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百年模式转换与文化冲突
2012-8
知识产权出版社
茹宁
228
237000
2004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美国国防部前助理部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出版了一本影响很大的书--《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他在书中指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经济、科技、军事领域体现出来的硬实力(hard power)，还包括因文化、价值观等吸引力表现出来的软实力（soft power）。“软实力”具有使他国心甘情愿去做自己希望它做的事情的力量，它将成为未来一个国家提高其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要素。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看法，使人们从关心领土、军备、武力、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地域扩张、军事打击等有形的“硬实力”，转向关注文化、价值观、影响力、道德准则、文化感召力等无形的“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近年来也进入了我国国家政策的核心议题。十七大报告中就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近期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门研究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提出了建设文化强国的一系列举措。作为民族精神与国家文化“领袖”的大学文化，无疑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之一，理应成为国家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了“211”工程、“985”项目，还提出了“打造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高水平大学的发展。可以说，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大学的学科实力、师资力量和物质资源等条件有了明显改善，也即“硬实力”有了很大提升。但是，相对于“硬实力”的快速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则显得有些滞后，这集中体现在中国大学“千校一面”的状况还未能改善，各个大学缺乏具有自身明显识别度的“品牌文化特色”。世界大学发展史已经证明，卓越的文化和先进的精神品位所催化出的竞争力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制胜之道，也是其保持长盛不衰的动力之源。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生一所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缺乏自身的办学特色和由此引致的文化软实力“疲软”，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近年来关于大学综合实力构成中软硬不平衡的问题，或者说，文化软实力滞后制约大学硬实力提高的问题已经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已经明确把“克服同质化倾向，形成各自的办学理念和风格”，“争创一流”作为中国大学未来发展的政策目标。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大学如何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和品牌文化，将决定着中国大学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及其今后在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位置。那么，中国大学的文化特色从哪里来？或者说，我们应该选择怎样一种路径来构筑中国大学的文化特色？这首先还要从大学文化的内涵与特征说起。大学文化是一个多层次和历史性的概念。从层次上讲，大学文化有三重内涵：一是大学精神，二是大学理念，三是校园文化。大学精神体现的是大学与民族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国大学所共有的核心价值体系，代表着大学最高的理想、宗旨和信念；大学办学理念是大学精神个性化的名片，选择怎样的办学理念，直接关系到一所大学能不能办出自身的品牌特色；校园文化则是实现大学精神和大学理念的直接手段，它通过学校的各种制度、活动和校园环境设施等，使大学精神与大学理念得以具体化。随着国家文化政策的推进，一些大学已经开始积极应对变化，着力探究大学增进文化软实力之道。例如，近年来一些高校大力推进的校风校训建设、校园文化改革、校史与大学传统的研究，等等，其目标都是要挖掘和塑造具有本校特色的大学品牌文化。这表明国内大学已经日渐清楚地认识到，大学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对于提升大学竞争力的重要价值。不过，需指出的是，这些研究还停留在大学文化的后两个微观层次，也即大学理念和校园文化的研究，相比之下，大学文化的宏观层次，即具有国家民族特色的大学精神文化的研究则显得不足，而事实上，离开了民族和国家文化的大前提，任何一所大学都是难以形成“世界一流”的“品牌文化”的。这就好比美国，尽管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千差万别，各具特色，但是，“社会服务站”的办学模式是它们的共同特征，而这一共同的特色是基于实用主义的民族文化传统形成的。由此可以说，民族文化特色的塑造是中国大学未来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必由之路，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大学“硬实力”的迅速提升，具有民族特色的大学精神的塑造就显得尤为紧迫，否则就会如西方学者所预言的那样：中国大学的快速发展很可能会遭遇“玻璃天花板”而陷入困境。从历史上看，文化是动态发展的，文化在历史的传承中不断地进行着自我更新。即使是同一国家、地域的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条件下，也会形成不同的文化形态，并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所面临的新的历史境遇，就是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强烈冲击，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由此成为贯穿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题。