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的建构

2011-10  

中央编译出版社  

王新颖◎主编  

346  

无  

　　总序　　海外当代中国研究丛书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海外中国问题研究急剧扩展，世界上到处都在述说着“中国故事”。2009年，英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马丁·雅克在他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一书中为我们描绘了“可能的未来景象”，提出“世界将按照中国概念重新塑造”；与此相反，2010年，美国国际投资分析师麦嘉华、华尔街著名对冲基金经理查诺斯、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戈夫等人纷纷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经济的泡沫即将破裂，中国甚至将走向崩溃。至此，关于中国的“统治说”与“崩溃说”在全球文化语境中各执一端、相互矛盾，这其中包含多少学理上的探究和现实中的策略尚待更进一步的讨论，然而，有一个事实不可否认：在当代全球体系下，“中国”已成为全球学者共同关注的热门词汇，“中国研究”正牵动着世界相关领域专家的问题意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编译局海外理论信息研究中心与中央编译出版社共同推出了《海外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力图让海外学者的视角、眼光更多地投射到我们的视界，使我们听到更多的来自世界的各种声音，而这种眼光与声音越真切清晰，越有利于我们的判断与辨析，同时也可以成为我们以多重向度理解自身的借镜。　　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结构已深置于全球范围的互动关系中，各个领域的跨国化进程使本土与世界的关系显得愈加紧密而复杂，作为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正在以某种有别于其传统功能的方式，全面介入当代世界的关系体系。而历史上两大阵营的关系模式，以及后来的三个世界模式、中心/边缘理论等都无法诠释当代世界的复杂图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何建构一个更为广阔开放的参照系，多向度地反观时代，主动寻求异质文明间的对话与精神资源，既是各国经历现代性进程中的共同命题，同时，作为现代性共同体，藉此过程辨清自身的方位也更显必要。康德曾用“先验幻象”的概念指涉一种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作为学术研究的文化使命，我们也有责任对某种封闭的执信保持警惕。今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在国内外一片赞誉声中，中国领导人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充满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同志警示全党：世情、国情、党情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面对“四种考验”、“四种危险”，中国共产党人需要更加理性地、更加包容地听取不同的声音，关注来自国内外各方学者的思想成果。这是一种开放的胸怀，更是一种自信的表现。海外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无疑提供了这样一重思想话语与认识维度，使我们有可能在固有的视域之外窥到自身的盲点，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自身所处国家的认识；另一方面，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上的差异，也有助于我们观察和掌握不同文明视角下的内在逻辑，从而更有效地思考自身相应的策略，同时，这种认识上的互补性也可导向多种精神资源共同面对和审理对于当代世界的多层意义的解读，进而与当代全球体系达成一种良性互馈。　　从某种意义上说，《海外当代中国研究丛书》的编纂既是基于现实的需要，也是当今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互文关系的表征：理论探讨已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复杂的现实问题之中，并将随着现实的变迁而更加全面地展开。在这套首批推出的丛书中，我们选取了如下四个主题：“海外学者论中国政治发展”、“海外学者论中国经济发展”、“海外学者论中国模式”、“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显然，书中所涉及的都是当下中国最前沿也最具现实感的重大命题，它们延伸并跨越了过去时代的震荡与沉思，同时，又面临并深入到全球互动关系的新型结构中。无论相对于自身的历史变迁抑或全球化的世界体系，转型中的中国已呈现出既断裂又重叠、既竞争又融合的复杂图景，因此，对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模式，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政策组织及自我建设等这些我们一向耳熟能详的范畴都需要被重新审视和界定，从而在新的历史语境和世界秩序中加以关照。　　可以说，《海外当代中国研究丛书》提供的是一个多角度的理论棱镜，所折射出的不仅是海外学者对于当下中国几个重要问题领域的观察与回应，同时，也从知识论、方法论的层面带来了多元化的问题线索和认识方式。丛书所选论著的诸位专家学者来自东西方不同的国度，分属于不同的思想派别，有着各自不同的经验背景和知识背景，所秉持的理念、意识也迥然有别。因此，其观点本身既包含着深刻的见地，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在观点与观点之间，既有共识，又有对立，既有交叉点，也有相悖处。事实上，这些又恰恰反映出问题对象的当下性与可讨论性。另一方面，在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甚至相互抵牾的结论之间，也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而对现实问题的理论阐发也的确需要经受这样的一种检验。就当代中国的发展轨迹与复杂结构而言，很难以某种单一固定的结论将问题进行整体性化约，因此，编选这套海外学者的学术论丛，我们着力呈现的正是这种丰富多元的论证角度和对问题的探寻过程，从而在比较宽阔的视域内发掘更多的可能性。将这些不同的研究成果并置于一个开放式结构中，既是对各种思想资源的审慎和包容，也力图为读者提供更多的参考与思维向度。　　我们看到，由中国引发的世界回响仍在持续，我们的丛书也将逐步拓展领域，成为一个陆续编选、出版的系列，以期更加多元化、多层面地展现海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思考语境。另外，该丛书所选文章的观点均为作者观点的客观呈现，不代表丛书编者的认识倾向。　　谨序。　　魏海生　 2011年7月5日于北京

