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
2012-3
中央编译出版社
谭晓丽
206
243000
《和而不同:安乐哲儒学典籍英译研究》以翻译伦理学为理论支点，从全球化语境下儒学典籍跨文化交流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安乐哲及合译者儒学典籍的英译情况，以典籍英译史上译者们对待中国典籍的文化态度和翻译方法为参照，探讨了安译的时代背景、思想动因、文化认知及翻译特色。具体说来，该著作提出并解决了如下问题：在西方汉学发生了“中国中心观”之后，译者怀有怎样的文化目的从事儒学典籍英译？作为比较哲学学者，安乐哲等译者对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有怎样的整体认识和理论构建？译者对待儒学典籍采取了怎样的文化态度？他们又是如何在翻译的整个过程以及译文的各个部分、层面实现其翻译目的？这一过程包括译者对原作版本的选择，在序言、注释等副文本中的操纵，哲学关键词的翻译、原作哲学陈述的再现以及译作文体的选择。《和而不同:安乐哲儒学典籍英译研究》除了对安译进行描述性研究之外，更对他的译作、译法做出了明确的阐释和判断，提出全球化背景下“求同存异”的翻译伦理态度和“整体性”策略之下灵活多样的翻译方法，并总结了几条典籍英译的规则。
谭晓丽，衡阳师范学院外语系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研究、兴趣兼及比较文学、哲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中国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协会会员。主持三项省部级人文社科项目，参与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部级项目数项。在《中国翻译》、《外语与外语教学》、
《上海翻译》、《翻译季刊》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过学术论文20余篇。
第一章 引言
1.1 典籍英译与时代诉求
1.2 全球化语境与典籍文化翻译面临的问题
1.2.1 文本的多义与译者认知局限的矛盾
1.2.2 归化？异化？——文化翻译中的策略问题
1.2.3 规定还是描述？——文化翻译面临的伦理问题
第二章 典籍翻译与翻译伦理
2.1 伦理与翻译
2.2 伦理思想对译学范式的影响
2.3 《论语》英译——译者的伦理态度与翻译方法
2.3.1 以耶释儒——早期传教士的《论语》英译
2.3.2 关注异质文化的开端-20世纪初西方汉学家的《论语》英译
2.3.3 关注译作的流畅——海内外华人的《论语》英译
2.3.4 回溯原典的跨学科译著-20世纪90年代后的西方《论语》英译
第三章 安乐哲儒学典籍合作英译——视角、态度和方法
3.1 海内海外、褒贬各异——本研究国内外现状
3.2 翻译伦理与实践方法——本研究目的和内容
3.3 比较与阐释——本研究方法和意义
第四章 辨异观同——安乐哲与合作者的儒学关键词英译
4.1 儒学术语的创造性阐释和英译
4.1.1 追寻词汇真义
4.1.2 发掘现实价值
4.2 词多译——揭示儒学术语的多重意义
4.3 “道”之所以，“天”之所指——保留旧译和音译
4.4 小结
第五章 原作思维与译作语言——安乐哲与合作者儒典英译的陈述方式
5.1 汉思维的“过程性”与英语的“过程性”词汇
5.2 汉思维的“事件性”与英语的动名词结构
5.3 逻辑推理与表达方式
5.3.1 因果逻辑与审美逻辑——逻辑关联词的运用
5.3.2 汉思维的“关联性”与英语的语态和分词
5.3.3 汉思维的“动态性”与英语的动词、动名词
5.4 “道”的实用主义解释——《论语》译文的语篇连接
5.5 小结
第六章 哲学文本的诗性翻译
6.1 文质彬彬——保留原作的修辞特色
6.2 嘤嘤成诵——以语音传递语意
6.3 以诗译《诗》，重树汉语经典地位
6.4 小结
第七章 仰视抑或操纵——安乐哲与合作者儒典英译的副文本
7.1 版本选择与原文的连贯性
7.1.1 定州《论语》本——典籍的真实面目
7.1.2 儒家宇宙观——《中庸》文本的连贯解读
7.2 标题与副标题——哲学翻译的声明
7.3 前言——译者目的的表白
7.4 导言和附录——译本的纲领性文件
