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国土地法研究
2012-11
法律出版社
森田成满
牛杰
无
《中国法律•历史与现实:清代中国土地法研究》从立法、司法及民俗等角度,对清代土地所有权问题以及围绕其所发生的纠纷解决进行了详尽考察和深入探讨。其主体部分分系由两篇长篇论文组成。第一篇是作者在1980年代出版的《清代土地所有权发研究》一书基础上,借鉴了其他学者的书评意见修改而成。作者试图通过探讨清代中国民地所有权的存在方式与民间的法生活的实态,来阐明民地支配的构造之全面面相。第二篇以坟冢之问题为视角,来探讨期间的罪与罚问题。
作者:(日本)森田成满 译者:牛杰森田成满,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现为星药科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清代法制史。
前言 第一节国土统治概观 第二节民地支配的考察方法 第一部分民地支配结构 序言 第一章民地所有权制度 第一节民地所有权的结构 一、所有权的主体和客体 (一)所有权的主体 (二)所有权的客体 二、所有权的效力 三、所有权的变动 (一)所有权的取得 (二)所有权的丧失 四、所有权的负担 第二节所有权归属的确认 一、所有权变动的确认 (一)所有权取得的确认 (二)所有权丧失的确认 二、所有权存在的确认 第三节民地所有权诉讼 一、听讼的实体性准则 (一)保护所有权的法理 (二)调整所有权的法理 二、听讼的程序结构 (一)听讼要件 (二)听讼的过程 三、处断的效力 第二章风俗中的民地所有权 第一节风俗的结构 第二节作为风俗的民地所有权的构成 第三节民间对所有权归属的确认和公示 一、缔约参加人的确认 二、未参加缔约者的确认 第四节民间对纠纷的处理及其与听讼的联系 一、民间对纠纷的处理 (一)契约的中证人和卖主的应对 (二)未参与缔约者的调处 二、民间对纠纷的处理与听讼的关联 结语 第二部分坟冢的法秩序 序言 第一节坟冢支配结构 一、有主坟冢的支配与无主坟冢 (一)有主坟冢的支配 (二)无主坟冢 二、围绕坟冢支配的听讼 (一)听讼的实体性准则 (二)听讼的程序结构 第二节侵犯坟冢的犯罪及刑罚 一、犯罪成立要件 二、刑罚结构 结语 《清代中国土地法》事项索引
版权页: 必须注意的是,为维护现状而起诉对方侵占的人所提出的一些支持主张的证据,有时会得到认可,成为抗辩的依据。首先就是根据族谱和碑文的记载宣示自己权利存在。(原书第174页)因同族人之间发生纠纷而宗族里的权威人物进行权利的再确认时,这些族谱和碑文就处于重要的地位。从叙述族谱不能作为与族外人争执的凭据的语句中,可以反方向推测出同族间的纠纷可以使用族谱:“两造所呈族谱,只可为私家敬宗收族之用,不能与外人为控争祖坟之凭。”(2) 与族外之人发生争执时,就产生了问题。族谱、碑文的制作目的是将同族内的重要事项传与后代,(3)与局外人对所有权变动和存在进行确认的制度没有直接关系。其宣示的事实可以说是自己过去的“事迹”,与占有的性质相同。虽与取得原因的性质不同,在听讼时却能发挥一定作用。对于为维护现状而欲驳斥对方侵占的人而言,提交族谱的记载作为支持其主张的依据能够得到承认;相反,想要改变现状的人,如果援用碑谱来作为依据则不被认可。前引条例规定,(4)只以碑谱为依据是不能取回土地的。为维护现状而驳斥对方侵占的人是否能够以碑谱为依据的问题,没有指明,可是,还是能够看出其中包含着认可的意思。沈衍庆任江西省安义县知县时处理的一个案件,为维护现状而以碑谱记载为依据驳斥对方侵占的主张得到支持。(1)这是杨姓起诉龚姓侵占的土地纠纷,属于异族间的争执,案件的处理参考了族谱。该案中,两姓都无契据,杨姓根据族谱,主张拥有所有权,与此相对,龚姓则以分家文书“分关”为依据。审理的结果是认定族谱正确,而分关则 因多处记载不明了而受到驳斥。(原书第175页)于是判决龚姓侵占,令其将土地返还给杨姓。龚姓所提出的族谱不能作为与异姓争讼之凭据,驳斥其主张的理由是,只有自己提出比族谱更强的证据时,才可以否认族谱的证明力。一般禁止援用碑谱,这是对前引条例的形式性解释,可是,有时也应采纳碑谱记载的内容,以碑谱为凭据审理案件。史料中记载有以碑谱记载作为起诉对方侵占的依据而被采纳的案例。沈衍庆任江西省鄱阳县知县时处理的一案,是兀姓与从邹姓购入山地的邹庆辉等人之间发生的地界纠纷。(2)庆辉等人以购买土地时所立契约中记载的四至为根据,兀姓以山图、族谱等为根据。审理结果是认定庆辉等人的契据记载有误,而依照兀姓的族谱进行裁决:“虽坟山例以契为断,碑谱不得为凭,然亦谱据之确与不确、契据之符与不符,自可准情度理,以定中正之衡。”想要改变现状者以碑谱作为所持主张依据则被禁止,例如前引沈衍庆处理的案子。(3)但该案的批词对洪姓为改变现状将土地变成自己的而以族谱记载为根据的主张进行了批驳,且对条例作出了形式性解释:“至家谱私刻,例更不得为凭。”禁止改变现状者以家谱为据,也许可以理解为条例本来的意思。
《中国法律•历史与现实:清代中国土地法研究》是清代民事准则的结构、民众对准则的期待、官方制度与民间秩序的联结点以及判决的正当性根据等方面,都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见解,视角新颖,资料翔实,更注意到国家制度与民间习俗的结合互动,是研究清代乃至传统法制土地问题的佳作。它不仅对我们理解清代的土地法秩序多有帮助,而且也为我们延伸思考中国近代以来的土地法问题提供了历史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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