　　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中国模式是否具有可复制性？中国模式前景如何？本书收录世界知名学者对中国模式的思考和发现，主要从“中国模式”的内涵、“中国模式”的经济维度、“中国模式”的政治维度和比较视野中的“中国模式”等四个方面加以阐释。所选文章均为外籍学者对中国模式、中国发展经验进行学术探讨的第一手资料，集中呈现了海外学界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细节。
　　《海外当代中国研究丛书》的编纂既是基于现实的需要，也是当今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互文关系的表征：理论探讨已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复杂的现实问题之中，并将随着现实的变迁而更加全面地展开。在这套首批推出的丛书中，我们选取了如下四个主题：“海外学者论中国政治发展”、“海外学者论中国经济发展”、“海外学者论中国模式”、“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显然，书中所涉及的都是当下中国最前沿也最具现实感的重大命题，它们延伸并跨越了过去时代的震荡与沉思，同时，又面临并深入到全球互动关系的新型结构中。无论相对于自身的历史变迁抑或全球化的世界体系，转型中的中国已呈现出既断裂又重叠、既竞争又融合的复杂图景，因此，对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模式，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政策组织及自我建设等这些我们一向耳熟能详的范畴都需要被重新审视和界定，从而在新的历史语境和世界秩序中加以关照。
　　海外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已经非常热烈，成果也很丰富，但是观点和分歧非常大。我们想做的是对这些研究进行归纳和呈现，使国内了解海外学界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细节，为国内学界把握住这一话题提供帮助。因此，这些整理翻译编辑工作既有分析上的实用意义，也有政策上的重要意义，这也正是编辑本文集的原因和目的。
　　这部文集主要收录了2007—2010年间发表的海外政治、经济学者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思考和发现。文章收录的原则首先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对中国模式、中国发展经验进行探讨的论文，短评、访谈文章不在本文集的收录范围内；第二，所选文章的作者均为国外出生的外籍学者，海外华裔学者的文章没有收录；第三，文集所选论文均来自国外公开出版物或会议论文，均为第一手资料。文集主要从内涵、经济维度、政治维度和比较研究这四个方面对“中国模式”加以阐释。

　　斯科特·肯尼迪（Scott
Kennedy），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和东亚语言文化系副教授、中国政治与商业研究中心主任。
　　马丁·哈特-兰茨伯格（Martin
Hart-Landsberg），美国刘易斯和克拉克学院经济学教授，政治经济学项目主任。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生于土耳其，美国俄勒冈大学“耐特社会科学讲座教授”（Knight Professor
of Social
Science），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革命史的研究，《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源》、《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等著作奠定了其在西方学界的中国研究权威学者的地位。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里克更将其理论著述的领域扩展至后殖民批评与文化研究，《革命之后：警惕全球资本主义》、《后殖民氛围》等著作令其跻身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界重量级学者的行列。
　　让-克洛德·德洛奈（Jean-Claude
Delaunay），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理论研究中心主任，马恩河谷大学教授。
　　赫尔穆特·彼得斯（Helmut
Peters），德国统一社会党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主持中国问题研究工作20年，曾作为民主德国的外交官在中国工作。
　　弗拉基米尔·波波夫，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莫斯科新经济学院教授，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欧洲、俄罗斯和欧亚研究所客座教授。
　　彼得·拉特兰（Peter Rutland），美国卫斯理大学教授。
　　阿什瓦尼·塞斯（Ashwani Saith），荷兰海牙社会研究学院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新德里人类发展学院客座教授。
　　姜明武（Khuong M.VU），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技术与经济政策项目官员。
　　马克·比森（Mark Beeson），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