中国现代大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它“移植”了西方大学的办学模式，却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因此，中西文化之间的张力共同塑造着中国现代大学的生长轨迹。其间的文化冲突与碰撞，反映在中国大学的现代化进程中，就是曲折、反复的发展轨迹。当然，影响中国大学现代化进程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不仅仅有文化的因素，还有战争、政治、经济等因素。只是，以往大学界更多地侧重从政治、战争、经济等视角，来对中国大学的现代化困境进行解读，而缺乏文化传承视角的研究，尤其是从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发展思路，来考察中国现代大学的历史进程的研究就更为鲜见了。茹宁博士的专著《中国大学百年：模式转换与文化冲突》，从大学的精神文化层面和历史发展视角入手探讨了中国大学的现代化进程，可谓敏锐地把握住了中国大学文化研究中被忽略的一些问题。该书以清末以来一百多年的中国大学发展史为线索，探讨了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背景下的中国大学现代精神的塑造过程。贯穿全书的主线有两条：一是从西方大学对中国现代大学产生影响的视角，详细描述了中国大学在模仿日本、德国、美国、法国和前苏联大学办学模式的过程中，如何借鉴和吸收了西方大学的办学精神；二是从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视角，分析和解释了中国大学为何在现代化进程的不同历史结点上，发生了从仿日、到仿德、仿美、仿法和全面学习前苏联的频繁转换。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书指出，中国大学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由于不停地变换学习对象，导致了大学办学模式的频繁转换。而学习对象和办学模式的转换，实际是传统文化隐性选择的结果，即中国传统文化以怎样一种方式来选择融合西方文化，最终决定了中国大学以何种西方大学的办学模式为模仿对象。由此，模式转换的频繁程度实际是中西文化冲突程度的表征。作者在本书的余论部分提出了自己的结论性认识：中国大学百年来的现代化进程虽然以西方文化为显性主导，但却是基于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隐性运作的。大学办学模式的频繁转换和由此引致的大学现代化进程的曲折反复，其实隐含了中国大学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困境，同时也表明：以西方大学文化为显性主导，以中国文化传统进行隐性选择的路径是很难开辟出中国现代大学的创新模式的。这一结论对于我们今天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大学文化软实力构建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是颇具启示意义和参考价值的。历史与未来已经显示，21世纪将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时候，具有民族识别度的国家文化将是中国未来提升国际地位和扩大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支撑，而传统文化则是这种民族文化特色的主要来源。因此，沿着历史的脉络来考察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大学的影响，并思考其在当代大学精神中的重塑，将成为高等教育发展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以一个什么样的大学来塑造国家，把一个什么样的大学带向未来、带向世界，这既是国家政策战略的重要部分，也是理论创新工作的重要内容。所以，该书所研究的主题是持续开放的，其研究的意义还需置身于未来研究对象的发展过程之中，基于此，我期望这本书所提出的问题能够引起高等教育理论界进一步的关注、探索和争鸣。闫广芬2012年7月
中国现代大学是近代随着西学东渐，从西方移植而来的舶来品，肇始于晚清建立的京师大学堂。自此以后，在百余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大学相继经历了移植和模仿日本、德国、美国、法国和苏联大学办学模式的过程，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经历如此频繁的模式转换，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都是罕见的。本书对这种模式转换的过程进行了历史的梳理和描述，并在此基础上主要从文化差异和办学理念的视角对近代以来大学模式的转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探讨了日本、德国、美国、法国、苏联各国大学办学精神的特征，以及它们与中国传统学术观念的冲突和融合的本土化过程。
茹宁，女，1975年生
，河南省新乡市人。1997年于哈尔滨工程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2000年和2007年于南开大学分别获法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教育哲学和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近年来在《人民日报》、《比较教育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江苏高教》等报刊上发表文章20余篇，出版专著《国家与大学关系的哲学分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参编著作3部，主持或参与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10余项。
绪论
第一章日本：“中体西用”与“以日为师”
——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及其现代化困境
第一节“中体西用”思想的确立与晚清高等教育改革
一、从天文算学馆之争看“中体西用”思想的萌发
二、京师大学堂的创建与“中体西用”思想的确立
三、“中体西用”思想与清末高等教育改革
第二节“以日为师”：日本对清末高等教育的影响
一、取法日本的改革思路的形成及其原因
二、日本对清末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影响
三、癸卯学制：日本模式影响的制度化体现
第三节“中体西用”与京师大学堂的早期现代化
一、“西用”观下的现代大学制度之发轫
二、“中体”框制下的现代大学精神之缺失
三、“中体西用”与京师大学堂现代化之“困境”
第二章德国：模式的移植与理念的本土化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第一节德国高等教育模式的输入与影响
一、花之安的《德国学校论略》与德国教育的早期输入
二、德国高等教育模式的移植与探索
三、《大学令》：德国大学理念制度化的初步尝试
第二节蔡元培大学理念的形成与影响
一、教育救国：蔡元培留德之始因
二、从教育救国到学术兴国：德国大学对蔡元培的影响
三、蔡元培的学术观与中国大学的现代转型
第三节北京大学的改造：德国大学办学理念的实践
一、“研究纯粹学问”：大学性质的重新定位
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大学办学理念的厘定