7.4.1 原文语言——翻译运作的起点
7.4.2 参照新儒家注疏——拔高儒学地位
7.4.3 引用其他儒家经典，互文见义
7.4.4 注释——理解译文的得力工具
7.5 小结
第八章 结语
8.1 和而不同——安乐哲与合作者儒典英译的总体评价
8.2 翻译与研究的合作——儒学典籍英译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后记
版权页： 第二章 典籍翻译与翻译伦理 20世纪以前，儒学经典的翻译主要是通过西方传教士完成的。之后，儒学典籍又经过西方几代汉学家或海外华人之手介绍给西方读者。由于生活背景、文化传统、语言习惯的殊隔，国外学者解读中国典籍，难免出现理解上的差错，更有一些历史、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误读屡见不鲜。因此，有学者认为典籍英译应当由汉语译者来承担，主要原因是“由于文化差异、历史原因等，英语译者很难对非母语的文化做出全面、系统和公开的批判和评介，那么他们所选择翻译的作品就很难代表中华文化的全貌。如果一切听凭西方译者自己选择、翻译中国的典籍，那么我们就会失去弘扬中华文化的自主权”。 以系统、准确地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典籍译成外文为目的的《中华大文库》总序中写道：“我们一方面对外国学者将中国的名著介绍到世界上去表示由衷的感谢，一方面为祖国的名著还不被完全认识，甚而受到曲解而感到深深的遗憾。……还有许多资深、友善的汉学家译介中国古代的哲学著作，在把中国文化介绍给全世界的工作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或缘于理解有误，或缘于对中国文字认识的局限，质量上乘的并不多，常常是隔靴搔痒，说不到点子上”。这些说法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外籍汉学家无法“忠实”地翻译中国典籍这位文化他者，无法担负起对原文文化的责任。不难看出，这些学者秉持传统的翻译观，将原作悬为绝对标准，要求译者传达作者之言，文中之意，不增不减，恰到好处。换言之，译者必须隐其形迹，还作品以历史原貌。此外，他们的观点还带有些许狭隘民族主义的意味，认为中国典籍只有让中国学者来译，才能“弘扬中华文化的自主权”。 在时间跨人21世纪，翻译研究的观念和范式不断更新的时代语境里，以上的观点都需要重新审视。首先，传统的以原作为中心，以“忠实”为标准的结构主义的翻译观已受到质疑和挑战，现代阐释学认为任何翻译都不过是译者的个人化诠释。描述翻译学把的一切翻译活动和产品（其中有许多不忠实于原作的译作）均当作研究对象加以描述，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翻译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改变了传统上“忠实”、“对等”的翻译观念。其次，如果说西方译者不能担任汉语典籍的翻译工作，就相当于否定了中国译者翻译外语作品的资格。因为，根据国际惯例，翻译的目的语应当是译者的母语。相对于中国译者来说，英语译者在表达上更具优势，部分译著在整体精神上更能体现原著作者的意图。例如，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有杨宪益、戴乃迭和戴维•霍克斯（David Hawkes）的两种英译本。黄国彬认为，霍译不但准确反映作者原意，而且比较符合英语的习惯用法。周珏良（1994：220—221）认为，“霍译本最大的好处在于它能传原书之神，读来往往使读者不觉它是翻译品。……若不是有Baoyu，Daiyu这两个面生的名字，读来简直像是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小说里的章节，可是同原文对读又可看出并不失原意，确是佳译”。
《和而不同:安乐哲儒学典籍英译研究》凝结谭晓丽博士数十年寒窗苦读的文化积淀和三余年的辛勤汗水。笔者博学广识，为读者奉献一部“典籍的哲学翻译”这样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著作，旨在为读者提供相关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