导言 海外视阈下的“中国模式”研究
◆“中国模式”的内涵◆
北京共识的神话
中国发展经验的奇特性和可复制性
中国文明发展的新阶段：起源与前景
◆“中国模式”的经济维度◆
中国30年改革与经济发展经验
中国变化的图景
中国融入世界市场是否意味着“中国模式”的必然终结？
对中国改革经验的批判性评估
◆“中国模式”的政治维度◆
重访后社会主义：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
中国政治：在追求原有目标进程中的战略转变
◆比较视野中的“中国模式”◆
广阔视野下中国与俄罗斯的转型比较
后社会主义国家与新发展模式的变化：俄罗斯与中国的比较
中国与印度：不同绩效的制度根源
社会发展中的和谐与不和谐：中国与印度的经验比较
经济改革与绩效：中国与越南的比较研究
东亚的发展型国家：中国与日本的经验比较

版权页：插图：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结构已深置于全球范围的互动关系中，各个领域的跨国化进程使本土与世界的关系显得愈加紧密而复杂，作为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正在以某种有别于其传统功能的方式，全面介入当代世界的关系体系。而历史上两大阵营的关系模式，以及后来的三个世界模式、中心／边缘理论等都无法诠释当代世界的复杂图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何建构一个更为广阔开放的参照系，多向度地反观时代，主动寻求异质文明间的对话与精神资源，既是各国经历现代性进程中的共同命题，同时，作为现代性共同体，藉此过程辨清自身的方位也更显必要。康德曾用“先验幻象”的概念指涉一种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作为学术研究的文化使命，我们也有责任对某种封闭的执信保持警惕。今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在国内外一片赞誉声中，中国领导人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充满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同志警示全党：世情、国情、党情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面对“四种考验”、“四种危险”，中国共产党人需要更加理性地、更加包容地听取不同的声音，关注来自国内外各方学者的思想成果。这是一种开放的胸怀，更是一种自信的表现。海外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无疑提供了这样一重思想话语与认识维度，使我们有可能在固有的视域之外窥到自身的盲点，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自身所处国家的认识；另一方面，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上的差异，也有助于我们观察和掌握不同文明视角下的内在逻辑，从而更有效地思考自身相应的策略，同时，这种认识上的互补性也可导向多种精神资源共同面对和审理对于当代世界的多层意义的解读，进而与当代全球体系达成一种良性互馈。

《奇迹的建构:海外学者论中国模式》：海外理论信息研究中心（China Center for Overseas Social and Philosophical Theories）为中央编译局属信息研究机构。中心以中央编译局研究、翻译、信息资源为依托，跟踪、收集、整理、分析和研究海外专家学者在重大理论问题上，特别是在中国问题研究上的理论思考和观点，形成多种形式的研究成果，通过刊物、图书、网站等予以发布，供有关部门和理论界参考，为中央决策服务，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心致力于打造一支高素质、有影响力的专职理论信息研究队伍.同时欢迎国内外专家学者通过兼职等方式参与中心的工作。中心研究领域涵盖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和国际关系学，工作语言包括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日语等。中心致力于与海内外思想库、智囊团、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建立和深化联系，互派学者访问，共同举办学术研讨会，开展合作研究。中心同时致力于向海外推介我国有影响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增强我国理论研究成果和理论研究工作者在海外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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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汇编了外国学者关于中国模式的诸多论文中译文，其中有三篇纵论中国的发展经验，四篇讨论了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经济维度，三篇分析政治维度，另六篇则是比较研究。本书编者撰写了一篇导言，综述了国际文献中关于中国模式的代表性观点。尽管这些代表性观点的论文没有成为本书的章节，这一点有些令人困惑，但是本文集中的很多论文还是质量较高的。其中不少作者有较高的知名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森就不必赘言了，另外如经济学者诺顿、赛斯以及政治学肯尼迪等，都水平较高。本文集的文章，大多有一定质量，在学术研究中是可以引证的参考文献。

海外学者的评价仅仅只可以作为参考，当不得真的。

学习研究用的

选择的论文非常一般，可能是译者不是本专业的原因吧。这套书的定价虚高，不值得买，到图书馆浏览一下就可以了！

只有批评使人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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