里非常惆怅。 但是，一次偶然的行为却使我走上了经商的道路。从1995年后半年起，我开始销售语言复读机，并且一开始就是省代理。两三年时间，我就成了“有车族”，并且在行业内是响当当的人物——“醋哥”（山西出醋）。经商了，行业不同了，我也多了一些感受。以前做学问时，看不起经商的，总认为经商就是卖货，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有什么意思？我们做学问的才高深。现在经商了，才发现经商不是那么简单的事。经商是实打实的，是“撬开驴口灌草药——不服不行！”而学问行当不都是这样，往往是文人相轻。写上一篇狗屁文章，就是“抱着秃儿叫乖乖——人家不爱自己爱！”我同时还发现，自己以前搞学问，发了文章要自己主动去告诉别人在什么级刊物上发了一篇什么文章，买好刊物后再寄给自己的亲朋好友，还不忘隔一段时间问人家看了没有。最伤心的是两个回答，一个同窗好友的回答是“我哪有时间看你那文章？”另一个是表哥的回答：“那能当饭吃呀？”而经商后，赚了点小钱，人们都知道，大家都很热情。这样一路走过来，我从经销复读机，到电子辞典，从电子辞典到读书机等等，在经商的朋友圈里大家把我当教授看，认为我有文化；在学问圈里，大家把我当商人，认为我有钱。就这样，狐假虎威，混了十多年。 这几年，随着年龄增大，内心深处的学术情结又开始发作。总觉得想写点东西。我和我们的潘院长开玩笑说：“我想当大学者，不想当小商人！”确实，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想的。在商界，我是小商人，比我干得好的人比比皆是。而在学术领域，我把自己的研究看得很重。在《世界历史》上发表那篇文章的时候，我已经建构了一个理论框架。那时我主要依靠的是分析推理，靠的是自己的跨学科的知识体系。而经商后，我又更多的了解了社会，更多的了解了实际，更多的了解了一些官场和商场的东西。因而，我的理解更深刻了。如果形象地比喻，说我当年写那篇文章时像是在浓雾中看清了一个人的身影，我隐约看清了他是谁。我现在就不仅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看他，把他衣衫和面容看得很清楚，而且还知道一些他的身世，和他交上了朋友。于是，我很有激情，我想把自己看到的和想到的东西写下来。 这次我不能再写文章了，我必须写书。因为，写文章是反映了一个高度，反映了一个侧面。而书却能反映一个体系，反映更全面的东西。文章受到篇幅、风格等等限制，而书却能随心所欲，信马由缰。于是，我铺开稿纸，开始了小河流水般的写作。写完一篇就自然想出下一篇，毫不费力，自然而然，不用参考，也不查典籍，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那感觉真是美。 客观地讲，我写这本书有许多得天独厚的条件。小时候读书，我的学科就比较齐全，尤其喜欢学习数学。文革后恢复了高考，我很轻松地考上了太原理工大学，在那里我学习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和化学。随后，由于当时文化环境的影响和自己兴趣的转移，我退学考入南开大学的世界史专业学习。在南开，除系统的历史知识学习外，我着重学习了当时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开始接触控制论。在当时学术界，还兴起了系统论研究的热潮。大学毕业分到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后，我着重学习了各个流派的心理学，学习了西方经济学，学习了遗传学以及控制论与社会机制方面的一些原著。还有一点比较幸运的是，我从小生长在农村，对农业知识比较了解，我觉得这对理解古代文明与农业革命是非常重要的。再加上后来的十多年经商和企业管理经历，使我对人生和社会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我觉得，如果没有我十多年的经商历程，我不可能写出这本书来。 关于这本书的价值，我是比较有信心的。在史学领域，人们一再喊着要建立历史研究的理论体系。但是现在，这套理论体系有吗？没有！史学理论或者说是历史哲学，它是普遍意义上的哲学吗？不是。哲学是研究存在于不同事物之间的共性的东西，而历史是要研究不同社会发展的特殊的面貌，完全不同的东西。当然，历史理论更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心理学、系统学、控制论和经济学这些东西。