三、“健全人格，发展个性”：大学育人观念的转变
第三章美国：模式的移植与理念的本土化
——郭秉文与东南大学
第一节美国大学模式在近代中国的导入
一、传教士与美国模式的早期导入
二、留美学生群体的崛起与美国模式导入的高潮
三、《壬戌学制》：美国模式导入的标志性成果
第二节杜威的实用主义：美国大学理念的导入
一、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传入
二、实用主义大学理念对近代中国大学的影响
第三节东南大学：美国大学办学理念导入的成功个案
一、“社会服务站”：美国大学办学精神的贯彻
二、责任式自治：美国大学学术自治模式的导入
三、“寓师范于大学”：美国综合性大学办学模式的效仿
四、“通才与专才平衡”：美国通识教育理念的实施
第四章法国：模式的移植与理念的本土化
——大学院与大学区制改革
第一节法国大学模式的特征及其“植入”
一、法国大学办学理念与模式特征
二、民国时期法国大学模式的“植入”
第二节教育独立思潮：大学院与大学制改革的理念支撑
一、教育独立思潮的形成与影响
二、教育行政独立讨论与大学院、大学区制改革的构想
第三节大学院与大学区制试验的困境与反思
一、大学院与大学区制的实施及困境
二、法国模式本土化困境：大学院与大学区制改革之反思
第五章苏联：模式的移植与理念的本土化
——从“全面学苏”到两次“教育革命”
第一节全面学苏：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移植”
一、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形成及特征
二、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全面移植”
第二节“延安”高等教育模式的形成与特征
一、延安高等教育模式的特征
二、湖南自修大学：延安模式的来源
三、实践论与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模式的合法化
第三节两种理念的冲突：苏联模式在中国的本土化困境
一、苏联模式与延安模式办学理念的冲突
二、苏联模式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及困境
余论
主要参考文献
中国是一个文化历史悠久的古国，其高等教育历史同样源远流长。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就已出现有“大学”之名的教育机构了。据《礼记·王制》所载：“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这些机构已有专职官员充任教师并传授礼、乐、射、御、书、数。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各种人才和文物典籍流散民间，官办教育衰落，私立教育兴起。对我国教育影响深远的孔子私学开辟了著名的启发式教学；以“百家争鸣的园地”而闻名东方世界的稷下学宫，比性质相近的古希腊柏拉图学院早了20多年。汉代以降，尽管封建王权多次更迭，但是，作为维护封建统治工具的官办高等教育却获得了延续性发展，并在形式上、体制上不断走向完善：中央官办大学始创于汉代，名为太学；西晋以后，于太学之外又增设了国子学；从隋唐开始设立了管理官学的专门机关--国子监，国子监是大学的总称，其下分为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元代分设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明清时期统称为国子监。官办教育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主流，尤其是太学、国子监等，作为国家最高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在封建社会享有极高的政治地位和学术威望。在官办高等教育之外，民间私学的传统也得以继承。唐末至五代期间，战乱频繁，许多读书人避居山林，模仿佛教禅林讲经制度创立了书院，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在宋元时代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北宋还形成了名噪一时的四大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明清时期的书院日益官学化，并逐步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清末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书院逐步退出了中国教育的舞台。书院绵延一千余年，它所发展的定期集会、自由讲学、质疑问难等学术研究方式，成为中国悠久的高等教育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综上所述，中国从西周开始就有名为“大学”的教育机构出现，而之后相当于“大学”的教育机构，更有诸如太学、国子监、书院等的多样化、制度化发展。但严格意义上讲，这些中国传统大学并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大学。我们今天所谓的大学是近代中国在外国列强入侵、国家民族面临严重生存危机的社会背景下，本着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知识技术的宗旨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一种教育组织。中西这两种大学组织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孕育生长，它们在办学性质、内容、功能和组织形态等方面存在着根本性差异，是两种完全异质的教育组织机构。正因为如此，我们把今天大学的源头追溯到欧洲中世纪大学，而不是具有更悠久传统的中国古代大学。中国传统大学基本上是依附于政治权力而获得发展的，而西方大学则植根于市民社会所培育的相对独立、自由的文化土壤之中。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形成了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传统，历代君王集立法、行政、司法大权于一身，凭借高高在上、不受限制的皇权侵吞和同化了社会。所以，“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体制，仅有‘国家’而无‘社会’”。国家权力的触角因而能够深入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当然也包括教育。中国传统大学就是依据外在的政治权力所赋予的合法性和规定的发展轨道而向前发展的。相比之下，西方君权从产生之日起，就受到教会、封建贵族、市民阶层等诸多权力因素的制约，而从未以一种排他性的优势取得对社会的专断权，因此，西方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先天的”分疏空间，而形成了“不根据政治国家来规定社会”的固有观念。与国家专权相制约的市民社会，不仅催生了建基在私人财产权之上的私人自治领域和公民的自由意识，而且培育了一个独立自主的以公共理性为核心的社会公共领域。西方大学就是扎根于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这片社会公共领域的“青坪”之上，而能够依照自身的内在规律性相对自主地演进。正是这种完全不同的生长环境和演进逻辑，造成了中西大学的根本性差异。……
有一定的学术性
冲突在所难免