是有关系而又不同的，它必须超越这些东西，以这些现有的理论来构筑一个更美丽的大厦。可惜的是，我们的许多“建筑师”连这些必要建材都不太了解，又何以去建另一座美丽的高楼。不可否认，在史学界，有不少人还是有想法的，但是，他们的想法不是蕴藏在一些具体史实的研究之中，就是提出一些史学研究应该具有的视角和方法。 所以，不谦虚地说，我觉得我的这本书是有重大意义的。首先，它是一个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它从国界的形状到首都的位置，从边境线的力学分析到政权控制量的分析，政权的形式和不同体制的根源，都有论及。书中明确提出的命题和理论有：边境线是0力点；近代工业发展和国家第二条国境线的概念；均衡理论的普遍意义与社会的结构；“民主”与“专制”之间的连续以及民主概念的剖析；农业革命及工业革命的产生以及“树形理论”等。而这些理论的东西都是可以单独成篇或成书进行详细研究的，都是比较重要的命题。 关于这本书的写作方式，我是本着易懂和好看两个方面着手的。因为我觉得，再好再深奥的东西，如果别人看不懂，也是没有意义的。首先是别人对你的书感兴趣，“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不管门道还是热闹，都是对社会有益的东西。我非常感兴趣的是图文时代的到来。图文并茂，直观简洁，确实是读者的福气。我对书中的一些理论要点，采取的做法是“公鸡母鸡亲嘴——点到为止！”因为，懂的就是懂的，不懂的就是不懂的，过多的论述不能增加多少理解度，反而却直接影响了可读性，得不偿失。你可看看中国经典的一些论述，无论是孔子的《论语》，还是老子的《道德经》，有多少解释？ 总之，这本书是我的“小儿子”，从十月怀胎我就充满了期待。我希望他健康、活泼有内涵。他性格好，很多人都喜欢；他有深度，很多有学问的人愿意和他交谈。有了这个“儿子”我就够了。还是我们国家说得好：人口重在质量而不在数量！
李著鹏——天生的“两栖动物”，轻盈展翅于截然不同的领域之间。他是商人中的学者，象牙塔里的买卖人；理工科出身，却跳槽进入史学界：在辽远苍茫的历史中解说熙来攘往的现实，用活脱脱的现实案例印证赤裸裸的历史真相。嘻笑怒骂、幽默戏谑皆成文章。
《偷窥历史的底牌》尽显李著鹏先生有趣而深刻的“奇谈怪论”，博君一笑，发人沉思。
李著鹏
1960年7月1日生于山西万荣一个小山村。改革开放后于1978年考入太原理工大学，后因兴趣关系弃理从文，于1981年又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
历史研究从何开始？
我们究竟看到了什么？
从下面光溜溜的“人”中你看到了什么？
历史与人
婴儿的孕育与环境
自然·社会·历史
心理距离与实际距离
“文明”和文明古国
从“四大文明”到“四大河滩”
国家的理想边境线应该是正六边形
理想的龟裂与现实的国界
“尾大不掉”说明了什么？
——距离与力度
一个国家的首都应该在什么位置？
为什么理想的国境线不是圆的？
从小学生的班级情况到国土面积的大小
经济发展不均匀状况下的政权重心
天子守边和沙滩上的冷饮摊主
粮堆·边境·0力点
国土面积的大小与“控制四兄弟”
权力、利益和庖丁解牛
上树摘桃子
——权力和利益的关系
挂羊头卖狗肉与封建体制
小草和石榴花的对话
从西瓜价格和《马关条约》看均衡理论
“毛主席的话儿我最爱听”
孤岛之游
——历史的开始，自我的丧失
10000比10大1000倍
“请把那一群猴子杀了吧！”
——人的异化
易子而食和权力异化
悔不当初
——异化是一种普遍现象
权利异化的根源
——个人的利益性
狮子生不出野猫
——社会发展的速度到底取决于什么？
刘翔的速度，生产力的水平
特殊性的渊源与女孩的漂亮
小孩·玫瑰·一方面
猫把老鼠吃了
——什么是“黑箱”研究方法
研究历史与剥洋葱
历史学家应该是全才
“他大舅他二舅全是他舅”
——自然环境与外界环境
长大了的“一”字还是“一”字吗？
“不提这王八蛋不生气！”
——史学家与画家
像，目的是不像
钱，好东西
——物质利益：社会结构骨架
均衡理论与社会结构
自然环境与特殊的社会结构
和尚化缘
——抽象的要求与具体的供给
人体·旋涡·复印机
狗、导弹和控制
感觉思维：一种高等思维
“白马非马”
——特殊性是历史的核心
种瓜和种豆
——史学家应该有点生物学知识
“叶公好龙”说明了啥？
——特殊性：科学的核心
“桔逾淮为枳”
——特殊环境：事物特殊性的根源
“大跃进”还是“大跃退”
——兼谈系统学上的推理
语言这东西
——“协同”与“决定”到底啥关系？
潘金莲和正熵流
——“耗散结构”理论的核心是什么？
地震为什么那么可怕？
名=K·利
力比多？利必多？
利必多，何其多？
秦的统一与孙子兵法
“pioneer”的炮灰和秦始皇的无奈
小锅炒菜与大锅炖菜
贪污，面子和灵魂
一山不容二虎
从“臭老九”想开去
一个富翁在大街上被抢了
“知识分子”，说得太对了
基因和环境：谁说了算！
从长城到护照
从重光葵的那条腿说开去
“德先生”是谁？
德先生：不能自救
德先生他救：有个量的问题
狗狗·荆轲·武士道
大水冲了龙王庙
“家天下”就不好吗？
大唐的辉煌与不成熟之美
宗教的演变与环境的烙印
套圈圈，中国人的最好！
鸦片战争与边境线的延伸
势能、渔夫和第二国界线
水滴、大坝、势能的大小
革命乎？杀人乎？
按图索骥和老爸的理论
主人翁思想好不好？
苏俄体制为何落地东亚？
当事人和研究者
树形理论
后记
版权页：我到底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一个婴儿，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看到了历史研究的方法和切入点。在这个世界上，干任何事情恐怕都有一个“切人点”问题。抓住了这个切入点，就提纲挈领，事半功倍，一切都会很顺利。否则，就会没有头绪，不着边际，事情会很麻烦。历史研究也是这样。研究人，研究历史，要从这个受精卵说起。我们已经把它凝视了三分钟，在这三分钟里，我具体看到了什么？又想到什么呢？我有时感到很神奇，一个受精卵，它怎样就能形成那样复杂的生物个体。你看骨头、肌肉、毛发和皮肤是如此的不同，然而都包含着同样的遗传信息，都是同一个受精卵形成的。我们再看看人类的骨骼，为什么形成的结构是如此的一致？每个人的骨头为什么都是206块？而不是205块？眼睛为什么就是两个，每个眼睛都有眼睑和瞳仁，鼻子为啥是一个？为啥有着两个鼻孔，而不是三个鼻孔？手为什么是五个指头(划拳能出新招的六指除外)？五脏六腑为啥是那样的分工明确，排列井然而有序？如此复杂的生物信息就储存在一个细胞里，你说神奇不神奇！前几年，我们中国科学家参加了由美国人牵头的人体基因图谱绘制。尽管只分担了1％的工作量，中国人还是非常高兴。新闻媒体大肆宣传，政府和人民都兴高采烈。因为绘制人的基因图谱是一项非常复杂的高科技工作。图谱绘制的宏大工程完成了。但是，这些特定排序的基因到底怎样工作？恐怕还是更为奥秘的东西。就像我们已经明白了古代军事家是怎样布阵，各个兵种在军阵中如何排列，这是个静态的东西，好说。但一旦打起仗来，不同的兵种怎样反应？各兵种之间怎样协调？遇到不同的战场情况兵种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反应，你搞得清吗？更何况基因的工作情况要比这复杂千万倍！前些年，关于“干细胞”培植问题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争论。所谓的干细胞培植，就是既然我们反对克隆人，那么能不能把那个干细胞(相当于一个受精卵)培养成一些人体器官而为现代医学服务。但是，我总是觉得，细胞分裂和胚胎发育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由于细胞的分裂和胚胎的发育，引起了细胞外在环境的不断变化。而这个变化了的外在环境又引起细胞的细胞质处于不同的状态，从而引起细胞核内的不同基因发生了不同的作用，进而使细胞的分裂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因此，如果想人为地控制这个过程，不是让这个干细胞发育成一个完整的生物个体，而是朝着发育成特定器官的方向发展过去，我总是觉得有点“悬”。直到今天，虽然个别人在个别领域有所进展。但还没有听说有人用干细胞培育成完整的生物器官出来。话说回来，研究不出来也好。如果真像相声中说的，打开冰箱，里面都放着些心呀，肺呀，肝呀什么的，也够可怕的。所以，那个受精卵是个非常神奇的个体，它是一个神奇的小精灵。它虽然很小，但它内部已经包含着大量的生物学信息。只要环境允许，它就可以发育成一个婴儿。也就是说，这一个小小的细胞，已经包含了发育成一个人的全部信息。甚至，一些疾病都有遗传方面的渊源。也就是说，后天的疾病能从先天的基因图谱中找到根源。你说这个细胞它包含了多少信息。生物学的研究，病理学的研究，它能撇开这个细胞所包含的全部信息吗？
《偷窥历史的底牌》是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